伊拉克战争与地缘政治的复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拉克战争前后的国际媒体与国际学术界、评论界在诠释这场战争以及战争将如何影响世界局势时，使用得最多的范畴之一，要算是“地缘政治”。冷战结束以来的10余年中，可以发现有两次使用“地缘政治”这一范畴的热潮：前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与1991年的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媒体与学术界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地缘政治大变动；这次伊拉克战争乃是第二次。为什么在2003年春天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背景之下，“地缘政治”热重又复起呢？伊拉克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变动？而这样的一场地缘政治变动动因何在、具有什么特点以及它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的未来走势呢？本文试图运用当代地缘政治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则与基本命题，对伊拉克战争的前因后果及战后世界的演化作一番构勒。
一、为什么可以用地缘政治学来解读伊拉克战争
地缘政治学，学术史上也可以被称为“地理政治学”，是从空间或地理环境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或者说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空间配置的一门学科。该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早期的地缘政治学偏重于强调地理空间的决定因素，但经过“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和“空权论”等理论的演变与不断修正，逐步摆脱了狭隘地理因素的束缚，在对西方国家制定对外战略方面起着重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进一步表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势头。其一，继续延袭以往地缘政治研究的传统，以海权、陆权、中心、边缘等地理区位的战略意义与功能来作为构建大国战略的基础与出发点。其二，随着战后世界对经济的强调，地缘政治与地理经济，特别是与能源与交通枢纽产生交叉，使得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更加趋于务实。其三，由于战后各国进一步涉足海洋事务，特别是由于当年美苏的海洋争霸而使得海洋以及与海洋有关的战略问题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方向。最后，随着上世纪60年代后科技革命的发生，以及科技革命背景下行为科学的崛起，使得地缘政治研究不仅是一门传统学科，而且也与心理学、系统论等多门新兴学科交叉，成为现代认知学科的一个重要门类。
尽管当各国学者在提及“地缘政治”这一范畴时，所指不尽相同，但在笔者看来，综合各家各派之说，以及考虑到诠释有关问题之所用，一种切实有效的地缘政治研究至少大体上应指涉以下3个方向的基本内容：
第一，从传统上说，由于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是国家战略与空间区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怎样的地理区域会成为大国间竞争的枢纽地带就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关键。就像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强调“陆权说”，以及美国地缘政治学家马汉强调“海权说”那样，地缘政治学需要确定在不同历史条件与不同的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之下，怎样的地理区域得以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国家战略的主要目标。
第二，从地缘政治学的眼光来看，国家间政治总体上可以表现为两个方向相反的过程。一个过程是由于国际力量发展的不均衡而引起的大国力量的聚合与发散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可被称为是称霸过程。这个过程乃是称霸一方的战略控制与影响、管理体制从本土到域外的移植扩散以及思想文化辐射的空间扩展过程。而另一个过程乃是对于大国称霸过程的合纵联横式的抵制消解过程。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地缘政治过程有时也被称作“标准地缘政治过程”与“替代地缘政治过程”（注：［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8页。）。大体意思是，前者是一个以霸权国家的实力、体制与思想向疆域之外推行“标准化”的扩张进程；而后者是力图取代霸权，对上述过程进行阻遏，或者是在扩张间歇期乘隙得以替代的势力均衡过程。显然这两个相反的过程在当代条件下不光表现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心理等多种因素的错纵交织，而且表现出扩张与聚敛、整合与分化的互相交替与互相交错。
