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及其效率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中国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6月30日出版的The Banker杂志根据总资产、一级资本、盈利能力等指标，对全球前1000家银行进行了排序。中国84家商业银行榜上有名，其中，四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简称工行)、中国银行(简称中行)、中国建设银行(简称建行)、中国农业银行(简称农行)，分别位列第7、14、15、28位。在中国加入WTO以前，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自2006年12月11日起，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纷纷通过参股国内银行或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国内部分银行也积极地实施“走出去”的全球化战略，提升国际化水平。
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并购行动始于1998年工行收购西敏证券亚洲有限公司。此后，中信银行、建行、中行、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陆续参与了海外并购。但直到2006年中资银行的海外并购才开始增多，其中，工行、建行、中行海外并购行为相对较多。然而，跨国并购行为能否提高银行的效率以及提升银行的利润率？本文将通过对三家大型商业银行跨国并购进行研究，试图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本文在分析中资银行海外并购原因的基础上，研究并购行动对其经营效率的影响，希望能为中资银行以后的跨国并购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分析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进行跨国并购的动因；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其中包括了样本的选取、模型的介绍以及实证结果的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建议。
一、相关概念界定
企业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M&A)包括兼并和收购两种方式。企业兼并是指两家或者两家以上企业根据契约关系合并组成一家企业。而企业收购是指买方企业用现金、债券、股票等方式购买另一家企业的股票或资产，以获得卖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跨国并购，也叫海外并购，是跨国兼并和跨国收购的总称，是指一国(地区)企业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将另一国(地区)企业的部分股份收购或所有资产买下来，从而对另一国(地区)企业实施实际控制权的行为。
于是，银行跨国并购是指在市场竞争下，一国(地区)银行为了获取另一国(地区)企业的经营控制权，该银行有偿购买被并购方的部分或全部产权，以实现资产经营一体化。其中，商业银行之间的并购、商业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并购、商业银行对工商企业的并购都属于银行并购范围(金晓斌，1999)。以上三者分别是银行横向并购、银行纵向并购和银行混合并购。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是中国的领土，但相对于大陆地区而言，这三个地区一般被算作海外地区。因此，本文把银行对这三个地区的企业所进行的海外并购，也归入跨国并购。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在对银行并购是否提高银行效率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一般采用经营绩效研究法(Operating Performance Study，简称OP法)或者前沿分析法来研究并购前后银行的效率变化。经营绩效法认为，如果商业银行并购能使银行的成本减少和利润增加，那么资产、负债、利润和成本等方面的财务比率，如ROA、ROE肯定会改善，或者这些指标都优于没有进行并购的银行，因而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来验证并购是否提高银行效率。而前沿分析法则是直接计算出各个银行的效率，然后再进行某个银行效率的纵向比较或者是多个银行之间效率的横向比较。前沿分析法又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前者包括了随机边界分析法(SFA)、自由分布法(DFA)、厚前沿分析法(TFA)，后者有包络数据分析法(DEA)、自由处置法(FDH)和指数方法(IN)。这些方法的不同主要在于对样本数据的假设不同：第一，最佳生产边界的函数形式不同(参数法函数形式的限制是强于非参数法的)；第二，是否考虑随机误差；第三，在考虑随机误差的前提下，假定的非有效的可能分布不同(半正态分布、切去端点的正态分布等)(陈璐，2005)。
