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概念与弗莱的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弗莱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4-0122-05
作为批评概念的隐喻与作为修辞概念的隐喻的历史都起源于希腊，成型于亚里士多德。在20世纪后半叶，将隐喻作为人类思维的本质属性这一观念性变革，更新了隐喻研究的内涵、范畴与方法，使这一概念在当代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并进一步促动当代隐喻研究从修辞到认知的转向。在这一转变中，文化人类学将思维与隐喻关联起来的理论探索是其先声，同时也形成了隐喻研究的一条重要理论脉络。从维柯提出隐喻是诗性智慧的组成部分，到列维-斯特劳斯和卡西尔对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的界说，再到弗莱将原型作为人类整体文化隐喻，文化人类学理论家始终将隐喻放在人类思维基始之高度来加以研究，不仅为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奠定了基础，也开启了20世纪隐喻研究最主要的方向，即以隐喻来重构人类思维基点。
在文化人类学学者中，弗莱的理论研究与“隐喻”概念的交汇最为复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他从文学批评角度考察《圣经》，分析其结构、语言与意象中的多重隐喻性，并由此奠定原型批评的理论基石。其次，在弗莱的批评理论建构中，“隐喻”概念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性作用；对“隐喻”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不仅贯穿于他对《圣经》的系统性研究当中，也是联结起神话、原型、象征等概念并构筑起原型批评理论的重要环节。最后，从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来看，弗莱对“隐喻”的理解既综合了自希腊以来文论研究中的观点，又体现出他对文化人类学观念与当代隐喻理论的吸纳与整合。他对这一概念的多重理解与运用，承续了文化人类学隐喻研究之理论脉络并将其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在重视探索文化原型的同时强调隐喻的创造性，不仅提供了从文学批评角度进行隐喻研究的范例，同时也以其具有总体性的文化视野为当代隐喻研究展现了一种认知之外的理论维度。
一、弗莱对《圣经》及其隐喻的系统研究
弗莱对“隐喻”概念的关注源于其对《圣经》的研究。他曾经修读神学，担任过加拿大联合教派的牧师，其家庭也有极为浓厚的宗教氛围，这都使得他对《圣经》极为熟稔，但其《圣经》研究却极少从神学角度切入，而是基于文学批评意义上的研究。在《伟大的代码》和《神力的语言》这两部著作中，弗莱悬置了《圣经》作为基督教原典的历史性与真实性等复杂问题，将其作为文学文本加以考察，系统地探讨了作为文本的《圣经》的隐喻性及其语言、意象的隐喻性等问题。
《圣经》的隐喻性首先在于其整体结构，弗莱将之称为一种“双面镜”式的结构。①《圣经》作为文本的隐喻性使之对应了整个西方文学传统，被称为映照西方文学传统的一面镜子；其所构筑的文本世界又与现实世界形成了镜像式的映射，以一种超越形而上学的形式隐喻了人类的全部现实和想象。从总体上看，作为文学文本的《圣经》首先是关于犹太民族历史的神话叙事，同时也是一个由创造性与想象力所构筑的“启示世界”。这个世界既包含了具体的历史，也蕴含了文学想象的成分，弗莱称之为“一个普遍化了的或诗的意义结构”，②并认为其既能够容纳神学意义上的阐释，也应当包含文学乃至于人类学等更为丰富的阐释层面。弗莱由此将《圣经》与神话、隐喻和文学这几个范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我们按顺序阅读圣经，圣经就成为一个神话……如果我们把圣经‘冻结’为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它就成了一个单一的、庞大的、复杂的隐喻。”③
弗莱认为在《圣经》语言中所蕴含的修辞隐喻的背后，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生产。“《圣经》全书都是用神话和隐喻的语言写成的”，④其中俯拾皆是的修辞隐喻之存在，意味着“隐喻也许并不是圣经语言的一种偶然性的装饰，而是《圣经》语言的一种思想控制模式。”⑤神话和隐喻是《圣经》字面意义的真正基础，字面意义通过代码到达隐喻意义，释经也就意味着对一系列代码的创造与破译。“传统的基督教的许多重要教义只有用隐喻的形式才能合乎语法地表达出来”，也正因此，“当这些教义被一种精神实体之类的观念理性化之后，这种隐喻就译成了转喻语言并得到了‘解释’。”⑥释经在中世纪以后逐渐进入了漫长的转喻时期，历代思想家们在对《圣经》的研究中虽然看到了其与古典神话的对应之处，但为了避免与宗教教义的权威性之间的冲突，而是转用重在描述的阐释形式，对神话的道德性与教诲性阐释遂逐渐被人类学阐释所替代。
在对《圣经》语言与意象的分析上，弗莱深受维柯与卡西尔的影响。他借鉴维柯的理论，将人类语言发展最早的时期称为“隐喻阶段”，并指出《圣经》正是诞生于这一阶段。意义在这一时期只能通过隐喻或诗的方式来表达，所有的抽象意义最初都是具体的隐喻，原初隐喻的某些成分会附着于这些语词，并贯穿其语义发展史。卡西尔所提出的“根隐喻”概念则被弗莱应用于对《圣经》意象的分析上，他认为“根隐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变迁，这种变化既是人类文化发展历程的凝缩，也主导着每个时代的想象模式。在希腊神话中，诸神隐喻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到了农耕时代，根隐喻则逐渐演变成为“大地母亲”；而在《圣经》中的根隐喻则是“天父”，其重心从生养和哺育转向了创造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工具性的社会，即从“造物”转向“创世”。