第三，如果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地缘政治研究已经被大大地人文化的角度出发，那末当代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具有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人类福祉的功能的知识门类，它所提供的不应只是大国争霸的理论工具，而理应是推动国际社会和谐发展、繁荣进步的思想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地缘政治角度构想未来国际社会以怎样的空间组合与建构来实现大国关系的协调发展，怎样使得非均衡发展的大国力量能够在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空间关系中得到均衡，怎样使得各各相殊的利益与理念能够在互补互利、生生不息的国际共同体中得以实现，这应该是各国，首先是各大国在构想未来国际战略时的基本出发点与长远利益之所在。
地缘政治研究所着重关注的上述这3个方面，在伊拉克战争的全过程中不光成为各国争议的重点，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表现为各国的对外战略实践。其一，伊拉克之所以成为大国战略争夺的焦点有着鲜明而深刻的地缘政治动因。其二，伊拉克战争中主战派与反战派之间的角逐恰恰是展示了“标准地缘政治过程”和“替代地缘政治过程”这两个相反的地缘政治进程。其三，伊拉克战争在各种国际力量得以显示，各种矛盾较为充分地得以体现的背景之下提供了一个构想未来大国关系组合空间的难得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用地缘政治学说解读伊拉克战争的原因所在。以下分别从上述这3个方面来展示尘埃落定的伊拉克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这场战争为我们所带来的启示。
二、从地缘政治看伊拉克战争发生的原因
在当代地缘政治研究中，国际战略枢纽地带从来是地理空间、物质资源、战略态势、政治考量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的对象。而且，地理空间的环境条件已经不只是一种纯粹外在客观的存在，而是与对地理空间的主观理解，特别是与对战略枢纽地带的主观认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拉克战争的发生不光有着诸多的原因，而且是诸多原因相互作用而紧密关联之下的产物。
首先，大概没有人会怀疑伊拉克战争的发生与对石油资源的竞争有着直接的联系。就石油资源而言，其一是人们被告知，今后的几十年将是人类采掘石油资源的能力达到顶峰，尔后，随着石油资源储藏量的减少而将逐渐进入一个石油资源的短缺时期。在人类还没有能够成功发现其它能源替代物，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对能源需求势必将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种对能源前景的判断不能不使战略家们对石油生产产地垂涎三尺。尤其是在伊拉克已经成为紧随沙特阿拉伯之后的石油储藏量属世界第二的情况之下，对伊拉克的关注，当然是相当符合逻辑的。其二，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的美国，它对石油的浓厚兴趣，还直接来自于小布什政府官僚政治结构的特点，也即小布什政府中100位最具影响的官员中，一半以上与石油公司和军工企业有着直接经济利益。其中包括小布什总统本人，也包括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商务部长埃文斯（注：［俄］阿列克谢—叶菲莫夫：《布什政府的石油公司与军工企业效力》，《独立报》2003年4月2日。）。尤其是在共和党本届主政任期之内，可以明显地发现美国外交被前所未有地“私有化”了。根据美国学者的介绍，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敢于这样把国家战略与私人和企业集团利益如此不加掩饰地直接挂钩。其三，在“9·11”事件之后，美国石油来源多元化的直接目标，就是企图找到沙特阿拉伯的替代者。据沙特阿拉伯前石油大臣亚马尼的判断：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要减少对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依赖。因此，伊拉克自然成为首选之国。
其次，伊拉克战争的发生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背景之下寻找民主改革试验地的一次地缘政治努力。一方面，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政治影响在美国逐渐上升。“历史终结论”式的自由民主主义世界观加上托落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式的精神感召构成为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劲理念。小布什执政以及小布什周围以新保守主义者为核心的梯队的形成使得这种意识形态获得了一次绝好的实践机会。而“9·11”事件的发生，又使得美国国民心理骤然膨胀，成为小布什政府实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伊拉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依然是中东地区具有最大军事作战能力的国家。因此，美国始终怀疑阿拉伯地区此起彼伏的反美恐怖袭击与拥有伊拉克政权有着密切关联。同时，萨达姆家族专制统治之下的伊拉克，特别是敢于宣示自己能够获得民众100%支持率这样的对西方民主的嘲弄，大大刺激了美国铲除萨达姆政权的欲念。
当“9·11”事件之后，美国有机会把反恐与民主改革这两项任务相互联系起来，特别当美国把中东地区作为首先“整治”的对象之后，伊拉克成为美国继征战阿富汗之后的首选目标，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了。
