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广超[1]2003年在《《姚合诗集》版本研究》文中指出晚唐着名诗人姚合，与贾岛并称“姚贾”而享誉诗坛。然有关姚合之研究却甚为冷寂，不可 不谓是一缺憾。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入手，对《姚合诗集》诸本进行整理和研究。一、《姚合诗集》版本源流考。本部分旨在探讨《姚合诗集》的版本源流。笔者通过比勘近 二十种宋及明清各种版本，从其编次之异同，收诗数量之多寡，刊刻之序跋及庋藏之题识 ，探明诸本之渊源分属与承传关系。疑为唐五代时旧本之一卷本及题《姚合诗集》之十卷本 已佚。后世诸本笔者以时间为纲，分为叁个层次，对其考察甄辩。一宋代姚合集的编辑与刊行。本部分研讨残存宋蜀刻本及已佚宋浙刻本之情形。两宋本之 编次、收诗数量、结衔均不同，文字亦每有差异。然两本并非毫无关系，浙刻本板刻较晚， 部分异文采自蜀刻本。二明代姚合集的刊刻与传抄。本部分对姚集明代传世诸本之源流作了系统考辩。①明抄甲 、乙、丙、丁本编次基本相同，收诗数量、结衔全同，应源于浙刻本。其中明抄乙本 质量最高。②汲古阁本出自明抄甲本。③统签本依理应其来有自，然今不可考。叁清代姚合集的刊刻与传抄。①刘氏本为自己所重辑，FJF?FJJ遗存亡，功不可 没。②清抄本源自浙刻本。③季稿、四库本，出自汲古阁本。④席本翻刻自明抄乙本。⑤全 诗本，出自季稿。⑥黄校本、黄抄本源自宋蜀刻本。二、蜀刻本与浙刻本优劣论。蜀刻本为唯一幸存宋刻姚集，浙刻本虽佚，然传本甚伙，从诸 明抄本可见其概貌。本部分以常见之明抄甲本为底本，详列蜀刻本之异文，并分析其异文之 高下。可知今存蜀刻本不可尽据，而源于浙刻本之明抄反多可取。我们应打破佞宋之习气， 对宋本不等齐视之，具体异文具体分析。
白爱平[2]2006年在《姚贾接受史》文中认为中唐诗人贾岛、姚合是具有独特地位的一对诗人组合。他们极端苦吟的创作态度、奇涩精警的五律体制、清寒幽僻的艺术旨趣，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晚唐姚贾诗人群体、唐末五代姚贾后学、宋初九僧等晚唐体诗人、南宋永嘉四灵及江湖派、明末竟陵派、清代高密派和同光派等诸多文学流派，都在效法姚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貌。因此，姚贾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接受过程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特殊现象。 共时接受阶段，贾岛因为有韩孟等人的推扬，其怪变峭拔而终归平淡的诗歌风格、苦心推敲嗜诗成癖的创作态度，在元和年间即有名望。而姚合则在长庆初年创作了《武功县中作》等组诗以后方获得诗坛声誉。在贾岛偃蹇潦倒而姚合仕途渐趋通达并且乐于奖掖后进的情况下，姚合逐渐成为姚贾诗人群体的实际领袖人物。此派诗人大多兼师姚贾二家，也有更接近于姚合者。他们的诗歌有从拗峭尖新逐渐向清畅浅切过渡的趋势。 唐末五代时期，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以姚合为“清奇雅正”主李益的“入室”，贾岛为“升堂”，这是后世合称姚贾的肇始。齐己在其《还黄平素秀才卷》诗中首次将姚合、贾岛置于对举的地位。这时期的姚贾并称尚停留在个案性的阶段，没有达到大众化的普遍认识。晚唐五代时期是姚贾诗风广泛流衍的时期。姚贾后学从章法起结到奇联警句，从总体风格到表现内容，全方位地承继姚贾五律，不过鲜有青出于蓝者。在审美情趣上，表现出对僻涩峭硬风格的自觉修正和向平易冲淡作风的进一步靠拢。 北宋时期，诗歌史上第一次有了“姚武功”和“贾岛体”、“浪仙体”这样的称谓。“姚武功”叁字见于《新唐书·姚合传》，说明武功县中诸作最为世人传诵。“贾岛体”则首见于欧阳修的《弹琴效贾岛体》诗题，指一种好用复词、音节回环往复、风格幽奥冷峭的五言古诗。北宋末人马令《南唐书》卷十四中，提出了“浪仙体”这一称谓，用来指一种苦心琢磨、对仗精工的五言律诗。由于欧阳修和苏轼等大文学家的倡导，人们更多谈论的是“郊岛”，而非“姚贾”。以宋初九僧为代表的晚唐体诗人，延续了晚唐五代以来潜脉暗流的姚贾诗歌传统，将目光投向风花雪月一类寻常风景，笔调轻闲小巧，风格清苦工丽。不过意象更单调，形式更呆板，情感色彩更单一，基本上没有超越姚贾的藩篱。 南宋时期是姚贾接受的繁荣时期，这时期真正出现了姚贾并称的说法，并且得以大行于世，逐渐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诗学名词。赵师秀编选的《二妙集》问
