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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中与妇女相关研究课题仅占国家社科课题0.5%,有关机构应大力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妇女/性别问题研究
妇女/性别研究还面临着很多问题。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对妇女/性别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还不高,因而重视不够,只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妇女/性别研究,才能重视妇女/性别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
近年来,尽管国家社科研究基金对妇女/性别研究项目的支持逐年增加,尤其是以特别委托项目的形式支持。但是,总体来看,支持程度还是不高。
从1999年到2004年,除了特别委托项目以外,国家社科研究基金所有立项课题为5275项,共涉及23个学科领域,其中,与妇女和性别研究相关的课题仅有28项,涉及9个学科领域,而资源最多的经济学从未有妇女/性别研究立项。
为此,我们提出四点将妇女/性别研究进一步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建议: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学科领域中,增加“妇女/性别问题研究”,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妇女/性别研究。这有两个重要理由,一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需要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领域设置中体现;二是妇女/性别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决定需要专门设立“妇女/性别问题研究”领域,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
每年在相关学科领域的指南中,将妇女/性别问题研究作为研究重点之一,鼓励和支持多学科的妇女/性别问题研究不断深入。尤其应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哲学”、“经济理论”、“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人口学”及“统计学”等领域的指南中强调妇女/性别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并指出相应的研究重点,以引导相关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妇女/性别问题研究科学体系。
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机构应关注妇女/性别问题研究,在相关学科领域的评审专家中,适当增加具有妇女/性别问题研究背景的专家;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应重视培养和推荐妇女/性别问题研究的人才和专家。
妇女/性别问题研究学者要加强与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机构的联系,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申报,及时反映意见和建议。
没有妇女的发展,也就没有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妇女发展问题应引入中国经济研究
将性别问题引入发展经济学研究,是20世纪国际社会有关发展的观念不断更新和丰富的结果。然而,无论是妇女研究还是性别分析,长期以来却极少进入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
在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在研究收入问题时,把性别作为一个影响收入分配的变量来考虑。在考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时,会把性别作为一个决定投资动机的因素来分析。可是直到1995年,妇女发展还未作为一个经济学专题来研究。
原因也许首先在于,有关弱势群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经济学的边缘。其次,经济学家本身尚缺乏性别视角,故而在研究中过分囿于经济人假设,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性别不平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长期积淀,使得妇女从童年起就或多或少地缺少部分经济和法律权利。因此,在同一个竞争环境里,女性和男性人群实际上处在不同的历史起点上,因而有其特殊的发展问题。
对科研人员性别意识的教育是性别问题研究主流化的前提,如果研究人员没有把性别视角真正地融入到性别研究方法中去,你怎么能设想性别问题主流化呢。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经济学家可谓一次大规模的性别教育。我从世妇会归来,说到做到,首先我把在大会上看到的、学到的,写了一本普及性的书;第二,我着手从事对欠发达乡村经济中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从事此类研究的原因在于我意识到,由于妇女承担着养育子女、照料家庭和参加生产等多重角色,限制她们发展的因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因而也是多重的。那些妨碍占社会总劳力一半左右的女性劳动者发挥潜力的因素,同时还限制着下一代人力资源的改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妇女的发展,也就没有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
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妇女群体不仅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妇女所共有的一些难题,而且还必须应对转型所带来的新的挑战。因此,把妇女发展问题引入中国经济研究,不仅有助于中国社会紧急发展政策的改善,而且还有可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提供有益的经验,并进一步丰富发展经济学理论。
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党校教学之中,有利于增强决策者对于男女平等国策深远意义的认识,从而推进我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
1995年,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
反思起来,我国大凡国策的产生几乎都是在社会危机产生之后提出的。比如计划生育政策,1956年人口学家马寅初在中国人口只有6亿时,就向中央提出计划生育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甚至反遭批判。1956年6亿,1964年达到7亿,1969年发展到8亿,1974年就突破9亿,1980年闯过了10亿。从1980年以来,国家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而且将其提到国策的高度来认识。
危机之后国家进行干预,社会成本太高。我们能否防患于未然,在危机尚未爆发之前就能预防危机,这是对于我国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检验,是对我国政府预见性和前瞻性的检验,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就具有这样的意义。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性别不平等蕴含着社会危机,即男女两性不协调发展的危机,它的危机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人口危机。而性别平等国策之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因为它还没有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或者可以说已经出现的后果还没有与性别平等联系起来,与社会即将付出的代价联系起来,没有与社会协调发展联系起来。
妇女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也会发展为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社会危机。比如,已经引起我国政府关注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它将会凸显一个男性问题:3000万男性找不到老婆。今天这一问题是从男性的角度提出的,而一开始只是以局部女性问题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没有涉及男性的利益。3000万男子打光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00万女性的生命在出生和未出生时就已经被剥夺了。但是当女性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男性也要付出代价。而性别比失衡可能引起的婚姻挤压拐卖妇女、性犯罪,也将成为头痛的社会问题。
中央党校是培训我国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教学当中,将有利于领导干部提高执政能力,增强对于隐蔽的社会危机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有利于科学发展观内容的扩展和具体落实,有利于增强决策者对于男女平等国策深远意义的认识,从而推进我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
实现学校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各级政府要在政策层面真正落实国务院两个纲要所阐明的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课程、教育内容的基本原则
我们的政府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中已经作出承诺:“在课程、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中,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教育内容”。但在实施层面上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
实现学校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从2000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教材性别分析研究”的课题,当时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借着新教材改革的契机,让我们多年来性别研究的成果能够一定程度地影响新教材和新课程的编写。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研究的人来讲,我们特别强调要把现实当中的问题,放到更大的国际化全球教育发展总的背景之下去审视,以此来改变我们教育实践中的一些政策。
学校在人的社会化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由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现行的教材、现在的教师以及正在进行的教育活动中依然存在着性别陈规与刻板印象。比如在2000版“义务教育课程”小学《数学》教材(1-5册):插图中男性人物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女性人物(男性1023人/次,女性542人/次)。作为教材插图主体部分的男孩女孩有关数学学习的活动表现出明显的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特征。
因此我们提出“关于在学校中加强性别平等教育的政策建议”。
1.各级政府、教育部门要充分认识教育在实现人权、促进人的发展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功能,认识到教育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使不同性别、阶级(层)、民族和种族的人真正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机会,认识到在学校中创设平等的氛围和公平的学习环境的重要意义。国家要在正式教育法律和文件中,明确性别平等理念,而且要在政策层面真正落实国务院两个纲要所阐明的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课程、教育内容的基本原则。
2.将性别公平与平等的概念引入教师培训、教育教学研究。运用性别平等的原则来指导和编写教材,在为新课程进行的师资培训中,增加有关性别平等和公平的内容。提高教师对教育中的性别问题的认识,具备从性别的视角反思自己教学实践的基本能力。
3.学校应将性别公平与平等的原则融入学校办学理念和实践中,在学校的课程教学与各项活动中注意培养学生的性别平等意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的性别形成的过程、阶段,以及影响人的性别形成的主要因素,让学生学会运用性别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4.现代学校应成为突破性别偏见和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主阵地,现代教师应成为推进性别公平与平等原则的先锋力量。建议应在各级师范院校普遍开设性别平等教育课程,培养新一代的教师具有性别平等意识和知识,具有传播这种意识和知识的能力,通过他们影响学生,影响社会,在全社会营造先进健康的性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