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钰[1]2004年在《上海康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商业计划书》文中提出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生物技术将是21世纪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七个高科技领域之一。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已把生物技术作为国家高科技发展的重点，把生物技术产业作为新产业发展的方向。我国生物技术产业面临上升态势，市场潜力巨大，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具有明显的战略投资和风险投资价值。 鉴于生物技术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处于快速成长期且富有吸引力的领域，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生物医学博士后、已拥有专利技术的华人科学家张建营教授决定在国内创业，并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联合注册了上海康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康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属高新技术企业，其主营方向是开发、生产和销售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现代生物技术产品。公司拥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专利技术和很强的研发能力，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公司选择的叁个项目目前在国内没有竞争对手，主要竞争对手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公司已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抗体制备技术，将以较高的质量和较低的价格赢得竞争优势。其中即将上马的第一个项目：单克隆抗体和多克隆抗体在生物学研究、临床诊断和治疗等领域中已被广泛运用，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按照最保守的预测，国内市场需求量每年约为20克，市场价值2亿元人民币(按每200微克2000元人民币计算)，国际市场需求量每年约3000克，市场价值6亿美元(按每200微克400美元计算)。绎财务评价，该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为107.2％，投资回收期限为17个月。 上海康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建立了较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和风险控制体系，具有广泛的市场资源和良好的客户关系。公司高层领导有着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丰富的医药市场实战经验，能够较好地驾驭市场，有效地规避风险。 生物技术企业在运作初期是一个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行业，再好的项目如果没有资金来源支持是无法按既定方案来经营的。为了上海康乐公司的快速发展，为了避免机遇丧失，公司需融资1000万元人民币。本文从公司、产品、市场、竞争策略、风险控制、人力资源、财务预测等7个方面科学预测了上海康乐公司的发展前景，既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份评价该企业是否值得投资的依据，也增强了公司所有者对公司现状及未来前景的了解，是确定目标和制定计划的很好的参考资料。
刘家立[2]2014年在《YHL休闲养老项目商业计划书》文中提出本文运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根据商业计划书编制的要求，首先对YHL休闲养老项目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预测，再运用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分析了当地房地产市场和竟争态势，接着运用SWOT矩阵分析法确定了公司的竞争优势、目标市场定位、盈利模式和开发建设方案，最后分别对开发建设方案实施所需的资金需求进行分析和阐述，编制计算相关的财务报表和净现值、内部投资报酬率等投资评价指标，并在进行敏感度分析与风险分析之后给出了决策建议。研究表明：位于中国广东省湛江市遂溪的YHL养老休闲项目，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有丰富的水资源及原生态景观资源，是国内为数不多、得天独厚的集养老养生、休闲旅游、商务运动、度假居住等复合功能于一体的高端生态旅居园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具有较强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的区域文化经济中心的一部分，形成一定的区域优势，促进整个地区的良性发展，促进当地现代综合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当地民众长远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水平，增加收入；提高社会对养老问题的重视，解决部分老人养老问题，推动中国养老事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结论表明，本项目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和良好的投资回报收益。
