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抄本论文,代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中国著名的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清末民初曾一度以《金玉缘》为题印行销售。虽然乾隆五十六年（1791）前仅有抄本传世，是年萃文书屋活字印本发行后，在多种排印本及刻本之外，仍有不少抄本流传，但现多已佚亡[①]。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且已影印问世的抄本共十种，其通称[②—④]及所含回数如下：
一、甲戌本：存1—8回，13—16回及25—28回，因其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得名。台北中央印制厂1961年影印。
二、己卯本：存2—20回，31—40回，56—58回，61—70回及1，55，59三个半回。因31—40回总目页有“己卯冬月定本”得名。其中64回及67回为不同时期之补抄（详后）。有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影印本，台北里仁书局重印。
三、庚辰本：存1—63回，65—66回，68—80回。每十回有一总目，41回、51回、61回、71回前总目页均有“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1955年北京大学古籍刊行社、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先后影印，台北文渊出版社重印前者，宏业书局重印后者。
四、圣藏本或列藏本：存1—4回，7—80回。藏原苏联列宁格勒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故称“列藏本”。但因列宁格勒改回旧名“圣彼得堡”，原发现人孟列夫教授建议改为“圣藏本”[⑤]，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未套色。
五、有正本或戚沪本或戚序本：存1—80回，有戚蓼生序，上海有正书局清末影印称“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但影印时曾略有贴改且未套色。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重印。
六、蒙府本：存1—120回，其中57—62回，81—120回乃据“程甲本”补抄，据云由某清蒙古王府后人售出而得名。1968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未套色。
七、杨藏本或全抄本：存1—120回，乃清代同光时人杨继振旧藏，题曰“红楼梦稿”。原缺41—50回，由杨氏据“程甲本”抄补。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加重印，但未套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及鼎文书局均曾就初印版重印。
八、舒序本：存1—40回，有舒元炜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序，又称己酉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编入“古本小说丛刊”第一辑，但未套色。
九、郑藏本：仅存23及24回，乃郑振铎旧藏，故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亦未套色。
十、甲辰本或梦觉本：存1—80回，有“梦觉主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序，故名。1989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
上述各抄本多系“过录本”，其年代之早晚则相当重要。但“现存的各种红楼梦的早期抄本，无论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还是列宁格勒藏本、蒙古王府本，本身都没有留下它们的抄写时间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⑥]，故本文拟就一些特殊字的写法，试探各本之抄成年代。
二、讳字举例
利用书中避帝王名讳来鉴定版本的时代，是中国版本学上的通则[⑦][⑧]。清代帝王自圣祖康熙起始避御讳，其代用字分别胪列于下[⑨]。
庙号 御名 避讳字
以上就各抄本若干回中“玄”、“炫”、“弦（紭）”、“祯”、“弘”及“寧”字避讳情形列于表中，并以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之“程甲本”为比较。“郑藏本”因回数太少而从略。
表一 玄、炫、弦（絃）字避讳举例
表二 弘及祯字避讳举例
表三 宁字避讳举例
由以上三表对比可知“有正本”避讳最为完全，并将15回的“藩郡余祯”改成“藩郡提携”；“寧”未避道光之讳，故是道光以前的抄本。其次是公开发售的“程甲本”已知是乾隆五十六年发行的，为避讳把第一回的“歌弦”改为“笙歌”，26回“炫耀”改为“闪灼”，63回的“玄教”改为“道教”，但15回的“祯”并未缺笔或改成他字，故知可能除对当今皇帝之避讳严格外，前朝皇帝的御讳则非十分严格回避，这也可以说明何以其他各抄本的避讳都不彻底，特别是“玄”、“絃”、“炫”和“祯”或“贞”，甚至“杨藏本”15回把“祯”写成了雍正的名字“禛”。似可暗示是距康熙、雍正朝较久远的时期抄成者。