肖圣陶[3]2010年在《姚贾诗派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姚贾诗派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社会、心理、文化等分析方法,通过对姚贾诗派的形成和交往研究进而了解这个诗派的审美意趣、创作方式及对当时和后代文学的影响。全文由六章构成。第一章“绪论”。主要就目前姚贾诗派研究现状作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从四个层面展开,它们分别是文本整理、个体研究、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第二章“姚贾诗派形成和交往”。本文第一节首先对姚贾诗派(?)进行界定和概述。该诗派主要由姚合、贾岛、雍陶、李频、方干、无可等人组成。第二节重点分析姚合的领袖地位。本节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一,庞大的家族背景；其二,显赫的政治(?)地位；其叁,深厚的文学功底；其四,坦诚的待人风度；其五,非凡的号召力。第叁节阐述他们特殊的师友、师弟子关系。在这个集团中,姚合、贾岛、殷尧藩等人出道较早,构成师友的关系。李频、方干、刘得仁等人出道较晚,与姚合构成师弟子的关系。第叁章“姚贾诗派诗歌之尚‘清’”。第一节尚“清“之表现,从散见于历代文论中对姚贾诗派成员诗歌的评价中可以找到这一共同的特点。此外,本节还对“清”的定义和文化内涵作了探讨。第二节主要从意境层面的“清”入手。不难发现尚“清”的审美趣味已经深入到姚贾诗派的灵魂和骨髓,成为一种自觉追求。本节还研究了姚贾诗派诗歌“清”意境之寒、幽与静,它们共同组建成姚贾诗派诗歌清寒、清幽、清静之境界。第叁节回答了姚贾诗派为什么会致力于“清”的追求。首先是受传统“清”文化之影响；其次是对当时社会之“浊”非常反感；再次是入佛门所悟；最后是因心理之需要。第四章“姚贾诗派相似的创作方式”。第一节主要体现在姚贾诗派五律的创作形式上,他们的创作以五律为主要倾向,成就也是五律最大。本节试从他们以五律创作为主的表征、原因和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着重分析他们五律特色中的化常为奇、融情入景。第二节由苦吟的态度切入,把握住处在中晚唐的姚诗派尴尬处境。第五章“姚贾诗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第一节从唐末五代开始梳理。姚贾诗派以其独具一格的姿态,使唐末五代的文人对其十分推崇,形成学习他们诗歌的第一股热潮。第二节主要是对宋初晚唐体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审美情调上；其次表现在苦吟的创作精神上；最后,在诗体的选择上,晚唐体诗人多创作五律。这可以说是学习姚贾诗派的第二股热潮。第叁节宋末四灵,他们的诗作无论是在题材择取还是技巧表现方面,都与姚贾诗派的作品极其类似。体裁上也是十分喜欢五律,且重中间两联。他们掀起学习姚贾诗派的又一波高潮。第四节阐述宋末江湖派实际上是沿着四灵的脚迹而来。所以在创作精神、风格、艺术形式等方面与姚贾诗派有很多相似之处。第六章“结语”。姚贾诗派以其狭小的视野、苦吟的精神、五律为主的创作方式、尚“清”的审美追求在中晚唐众多流派中别树一帜,自有其值得研究的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再次吹响了为诗歌而歌的号角；其二,嬗变唐音,启发宋调；其叁,树立了落魄文人的生存范式。
孙吴[4]2015年在《李频及其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李频作为晚唐“苦吟”诗人,在晚唐诗坛具有较高的文学地位。他的诗歌继承贾岛、姚合的诗歌特色,脱颖而出,对“咸通十哲”等诗人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对李频生平事迹、其《梨岳集》及其诗歌艺术特色的研究,尚有进一步研究的探求空间。本文从李频生平事迹、诗集、诗歌及其传播形式四个方面全面认识李频及其诗歌。绪论部分主要综述目前学界对李频及其诗歌的研究现状,突出研究目的和意义,并指出本文研究的创新之点。正文部分共有四章。第一章主要考证李频生平重要事迹,包括生年、及第时间、婚姻、仕途经历、墓冢地点和祭祀祠堂,并对其交友群体情况加以进一步考证。第二章以《全唐诗》收录的李频诗歌为依据,对其部分诗歌的重出误收、诗题予以辨析,以及对其诗集的存诗数量、版本概况予以考证和论述。第叁章主要论述李频诗歌艺术特色,分为四节：第一节是结合晚唐时代背景,分析李频诗歌创作历程,即从前期的“汲汲于科举”到后期“亦官亦隐”的转变；第二节是基于文本细读,论述其精思壮健和清雅平淡的诗歌风格；第叁节从两组诗歌意象进一步分析其诗歌艺术特色；第四节对李频诗歌语言特色给予分析。第四章从传播学角度论述李频诗集的传播形式,展示其诗歌作品在历史上的流传演变。结论部分总结全文。李频6及其诗歌在晚唐“苦吟”诗派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其的研究之于全面认识李频及其诗歌创作具有积极意义。
