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科学思潮的勃兴及其双重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四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2)05-0031-04
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并足而立，形成了引人瞩目的时代思潮。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潮研究得较多，而对五四科学思潮的研究则相对显得薄弱。本文试图对五四科学思潮的勃兴及其表现、五四科学思潮的两大支流及其关系等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论述与分析，以为引玉之砖。
一
五四时期，提倡科学、弘扬科学精神的社会思潮不断高涨，这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
首先，这是新的经济成分和新的阶级力量成长壮大的要求与结果。辛亥革命以来，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的政策，加上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实业救国，举国上下形成一股“实业热”；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因此，民国初年至五四前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较迅速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实业振兴”的黄金时期。例如，我国华资现代工业1913年为698家，资本3.3亿元，雇工27万余人，而1920年增长到1759家，资本5亿元，雇工55万多人。[1]对外贸易方面，一战前，面粉业一直入超，而1915年后连续6年一直变为出超。随着实业的发展，经济的振兴，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队伍都在成长壮大。从而一方面为科学思潮的流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另一方面，又不断提出增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技术，以及用科学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现实要求。
其次，这是五四思想家对近代一系列民主革命相继失败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他们认为中国急需一场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补课式”思想启蒙运动。近代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运动虽然动摇了儒家思想体系的权威性，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这些思想启蒙的微澜终究淹没在封建主义的汪洋之中。辛亥革命失败后，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10月，中国孔教会成立，各地广设分会，复古守旧分子叫嚣“尊崇孔圣”、“请定孔教为国教”。更为甚者的是，上海还成立了“灵学会”，出版《灵学丛志》，拼命贩卖鬼神迷信，宣称“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此种现象引起五四思想家们的深刻反思，他们意识到“共和”的招牌虽已树起，但国人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仍被封建思想和落后观念所蒙蔽。要改变此种状态，只有进一步提倡科学与民主，用这两个武器对旧的思想文化和心理习惯进行彻底批判，发动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第三，这还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认识逐渐深化，将科学的价值地位不断提升的结果。洋务运动时期，国人曾掀起一个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浪潮，但在“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下，科技文明并不是作为一种整体文化形态来接纳，而只是作为一种“器”或“用”机械地移植到封建主义之“道”或“体”上。及到严复、梁启超一代人乃对科学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严复是系统介绍西方思想的第一人。他明确指出，西学的命脉“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2]，此即指“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他对科学方法的阐释，对进化论的介绍与提升，在近代科学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五四思想家们继承了严、梁等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科学及科学精神的阐释与弘扬，并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不但充分认识到科学的生产力功能，而且意识到它是批判传统、改变落后思维方式的有力武器，因而大力高扬科学旗帜，努力推进科学思潮的勃兴。