除“有正本”外其他八个抄本均避道光讳。其中“甲戌本”、“圣藏本”、“舒序本”和“甲辰本”避“寧”字并不完全。由于“圣藏本”是1832年（道光12年）传入俄罗斯的，可推测这些避“寧”讳不彻底的抄本是道光初年（1820年左右）的产物，抄手还不十分习惯于避讳“寧”字，而“
”与“寧”并用。“蒙府本”和“杨藏本”只有一处未避“寧”字讳，而“己卯本”和“庚辰本”避“寧”字讳很完全，可定为道光初年以后（约1830年）所抄成。
三、“命”和“殿”的特殊写法
刻书的特殊字体，则红楼梦的“己卯本”与“庚辰本”也是在1850年前后抄成，与上节推论约在1830年之后抄成吻合[(12)]。
四、“己卯本”、“杨藏本”和“舒序本”的年代问题
以往红学研究红楼梦抄本的年代时，曾有人认为“己卯本”是乾隆30年左右抄成的[(13)]，“杨藏本”有“兰墅阅过”之题字，故在高鹗（1763—1815）[(14)]生前已抄成；而“舒序本”确是“确凿可信的乾隆抄本”[(15)]，现分别讨论其可信度于后。
（一）怡亲王曾抄“己卯本”说商榷
吴恩裕等相信怡亲王弘晓曾亲自参加并领导抄录现存的“己卯本”，并以其中“抄手丙”即为弘晓本人。其直接“证据”是比较“抄手丙”的字迹和已知是弘晓的笔迹。认为《明善堂集》弘晓手书的自序，其字体和用笔与“己卯本”抄手丙所抄的部分来比较，“一望而知是出自一人之手”。并附了三十六字“明善堂集自序”的书影，特别说明一些“特征”例如“爲”字第二笔的末梢不越过第五笔的开头处。
由于无法亲赌《明善堂集》，只好以此三十六字与“己卯本”来对比。这三十六字是“限量哉，古人有言曰学然后知不足，又有曰熟极能生巧，是知为学之道惟在积累精进而已。”其中四字重复，故计有三十二字。“己卯本”15回有五个全页（正反面）为“抄手丙”字迹[(16)]。可比较的为“限、人、有、然、后、知、不、又、能、是、为、之、道、在、进、而、已”共17字。拙见以为弘晓的笔迹并不同于“抄手丙”。最明显的差异有四：
（1）弘晓的“爲”字第二笔向内偏，第三笔超过第二笔甚多，但“抄手丙”的“爲”字第二笔乃向外偏，第三笔仅略超第二笔。
（2）弘晓所写“人、后、又、是、之、道、进”各字的最后一捺笔并未拖长，以顿笔收尾。“抄手丙”则特别拖长，且向上挑。
（3）弘晓的“不”字分配均匀，第二笔末与第三笔的挑勾间有相当距离，“抄手丙”的“不”字第二笔偏低，常与第三笔之挑勾靠近或相遇。
（4）“能”字右侧弘晓乃用正楷，但“抄手丙”多用“
”。
故，“抄手丙”并非怡亲王弘晓[(17)]，且可否定“己卯本”在乾隆年间抄成之说。
（二）“杨藏本”中“兰墅阅过”是何人所书？
“杨藏本”78回末下方有朱笔批写“兰墅阅过”，杨继振等据之称为“兰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百廿卷”。按高鹗卒于嘉庆21年（1815），若曾经其“阅过”则不可能是道光年间抄成者。朱淡文认为“兰墅阅过”四字乃杨继振所书[(18)]。笔者对照此四字与“程甲本”高鹗所书之序，也觉得“阅”、“过”两字写法有异；“蘭”中的“門”与其他字中“門”的写法不同。“墅”字上方的“野”和高序中的“野”，下方“土”与高序中“至”字下方“土”的写法也不同，故推测是书贾伪作后善价待沽，杨继振误信受骗，而非杨氏之所为。
（三）“舒序本”的年代问题
刘世德曾亲检原件，认为“舒序本”的序文和题词是舒元炜兄弟的亲笔，序文末行下端的印章印色“和书中句读打圈所用的印泥的颜色一样”，序文部分“和全书的纸色、墨色也保持着一致，浑然一体，确为两百年前的旧迹，断非出于后人的伪造”，故“舒序本”是乾隆年间的抄本而非过录本。
然而，“舒序本”虽现仅40回，实际原有80回，其总目录包括1—39回及80回，中间40—79回部分不存。细检全书笔迹亦不尽相同，特别是8，14，15，24，28，29，32，35各回回目与总目录稍有不同，可推测其中之一是补抄的。例如总目录第十一回为：庆寿辰“寧”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但十一回回目则是：庆寿辰“”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故可能总目录部分是早期抄本而后文为道光年间补抄的。至于纸色和墨色，除非以科学鉴定其化学成分相同，单凭色泽比较，恐难区分一百六、七十年前和两百年前旧物的差异。故浅见以为“舒序本”的原本中可能有一小部分属于乾隆年代，而大部分仍是道光初年所补抄。
五、讨论
现传世的十种《红楼梦》[(19)]抄本中，除“郑藏本”外其抄录年代可初步判断如下：
一、最早的很可能是“有正本”的底本“戚沪本”，因不避道光讳，当是乾嘉时期所抄。其原本前四十回现存“上海书店”，据报导“工楷精抄，字体为乾嘉时期流行的馆阁体，正文上的句圈都是朱圈，但颜色带黑较暗，这些句圈是原有的。不是有正影印时加的，又经有版本鉴别经验的人士鉴定，根据纸张墨色来看，这个抄本约在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抄成。”与从避讳观点考虑的结果一致。
二、“舒序本”的序文，题辞和总目录可能是乾隆五十四年的原件，但正文避“宁”字讳，故至少其大部分是道光初年抄成。
三、“甲戌本”、“甲辰本”和“圣藏本”因避道光讳不完全而可能是道光初年抄成的，其中“甲戌本”有可能即是裕瑞（1771—1838）《枣窗闲笔》[(20)]中所言“曾见”有脂砚斋批语的抄本[(21)]。胡适所藏之“甲戌本”现已证明是过录本[(22)]，[(23)]，故其底本时期很可能是嘉庆或乾隆年代。
四、“杨藏本”和“蒙府本”只有极少部分未避“宁”字讳而“己卯本”与“庚辰本”彻底避“宁”字讳，当是道光初年以后所抄成。“杨藏本”中“兰墅阅过”四字应是书贾伪作，而经比较可知“己卯本”中并无乾隆年间怡亲王弘晓的笔迹，故两者均不可能是乾隆年代所抄成。另“己卯本”与“庚辰本”中有“
”、“
”等特殊写法，也可说明是抄成于十九世纪中叶或更迟的时期。