当然，伊拉克战争的发生，还在于美国更大的战略图谋。冷战终结之后，无论是美国企图对全球战略态势实施更大的干预，还是相反表现出退居本土的孤立主义倾向，都无法改变一个根本性的地缘政治态势，也即美国始终是以处身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安全岛的地理区位与欧亚大陆发生着关系。冷战期间，美国是通过它与其盟友的一系列战略结盟关系，比如北大西洋公约，并且凭恃其雄踞第一的经济霸主地位来掌握欧亚大陆事务。而欧亚大陆的基本态势是，欧洲、原苏联与中国分别处于战略抗衡状态。
冷战结束之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一，欧洲的整合与崛起成为冷战后欧亚大陆最为深刻最为值得关注的地缘政治变化。1992年初马斯特里赫特协议所规定的欧盟一体化进程，不光是立足于在全球化挑战背景之下形成对外抗争的统一实体，而且，由两德统一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失衡，也必须由欧洲联盟的进程来加以消化和解决。于是，在内外两种动力推动下的欧洲一体化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二，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古老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之下延续20多年的高速稳定增长与发展，显示了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巨大的发展潜能和对未来世界的巨大影响。尽管中国的战略家们从来没有过分乐观地自我预期，但美国朝野舆论都把中国看作为今后15-20年中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经济大国。其三，尽管是一个于衰落中刚刚开始复起的俄罗斯也表现出潜在的发展势头，摆脱了旧体制的桎梏，以及经过10年转型的磨砺，俄罗斯显示出更为成熟与自信的态势。一方面俄罗斯是一个世界独有的资源大国，另一方面曾经作为超级大国的经验也为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欧洲、俄罗斯与中国在冷战后的不同程度的崛起不光被人们以“多极化发展”相称许，而且，科索沃战争之后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动态是，欧、俄、中之间出现了更多程度不等的合作与交往的吁求。正在出现的一个并非一定是来自主观愿望，但确是势不可免的客观发展趋势，乃是人们寻求在唯一超级大国欲求主宰世界事务背景之下的相互支撑，在各方都既保持并深化与美国的合作的同时，谋求抵御霸权与单边主义干扰的多边合作网络。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从逻辑上说，与其说是对付伊拉克可能形成的对美国的不期打击，还不如说是为了应对正在欧亚大陆上，特别是欧盟、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可能形成的合作网络。这个合作网络即使不是出于“共同抗衡第三者——美国”的目的，也多少给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掌控带来不便。至于为何选中伊拉克来实施美国掌控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意图，其理由也很清晰：伊拉克既是向欧洲和亚洲输出它们极其需要的能源的咽喉要地，同时也是从战略上联结欧、俄、中3地的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地带”的关键部位。可谓是打击了伊拉克，便可牵一发而动全身。按照地缘政治学上经常沿用的公式：如欲掌握世界，必先掌握世界岛——欧亚大陆；如欲掌握欧亚大陆，必先掌握中东。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可见美国出击伊拉克远不止石油利益和输出民主的动因，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地缘政治背景的一出大戏的序幕而已。
三、伊拉克战争与大国间的合纵连横
如果说，伊拉克成为“9·11”事件之后美国对外扩张中一个地缘政治的聚集点，那么，伊拉克战争本身则反映出了迅速形成中的两个方向相反的地缘政治过程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即一方面是，在帝国式战略导引下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其战略影响于“9·11”事件之后在欧亚大陆的迅速扩展。美国从入驻中亚始，然后出兵阿富汗，最近则是攻战伊拉克，并伴之以一系列军事结盟与外交攻势。虽然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远非美国欧亚战略的全部，但亦鲜明描画出相当典型而又富于特色的扩展过程中的“标准地缘政治过程”。这一过程的特征在于：其一、崇尚以实力推行空间的扩张与控制；其二，旨在构建以美国为领导的罗马帝国式统治；其三、美国式帝国的统治语言是民主政治；其四，以先发制人式的反恐战略作为其扩张战略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前所未有的反战阵营也以鲜明的态势表现出了相当典型的“替代地缘政治过程”。也即其一，通过欧亚国家间的合纵连横，联合反战并反对帝国式的单边扩张；其二，虽然伊拉克战略中主战与反战力量差距悬殊，但联合反战的意向却相当高涨；其三，欧美之间，包括所谓“新”、“老”欧洲之间在战争过程中间的内部分岐具有广泛背景，明显的地缘政治特征则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从所谓“标准地缘政治过程”来看，主战一方的美英联盟地缘政治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首先，从军事上说，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核优势、世界上占绝对控制地位的空军、唯一真正意义上的远洋海军和独一无二的能向全球任何地方投送军队的能力。