王扬真[5]2016年在《方干诗歌校注》文中研究表明方干,字雄飞,睦州桐庐(今属浙江)人,晚唐着名隐逸诗人。死后,门人谥为“玄英先生”。他生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卒于光启二年(886年),享年78岁。他一生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八朝,正值唐朝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晚期。据何光远《鉴戒录》载,方干因貌陋之故科举落第数次,遂“遁于会稽,渔于鉴湖”。会稽太守王龟曾举荐他做谏官,后王龟暴卒,方干从此与仕宦无缘。方干死后,唐末宰臣张文蔚等请求朝廷赐名儒不遇者十五人及第,方干是其中之一。方干生前即有诗名,并得到姚合的欣赏。与他来往、酬赠诗作的也多为文人雅士,如李群玉、李频、陶详、郑仁规、郑谷、贯休、段成式等。方干诗集最初由门人杨弇与僧居远整理成编,收诗叁百七十余篇。现存方干诗集有十余种版本,各本收诗篇目不一,收录最多的是《清御定全唐诗》本,共叁百四十九首,然有多篇诗歌是否为方干所作存疑待考。存世明清几种善本,所录诗歌,均不足叁百二十篇。关于方干诗歌的校勘、注疏情况,学界目前尚未有比较全面、详尽的着作问世。本学位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查阅、比对现存明、清、民国时期的方干诗集抄本、刻本、影印本,计有明抄本《元英先生诗集》十卷本与抄本《玄英先生诗集》十卷本、清抄本《玄英先生诗集》十卷集外诗一卷本、琴川书屋《唐人百家诗》本《元英先生诗集》十卷本之清康熙刻本与清校本、哈佛大学影印本、民国扫叶山房石印本等四种版本,及《清御定全唐诗》本(卷六百四十八至卷六百五十叁为方干诗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玄英集》等十种。其中,七种为善本。在此基础之上,选取明抄本《元英先生诗集》十卷善本作为底本,参校其他不同版本,对现存方干诗歌(含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所补录方干八首)进行全面的比对校勘,进而对其诗中的地名、官名、人名、史实、典章制度、典故、脱意于前人的语句、难字、难词等,进行较为详尽的注疏,从而为学术界今后对方干诗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校勘注疏本子。
田金霞[6]2013年在《方回《瀛奎律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方回《瀛奎律髓》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考论结合、点面结合、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其编纂、体例、诗“体”论、诗“格”论、版本、清人评点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试图通过深入思考与重新审视其中所涉及的重要诗学问题,推进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共有六章,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编纂研究。对后世颇有争议的《瀛奎律髓序》是否方回所作、序中题署称“宋”是否恰当等问题再加探讨；从宋末“江西”与晚唐之争的地域性角度出发,探讨方回“家于歙,尝守睦”的生平经历对《瀛奎律髓》中兼取唐宋诗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意义；细读评点文字,以还原是书历久始成、欲再作修改而未能的真实编选过程；概括出方回编选是书的重要背景：熟稔《诗经》之学、精于律诗、欣赏劲健诗风的家学风气,启蒙于《苕溪渔隐丛话》、由偏爱工致平淡诗风到改调“江西”的诗学历程以及广泛参请又慎择诗友的师友交游；认为其编纂目的主要在于重振风雅诗道,为晚唐、“江西”、理学诗歌救弊,提高律诗地位；释“瀛奎律髓”之名为唐宋律诗精髓,揭示其中所包含的诗学批评意义。第二,体例研究。是书集选本、评点于一身,总体上按照以类选诗,次以分体,以人系诗,以时系人,总序结合小序,圈点兼之评注的体例进行编选。其分类体例、选诗体例、诗评体例皆有独到之处,往往能借助体例设置更加充分地表达诗学思想。当然,其中也颇有失序混乱之处。第叁,诗歌“体”、“格”论研究。力求在唐宋诗学的广阔背景下解决方回诗学的叁个关键问题一一“诗之精者为律”论,兼取唐宋的诗学倾向和诗歌格法论。本文认为：其一,方回通过将律诗平等地纳入诗统体系、强调律诗与古诗本质功用上的相通、详论律诗创作技法以证其精妙、借“律诗之祖”说推尊律体、将复古论者极力推崇的“格高”、“平淡”两大古诗审美风味作为律诗最重要的审美标准等方式,力证律诗为“诗之精者”。其根本意旨也是针砭时弊,实与复古论者殊途同归。其二,兼取唐宋、打破门户是方回在唐宋诗之争中的一贯主张。