⑦在《伟大的代码》中，弗莱曾经提出一个原则：“具有完整一体性的隐喻只能给我们以有限的概念，因为它来自人类思维的有限性。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想象扩展为真正无限性的，这种想象就成为分散的。”⑧在该书以及《神力的语言》中对于旅程、道路、高山、通天塔等隐喻的具体分析，也正是为了从这一角度来阐明，隐喻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显示出自然或人类世界秩序的形成，而是在于说明人类思维是如何以这种方式意识到并理解了自然与社会秩序的过程本身。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弗莱对《圣经》及其隐喻的系统研究是其神话-原型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石。他认为神话和隐喻皆出于文学经验的源头，是同一本体的两个方面。神话既是一个总体隐喻的世界，也是“构成一切思维的框架和语境”。⑨作为人类最早的集体想象的体现，神话是文学最初的形式，在此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学类型皆可看作其延伸、发展或变体，神话也因此成为文学批评最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作为神话的《圣经》既是西方文学经验的整体性缩影，也是原初意义上的文学文本，其神话性质及其隐喻性正回答了“圣经的文学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⑩
二、隐喻在神话-原型批评建构中的作用
除了上述两部以《圣经》研究为主题的著作之外，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与《批评之路》等著述中也多有论及隐喻概念。总的说来，“隐喻”在弗莱的文学批评中是一个起着关联性作用的概念，作为构筑起神话-原型批评的重要环节，“隐喻”不仅联结起神话、原型、文化等概念，也体现出他的总体性文化视域在文学批评理论建构与实践层面上的价值。
神话-原型批评最重要的背景性理论观念就是弗莱的总体性文化观。A.C.汉密尔顿曾经指出，弗莱作为文化批评家的立场始终未曾改变过，“他的文化意识和将文学置于文化之中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他首先将文学作品置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再将这两者置于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之中考察乃至于考察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11)弗莱认为，在神话阶段之后，文学以自己的方式“继续产生故事、意象和隐喻”。(12)其形态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经验的累积而日趋复杂化，就这一层面而言，“文学、哲学和宗教，至少都是对某种经验的有力的类比，而这种经验不仅超越表达性，而且也超越人类的能力”。(13)唯有通过隐喻这一表述途径，人们方能搭建起经验世界与可能世界之间的桥梁。
神话-原型批评的建构，正是基于弗莱对文学与文化之间关联性的重视。这不仅意味着二者在共时性层面上的联系，同时也意味着从一种整体的文学观念出发，从文化发展及其历史的总体轮廓中去寻找文学的立体坐标。弗莱曾在《神力的语言》中明确表示其对神话与《圣经》的研究基础并非心理学或人类学，而是文学。(14)在他看来，文学及批评将神话体系在历史语境中呈现出来，因而也就成为神话的重要延伸。弗莱主张以神话和文学的一致性为基点，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批评研究应将文学纳入文化的总体性框架中，也必须高度重视文学与文化、宗教的关系。
“原型”作为弗莱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其重要性在于作为文学传统中的结构性元素，它是使批评具有历史维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原型”概念虽借鉴自荣格的理论，却更多地融入了文化人类学的观念。弗莱将原型看作文学经验当中反复出现的因素，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当中，可以是形象、意象、主题、象征或结构形态，具有关联性和互文性，能够引发约定俗成的联想，并将既定文化传统范畴之内的文学经验关联起来，有助于对其所进行的阐释与理解。原型与隐喻的关联则在于，后者是前者的文化内涵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弗莱认为《圣经》中“所有的意象同所有别的意象都在隐喻的意义上相互联系，而不仅仅是同故事中按顺列排序的意象相联系。”(15)这些意象的重复，正是原型逐渐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背后，正是隐喻思维的显现。因为原型所负载的神话之意义并不在于字面含义或是原初形象的传递，而在于以隐喻的方式通过这种传递进一步生成新的意义。
就其理论立场而言，原型概念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弗莱只注重对文学传统的承继与延续。弗莱认为隐喻使原型与文学的创造性得以相联结，而文学又通过隐喻将人类意识与自然世界关联起来。因此，当我们把神话-原型批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神话研究相互参照，就能够发现弗莱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原型为神话文本寻找对应的结构或深层模式，而是通过拓展原型概念的范畴来寻求更多的意义阐释之可能性。也即是说，对文学之隐喻性的强调，正是弗莱试图平衡文学的创造性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张力与冲突的调和之策。弗莱正是由此提出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由无数隐喻构成的宇宙”，(16)因为诗人的职责在于构思这些隐喻，对这些文学想象产物的描述与阐释则是批评家的职责。也正是因此，弗莱认为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应该包含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关于所有艺术的整体批评；另一个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被界定的、在本书中被称之为神话的口头表达领域。”(17)前者对应了弗莱一贯坚持的整体性文化立场，后者则对应了其文学批评最核心的范畴：神话以及蕴含于其中的原型。