五、“己卯本”的64回及67回乃“补抄”者，67回末有“石头记第六十七回，按乾隆年间抄本武裕庵补抄”一行字，64回则无，但64回以“甯”代“寧”与“己卯本”他处用“”不同，知非同时所抄，显然偏后，又64回中有类似“武裕庵”笔迹[(24)]之校改，故可推测67回抄成之时更迟，可能系道光之后所为。
六、非正式公开行销之抄本，避讳可能不完全，特别是对于前朝皇帝御讳尤多疏忽，不宜以此为证，遂而否定某抄本非清代人所抄[(25)]。
七、现传世各抄本，除“有正本”外，抄成年代均较晚，且错漏不少。如何判断其与“原作”接近之程度实属要事，务必谨慎，免生误谬。
六、结论
本文自笔者所见现传世《红楼梦》抄本之影印本，比较其部分避讳情形及“”、“”之特殊写法，初步推论“有正本”之底本“戚沪本”为乾嘉时期抄成：“舒序本”、“甲辰本”、“圣藏本”及“甲戌本”抄成于道光初；而“杨藏本”与“蒙府本”稍迟；“己卯本”和“庚辰本”更迟抄成，据现存“抄本”文字来研究《红楼梦》时必须谨慎，以免误判。
注释：
① 一粟，《红楼梦书录》（增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页1—80。
② 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页918—927。
③ 邓云乡，《红楼梦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91），页63—69。
④ 朱淡文，《红楼梦论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263—401。
⑤ 孟列夫，《关于圣彼得堡石头记抄本》，1995年3月12日演讲，台北，中央大学校友会馆。
⑥ 刘世德，《红楼梦学刊》，第二辑（1990），页271—282。
⑦ 陈垣，《史讳学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重印本）
⑧ 屈万里、昌彼得，潘美月增订，《图书版本学要略》，（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年）。
⑨ 同注8，页157—170。
⑩ 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1206。
(11)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页122—123。
(12) 实际上这类特殊写法，到光绪年间尚流行，例如松排山人编《绣像铁冠图忠烈全传》（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
(13) 吴恩裕，《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247—250。
(14) 同注2，页909。
(15) 同注6。
(16) “己卯本”，上海古籍社版，页275—284。
(17) 其他红学家也有不信“抄手丙”为怡亲王弘晓的，例如：梅节、马力合著《红学耦耕集》（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页174—179。
(18) 同注4，页346。
(19) 《旧钞戚蓼生序本〈石头记〉的发现》载于周汝昌等著，《曹雪芹与红楼梦》（香港，中华书局，1977）页106—110。
(20) 同注1，页157。
(21) 唐顺贤，《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四辑，页135—140。
(22) 杨光汉，《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四辑，页230—240。
(23) 杨传容，《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二辑，页285—290。
(24) 梅节、马力，前引书（注17），页167—170。
(25) 例如欧阳健曾据此怀疑“甲戌本”非清代抄成。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板），1991年第五期，页76—82。
转载后记
《红楼梦》一书的避讳问题，很多人都研究过。十多年前笔者曾有《谈红楼梦的不避讳》（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5》）一文，论及“御讳”时只考虑了康熙帝的“玄”字，并且相信程高本是严格避讳的。但是近来重新考虑避讳问题时，却发现实际上清代对于避讳并不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严格，证据有二。
一、乾隆帝的二皇子“永琏”是其嫡子，乾隆三年殇，追赠为皇太子，谥端慧，并有谕旨避“琏”字讳。但是在各抄本，程高本及后出的名刻本、印本之“琏”字既无缺笔，也未改写。故知虽有避“琏”字讳的旨令，但未严格执行。
三、“程甲本”十五回“藩郡余祯”，“祯”字未避讳也无缺笔，虽然次年出版的“程乙本”改成“藩郡余恩”，但是后出的“东观阁本”或《金玉缘》本，均依程甲本作“藩郡余祯”。故知对于前朝皇帝的避讳也是不严格的。因此写成了《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一文，发表在《国家图书馆刊》（1996年6月出版），认为避“寧”字讳的各抄本是道光年间或更晚抄成。但文中对于“”是否乃俗写而非避讳一点并未讨论，今补充说明如下：
浅见以为，如果抄手已惯用俗写的“”则不会偶而出现非俗写的“寧”字。但如抄手原先习惯写正体的“寧”，因受避讳的限制而改成“”时，则很可能因不习惯而仍写成“寧”。是否合理。敬请《明清小说研究》的读者诸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