其中，较多学者利用DEA法和SFA法作为研究工具。两者的区别有以下几点：首先，DEA法是非参数的，不需要预先设定函数形式，SFA法则是采用有参数的函数形式，需要设定利润函数或者成本函数，效率容易受到函数的影响。其次，DEA法不考虑随机误差，而SFA则会考虑到。最后，DEA法计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SFA法则估量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因此，本文采用DEA方法来评估三家银行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Grabowski(1995)运用DEA对1979年的美国578家并购或没有并购的州银行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没有并购的银行，参与并购的银行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更高。Lin(2002)分别使用SFA和DEA对1997～1999年台湾地区43个参与并购的银行进行分析，SFA的估算结果是并购对成本效率的改善是有帮助的，但DEA的结果却相反，显示并购没有改善成本效率。此后，林炳文(2004)又用这两个方法对1998～2000年的47家台湾银行进行估算，结果却与前文出现了部分不一致的地方，两种方法都显示并购与成本效率之间是不显著的正向关系。向力力、李斌(2003)用DEA对中国光大银行收购中国投资银行进行研究，发现光大银行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并购后的两年内都下降了，但两年后不断提高，他们认为是并购作用的发挥存在滞后。得到相似结果的有苗娜、王元月(2006)，他们使用DEA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收购城市信用社做实证分析。王雅旋(2009)用DEA研究了5个中资银行的跨国并购案例，发现并购使效率降低了。而张渠(2007)在研究国内外四家银行的国际化并购效率的时候，先用财务指标法比较ROE、ROA、EM(股权乘数)、AU(资产利用率)、PM(利润率)，再用DEA法计算，两个方法都得到相似的结论，认为并购在短期内会恶化财务指标和提高风险，但是长期可能会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赵晶晶(2008)参照张渠(2007)使用了同样的五个财务指标和相同输入输出项的DEA法，对比了国内三大银行的海外并购效率状况，得到了与上文相似的结论。可见，国内外学界即使使用相同的实证研究方法，但对于银行并购是否提高银行效率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这可能是由于参考样本的不同所导致的。
三、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动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的银行并购浪潮。该次银行并购浪潮是以全球化和组建大型全能跨国金融机构为特色的(姜海军等，2008)。2006年，中国银监会明确发出“鼓励中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政策信号，并为中资银行拓展海外业务提供政策支持(金雪军等，2008)。在完成IPO和获得政策支持的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紧跟国际银行海外并购的步伐，于2006年揭开跨国并购的高潮(见表1)。纵观中国商业银行的并购进程，并购主角多为国内大型银行，进入跨国并购领域的只有三家股份制银行，它们加起来的并购量才等于建行一家的并购数量，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工行、中行和建行三家大型银行。
可以说，中国三大银行跨国并购顺应了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形势和国家政策。银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人民币升值迫使银行管理好本币和外币资产、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要求银行提供相关服务等多重压力之下，国内的银行不得不推行其国际化进程。而跨国并购就成为了中资银行快速提升国际化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动因有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追求规模经济效应。中资银行通过跨国并购，能快速地改善国外市场发展滞后的缺点，以获得外国客户信赖和增加外国市场占有率，还有助于降低海外业务的单位运营成本和提高单位收益。如建行在2006年收购美银亚洲后，在香港的业务规模比原来增加了一倍，并且客户贷款总额也从第16位立刻上升到第9位(王立军，2007)。
第二，追求管理协同效应。国内的银行通过并购向外国机构学习先进的管理手段。中资银行通过并购外国银行，能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学习到对方的先进管理技术和健全机构体系，再把这些技术用于自身的发展当中，加强体系建设，以提高自己的整体竞争力。例如，东亚银行虽然是在香港成立，但却是一家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众多发达国家都拥有分行的国际化银行。工行和中行都曾经收购其相关股份，除了为抢占当地市场，更重要的是学习其管理经验。