三、弗莱隐喻研究的理论启示
1.就隐喻研究而言，弗莱以文化为根基、从文学批评角度进行的研究，为当代隐喻理论提供了一种认知之外的研究维度。
隐喻研究自古希腊以来主要是基于修辞学与诗学的范畴，在20世纪后半叶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历经了从修辞到认知的理论转向。认知语言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使人们日益关注隐喻对人类思维的重要作用，以隐喻为思维的基本方式之观念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隐喻概念的内涵与范畴。
作为当代隐喻研究的主要方向，认知隐喻研究在中西方学界都形成了极大的热潮，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其理论虽然强调隐喻是人类思维的基始，认为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一样具有隐喻性，但其最为普遍的研究形态，却是借用拉科夫所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之模式，以现存语言中的一些根隐喻作为研究对象，对日常语言中的类似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类。这类研究最大的问题可说是对隐喻之创造性的忽视，而这一问题主要源于认知研究对于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界限的消抹。弗莱虽然并未专门探讨过认知隐喻研究，但其部分观点却适足以作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警示之声。
弗莱极为重视隐喻的创造性。他指出“诗歌表达的基础是隐喻”，(18)创造隐喻意味着一个相似的形象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生的有机体涌现并获得独立的生命”。(19)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隐喻的创造性与文学意义的多样性恰恰是相伴相生的，而在日常语言中的隐喻，属于习而可得的文化原型，植根于业已形成惯性的思维模式当中。弗莱由此提出了双重语境的观点，他认为应当将日常生活与文学想象中的隐喻区分开来，考察文学的意义需要从“文学的想象的语境”和“普通的意图性话语的语境”出发，(20)并强调只在后一种语境中探寻文学的意义的做法，将使文学沦为文献，从而丧失文学性，而真正意义上的批评理论所需要的是“更深刻地植根于更广泛的文学经验中的东西。”(21)
值得一提的还有弗莱对所谓“概念修辞”的批判。他认为，假设真的存在所谓“概念修辞”，也就意味着其目的是将情感与理智截然分离，摒弃联想并将语法和逻辑直接结合起来，这同时也意味着将把隐喻当作断言。弗莱进一步指出，认为隐喻意味着“A是B”这种模式的观点，“即是对语言的一种伪逻辑的简单化，它和情感支配的语言一样，目的是要推行彻底的自动化控制。”(22)而实际上，“即使在理性思维中，词语的联想也仍然是个重要的因素”，(23)语法和逻辑的发展也都是通过其内在冲突才得以实现。因此，作为表意符号的日常语言虽与诗歌中的隐喻有别，也同样具有隐喻性，其中都包含了“思想上因隐喻而引起的跳跃”，(24)从而能够摆脱“A是B”这一隐喻基本形态的局限而产生新的意义。
2.就其自身的批评理论建构而言，弗莱对隐喻概念的重视与运用，为神话-原型批评构筑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理论框架。
神话—原型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方法论热潮中曾在我国学界引起关注，当时主要是将其作为人类学观念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理论范例。时至21世纪，对弗莱理论的研究逐渐深化，研究角度也有所转变，对其后期理论发展及其理论价值的重估逐渐成为弗莱研究的重心。本文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试图从隐喻研究的角度来观照弗莱的文学批评。
在神话-原型批评中，弗莱通过追溯文学的起源，将自己的研究实践与文学的发生及其传统的形成过程联系起来。对他而言，在文化这一大的系统中把握文学，意味着以神话为源头，以原型为原点，以隐喻的方式把握文学与文化传统以及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对原型的观照自然地具有了多重视域。这意味着我们在面对原型之际需要将多重语境叠合起来，包括原型存在的原初语境，神话文本以及后来的文学文本为原型所提供的文学语境，再是批评者或读者自身的思维语境等等。原型在多重语境中的意义传递与再生成，正是通过其隐喻性得以实现，神话-原型批评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
在后理论时代，人们对于总体性的知识框架普遍持质疑态度，这种理论模式往往无法阐释不同的文化与社会领域中问题的差异性。弗莱虽然赋予其批评理论以一种总体性的文化内涵，却相对避免了理论的泛文化倾向，这主要归因于他并不强调结构性的理论预设，而是试图在总体性文化立场之中，保持文学及批评的独立性。这种具有总体性与包容性的理论形态，应当作为开放的多元理论格局之中的一种选择，为当下呈现出过速变迁及碎片化状态的知识形态提供参照。
