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古今先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古今论文,哲学社会科学论文,灵魂论文,先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06)02-0019-08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智慧
中国哲学、希腊哲学和印度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传统哲学。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是全人类哲学智慧的集大成。许多学者曾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作了贡献[2-3]。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站在反基督教神学立场上赞扬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法国的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撰写了“中国哲学”的条目，分析了《易经》与Leibniz的数学研究的关系。12、13世纪，欧洲人通过阿拉伯人，从中国学到了制造麻纸和棉纸，引进了罗盘和火药。16至18世纪，中国儒家、道家思想都相继传到了西方。像Kepler、Galileo、Pascal、Descartes、Newton和Leibniz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也是信奉神学的哲学家。Leibniz的学生曾因作“中国的实践哲学”的演讲而受到迫害。Leibniz所关注的胡克定律，中国东汉的经学家郑玄就已作过叙述和记载[4]。胡克曾这样赞誉中国的古代文化：“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是刚刚走到这个丰富的宝藏的边缘，然而这项发掘工作一旦完成，就将会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迄今为止只被人们神话般地加以描述的学术王国。”[5] 美国人卫三畏在其1848年出版的论著《中国总论》中就很关注儒家思想。他指出：孔子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对尊长的服从，以及温和正直地和同辈人交往；他的哲学要求人们从现实世界中，而不是从一个看不见的神灵那里寻找约束力。卫三畏还钦佩孔子的一元论哲学以及它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的有些观点也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宋明理学的“理”和老子的“道”[2]。黑格尔深入研究过中国的哲学，他蔑贬中国哲学，但他十分重视《易经》和《老子》这两本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经典著作，他意识到阴阳辩证法是中国人的“最深的科学”。马克思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的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6] 相传战国楚人鬼谷子长于养性持身和纵横捭阖之术，所谓捭阖之术，即开合阳阴之道。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鬼谷先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怀疑论者。据说连基辛格也受鬼谷子谋略的影响[7]。德国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认为：儒教是一种入世的伦理道德，它的本质是要求人们与宇宙及人类社会的规律保持和谐。
马克思曾经在一篇专门论述中国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连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连’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两极相连’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8] 这说明马克思不仅了解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且他本人对中国古代“独阴不生，孤阳不存”的阴阳辩证法也很了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尤其古代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过深刻影响。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发展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极为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把自然科学视为包括哲学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的基础。马克思曾留下著名的《数学手稿》，恩格斯在1873年就开始写《自然辩证法》。大约公元前4世纪，我国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天问》名著中一口气提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日月星辰。一千年后，唐代柳宗元与屈原思想发生共鸣，挥笔写下了《天对》，探讨了宇宙的起源和构成，有力批驳了神灵创世说。中国的孔子在春秋各国讲学讲道之时，在金字塔矗立的国家一名叫毕达哥拉斯的学者出生，是他证明了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度，勾股弦定理也是他发明的。他还注重把数学扩大到哲学，他提出“凡物皆数”的观点。西周初年出现的《易经》是Leibniz二进制的前身。西汉的《九章算术》就有正负数的运算规则。公元78年，东汉南阳郡西鄂县降生了张衡。他一生著书20种，涉及文、史、哲、天文、历算、地理、艺术等。郭沫若曾说，他是世界史上罕见的全面发展的人物。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地动仪。在张衡时期，蔡伦也发明了造纸。祖冲之是《大明历》的研究者，他计算出“上下限”间的圆周率，在此后的一千年的历史中世界上无人超过其精确值。459年祖冲之推算出9月15日是日、地、月成一线之日，并认为此现象非天命、天机，是“自然之理”。在祖冲之时期之后800年左右，基督教竞遍欧洲，并控制了该时期欧洲的哲学、法学、政治学，且至高无上，统治一切。在该时段中国还出了像张遂这样的天文、历法学家。张遂时期，历经武则天病死，中宗李显即位；李显被毒死，睿宗李旦即位；李旦自动放弃皇位，玄宗李隆基即位。张遂的学问受到玄宗的重视，他发明了“复矩”，研究了日月食、节气令，编制了《大衍历》。公元7世纪我国王喜通第一个解出三次方程，比欧洲早600年。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至科学家培根初期，欧洲便无科学可言，到处是尖顶刺天的教堂，到处是黑衣长服的神父。科学被视为异端邪说。在不安稳的宋、元朝时期，辽、金、西夏却是发达时期，中国在这段时期，自然科学家出得较少，文人墨客却出了许多。当然这一时期，在哲学社会文化领域出现了“理气”、“心物”的哲理探讨。在15世纪之前，我国古代科学文化中的数学、天文、地学、农学、医学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科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指出：“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5]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专门研究过中国历史[3]，写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鸦片贸易史》、《中国和英国的条约》等文章，在这个过程中他无疑研究过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中国传统哲学和古代科学文化不仅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理论来源的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马克思本人对它也有一定了解，并从中吸取了辩证智慧。