第三，追求范围经济效益即多元化经营，规避相关法律。根据1995年颁布实行的《商业银行法》，中国商业银行只能从事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并不能从事信托、股票等业务。于是，工行、中行、建行都利用组建金融集团的形式来进行跨国混业经营以规避这条法律。同时，中资银行还会利用旗下公司进行跨国并购，如工行、中行和建行先后在香港收购银行改组为工银亚洲、中银香港和建行亚洲，这些子公司的并购行为就不用受到相关法律的约束。
第四，开发外国市场，打破金融壁垒。虽说按照总资产规模，国内不少银行能排在全球前500位，但它们的国际化业务开展得很迟缓。此外，不少国家因为要保护本国的金融机构，所以对外国的商业银行在当地建立分支机构设立了诸多门槛。中资银行通过收购外国银行的全部或部分股份，得以开发外国市场。中资银行能通过目标银行的网点和渠道进行国际化经营，以突破外国的金融壁垒。
四、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及其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的选取和数据的来源
鉴于2004～2005年期间中国商业银行较少发生海外并购，本文仅研究2006年这个并购高潮年中的案例。此外，本文把银行以旗下公司名义进行的并购案直接视作该银行的跨国并购行为。为了对比并购前后的银行效率，本文将运用投入导向的综合DEA模型来评估各家银行2004～2010年的效率。所用的数据分别是2004～2010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告中的集团数据。
(二)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的选择
本文借鉴文献综述中各位学者的观点，采用了三个投入项——固定资产、总雇佣人数和存款总额；两个产出项——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这些要素定义如下：固定资产是银行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在建工程等；总雇佣人数是银行及其控股公司的境内外员工数目(含劳务派遣雇员)；存款总额是银行所吸收的个人、企业、机关、团体等的货币金额，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保证金存款、其他存款等；净利息收入是利息收入减去利息支出的差额；非利息收入等于营业收入减去净利息收入。
(三)DEA方法中的两个模型
DEA方法的第一个模型是CCR模型，其后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多个模型，如BCC模型、FG模型、ST模型、综合DEA模型等。DEA法按照导向的区别，分为投入导向的模型和产出导向的模型。前者是指投入项按一定比例的缩减使生产点向生产前沿面移动，即在一定产出下追求投入的减少。后者则相反，是产出项按一定比例的增加向生产前沿面移动，即追求固定投入下的产出增加。一般认为，银行控制投入要素要比控制产出要素容易，而且综合DEA模型还能区分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所以较多国内外学者运用投入导向的综合DEA模型来研究银行效率。
假定规模报酬不变，投入导向的CCR模型利用线性规划的方法，将所有决策单元的多个投入项和多个产出项投射在空间中，客观地找到该投入组合下的生产前沿面，然后看决策单元DMU是否落在该前沿上。因此，投入导向的CCR模型只估算技术效率，不考虑规模效率。
假设有N个具有可比性的决策单元DMU，各有M种类型的投入(表示DMU对资源的耗费，类似于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和S种产出(表示DMU在消耗了这些投入后得到的成果)。
1984年Banker,Charnes和Cooper在修正CCR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BCC模型，从原来的固定规模报酬假定，放宽为规模报酬可变，让BCC模型能同时评估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得到一个关系：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1985～1990年间，其他学者们又分别发展出了FG模型和ST模型。投入导向的四个模型——CCR模型、BCC模型、FG模型和ST模型，可以合成统一的形式，即Input(投入)－综合DEA模型①。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的模型是投入导向的综合DEA模型。
1.中国工商银行跨国并购的效率分析
工行的国际化程度正逐渐提升，但与国际大型跨国银行相比，工行的国际化经营水平还是不高，境外营业收入只占3.6％②，这与工行市值第一、盈利第一的身份并不相称。因此，工行近几年一直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2006年以来，工行先后用超过60亿美元收购了6家国外金融机构的股份，成为国内最频繁进行海外并购的一家银行。其中，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份这一案例更成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历史上金额最高的并购案。2006年12月签订了收购印尼哈里姆银行的合约。2007年，还交割了澳门诚兴银行和南非标准银行的股份。和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加拿大东亚银行和泰国ACL银行分别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签约并交割。
