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构建的资源选择与价值取向——评有关“复兴国学”，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国学论文,价值取向论文,当代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国内学界围绕“复兴国学”再次展开了激烈争论。综观交锋中的不同意见，可以看到，这一争论除了涉及对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理解外，还涉及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择当代中国文化构建的思想资源和确定发展中国文化体系的价值取向等重要问题。本文认为，应当努力超越文化选择中的误区，以开放心态努力发掘多元复合的文化资源，坚持传承、批判、整合、创新的价值取向，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寻求构建当代中国文化的科学合理有效的途径。
一、从关于“国学”的界说谈起
什么是国学？国学包含什么内容？国学是一个中性概念还是一个有特定价值取向的概念？如何科学合理地界说国学？这些都是“复兴国学”讨论中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对此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而这种不同也是争论的起点。我以为，对于国学的界说至少要有以下几个维度。
1.国度之维何为国学？普遍认为，国学又称“国故学”，指一个国家所固有的和特有的学术。一个在思想上成熟的国家和民族一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它们的总和可以称为国学。因此，国学是一个国家的学术之根本和总和。由此看，国学是一个中性概念，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国学。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国学概念、谈论“复兴国学”，意味着对一个国家的总体性学术的重视与振兴，这是一个非常广泛而普遍的现象，似不应引起什么重大的争议。
2.地域之维在中国，国学意味着什么？就其地域规定而言，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指的是中学。张岱年先生曾说：“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张岱年，第1页)从这种意义上谈国学，就有了明显的价值取向，意味着在中学与西学之间作出选择。中学和西学孰优孰劣，这恰好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争论问题。
3.时间之维就其历史与时代规定而言，国学是相对于新学而言的，指的是旧学，包括了西学传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也就是指中国的传统学术。在这种意义上讲“复兴国学”，也有了新学与旧学的比较之意，意味着在新学与旧学之间选择的一种价值判断。
4.内容之维就内容而言，人们往往是在非常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上使用国学概念的，它至少有以下三个不同的具体层次或内涵，即儒学、孔学或中国传统学术。
儒学也许是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国学概念。一般提到国学，人们往往会直接联想到儒学，并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正是如此，一旦谈到“复兴国学”，人们就难免把它与多年来颇有争议的“复兴儒学”联系起来。但由于历来对儒学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儒学的态度也就直接决定或影响了人们对“复兴国学”的态度。能否在“复兴国学”的名义下复兴儒学？这显然会引起争议。
而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有人认为国学的核心是孔学，认为孔子学说是中国学术之精华，也是国学最为重要的内容(参见朱方木冈)。有人甚至把孔学尊为孔教，把儒学尊为儒教(参见彭雁韩)。这涉及更为复杂的问题，即孔学或儒学的宗教性问题。无疑，对于能否将孔学或儒学看成宗教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能否在今天的中国复兴某种具有宗教意味的东西，争议则会更大。
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也有人把国学界定为中国的传统学术，它包含了儒、释、道各家各派。这种界说试图超越有关孔学与儒学的争论，但却难免陷入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域，即如何确定国学的边界及“复兴国学”是否必要和可能的问题。
5.价值之维无论是在何种意义上界说国学，都难以回避一个更为重要和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对它的评价。国学到底是好是坏，是优是劣，能否满足现代中国的需求？对此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对“复兴国学”的认同与反对。应该说，无论是儒学、孔学还是中国传统学术，作为一种中国所独有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都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价值多元和非中立的：它们在历史上发挥过多种作用，有好有坏，有优有劣，有长有短；相应的，也存在着对它们的非常不同的评价和取舍态度。是否“复兴国学”，首先就意味着要对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作出价值评价与选择。主张“复兴国学”，意味着对于国学价值的基本认可；既然如此，应如何看待国学所具有的历史局限与问题呢？或者更进一步说，应当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呢？
也许正是意识到了国学概念可能具有的歧义性，有学者主张从积极和建设性的方面去界说国学，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沉淀于历史的长河，而又升华于现代社会；它既是延续传统的纽带，又是开创未来的阶梯。国学乃是使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中华文化之所以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对人类进步做出特殊贡献的民族文化体系(参见纪宝成)。这种界说的用意无疑是好的，表明了“复兴国学”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价值取向，但却难免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因为它忽略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多种属性、多元价值和复杂性功能，因而很难说服人们都从这种观点来看待与认同国学。