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狂飙突起，跌宕起伏，其具体表现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团体广泛建立，科学期刊大量发行，科学知识得到广泛传播。五四时期最重要的科学团体首推中国科学社。这个由留美学生发起组织的社团正式成立于1915年10月，其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3]。它在实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大力进行科学宣传。宣传方式除编辑《科学》月刊外，还举行通俗科学演讲、设立科学咨询处、设立图书馆、进行科学展览等。此外，当时还相继出现过许多专业性的科学学会。如中华医学会、中华农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等。一些高等院校也创办过一批科学社团，如清华学校的“科学社”、“物理研究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学会”、“中国化学会”，北京大学的“数理学会”、“地质研究会”等。与此相伴而生的现象是科学期刊的大量出版发行。当时，我国自然科学的几乎每一门具体学科都有了专业期刊，各个学会、大学也相继有了自己的会报、学报。比如，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期刊有《科学》月刊、《清华学报》等，数理类期刊有《数理杂志》、《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学会杂志》等，医药类期刊有《中华医学杂志》、《卫生丛报》、《中华药学杂志》、《医学杂志》等，地质矿产类期刊有《矿业杂志》、《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中国地质学会志》等，农林水利类期刊有《观象丛报》、《河海月刊》、《农学月刊》、《森林》等。有人估计，仅民国成立以后的“短短六七年间创办的科技期刊，比过去总和增长了两倍”[4]。通过广大科学团体和科学期刊的介绍，大量近现代科学知识、科学理论从西方输入中国，并由专业精英扩散到整个社会，为广大知识大众所接受。当时，诸如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放射性学说、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学说以及科技史等知识已在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据统计，仅从1917年到1923年上半年，在中国报刊上发表有关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论文就达100余篇，出版有关相对论的著作达15种之多。当时的情形，恰如刘叔雅在《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一文中兴奋指出的：天文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医学、生物学、化学等，“皆自然界知识之进步所印象于吾人心中之新观念也。”[5]
第二，科学救国思想及风尚在社会上流行一时。当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社会名流积极提倡，许多有志报国的热血青年努力实践，许多思想舆论报刊不遗余力地宣传，科学救国思想融入了新式学校的校园文化之中，构成了学子们的人生追求。学界泰斗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经常在讲演中强调科学、科学教育在民族图强中的重大作用，认为现今是“科学万能的时代”，希望同学们好好接受科学教育，力学报国。而在浙江温州，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洪岷初先生也大力向学生灌输“科学救国”思想。他指出，“要避免沦为殖民地，就应当自己振奋起来，用科学来救国”[6]。正在该校读书的热血青年苏步青在校长的影响下，由爱好文学转向钻研科学，又认为“数学是科学之王”，乃选定数学作为自己为之献身的方向。作为内陆省份的湖南，同样深受科学救国思想的浸染。当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时，湖南一师有位叫彭超的学生断指血书，投江自尽。遗书说：“吾有何面目以对国家也？其将何术以救国家也？……我国之不竟也，科学之不明也，工农之不振也。”此时，执教于一师的徐特立先生指出：“他（彭超）的死，启示了我们，科学之不明，我们要学习科学，工农之不振，我们要施以教育……”[7]后来，徐特立和他的不少学生正是怀着科学救国这一理想走上赴法勤工俭学之路的。
整个民国初年以至五四时期，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胸怀科学救国之志，漂洋过海，求学异邦。丁颖、侯德榜、胡明复、杨石先、陈建功、苏步青、吴耕民、熊庆来、任鸿隽、杨铨、李四光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中如丁颖、侯德榜、胡明复等人，早在中学时代就确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丁颖中学毕业之际便对同学说：“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8]侯德榜也早在中学读书期间，就受进步教师“黄先生”的影响而立下“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之志。另有些人则原本参加过民主革命，后因国内政治局势令人失望，从而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第三，“科学”成为思想舆论报刊的中心话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之一。五四时期的思想舆论报刊对科学的宣传不是纯粹为科学而科学，而是把提倡科学与思想文化启蒙、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因而更加突显了科学的价值及其广泛意义。在此类报刊中，最为重要的当首推《新青年》。在该刊创刊宣言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开宗明义宣称：“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9]（第1卷，P135）从此，“科学”与“人权”（民主）一起成为《新青年》鲜亮的旗帜，也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主题和纲领。