表2列出了用投入导向的DEA综合模型所评估的工行并购前后效率。近几年来，工行的整体技术效率基本上处于上升通道中，2010年处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为1的整体有效率状态。不过在2006年、2008年和2009年分别出现了规模效率下降或纯技术效率下降。实际上2006年并没有任何交易产生，而2008年和2009年并购交割前，被收购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但工行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却同比下降，这可能是工行在自身经营、控制规模和整合目标企业这三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首先，工行的资产规模增长出现了大幅滑坡，总资产增长率从2005年的27.29％下降到2006年的16.29％。这与工行在2006年着力于股票公开发行不无联系。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效率下滑，则是由多起并购案共同进行所带来的结果。Spindt和Tarhan(1993)认为，银行并购会带来双方内部协调、管理成本增加等问题，会让银行并购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效益。频繁的并购让工行需要管理的资产、业务、员工都有诸多变化，对于没有太多跨国经营经验的银行而言，要马上熟悉在不同地方同时经营和管理，这有很大的压力，于是效率随之下降，并且快速整合4家金融机构也是不简单的，因为整合的工作包含了文化整合、人员整合、技术整合、设施整合等，如同周叶婷(2005)的观点所言：被并购方对主并购方的认同感是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因此整合是否成功影响着银行效率的变化。此外，如前文所提到，并购往往会带来短期内银行效率的下跌，工行规模效率时好时坏的现象是能被解释的。随着工行不断积累并购整合经验，2010年经营效率得到了全面改善。从实证结果可以认识到，工行若想达到整体有效率的状态，必定要在并购之后注意控制好银行的规模和关注整合的进展。
2.中国银行跨国并购的效率分析
中国银行是国内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商业银行，港澳和境外机构雇员占比达10.14％，而海外资产(包括港澳)占比为18.84％③。中国银行主要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还通过全资附属机构中银国际控股集团从事投资银行业务，通过全资子公司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从事直接投资和投资管理业务，通过全资子公司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从事保险业务，通过中银航空租赁有限公司(前身就是新加坡飞机租赁公司)从事飞机租赁业务，通过控股中银基金管理公司发展基金管理业务。2006～2008年，中行每年进行一起海外并购，先后收购了3家国外金融机构的股份——新加坡飞机租赁公司、东亚银行、瑞士和瑞达基金公司。
中国银行三起海外并购以纵向并购为主，明显是以业务多元化为并购目的。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中行并购前后的效率情况如表3所示。中行的经营状况是不断提升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逐年增加，甚至在2007～2010年连续4年皆是整体有效率的。但并购也使得中行纯技术效率在2006年时出现短暂下滑，其他年份的纯技术效率都是等于1。
中行的效率改善正好说明了范围经济理论能解释银行并购的动因。接连收购了新加坡飞机租赁公司、瑞士和瑞达基金公司，令中行海外经营的业务向租赁服务、私募基金、个人高端理财等领域推进。业务的拓展使效率提高，就是多元化经营效益在中行并购案上的展现。同时，东亚银行作为香港知名银行，在当地有丰富的渠道和资源，被中行旗下中银香港收购少数股份后，中行就能利用东亚银行的网络扩大市场，还能学习对方先进的管理和技术。这样就能让中行从并购案中获得管理协同效应。2007年和2008年的两起并购案，中行大概一共花费了5亿美元，可见并购规模并不大，这就不容易让中行遇到学者口中的规模经济拐点而使得效率下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中行处理跨国并购整合是很成功的，其前提条件有两个。首先，中行在飞机租赁业务和基金管理业务上都拥有丰富的经验。它是中国第一家参与飞机融资租赁业务的银行，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民航业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引进飞机的担保任务均由中行承担。早在2004年，中行控股的中银基金管理公司便成立了，开始涉及基金管理业务。其次，目标企业具有优势。并购前，新加坡飞机租赁公司是亚洲最大的飞机租赁公司，总资产31亿美元，总负债22.8亿美元，股本总额5.35亿美元，从1993年成立起每年都保持盈利，拥有63架飞机，并代表第三方管理14架飞机(张明扬，2006)。瑞士和瑞达基金公司具备不少有利条件，如拥有很多基金管理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发展出成熟的投资产品、地处以私人银行业务闻名于世的瑞士日内瓦等(张泰欣，2008)。2006年的并购案是中行所有并购案件当中交易金额最大的。交割的同年，它使得纯技术效率下降，反映出规模大的并购会短暂地影响主并购银行的效率。但中国银行的海外并购总体上是很有益的，当中的经验值得其他有意进行海外并购的中资银行借鉴。