他以集古今之大成的杜甫为源头,梳理出“晚唐派”与“江西派”的诗学体系,对唐宋并无轩轾；以格高、平淡为诗歌之“两途”,同时兼以细润、工丽等等,也是唐宋并取。其叁,为全面准确地把握方回的诗法论,我们应该认识到：其讲论诗法以重视诗歌本质为前提；讲究“活法”,以“无法”为旨归；主张变体不可常作,学诗当从正格入。第四,版本研究。除了对学界存在争议的元刻本、明初刻本、明嘉靖间坊刊巾箱本等再作考论之外,重点考察海外刊刻本以及通评本、选评本、汇评本等诸种形式的评点本,考述其源流,明了其存在状况,并理清其在传抄整理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第五,清人评点研究。在详细梳理考论诸评点本版本状况的基础上,对二冯、查慎行、何焯、纪昀、许印芳五家评点进行深入探究。一方面挖掘出只言片语的评点文字背后所寓含的诗学思想,探讨诸家评点的特色所在；另一方面,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通过诸家评点反观方回诗学,对其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把握。
钱振宇[7]2015年在《历代文选学及其周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钱钟书《管锥编》云:“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称‘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此语足以表明选学之价值。王书才《<昭明文选>研究发展史》一书是第一部通观历代选学的学术着作。本论文在王书之后,拟对历代选学再做审视。第一章:通过对《大唐新语》和新旧《唐书》相关史料的分析,认为《旧唐书·李邕传》关于李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的记载,仅为孤证。结合学界关于曹宪《文选音义》和李善注文本及音注关系的研究成果,认为李善师承曹宪之观点,尚需进一步论证。李善注之所以形成以“释事”为主的注释特征,与当时类书的编纂和宫廷诗歌注重“事”、“文”结合的二元结构有关。五臣注对李善注的反动,不是五臣主观上欲回归汉魏以来集部注释的传统,而是与初盛唐时期诗风嬗变有关。经过考证,李善乾封年间的外出地,乃《旧唐书·儒学传》记载的经城,外出性质应为贬谪。据《册府元龟》和贺兰敏之墓志的记载,可知李善生平两次担任崇贤馆直学士和秘书郎(兰台郎)。通过对《文选钞》和陆善经注的文本细读,发现《文选钞》对解题的重视已为理性自觉,且五臣注之解题有明显沿袭《文选钞》的痕迹。《文选钞》的散佚,与其未能进入唐代官方图书系统有关。陆善经注之简约特征,是其有意识追求的结果。通过对陆善经的注骚类部分与洪兴祖《楚辞补注》做了互读,发现两者暗合之处颇多,可证明陆善经注骚类部分的价值。揭示了姚合诗歌化用《文选》之处,并做了句图分析,从中可见晚唐诗人仍重视《文选》,然有意淡化借鉴痕迹。第二章:《文选》一书在北宋初期尚有继续经典化的趋势。范、欧、王叁人的科举改革,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对北宋初期社会崇尚《文选》现象的正面对抗。孙复、石介、胡瑗、李觐、周敦儒、邵雍、张载、二程等人,皆直接或间接为此种对抗营造声势。同为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苏轼,在其中亦起到推波助澜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对抗的政治意味大于文学意味。通过对宋人集部注释学的研究,证实了王安石改革之后,《文选》一书在北宋时期的文学影响仍在继续。并据大量史料和相关记载,论证了南宋时期《文选》一书有恢复经典化的倾向。通过对宋代《文选》考证现象的分类探析,发现宋人对《文选》文本的考证较为谨慎;考证李善注的热情高于五臣注,且大多成立;考证五臣注之误大多不能成立。其中方崧卿《韩集举正》有关《文选》的考证,可以得出毋昭裔本五臣注正文已经参据李善注正文的结论。通过对宋代集部注释学征引《文选》情况的考察,发现宋人仍然视《文选》为重要借鉴对象,李善注征引语源的注释精神,已深入宋代集部注释学。以唐宋诗歌为背景,追寻“草称王孙”、“梅称驿使”、“月称望舒”和“山水称清晖”语境形成过程,认为陆游所谓“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的四个例证并不成立,但是不影响其结论的合理性。陆游的认知观念的背后,恰是《文选》在南宋初期经典化的体现。第叁章:明代立国至天顺,近百年间,文选学极端寥落。成化二十叁年(1487),唐藩朱芝址刻本《文选》出现,对明代选学有重要影响。成化至崇祯年间,以删注和评点为主流的明代文选学走向成熟,其俗化倾向较为明显。明人重视《文选》的文学世界,多于重视其学问世界。关于明代重要文学流派与《文选》的关系,前后七子与云间派较为重视《文选》,但是《文选》明显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前后七子的复古需要。