有人统计过，五四时期有79种杂志以“科学”字眼命名，而卷入这场宣传科学之潮流中的报刊约有400种以上。[10]在这里，略举几例：《学艺》创刊于1917年，它声称“以昌明学术，灌输文明为宗旨”；所载文章以科学和学术为主，“即言政之文，亦本学理以为言”[11]。《新潮》在其《发刊旨趣书》中写道：“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12]《少年中国》则在每期的扉页上醒目印着“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曙光》是份以宣传“科学救国”、“科学改造社会”而著称的青年学生刊物，其宣言宣称：未来“新生活新社会的基础”，都应该“建在科学上边”，“本科学的研究，以促进社会改革之动机”。[13]此外，当时著名的《晨报》副刊、《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新生活》、《大公报》等报刊都注重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它们将科学与社会改造、思想启蒙及新文化建设联系起来，广发议论，积极宣传，有力促成了五四科学思潮的勃兴。
二
五四科学思潮是由人文思想家的科学启蒙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救国思想两大支流汇合而成。这两股思想之流在传播科学思想时各有侧重，但又能互为补充，互相渗透，从而构成了五四科学思潮的双重向度。
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人文思想家将科学与民主列为五四思想启蒙的两面旗帜，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他们侧重于将科学理解为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因而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激烈批判传统学术和文化。他们的科学宣传主要有如下内容：
第一，强调科学的功能与价值，科学是现代文明的基础。陈独秀指出：“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9]（第1卷，P133-134）这就是说，欧洲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连人们的思维方式都得以发生重大转变。而中国的士、农、工、商、医仍普遍不知科学，不讲科学，造成种种迷信盛行，生产落后。为此他大声疾呼：“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9]（第2卷，P41）蔡元培也认为，“并世各国之富强，正与科学之发达以骈进”[14]。胡适则明确指出：“近世文明仗着科学的武器，开辟了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叫电气赶车，叫‘以太’送信，真个作出种种动地掀天的大事业来。”[15]
第二，提倡科学精神，批判传统学术思想和文化。五四人文思想家大力宣传科学，固然包含着对科学知识、科学研究以及物质文明的提倡，但更主要的是提倡科学精神，而且主要集中在对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证精神、怀疑批判精神的弘扬上。陈独秀提出要尊重科学规律，反对迷信和“无知妄作”，主张“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9]（第1卷，P135）。认为唯有科学理性才能根治“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李大钊在谈到认识事物时也说：“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理之正，”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16](P446)。思想家们还严厉批评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缺乏科学精神，认为“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17]。
第三，宣传无神论和唯物论，反对鬼神迷信和宗教唯心论。1917年至1918年间，《新青年》集中力量以科学思想为武器展开了一场反对鬼神迷信逆流及其所谓“灵学”的斗争。陈独秀发表《有鬼论质疑》等文，驳斥了灵学派宣传的有鬼谬论，陈大齐、刘叔雅、王星拱、刘半农等人也根据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原则，对扶乩活动及其它一些灵学现象进行了解释。新青年派思想家同时还发起了对宗教神学的批判，陈独秀明确提出“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蔡元培也认为宗教与科学本质上是对立的，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经过斗争，思想家们有力传播了无神论和唯物论思想。
第四，宣传进化论，反对因循守旧，要求不断进步。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家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是把进化论作为科学理论来接受和传播的。例如李大钊就说：“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16](P43-44)陈独秀、鲁迅、胡适也都是进化论的有力宣传者。他们此时宣传进化论，主要是用来作为批判传统、要求社会变革的理论根据，其旨趣在于唤醒中国青年迅速摆脱消极保守、畏缩退让的人生态度，发挥积极进取、勇猛向前的战斗精神。
以《科学》月刊为主要阵地，以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秉志、杨铨等中国科学社成员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将科学主要视为一种知识体系，着重强调科学的生产力功能，同时也阐述了它的思想文化功能，认为科学既有工具的意义，又有指导的意义。该派对五四科学思潮的贡献主要在于：
第一，大力引进和宣传近代科学知识及当时国际科学界的新发现、新成果。《科学》月刊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生理学和医药卫生的知识及理论，同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也有适时的介绍。例如当时物理学领域的革命主要是X射线、放射性元素、电子这三大发现以及相对论、量子论的建立，生物学领域的革命主要是遗传学说的提出，这些内容在《科学》月刊上都有全面系统的反映。该刊对科学的宣传，涉及了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包括了理论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科学方法三个基本层面，近代自然科学自此以一种整体性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