3.就文学批评而言，弗莱以其总体性文化观念为理解当代文学批评意义上的隐喻概念提供了一种开放的理论视域。
弗莱对隐喻概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与复杂化的过程。他对隐喻问题的关注既体现了文化人类学隐喻研究在文学批评理论层面的发展，也使得弗莱对这一概念的把握具有涵盖这两个理论领域的双重视阈。复合的理论视角使弗莱对“隐喻”概念的理解较之单一学科的研究者更为立体化，他对20世纪后半叶隐喻理论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新观念的吸纳，也使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进一步具有了当代视野，也更具开放性。
弗莱对隐喻概念的理解既包含了自古希腊以来诗学与修辞学研究中的传统观点，也体现出他对文化人类学观念与当代隐喻理论的借鉴与阐发。弗莱指出，维柯对《伟大的代码》的影响既体现在观念层面，也包括理论立场与具体的言语序列分析模式等方面。除了文化人类学者之外，弗莱也曾提及自己对于当代隐喻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譬如利科的《隐喻的规则》和布莱克的《模型与隐喻》等著作。在此基础之上，弗莱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他认为作为思维方式的“隐喻”，是一个从具体经验到分类、命名乃至于观念化的过程，人们由此得以将具象化、个体化的经验与知识统一起来，进而形成由多到一的结构性观念统合；反之，隐喻的创造性及其理解与阐释的多样性，又进一步形成了由一到多的意义扩展，而文学的主要功能之一正是以隐喻的方式联结意识与世界从而“使人们继续保持隐喻式的思想习惯”。(25)
在本文中所勾勒出的图景，并未从正面涉及当代隐喻研究的主要思潮与趋势，亦即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而是试图从一个侧面展现出隐喻研究在认知维度之外一直存在并得到延续与发展的文化向度。
就弗莱的批评理论及其实践而言，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隐喻观念被有效地融合到文学批评当中，以真对西方文学传统之重要源头《圣经》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理论范例。弗莱的理论视野也使我们看到了人类思维研究的多样化的可能性，也为解读人类思维方式这一哲学命题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启示。对神话和隐喻的关注以及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原型批评，则体现出弗莱对文化人类学观念与当代隐喻理论的吸收与整合。对他而言，文学批评意义上的隐喻概念并非具体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方法，一条理解文学意义的重要途径。就隐喻概念的范畴而言，其在神话-原型批评中不再局限于修辞手段或是文学表现形式，而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自然显现。这不仅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也在文学批评研究当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隐喻这一概念在其传统研究领域中重新焕发了生机。
注释：
①参见[加]诺思罗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导论第14页。
②③⑤⑥⑦⑧[加]诺思罗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5、92、82、8397、217页。
④[加]诺思罗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吴持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⑨[加]诺思罗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吴持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7页。
⑩(15)参见[加]诺思罗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90页。
(11)[加]A.C.汉密尔顿：《作为文化批评家的诺思罗普·弗莱》，史安斌译，《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2)(13)[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之路》，王逢振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8、15页。
(14)参见[加]诺思罗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吴持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页。
(16)[加]诺思罗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
(17)(20)(21)[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之路》，王逢振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
(18)(19)(22)(23)(24)[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30、134、493、498、497页。
(25)[加]诺思罗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吴持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