二 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及其践行[9-10]
人类总是生存于N维空间中，最基本的空间是社会存在、社会意识、自我思维等组成的三维空间。据传上古时期，“三皇”之一的伏羲就通晓阳阴妙理，并画出八卦。伏羲观象于天，效法于地，近参与身，选取诸物。八卦各有三爻，重而衍之，为上下六爻，于是八分为十六，十六化为三十二，三十二演为六十四，共得三百八十四爻，这些均取于自然之妙。当时百姓按此定犹豫、决嫌疑。这些是典型三维空间融为一体的治国哲理。神农炎帝，是农耕的发明者，是桑麻和陶器的发明者。他倡导日中为市，首辟市场，成为市场交易的创造者。炎帝“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堪称医药学的始祖，我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就叫《神农本草经》。这是社会发展与人的自觉活动关系相融的朴素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是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体现。上古“五帝”之一的轩辕黄帝，划分州野，制礼兴乐，教化百姓。他注重天地四时运行规律和阴阳五行的变化。黄帝心不懈于思考，力不懈于实行，眼睛不懈于观察万物，耳朵不懈于倾听四方。山林川泽的物产，他总是有节度地使用，史称当时的百姓“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一派太平景象。上古时期，皇神合一，天地合一，人天交融，存意混沌。其实，《易经》的乾卦爻辞说均出自上古。具有以物质为世界本源意义的“五行”，上古时期就有始形。先秦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人、名实哲学基本问题均始于上古。当然那些时期，均处于“神天不可违、人德必秩序”的社会形态中。既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但也有混沌的唯心主义。
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五行学说，提倡五德始终，诸子百家对“天人”、“名实”开展哲学论辩[11]。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存在的天体可测，规律可把握。用“仁”、“爱人”来强调人的重要。但又认为“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仍然没有摆脱天命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自然反对人为，认为万物生成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人为的活动只是效法自然法则。但又认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就是人在自然面前，无可奈何，这与孔孟的天命论又相通。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思想，但片面夸大人为和暴力的作用。荀子吸取诸子思想的合理因素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正确阐述了自然和人为的关系，他认为只有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才能事在人为，只有通过人的作为，才能改造自然而为人类造福。这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
秦始皇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推崇五德始终和法家学说，以魏国李悝的《法经》为秦律的蓝本。秦时社会意识是暴政意识。汉朝高祖时期，虽说“汉承秦制”，但刘邦借鉴秦亡的教训，注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协调，调整生产关系，积极发展生产力。在经济上调整赋税制度，采取“轻徭薄赋”政策；在国策、政治上释放囚犯流民返乡，军人解甲归田，解放奴婢；在外交上采取有名的“和亲”策略，给人民一个相对安定的生产环境。这不仅振兴了工业，也促进了农业，民间出现“衣食滋殖”。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时期，“与民休息，从谏如流”，创造了史有盛名的“文景之治”。武帝刘彻时期，继续“文景之治”的政局，提倡儒家学术，改进“无为”政治，出现了“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的繁荣经济景象。被武帝重用的大儒董仲舒将孔孟的天命论发展成为“天人感应”论，认为天的意志决定人事的成败，人的行为也会引起天的反应。史称的“贤良对策”就是董仲舒的颇有见地的治国安邦之策。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倡导儒术文化，兴建太学，创立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武帝深知没有“先进”的文化，没有优秀的人才是难于立国安邦的。他采取“与民休息，思富养民”的政策，开启了后来的“昭宣中兴”，媲美“文景之治”的西汉盛世。东汉时期的光武帝刘秀，征战时期就认识到儒学的重要，“未及下车，先访儒雅”。他以“柔”作为治国之道，下诏书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建立减刑轻税的政策，减轻人民负担，对贪赃枉法行为严厉惩治。至死认为“我无益百姓”，丧葬从简。汉章帝刘烜，经营西域，维护丝路，政宽刑疏，匡正经学。由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义》就是一部把儒学思想法典化的著作。