李梦阳的古诗借鉴《文选》之迹,极为明显,可作为前后七子诗歌借鉴《文选》的代表。关于明代《文选》删注现象,南宋吕祖谦和朱熹注书中的删注行为是其先导,王阳明心学和明代市民阶层崛起对其亦有深刻影响。第四章:从清人重视《文选》及李善注的文化背景入手,用统计方式,证明清初至乾、嘉、道时期,清代学术着作征引《文选》及《文选》注的现象,愈来愈明显,此是《文选》及《文选》注有助于清代学术的表现。清人在小学、经学、史学、子学等领域,不断征引李善注,故李善注之多元价值不断得到认可。在此过程中,李善注的阙失也逐渐表现出来,如征引文字舛误,训诂不够严谨等。于是,出现一批高质量的校正、考证李善注的文选学专着。清代文选学就在这样的局面下,走向辉煌。余萧客与《文选音义》考论一节,确凿考证出余萧客的生卒年问题,解决了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议,同时认为《文选音义》的匆忙刊刻与乾隆二十二年的科举改革有关。清人注唐诗征引《文选》现象亦很明显,在形式上借鉴宋人注唐诗,在精神上有加重考证的倾向,征引《文选》过程中对李善注和五臣注的不同选择,亦很值得重视。
李明霞[8]2012年在《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新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六十家集》是宋代四川地区刊刻的一套唐人诗文集丛书,目前存世有二十四种,是存世宋本唐人集中数量最多、刊刻最成系统的一种。这套唐人集,在版本学界,乃至中国文化史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首先,他们是目前存世唐人集最早的雕版印刷本,在文献校勘、篇目辑佚、正讹勘误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他们是存世的原始文物材料,是研究中国雕版印刷事业发展,以及书籍文化传播的最可靠实物资料同时,作为一手文献它们对研究唐代文学史、社会历史等都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匮乏,致使这套丛书在宋代的刊刻情况、刊刻者是谁,以及丛书名称的所指,都很不清楚。同时,这套丛书,从宋代产生,流传至今,其问不仅经历了丛书内部包括的版本形式的演变,也经历着在外部浩瀚历史中的收藏传承与流落散佚,这些复杂的情况,不仅造成对《唐六十家集》名称认识上的疏误和混乱,更使版本问的源流关系模糊不清。另外,这套丛书,是唐人集目前可知的最早雕版印刷本,因而在版本源流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在版本的文献校勘上,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学界还缺乏对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地位与文献价值的判断与论述。而且,学界目前己有的研究,也多是以各本唐人集为研究对象,将宋蜀刻《唐六十家集》作为一个群体的研究还未曾见。鉴于宋蜀刻《唐六十家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目前学界的研究仍是空白,本文以“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新探”为题,从版本身份鉴定、版本价值认定、文献校勘价值判断、版本收藏流传等方面,对这一选题进行深入研究,目的是更清楚地探讨《唐六十家集》的刊刻面貌,以及更为清晰的了解这套丛书的版本性质,进而揭示宋代四川地区雕版事业的发展状况,阐释书籍收藏流传过程所蕴含的文化现象及意义。同时,也为唐人集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更为准确的版本,进而更好地整理校勘唐人诗文集,研究唐代文学和社会历史。本文在校勘学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版本学、目录学知识,借鉴传播学和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通过对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群体的宏观研究,结合以各本唐人集的微观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完成选题的探讨：一、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鉴定本章首次对历来概念含混不清的《唐六十家集》名称所指进行研究,并考证其包括的版本形式；其次,通过避讳字研究等方法,考证这批丛书的刊刻年代,并以探究这项浩大刻书工程之刊刻真相；再者,对历来研究较为薄弱的宋代四川地区私家、坊刻主信息梳理,以探讨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的刊刻者；最后,通过现存宋蜀刻唐人集之间,及与其他蜀刻本版刻特徵的对比,更清晰的认识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的版本特徵。