美国用于军事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是仅次于它的6个大国的这项经费总和的3倍多。作为军事力量背景的美国经济实力，超过仅次于它的日本的经济总量的2倍。从体制上说，美国不可能发生类似于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长期衰退；从创新能力上说，美国研发费用相当于最接近于它的其他7个最发达国家的总和（注：［美］斯蒂芬·布洛克、威廉·沃尔福思：《全面衡量美国的霸权地位》，《外交季刊》2002年7/8月号。）。尤其是美国本土的区位政治优势，也即地处欧亚大陆之外安全岛上的美国可以相对自由地决定与它自己的结盟关系，而不象法、德、俄诸国在结盟关系上较多地受到先天周边环境的制约。伊拉克战争的迅速结束不光显示了美国的物质实力优势，而且表现其战略运用的成熟与领先程度。一场以远程监控与精确制导武器密切配合，辅之以地面军队与空中力量的协同作战，并且以心理战、宣传攻势相配合而迅速取得的胜利不能不使人承认，美国在物质力量领域所拥有的优势不是当今任何国家在短期之内可以赶超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英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得手不光缘于其先进的军事战略力量装备，而且，同样受惠于其已经构思多年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原则的鼓动。概括地说，这些思想理论原则包含有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类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例如说保守主义的民主自由主义原则。这里既有来自于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定冷战后国际社会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行将终结，而且这种理念还受到托派“继续革命”思想的浸润；另外还有广泛争论中的关于国家主权问题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美国式解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提出：传统的主权观念正在受到来自全球化、来自主权的自愿让渡、来自弱势国家需要外来帮助等全方位的挑战，因此，出于制止种族屠杀、反对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的目的，可以超越传统的主权不可侵略的观念（注：［美］理查德·哈斯：《主权：现有权利和演变中的责任》，这是理查德·哈斯于2003年1月14日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的一篇讲话。）。
第二类是属于对国际社会发展态势的基本战略判断，比如“文明冲突”论。尽管无论塞缪尔·亨廷顿本人，还是罗伯特·卡冈等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对“文明冲突”理论的适用性都相当谨慎，但是这一理论还是成了相当部分美国民众解读世界事务，特别是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时的思想范式。此外，近年来运用帝国理念来诠释目前美国超强地位的理论主张也大批出现。其中既有为帝国秩序歌功颂德的，也有鼓动美国放弃顾虑公开承认其帝国抱负的。斯蒂芬·罗森认为：“美国帝国这个概念……可能非常符合……21世纪”。《美国帝国》一书的作者安德鲁·巴切维奇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已经变成了帝国，问题是（美国人）想象他们的国家变成哪一种帝国。”（注：［美］尼尔·弗格林：《不敢说出名称的帝国》，《星期日泰晤士时报》，2003年4月13日。）
第三类是属于对外交往中行为准则问题的演化。比如，对“先发制人”权利的确认不仅见诸于2002年10月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且如哈斯等人所称：由于毁灭性武器的增多和一些流氓政权的意图难于识别，因此，要使“先发制人”这一“自卫原则适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威胁”（注：［美］理查德·哈斯：《主权：现有权利和演变中的责任》，这是理查德·哈斯于2003年1月14日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的一篇讲话。）。此外，利用“9·11”事件所造成的创伤和业已形成的国心心理基础，鼓吹美国政府在对外行为中“需要安全的行动自由”（注：［美］法里德·扎卡里亚：《傲慢帝国》，《新闻周刊》2003年3月24日。），并正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抛开联合国而独断专行的军事行动。尽管上述为美国单边主义行为辩护的诸多理论发挥大都是牵强附会，但是在国际社会还尚未对之进行充分全面的理论批评的情况下，美国式的理论解读在伊拉克战争进程中对鼓动美国国内民众，甚至包括进行海外宣传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盟的另外一个重要战略，是运用灵活结盟的方式，分化反战阵营，特别是对所谓“新欧洲”因素的运用，使之成为欧亚地缘政治版图中的一枚楔子。“新欧洲”国家的出现，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至少是表明美国很善于在欧盟内部，以及在法德与俄罗斯之间进行分化离间，瓦解反战阵营。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已经确认，它可以自由地选择战争对手和自由地选择发动战事的理由。