受禅称帝的曹魏帝国君王曹丕在文坛上有口皆碑。著述《典论》，提倡“审己以度人”，并提出文气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接受魏帝曹奂禅让的晋王朝开创者司马炎，具有左右形势的谋略，采取怀柔政策治国，无为与宽松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司马炎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无为的哲学基础尽管含有世界统一原理具有超越具体事物的普遍性的合理因素，但把天地万物统一于非物质性的抽象观念“无”。司马炎还下达治国诏书：正身，勤百姓，抚孤寡，敦本息末，去人事。在消除外患后，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上，颁布新的土地制度，即占田制。这些政策和制度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使西晋走上了国强民富的道路。南北朝时的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采取许多措施，促使拓跋部的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汉化过渡。他采取发展农业，重视屯田，离散诸部，分土定居，计口授田，发展生产。同时接受先进的汉文化，使北魏发展成北方一个最强大的政权。但拓跋珪把天命和道义的神学教条作为精神支柱。继道武帝之位的明元帝拓跋嗣对内功课农桑，与民休息，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对外采取和抚政策。到他执政后期，颐神养寿，优游无为。大武帝拓跋焘一统北国后，继承孔子和颜渊的哲理思想，推崇经史，修订法律，整顿吏治，并提出对于不利百姓的地方要加以增删，在国政上具有战略眼光，对北魏政权建设及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隋文帝杨坚崇尚迷信、佛道、符瑞、阴阳五行及各种鬼怪。隋唐佛教的繁荣与杨坚的大力提倡是分不开的。同时，隋文帝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并倡导廨田，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得到了繁荣。隋炀帝时期，改新律制，创立科举制，制定《大业律》，整理、保存典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隋炀帝时期还修建了一系列浩大工程。最著名的是大运河，这为中国经济重心转移、政治格局及资源的统一平衡，提供了有效的基础。然而，他穷奢极欲，拒不纳谏，最后导致官逼民反，身死兵变。
唐朝李渊称帝时期，崇尚儒家经典，实行兵农合一的均田制和科举制，并制订了“务在宽简，取便于时”的《武德律》。唐太宗年间，李世民把任贤和纳谏作为国家政治建设的主要措施。唐太宗的“三面镜子”反映他对唯物史观的践行。贞观年间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并采取积极措施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贞观中期，达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唐时的商品、文化的国际交流也很发达。高度的先进封建文化对亚洲各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显德元年，后周世宗柴荣称帝时期，推行全方位改革。首先注重文化事业的发展，组织编制《显德钦天历》、《大周刑统》、《经典释文》。其次是发现和选拔经国人才。再次，澄清吏治，反贪污腐化，力戒奢华。再就是下诏减免租税，实行新税法，发展农业生产。
北宋建隆年间，太祖赵匡胤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治国之道。他着力地改变重武轻文的旧风气，倡导孔经，下诏开学讲书，提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天下无遗材，人思自效”，开科取士，重文用武，为广罗人才切实发挥了作用。北宋真宗赵恒称帝时期，着力创建和谐社会。赵恒下诏制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尊行，不敢失坠。然而缵图伊始，惧德弗明，所宜拔茂异之才，开谏诤之路，惠复疲羸。庶几延宗社之鸿休，召天地之和气”。政治改革之时，他强调：“国家大事，足食为先”，“经国之道，必以养民务穑为先”。政治革新和抓第一要务使当时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出现了史称“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北宋神宗赵顼称帝时期，社会矛盾已比较尖锐。宋朝开国至神宗，已有100多年，宋初以来出现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大灾害愈演愈烈。宋代的所谓“祖宗之法”已出现许多不适应社会现实的地方。仁宗时期庆历新政流产，主持改革的范仲淹被迫离开京都。神宗求治心切，急于寻求有才识和气魄的改革大臣，怀才多年的王安石脱颖而出。王安石推出新法，主要有“富国”、“强兵”和改革科举制度三部分。如富国部分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科举制度主张以经义取士，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以论语、孟子为兼经，以改变“闭门学作诗赋，得其入宫，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但由于新法本身有不足之处，加之某些方面触犯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包括有些正直官员如苏辙等对青苗法的反对，使得王安石难以推行。王安石辞去相位后，神宗亲自主持变法，终于扭转了英宗时入不敷出的局面。
金朝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时期，是统一女真、抵抗辽朝时期。阿骨打对文化事业非常重视，创制第一种女真文字，史称“女真大字”。特别是阿骨打注重引进汉族的先进文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其次，注重发展农牧业生产。其三，严禁士兵掳掠，对降附者多加优恤，减免税赋，安定民心，并提出不许私自逼良为奴。
元朝太祖铁木真时期，注重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千户制度，反对巫师教权介入政治。注重文化建设，对蒙古文的创制做出了贡献。对社会意识以训言、札撒和古来的体例为基础。这些除了成为成吉思汗强权统治的措施，对使人民各安其位，整顿社会秩序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成吉思汗崇尚全真教，宗师邱处机就曾对成吉思汗说过：“为治之方，敬天爱民。”中统年间，忽必烈登上汗位。他提倡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哲学文化，当时全国各地所设学校就达24000多所。同时，确立了孔孟儒家思想在元朝的统治地位。忽必烈确定“以农桑为急务”的施政方针，提倡屯田开荒，减轻人民负担，大举发展农具制造，编定《农桑辑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忽必烈的曾孙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于至大四年(1311年)登皇位，推崇儒学，确立了尊孔儒，推行“汉法”的政治方针。仁宗认为：尊孔崇儒，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统治思想，是治国安邦的大计。他通过国子监学，培养选拔人才，实行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同时，他也进行经济改革。但是，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不协调，致使经济改革失败。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称帝前是一个出家的贫苦农民，他在征战期间就听取儒家读书人的进言：“倡仁义，收人心，救民于水火，不贪财宝女色”；“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称帝后践行“以法治国”，并进行军政改革，高度集权。虽然朱元璋以猛治国，滥杀功臣，但也毫不手软地惩治腐败。同时，发展屯垦，减轻赋役，求实节俭。朱元璋文功武略，堪称一代英豪。明朝成祖朱棣是在全国上下局势动荡不稳的形势下登位的。他在加强皇权，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同时，在经济上推行朱元璋休养生息、移民屯田和奖励垦荒的政策，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和繁荣。他也注重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和发展。他还认识到，金玉之利是有限的，科学文化事业之利则是无穷的。《永乐大典》是一部拥有22937卷，约3.7亿字的巨著。朱棣时期很注重对外交流，郑和出使西洋各国就是一个典例。宣宗朱瞻基称帝时期，整顿吏治，体恤民生。他总结出：国家兴盛，在于与民休养生息。不愧是以民为本的典范君王。