3.中国建设银行跨国并购的效率分析
截至2010年年末，中国建设银行海外机构总资产为2728.29亿元，但仅占全行总资产的2.5％。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约翰内斯堡、东京、首尔、纽约、胡志明市及悉尼都设有分行。它通过拥有多家子公司来实现国际化和多元化经营，如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伦敦)有限公司、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财务有限公司、中德住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建信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④。2006年，建行收购了其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旗下的美国银行(亚洲)有限公司。三年后，建行收购了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国际集团旗下的美国国际信贷(香港)有限公司，但这个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并没有被母公司所拖累。
表4是根据建行数据做出的：DEA模型实证结果。建行效率的明显下降发生在2009年，之前已经连续两年处于整体有效率状态。可见，第二起并购案改变了建行经营效率进步的轨迹。建行并购美国银行(亚洲)后，使得建行在香港的规模扩大为原来的两倍且在香港的客户贷款额排名中大幅上升了七位。美国银行自2005年就成为建行的战略投资者，在个人银行业务、风险管理、公司治理、计算机技术等领域都有合作，对被并购方的了解使建行在整合美国银行(亚洲)有良好的基础。根据双方合约，美国银行还要在交割后的18个月内继续为美国银行(亚洲)提供在风险管理、营运管理及信息技术等多方面的援助，这也能让建行在它的帮助下快速掌握如何管理美国银行(亚洲)。这个并购案能为建行带来管理协同效应，并使得它的效率也随之提高。而建行收购了经营状况一向良好的美国国际信贷(香港)有限公司，为建行带来的好处有：增加超过50万个信用卡账户、香港信用卡市场占比超过5％、总贷款额达到500亿港元(张朝辉，2009)。按道理说，应该得到如第一个案例的理想效果，但结果却令建行的效率出现短暂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建行对目标公司并不十分了解，整合就没有第一个案例那么快速和顺利。
(五)小结
从短期来看，这三家银行都会在实施跨国并购后的一两年内出现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或规模效率的单方面或多方面下降。各家银行短期效率下降的原因各不相同。首先，规模大、频率高的跨国并购进程会影响效率。工行是国内银行中最热衷海外并购的，且并购交易总额最高，一定程度上它的规模效率受到被并购案件的影响。相反，中行和建行海外并购的规模小，并购当年的某些技术效率只是轻微下跌。其次，由于难以快速整合，整合经验不足，短期效率会因此下降。根据向力力、李斌(2003)的分析，经验的多寡和对被并购企业的熟悉程度都决定了整合时间的长短，于是并购对效率的作用是存在滞后性的，其滞后的时间长度就由整合的时间长度来决定。中行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公司后，当年的纯技术效率马上下跌了，但之后一年便回升了，这就说明磨合期越短，效率回升得越快。工行由于要同时处理多家目标企业的整合而令其规模效率忽升忽降。再次，中资银行对被并购企业认识不足，导致效率降低。建行因为了解美国银行(亚洲)的情况，所以整合比较成功，它所表现的效率令人满意。相反，它对美国国际信贷(香港)有限公司不那么熟悉，直接导致并购当年的效率下降。
但从长期来看，三大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后的效率变化显示：并购后的两三年，银行的效率指标就会逐渐改善，因此，三大行的效率都在2010年达到最优状态。这个发现与向力力、李斌(2003)和苗娜、王元月(2006)的两个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一般来说，两三年的时间已经可以深入了解被并购企业和采取整合措施，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会随之提高了。可见，跨国并购提高银行效率的作用是存在滞后效应的，其原因就在于整合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三家银行通过海外并购实现了很多目标，例如，获得了规模经济效应和管理协同效应、实现了多元化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等。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与建议