尽管美国在伊拉克战事中尽显优势，可以说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军事胜利还会在各个领域发挥其后续效应。但是，从长时间看，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多长时间上能够维持其优势，还是一个相当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美国所信奉的实力原则能否确保其繁荣与安全呢？按照约瑟夫·奈的判断：尽管美国的实力无可比拟，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技术革命飞速发展的时代，仅凭一个由个人组成的集团就能够造成比日本人在珍珠港造成的更大的损失。……因此军事能力再不足以确保我们整个国土的安全这正是那些单方作战者没有考虑到的”（注：［美］约瑟夫·奈：《美国将需要盟友》，法国《问题》周刊2003年3月28日。）。其次，美国的国家实力能否支撑其军事力量的长期海外扩张状态呢？目前美国学术界有两大担心，其一，美国经济学家最大的担心是，在美国面临对外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赤字”局面下，美元能否保持其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从而继续大规模地从海外吸收资金。一个在冷战结束之前所未见的，既是潜在、但也非常现实的挑战，是欧元的崛起可能会成为海外资金的又一巨大吸纳器，从而逐步地在未来与美元形成鼎足而立之势。甚至与帝国时期的英国不同，当时英国向全世界输出资本，而如今美国则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其二，从更为长远的时段来看，美国政治学家甚至担心作为美国经济支柱之一的信息产业是否能够长期成为美国的动力，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势必对形成于工业革命时代的共和民主制度发起挑战，一个相当深刻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过程将会到来，美国能否在这样的深刻社会变迁中保持繁荣与稳定？再其次，在伊拉克战争进程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意识形态与思想理论原则事实上是美国霸权中的一种软权力；但是缺乏道义基础和信任感的任何意识形态与理论都是难以发挥持久影响的。《外交季刊》前任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美国藉此可以拿下伊拉克，“但是如果美国政府认为一场成功的战事就会使世界迅速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而广泛的不信任和怨恨中恢复过来，它就错了。……使世界各地的人最最担心的是生活在一个由一个国家——美国——决定发展方向和控制的世界上。他们已经对我们感到非常怀疑与害怕”（注：［美］法里德·扎卡里亚：《傲慢帝国》，《新闻周刊》2003年3月24日。）。最后，从现代地理资源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强权都必须有其相应的制度与组织形态来加以维系。就像国家的权力必须要有国家体制加以保障，国际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强权也需要有国际规模上的体制或组织形式加以支撑。而如今美国所面临的恰恰是双重困境：小布什既要在国际社会中强调美国国家利益优先，但恰恰是他自己又通过伊拉克战争向威斯特伐里亚的国家主权体系挑战；小布什既要追求全球领导权、但又与几乎所有主要的国际组织的关系发生了问题。在伊拉克战争中联合国被抛在一边，世界贸易组织于2003年5月刚刚确认了欧盟向美国提出的40亿美元的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美国的作为表示不满，几使美国想要退出，甚至北约在内部分裂的情况下也不曾以整个组织表示对美国发动战争的支持。这些与50多年前，美国通过上述国际组织号令天下的局面已经全然不同。人们难以想象，一个缺乏国际组织体制支撑的全球强权能够得以持久。
伊拉克战争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也许不是伊拉克，而是北大西洋公约中发生的“地震”（注：相兰欣教授于2003年4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伊拉克战争后的地缘政治形势研讨会”上发言中提出的上述观点。）。法、德、俄坚决的反战态度鲜明地凸现了在“标准地缘政治过程”发生作用的同时，欧洲主要大国联合抵制霸权、反对战争的“替代地缘政治过程”也同时在聚集力量，并对前一个过程进行牵制。这样两种地缘政治过程相反而行有着以下4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第一，是美国（某些问题上包括英国）与“老欧洲”法、德的争论。对于这场争论人们可以作各种角度的分析，这里既有石油利益的分歧，包括对阿拉伯世界的不同态度，也蕴含着国内政治利益的考量，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基于对未来世界构成的不同理念。也即一个过去几个世纪中饱经战争创伤的“老欧洲”，比较主张未来世界在多元权力制衡空间中的运行，而不主张美国式的以等级制的金字塔结构来垄断世界事务。
第二，是美国（在某些问题上也包括英国）与法、德、俄这3个欧洲最强大的大陆国家之间的纷争。如果说，前一个分歧较多的是理念与政治文化的纷争的话，那末在这一层面上则更多地带有地缘政治的色彩。让美国众多政治家跌破眼镜的是，在“9·11”事件中刚刚与美国修好关系的俄罗斯，这次也立场鲜明地站在反战阵营这一边，从而形成了一种“欧洲大陆型政治”抗衡“海洋型政治”的架势。尽管这样一种态势所包含的深层含义还有待揭示，但至少，法、德、俄之间和英、美之间各自具有较多共同的地缘政治特性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地缘政治特性不光体现在对外战略与利益方面的某些共性，而且也反映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方面某些共同趋势。比如，俄罗斯之所以在伊拉克战争中比较地接近于法、德，不光是因为对于伊拉克问题有着与法、德较为接近的看法和利益，而且在内部态势上，总的来说，俄罗斯比较接近于大陆欧洲。