汪芳[3]2012年在《雅拉香波景区开发项目商业计划书》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突飞猛进，旅游景区成为了投资的热点，四川作为旅游大省，政府鼓励开发生态景区，而拥有非常丰富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的四川省乾宁县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新加坡XX旅游投资开发公司拟按亚丁景区开发经营模式与乾宁县政府共同开发乾宁县雅拉香波景区。本项目商业计划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本人通过参与雅拉香波景区开发项目可行性分析论证小组，利用所学的工商企业管理相关理论，对乾宁县旅游发展现状及雅拉香波景区开发项目进行了详细、充分的调研、分析，提出了打造川西重要的自然生态和专项旅游目的地的战略规划。文章分六部分，从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实用价值出发，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从乾宁县目前旅游发展的情况、旅游资源分布及特点、项目的内外部环境、市场需求、主要竞争对手状况等对整个项目进行了战略分析；从项目的特点、市场细分、从项目的特点、市场细分、目标市场的确定、目标市场的顾客需求分析提出了项目定位及开发项目规划方案，并制定出相应的营销方案。并从财务角度分析该项目的经济效益，对项目开发总投入的估算、销售收入和赢利能力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财务分析，同时提出了可能发生的风险，给出了风险回避的措施。最后，对整个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得出本项目投资具有可行性的结论。
龚超文[4]2011年在《香港中学体育课程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香港政府善用了九七回归后教育自主的优势,提出了千禧年教育改革蓝图,与此同时,中学体育课程亦同步地作出全面的改革。课程从咨询到落实的十多年改革流程中,诱发了香港教育界与体育界对体育课程功能的反思,创造了体育教师们对课程发展积极讨论的氛围。在此难得时机,对香港中学体育课程的发展作深入的研究正填补了香港对体育课程发展研究的长期空白,为新课程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与参照。研究中分别适当地采用了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小组座谈法、慎思民调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逻辑分析法及数理统计法对本土因素、课程纲要、学习评估、学与教、人力资源五个与体育课程发展相关的系统作详细研究与分析,同时展示了课程发展的最新状况,对持续发展的机遇细加思考。经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1本土社会大环境是制约香港中学体育课程发展的主因。1课程纲要是体育课程发展中较规范较完整的部份,但与其他课程相比则还有一大段距离。1校内评估,校本自决,自由发挥；公开评估,具公信力,无延续性。1「教学」转为「学与教」,主体由教师向学生慢慢转移。1体育教师的平均素质与总量长期落后于课程发展的速度。1香港中学体育课程以分期式,重复性,由上而下,单向推行的规律特征断续发展。1香港中学体育课程的发展以课程纲要为轴心,并与课程评估、学与教的变化及人才培训体系协作成长。1香港教育改革是体育课程发展的催化剂,学制改革为体育课程创造了加速发展的良好机遇。1香港中学体育课程发展始于讨论,以教师培训先行,继而颁布课程纲要,之后以教学配合课程,然后再落实评估机制,各体系基本上是独立运作。1课程的发展正走向学生为本,多元发展,百花齐放的尝试阶段,各有困难亦各具特色。1社会要求不断提高,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走向,为课程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王腾飞[5]2016年在《争议的遗产—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研究》文中指出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黑洞。从1941年12月8日至1945年8月15日,叁年零八个月的时长里,电影逐渐成为日伪统治的“国策”机构,与此相关的所有的话题均处于民族、道德、经济等多重话语的交锋中,因而它也成为是中国电影历史上最复杂难解的一段景观之一。本论文将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看作是一份至今仍充满争议的历史遗产,学术界对这份遗产的关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而且,掣肘于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研究资料匮乏,对其价值评判仍处于巨大且简单化的话语阴影中。