清代的太祖努尔哈赤，是后金的的开国君王。他创制和颁行满文，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加快满族社会从奴隶制转向封建化的步伐。同时，他深知建立国家必须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着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太宗皇太极时期，冲破祖宗法度和传统习惯约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改革和整顿，他认为治理好国家，必须先安抚民从。首次颁布法令宣布，满、汉人一律平等，享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权利。他颁布《离主条例》，下令解放农奴，使他们成为独立生产的个体农民。他把发展农业放在恢复经济的首位，他大力提倡纺织业、制造手工业和商贸业。经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生产力的发展，安定了人民生活，增强了国力。至清朝顺治年间，世祖福临，图贤求治，崇尚佛教。康熙年间，圣祖玄烨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又收复了台湾。康熙深知，“民生安危视吏治，吏治贪廉视督抚”。他惩治腐败，微服下访，对国家的正常运转起了很大作用。他尊重汉族历史传统与儒家文化，鼓励垦荒，并出现“四海无闲田”之景象，采取蠲免田赋钱粮之策，减轻农民负担，对全面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康熙十分重视治河和漕运，注重节俭。“满招损，谦受益”是他的名言，为政讲求实效，反对浮夸虚饰。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几代皇朝都比较注意勤于治政，反腐倡俭，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力，对外交流。特别是乾隆对中国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如《四库全书》、《明史》等巨著问世都有乾隆的功绩可述。在他统治的60年间，中国人口达到3亿多，这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并表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
帝制时期的封建社会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帝王君主有的成为中流砥柱，有的成为顺流而漂的朽木。由于历代帝王的哲学社会意识形态不一样，社会存在自然客观不一样，帝王自己的行为素质和思维意识不一样，形成历代王朝在多维时空系统中的历史曲面有的折叠，有的破缺，有的光滑连续。历代王朝政治上的清浊荣枯，国运的兴衰更迭，民生的安乐艰辛，帝王的贤愚仁暴都影响这每个历史阶段的空间局面。
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凝练和升华，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和对人类先进文化思想的批判继承中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想理论，其社会历史条件可以概括为三条：其一，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迅速发展；其二，资本主义弊病的暴露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其三，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根源尽管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土壤中，但是作为一种学说，必须是前人的优秀思想学术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对于他国来说是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它传到中国后为什么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被中国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普遍认同，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3]：其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适应了力图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地位的中国人民革命的需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中国人民长期追求的“大同”社会理想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二，中国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中极其深刻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思维意识和把世界看作是阴阳协调、人天共一、动态平衡的哲学思维方式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有许多相通之外；其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时代实际相结合，并成功地解决了社会实践中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使得国家的面貌能得到迅速改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贡献除了古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外，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是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恩格斯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在所研究的每个领域，都有新的发现。但是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12]。在这两大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基本的或重要的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13]。