由上我们看到，“国学”是一个高度复合和复杂的概念，对它的界说注定要在“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优学”与“劣学”等复杂的价值关系中展开，并涉及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等复杂关系。因此，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价值评价与取舍态度，难免存在不同的看法与态度。从而，对于“复兴国学”的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论就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关键在于要寻找到认识国学和对待国学的科学方法与合理视角，并对一些根本性和前提性问题有恰当的理解。
二、如何看待国学在近代以来的式微？
在关于国学命运的讨论中有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今天我们以“国学”来表示的历史文化本身的价值多样性，不仅会涉及一些非常复杂的历史文化事件，而且会引发出许多复杂的历史后果，从而导致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群体对它们持有不同的态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历史上的种种事件不会简单消失，而是以一定方式影响到后来的社会发展，并由此积淀到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结果之中，转化为一定的历史前提。今天被称为“国学”的中国历史文化也是如此：它在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无数的沧桑，涉及许多非常敏感的历史事件，并已转化为某种特殊的历史前提。因此，一旦谈到“复兴国学”，必然涉及人们对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前提的评价或再评价，从而成为国学争论的前提性问题；有时对于这些前提性问题的争论甚至会超过对于问题本身的争论。因此，澄清这些前提性问题对于达到对主要问题的合理理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例如，如何看待国学在近代以来所受的冲击，就是此类非常重要的前提性问题之一。
主张“复兴国学”，是以不满国学在当前中国的式微为前提的。这就涉及一些更加深层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国学在近代以来的式微？国学在近代以来为什么会衰落？如何评价导致这一状况的因素、运动与事件？有学者把国学在近代以来的式微归结为20世纪的几次文化运动，并为论证“复兴国学”的必要性而对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一系列文化事件作了一揽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对于“复兴国学”的尖锐质疑。(参见纪宝成；袁伟时)这里提出了一系列更加尖锐的问题：复兴国学是否一定要以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前提？如何看待和评价“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何看待中华民族在20世纪里的时代主题与主要任务？
对于具体历史事件的评价必须放到一个更大的发展背景之中才能比较准确。对于国学命运的探讨不能离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背景，也不能离开中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是在与世界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离开了与西方文化的互动很多问题都难以说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注国学的命运，其实质就是关注国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因为真正造成对于国学的强大冲击的正是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运动。
什么是现代化？从时间上来看，现代化意味着时代化，是一种指向并趋于未来的社会进化。从空间上来看，现代化意味着全球化、世界化，是一个更广泛、全面和彻底地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从内容上来看，现代化意味着更加科学化、组织化和合理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创造、掌握并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以更加合理的方式从事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变换，建立并完善更加协调的社会机体和组织形式，以更加合理的方式从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在更加先进和科学的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文化观念的支配下从事一切社会活动，从而更加自觉地促进从个体到社会的更加全面充分的自由发展。具体说来，现代化的内容可以从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等方面来加以概括(参见欧阳康)。因此，现代化意味着对旧有的、过时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评价方式的批判和扬弃，意味着对全新的文化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构建和创造。
中华民族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与认同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总体上处于对现代化的无知和恐惧阶段。西方人用现代化的洋枪、洋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也打掉了当时中国人长期保有的作为天朝大国的迷梦，所以中国人对于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有意或无意的畏惧和拒斥心理。尽管在这一段时间里也产生了洋务运动，但是该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西方现代化的物质手段来抵御西方现代化。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在时间上的慢节奏、低速度，在空间上的范围狭隘、封闭性，在内容和方式上的陈旧、落后、保守等等，都表明它在发展程度上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马克思在谈到当时中国的落后状况时曾经严肃而深刻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