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企业不断拓展海外市场、国内银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主要原因有：追求规模经济效应、追求管理协同效应、追求多元化经营和打开外国市场。本文得出的实证研究结论有三个：首先，在短期内，跨国并购会恶化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其次，从长期看，中国商业银行效率会由于跨国并购而提高；最后，影响主并购银行效率的因素主要有跨国并购规模和频率、并购双方整合时间的长短以及主并购方对被并购方的了解程度。
依据以上结论，参考部分外国银行的跨国并购案件，本文对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选择适当的并购时机和地域。在金融危机或银行出现经营危机时，一般能以较低的价钱收购目标企业的股份。以汇丰银行为例，该行先是在1965年收购了陷入挤提危机的恒生银行。这笔交易让它既能低价买人股权，又能控股恒生银行做到消灭竞争对手。后来，汇丰银行又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之时，出手收购巴西Bamerindus银行和韩国汉城银行，成功扩大在当地的市场份额(金雪军等，2008)。除了注重时间问题，还要注重地域问题。欧洲的银行如苏格兰皇家银行、德意志银行、荷兰国际集团等，它们的并购一开始集中于国内，接着才推向欧洲区域内部，再扩张到区域外部如美国、亚洲等地(李石凯，2005)。因此，与中国经济政治密切相关的、政府监管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中资银行更容易进入这些市场。中资银行之前并购的目标方多数在香港和亚洲其他地区，在积累了资本实力和整合经验后，中资银行的并购范围正拓展到其他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和成熟的欧美市场。
第二，谨慎选择并购对象。在跨国并购中屡次成功的汇丰银行认为一定要挑选符合自己发展战略和有未来盈利潜力的企业作为并购目标(金雪军等，2008)。要选择合适的目标，自然要详尽地调查潜在并购对象的财务状况、管理水平、经营风险等，全面深入地了解并购目标。除此之外，了解对方当地的金融监管政策、金融市场架构、文化风俗等，也是必要的功课。一般，可以用业务互补为标准来选择并购对象，令自身实现多元化经营。例如，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与德国抵押联合银行的合并，就是看中双方的业务互补性(欧明刚，2005)。也可以把并购目标锁定在经营自己熟悉业务的金融机构上，追求境外的规模经营，这样有利于了解被并购企业的业务状况，实现快速整合。
第三，重视并购后的整合。整合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组织架构、企业文化、管理风格、客户资源、网络渠道、控制系统、技术设备、员工安排等都需要整合。整合成功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熟悉并购对象。根据德意志银行收购美国信孚银行的整合经验，要确保整合成功，还有其他几个关键点。首先，培养一支具有丰富海外并购和国际化经营经验的团队。德意志银行的不少高管并非德国人，但这些人有丰富的海外经营和并购经验，能快速掌握对信孚银行的管理。其次，保留被收购方的优势业务和品牌。例如，德意志银行就保留了信孚银行旗下历史悠久的投资银行Alex Brown。再次，尊重对方的文化。在双方的文化整合当中，德意志银行坚持多种族和多元化，从而有利于加快整合。最后，有良好的沟通和明晰的整合方案。它们一直保持并购前后的持续沟通，一步步地制定出清晰的整合方案(陆晓明，2006)。
(二)后续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着局限，这需要后续研究来帮忙改进。首先，商业银行效率是被多个因素所影响的，如资产规模、资产质量、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资本充足率等。本文仅能说明并购案件发生后效率的变化，但不能证明这三家银行的效率仅仅受到并购的影响。其次，并购可能会令银行多个指标产生变化。而本文只采用了固定资产、总雇佣人数、存款总额、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五个因素来度量并购对效率的影响。除了这些有形因素的变化，并购也可能会带来无形资本的增加，例如提高在国外的知名度。后续的研究可以加入其他量化因素和无形资本加以分析。
［收稿日期］2011年8月31日
注释：
① 详见：魏权龄(2004)。
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年报，营业收入为380821百万元，其中境外部分为13805百万元。
③ 数据来自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年报。
④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年报。
标签：银行论文; 海外并购论文; 跨国并购论文; 并购贷款论文; 商业管理论文; 纵向并购论文; 目标公司论文; 中资企业论文; 公司收购论文; 金融论文; 商业论文; 美国银行论文; dea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