这三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在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体系中，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社会的文化意识、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居核心地位且相互关联的基本范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这三个基本范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实践这些基本范畴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必然逻辑结果[1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三个代表”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多种形式，但最基础、最根本的活动是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取决于它”[15]。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发展生产、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他在1944年5月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6]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还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7] 这个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具体应用。1963年，我国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步骤。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8] 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并认为“发展生产力是根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先进的社会文化意识是灵魂和旗帜。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形式。”[19] 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提出先进文化意识的发展贯穿于各个领域。同时，他们本人就是先进文化意识理论的创立者。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与群众之间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同志说过：“应该使每个同志明白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20]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实现质的飞跃是：其一，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科学地确定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其二，建立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的高度统一；其三，在实践基础上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13]，首次把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把无产阶级的看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与新社会制度的创造者，并认为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工人阶级通过经济、政治和思想斗争的结合，去实现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社会系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层面的有机协调和统一。对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原理；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相互关系原理；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的观点，整体地、统一地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并以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的先进性并告知我们：党的先进性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党的先进性不是抽象的，具有具体性；党的先进性不是理论口号，具有实践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的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统一，坚持社会发展规律与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统一，坚持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核心内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核心内容实事求是及邓小平理论哲学核心内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继承和发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确立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21]，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也是中国取得革命胜利，开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根本经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是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思想战线面临的特定任务所决定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生动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生动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新的机遇、新的任务，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古今先进哲学社会科学的集成，是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统一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