“五四”运动代表了中国先进思想家追寻现代化的价值诉求，它结束了近代中国的妄自尊大和闭关自守，把中华民族的视野引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要求中国社会开放于世界，并引入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其冲击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和精神枷锁，构建一种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和时代要求的现代文化。而作为这一切变革的思想文化前提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们对于以孔子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对于封建专制的批判，对于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与之相应的思想启蒙与变革，很难想象马克思主义能顺利地进入中国并为大众所选择和接受，很难想象科学与民主能如此大规模地进入广大民众的视野，也很难想象20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会向何处发展。
由此也就可以说，国学在近代中国的式微，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学、儒学或国学的批判，不仅是西学与中学的较量，本质上也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一次深刻抗衡，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所必需的一次思想清理与自我超越，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而国学的式微从根本上说，是其自身的问题，是由于它既没能内生出中国的现代化因素，也难以直接适应世界现代化的变革要求，因而必然受到冲击。
至于国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非分的待遇与冲击，主要是由领导人指导思想方面的失误造成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自觉地纠正了这一失误，并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和重视。
三、如何看待国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与当代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对于“复兴国学”的根本态度。由于迄今人们对于国学的内涵和外延缺乏统一的认识，因此很难简单地谈论国学的价值。但人们一般不会否定儒学是国学的核心，因此我们大体可以在对儒学命运的分析中来探讨国学的历史意义。
如何科学合理地看待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这需要有科学合理的视角与方法。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写道：“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马克思的这些话，对于我们认识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考察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作用与历史意义，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传统文化作为一定时代的人们以一定方式的活动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所创获的积极成果，必然有其地域性、时代性的印记；这些东西一旦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代，则会逐渐丧失其意义，成为过时、陈旧的东西，甚至作为消极和保守落后的力量与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相抵触，妨碍社会的发展。因此，要把传统文化转变为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就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它，而是必须对其狭隘性、封闭性、保守性以至反动的方面进行深刻的批判，这是真正有效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前提条件。
而另一方面，人与世界的关系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地域和民族中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但它又总是有其超越地域、国度和民族的普遍的和共同的方面。尽管这些方面在当时往往只是以征兆、端倪或萌芽的形式存在着，但它们却使得文化具有某些普遍意义，并代表着一定文化系统的发展方向。弘扬传统文化就是要认识和发掘传统文化中这些具有超时代意义的普遍的、共同的、永久的方面，在人与世界关系的现代水平上进行新的创造，使之成长、发育、展开，得到充实和完善，成为现代文化体系和人类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也是如此。从总体上看，儒学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学，它由孔、孟首创，经董仲舒、二程、朱熹发展、完善，是中国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的理论与学术表现，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应用。其二，在较为具体的层次上，是具有各种具体内容的观念和可操作的规范，包括政治观念和政治规范、法律观念和法制规范、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等等。其三，在日常生活层次上，则是各种具体的行为规范和操作规定，比如处事原则、行为习惯、风俗民情、情感偏好、心理特质等。儒学的以上三个层次中都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属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所特有的东西，二是属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共性的普遍性的东西，是人与世界关系中共同具有和普遍面临的。那些为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东西，为封建统治者所特别需要和钟爱，从而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只适合于中国封建社会这一特定的时空和发展阶段，一旦脱离了这一特定阶段则丧失其功能。而那些作为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所面临的普遍共同的东西，则不仅能够超越中国封建社会而流传和发生作用，而且能够超越国界和民族差异为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所吸收和借鉴，从而获得某种超时代、超国度的意义。如儒家思想中至今为东南亚国家以至国际学术界、思想界所称道和赞颂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就正是这些具有超国度、超时代意义的思想。