第三，美、英之间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分歧。虽然，对伊拉克之战是白宫决策圈子几年之前早就开始酝酿的事情，但是，英国始终对美国起着重要牵制作用。虽然美、英间在开战问题上紧密合作，但在战后重建问题上，英国坚决主张依据联合国来推进伊拉克的重建工作是其中最为醒目的表现。英国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差异在于英国始终没有忘记要在美国与欧洲大陆间起到桥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的角色与英国相似，也即俄罗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欧亚大国，而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还有着在欧亚大陆另一端，与美国直接交往的空间。“9·11”事件之后，大大加强了的美俄关系、以及俄罗斯始终顾忌自己会被作为欧美世界局外人而最终被排除出局的心态也总是梦缠魂绕地左右着俄罗斯的反战立场：既使与法、德共同反战，但也始终与之保持距离。
第四，“新欧洲”的崭露头角。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中东欧各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追随美国是白宫颇为得意之笔。除了上述各国的实际利益考量，比如有人认为西班牙之追随美国，是出于其在拉美实际利益的考虑，更多的恐怕还是地缘政治杠杆在发挥作用。在美国而言，通过南欧国家形成对法、德的牵制和通过中东欧各国对法、德与俄之间起到分化作用。在南欧和中东欧各国而言，则是希望借重美国来对身边的欧洲大国起到制约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南欧与中东欧各国政府追随美国，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舆论则大多倾向于反战，这种状态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今后势将发散出的聚合力相交织，有人认为肯定会对它们的亲美倾向产生调整作用。
总之，“标准地缘政治进程”与“替代地缘政治进程”这两个方面力量相互消长与博奕还将是一个在相当长的时段中才能见分晓的过程。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至少简单地断定当今世界只是一个“单极世界”，而忽略了正在形成中的多边力量所发挥的“替代”作用是不恰当的。尽管这种“多边替代”在可见的将来，还无法从根本上制约“单极世界”的特立独行。
四、并非想象中的未来国际社会的结构空间
与传统地缘政治的那种攻城略地，一物降一物式的零和式博奕不同，从冷战终结，特别是从“9·11”事件，乃至伊拉克战争中人们获取的教训是，国际社会能否从以往的经历中获取有关形成未来国际社会的结构空间的灵感与知识。
戴维·卡莱欧教授大概是有关这一问题的众多寻思者中相当值得介绍的一位。他于最近出版的新著《欧洲的未来》（英文原名为《Rethinking Europe's Future》）中，提出了这样的构想：事实上人类已经有过了在地缘政治僵局中摆脱困境的实践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形成新的欧洲共同体的过程中，欧洲的政治家并没有把一个往昔的对手德国摈弃在外，相反是把它紧紧地包容在煤钢联营体中。在尔后的发展中，德国在一个共享、互利和有着共同奋斗目标的欧洲框架中得到发展；而欧洲则得益于这样一个往昔不共戴天的仇敌的能量、智慧与资源，也日益取得了繁荣与进步。能否把这样的经验运用于今日之世界呢？卡莱欧认为完全可以，也即美国、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可以不以那种传统地缘政治的零和式博奕的方式处理各种相互关系，而是形成一个以欧美合作为基础，同时也与往昔的对手俄罗斯，甚至包括中国建立协同发展的欧亚均衡体系（注：［美］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中文版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在卡莱欧来看，这是一个多边合作但各施所长的国际结构模式。事实上，卡莱欧教授的构想既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共体实践可作借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以非正式成员身份加入北约也多多少少透露出当年欧洲这段实践的印痕。
问题在于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真正保障卡莱欧教授的那种构想成为现实呢？也许伊拉克战争所提供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要一个处于实力颠峰状态的帝国在扩张进程中改弦易张、回心转意的确是免为其难，不切实际的。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能否真正形成多边合作的均衡体系，不光在实力与国际体制的构建上，而且在理念的培育与传播上，以长期不懈的努力来构建地缘政治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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