二、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性质认定本章首先探讨宋蜀刻《唐六十家集》刊刻者对唐人集在题名及卷目上的改动痕迹,以揭示这项刻书事业在唐人集传播上的功与过；其次,考证目前版本源流关系较为混乱的几种唐人集,以备客观评价蜀刻本在版本源流中的地位；次之,梳理各唐人集从宋代到清代的主要版本,考证宋蜀刻本在版本源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对宋蜀刻《唐六十家集》刻书工程的意义,及这套丛书的版本价值进行评价。叁、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的文献校勘价值判断本章首先通过传世版本和文本的完整度,总体上判断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的文献校勘价值。其次通过校勘宋蜀刻本《刘梦得文集》、《权载之文集》、《孙可之文集》,与通行本之间的文字差异,细致考证辨析这套丛书的文献校勘价值。四、宋蜀刻《唐六十家集》藏弆考本章分宋元明、清代、民国、收藏现状四部分,梳理宋蜀刻《唐六十家集》从宋代至今的收藏流传情况,以发覆流传过程中隐藏的版本源流线索,并以阐释流传中折射的文化现象。最后,以附录形式,整理历代书目题跋关于宋蜀刻唐人集的记载,以便学界研究采用。
吴河清[9]2011年在《论姚合诗歌创作及其诗集源流》文中研究表明晚唐诗人姚合,在当时诗坛颇具声名,与贾岛并称"姚贾"。他的"武功体"诗歌,丰富了唐诗的创作题材。他以"苦吟"求意味的创作特征,对晚唐律诗以及宋诗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姚合生平、仕历、创作成就及其诗集版本传承的系统梳理归纳,学界迄今尚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
解旬灵[10]2007年在《南宋四灵诗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南宋四灵诗派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四灵诗派的背景、本体及影响等各方面展开，以期对于这一诗歌流派进行全面深入地探讨。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及结论叁大部分。正文内容九章，计有《四灵诗派背景研究》、《四灵生平考论》、《叶适与四灵关系之探讨》、《四灵并世诗人考论》、《四灵诗集版本校考》、《四灵诗歌理论研究》、《四灵诗歌创作研究》、《北宋初期晚唐体之回溯》、《南宋以下晚唐体之播迁》。全文本着从作品出发的原则，尽可能地从四灵所处时代环境出发，再现其生平经历，注重四灵与同时代诗人交往，考察四灵诗集版本流传情况，对于其理论及创作进行精细化研究，并将在四灵前后诗歌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晚唐体”加以分析比较，凸显出四灵诗派的文学史意义。另有《钱锺书论南宋四灵》一文作为附录。该文主要从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谈艺录》、《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等着作的相关论述出发，力图厘清钱先生关于四灵的诗学观念、创作实践以及“晚唐体”等问题的观点，以便更为深入地了解钱先生在四灵研究方面的成就。
参考文献：
[1]. 《姚合诗集》版本研究[D]. 史广超. 河南大学. 2003
[2]. 姚贾接受史[D]. 白爱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06
[3]. 姚贾诗派诗歌研究[D]. 肖圣陶. 湖南大学. 2010
[4]. 李频及其诗歌研究[D]. 孙吴.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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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方回《瀛奎律髓》研究[D]. 田金霞. 浙江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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