四、在传承、批判、整合、创新中构建中国当代文化
讨论“复兴国学”还需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即什么叫“复兴”？一般说来，“复”有回复、恢复、回归、继承、传承之意，“兴”有振兴、兴起、重构、重建、创新之意。应该说，仅仅从回复和传承的含义来理解“复兴国学”并不可取，也不为多数人接受；大多数人都希望通过“复兴国学”而推动国学的现代振兴与现代发展。为此也需要深入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当今中国文化的需求和文化走向？如何更好地发掘和利用构建当代中国文化的可能性思想文化资源？在中国现代文化构建中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从总体上看，当今中国的文化构建至少有三类思想文化资源可以利用：一是包含孔学、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二是以西方现代化为主导的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文化资源；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20世纪特别是1949年以来对现代化理论的探索与实践。这三类思想文化资源大体上代表了古与今、中与外、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性遗留与未来的可能性发展空间，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构建所不可或缺的多元复合思想文化资源。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构建离不开这个多元复合文化系统中的任何一类，另一方面，这三类中的任何一类都无法单独满足构建中国当代文化的时代重任，而只有将其纳入当代中国文化宏大系统并加入文化整合运动的创造性进程中，才能发挥其各自的积极价值与功能。
国学的当代价值正是在这个多元复合的文化体系中，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定位和有效的开掘与发挥。一方面，我们要深刻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正确认识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时代价值，对复兴国学和发展国学的努力持开放心态和积极态度；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回到历史复古主义的窠臼，要深刻认识孔学、儒学、国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性质与功能方面的有限性，并给予其恰当的定位和适度的期望，以科学的批判精神和整合创新态度来对待它们，积极促进它们的当代发展与创新。
这里的关键之点在于，不能指望国学能够直接地和现成地解决当前中国文化的一切问题或主要问题。因为这里还涉及两个内在相关的根本性问题：一是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最大和最根本的问题是否主要由于缺乏儒学或国学或中国传统文化所致？二是国学是否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及其满足的程度如何？从总体上来看，我认为，当今中国的最高价值目标还是要加速现代化、世界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提高现代化的层次和水平。为此我们必须继续向世界开放，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主要不是由于缺乏国学所造成的，也不大可能产生出对原来意义上的国学的需要。无论是现代中国还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决不是传统的国学能够直接解决的。我们需要对传统国学保持批判的态度与超越的精神，促使其发生创造性转化。为此，我们还需对古今和中西文化的互动与整合保持更加积极的态度，并在传承、批判、整合和创新中探索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道路。我们应把孔学、儒学或国学作为现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重要思想来源，通过激发其内在的活力，使其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化，并积极融入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之中，成为当代中国新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对于激发中华文化的内在活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决不能全盘西化，搞文化殖民，也不能再闭关自守，妄自尊大，而应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对待外来先进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超时代意义的因素、萌芽，在与外来文化的先进因素的交感中被激活、再生、发展，进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育、成长和完善。
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还应当立足于当代中华民族的生产实践、生活世界和生命体验，成为社会进步观念的表现和思想引领。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和创造当代中国文化这三位一体的实践过程中持续展开的一场全面而又深刻的文化变革运动，这三个方面既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又相互促进、互为因果，还相互转化、互为动力，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持续展开的实现机制；而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民族化，传统文化的当代化、世界化，基于上述二者而对中国当代民族文化的整合、重构和再创造，则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现过程。
注释：
①参见纪宝成：《重估国学的价值》(《南方周末》2005年5月26日)；袁伟时：《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新京报》2005年6月3日)；徐友渔：《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2期)；彭永捷：《国学：我们能期望什么》(《人民论坛》2006年第4期)；陈壁生：《“国学复兴”不过是场大众狂欢？》(《南方日报》2005年9月1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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