第二，阐明了科学的内涵、性质、功能与价值，确立了真正近代意义的科学观。任鸿隽、杨铨、梁启超等人相继从“有系统的知识体系”这一角度来定义科学，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之大命。”[18]这是近代以来首次出现的对于科学概念的正确解释，这一解释也正符合我们今天关于科学的定义。至于科学的功能与价值，任鸿隽认为：“其实近世的实业无有一件不是应用科学的知识来开发天地间自然的利益的，所以说科学是实业之母。”[19]在强调了科学具有强国富民的物质性功能与价值的同时，《科学》杂志还阐释了科学的精神文化功能，它强调科学是一门求真的学问，主张“于理性上、学术上求科学”。认为科学的兴衰直接影响到整个学术思想、整个文化的进退，“其（科学）施于实用，则为近世工商业之发明。及于行事，则为晚今社会改革之原动。影响于人心，则思想为之易其趋。变化乎物质，则生命为之异其趣。故谓科学为近世西方文化之本源，非过语也。”[20]
第三，深刻阐述并大力弘扬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与《新青年》阐释科学精神稍有不同的是，《科学》月刊更强调科学的求真精神，按任鸿隽的说法，科学的求真精神“见于研究与致知之间”，具体表现为“崇实”与“贵确”。中国传统学风“好虚诞而忽近理”、“重文章而轻实学”、“笃旧说而贱特思”，这恰与科学精神相背驰。[20]科学社同人还十分重视科学方法的传播，任鸿隽、胡明复等人特别重视归纳法，认为“归纳逻辑虽不能包括科学方法，但总是科学方法根本所在”[21]。王琎、赵元任等人则对理论思维包括演绎法的重要性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王琎指出，若专重实验或事实，流于“堆聚事实，而不籍思想为指导”[22]，其弊未必小于不重事实。
第四，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呼吁创建中国的科学事业。科学社成员认为，研究是科学的生命，是科学的活力所在，杨铨说：“科学者，以性质言，实验之学也，离研究则科学不立。”[23]因而他们提出，要振兴中国科学，请从振兴研究始。任鸿隽进一步论述了开展科学研究所需的三个基本条件，即“研究精神”、“共同组织”和“社会赞助”。科学社同人一方面对西方国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详细介绍，呼吁国人积极引进西方国家的科学研究体制，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努力创建自己的科学研究机关，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活动。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五四科学思潮时，往往仅关注于以《新青年》为核心的人文思想家的科学活动，而对自然科学家的科学宣传活动的意义估价不足。实际上，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活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不但具有科技史上的意义，而且也有思想启蒙方面的重大意义。它与人文思想家的科学宣传活动是同源共生的两支思想之流，二者本质上是密切相关、相互渗透的。其关联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科学家们不遗余力地进行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和科学宣传活动，这有利于提高人民大众的科学知识水平，从而为人文思想家的科学思想启蒙和科学精神启蒙创造相应的社会接受条件。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科学基础知识，才有可能进一步接受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态度。《科学》月刊对近现代科学知识进行了密集的信息传播，其为科学启蒙所做的奠基性贡献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家们也直接进行了大量建设性的科学启蒙工作，他们与人文思想家的科学宣传有许多共同领域。首先，二者都积极宣传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方法，主张用以改造国民落后的思维方式和陈腐的价值观念。人文思想家自不用说，就是《科学》月刊也发表过大量这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述了科学精神的价值及其改造社会的作用，论述了用科学方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其理论性强，鞭辟入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恰可为人文思想家激情澎湃、大哉气魄的同类文章作学理上的补充和阐释。其次，科学家和人文思想家实际上都坚持科学与民主并重。《新青年》喊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科学》月刊以宣传科学为主，但同时也是充分肯定民主的价值的。其《发刊词》开宗明义写道：“……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等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24]这里的“民权”与“学术”就是民主与科学。再次，从事科学宣传的人文思想家和科学家中，不少人本来就是志同道合私交甚笃的同学好友，如胡适与任鸿隽、丁文江，鲁迅与杨铨（杏佛）等，在学术研究或论战中他们常常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如“科玄论战”便是一场科学家与人文思想家联手，与否定科学之精神价值的玄学派进行的学术论战。总之，自然科学家与人文思想家虽对科学的阐释略有差异，但本质上双方是密切相关、相互渗透的。正是由于这两大支流的汇合，才形成了五四科学思潮的双重向度和丰富内涵。
收稿日期：2002-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