也因此,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研究亟待新鲜的历史态度和价值判断予以介入。笔者将借助档案、报刊杂志、影像等资料尝试拨开历史的迷雾,从中探寻沦陷电影发生发展的脉络以及其内部肌肤,探究的目的既致力于廓清历史疑点,同时也借由此项研究以反思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的概念方法和积习陈念。论文将通过五个章节的内容完成上述设想。第一章主要以“中联”和“华影”两大制片主体的概况来呈现上海电影逐步走向“全体主义”的过程,论述战时电影体制的形成。在此基础上,第二章的将厘清沦陷电影的生产和流通状况,剖析其在政治与商业之间的博弈关系。第叁章将进入个案分析,主要对该时期的叁类电影做文本分析和文化解读,找寻它们独特的创作趋向。第四章将涉及沦陷影人群体,他们之中既有中日影人,又有沦陷电影的管理者和创作者,理解他们的心灵,将是读解这段复杂历史最好的切入口。随着战争的结束,“华影”轰然坍塌,沦陷电影亦宣告终结,第五章将关注战后的遗产接收以及影人离散,同时涉及战后华语电影跨地创作的话题。
张以红[6]2011年在《潭江流域城乡聚落发展及其形态研究》文中指出潭江流域的城乡聚落发展是广东城乡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普遍性,也具有一些特殊之处。该地区的聚落发展史与岭南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步推进,基本传承了岭南广府文化。从探索聚落发展史和当地特色的角度看,潭江流域的城乡聚落形态对研究地方性城镇空间的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价值。该课题研究属于聚落发展史和空间形态研究范畴,目的在两方面:希望以潭江流域城乡聚落研究为契机,探索能用于城乡聚落形态研究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理论方法,为同类研究提供参考;同时希望能补充潭江流域城乡聚落形态研究的空白,尝试探索聚落形态演变的法则。第一章是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探索。研究过程采用城市形态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在学习和了解与聚落形态相关的研究方法基础上,根据城乡聚落形态的特性,将形态分解为边界、面状要素、线状要素、点状要素及自然物等五类形态要素。再将五类形态要素按功能细分成若干内部元素。这样组成两层面的元素与要素结合的内部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地研究城镇的空间形态,将Conzen学派的“市镇平面分析”方法与传统的“点、线、面”方法相结合,并根据实际的研究条件,建立“街道网、用地布局、建筑形态”的研究框架。此外,针对城乡聚落的区域形态研究,引入“人地系统”理论框架,构建包括环境、资源、发展、人口、文化、组织、技术等七方面的外部因素分析框架。从外部影响因素入手,逐一揭示聚落的发展脉络以及聚落形态的生成法则和机理。内外框架的组合,形成本次研究的综合分析方法。论文的主体部分是第二至七章。第二章运用综合分析方法剖析潭江流域城乡聚落的发展历史和分布形态。经研究,该流域城乡聚落的发展历程分为六个时期。文章重点分析了唐宋以后的聚落分布,总结了“‘点—轴’分布”、“均匀扩散”、“‘点—轴’式加密”与“‘点—轴’渐进式扩散”等四个空间分布阶段。这个过程反映了城乡组织结构的变换与经济、交通、人文等因素密切相关。该流域聚落分为地级市、县级市、墟镇、乡村四个层次。第叁至六章采用综合分析方法,对潭江流域的城乡典型案例进行了内部形态发展研究。第叁章是关于对江门和会城的城市形态分析。会城是潭江流域最早出现的城市。在封建社会体制与广府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明清会城内城市形态符合礼制要求。民国后,会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脱离了封建城市的形态成为商业与文化职能占主导的现代城市。同一时期,由草市发展而来的江门则因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快速成为潭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民国江门发展成带形、聚散结合的河港城市形态。这种形态因河港经济的发展一直延续到现代。第四章研究潭江流域典型墟镇的发展及其形态。实例中,潭江流域的墟镇有两类发展途径,一由政军中心发展成现代城镇,二由商业墟镇发展成现代城镇。两种途径虽有政镇、军镇、墟市等不同的原始形态,但后来大多都发展成依赖区域交通的现代产业型城镇。这仍将是未来一定时期内潭江流域城镇发展的方向。第五章研究潭江流域多元文化背景产生的传统村落。受广府文化影响的村落有“耕读”传统的歇马村、多姓聚居特色的良溪村。两者的空间形态分别表现出梳式布局及叶脉式布局。受客家文化影响,绿护屏山村是典型的客家“文化孤岛”,锁头屋、阶梯形布局是客家文化与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民国时期华侨文化所产生的华侨村落也是潭江流域的特色村落。潭江流域曾经存在水上疍民的聚落。“浮家泛宅”是这种古南越后裔居住的特有方式。各种村落形态研究的结果显示,经济来源、行政制度、村规民约、传统文化等方面是影响村落空间形态的主导因素。第六章研究该流域城乡传统聚落的特色元素。通过聚落探访,对潭江流域聚落中富有生活与景观意义的茶楼、井、水道与河涌、桥、围墙、巷道、塔与炮台等元素的形态特色进行研究,以反映该潭江的历史人文特征。最后一章以形态研究的结论作参考,指出聚落演变历史对潭江流域发展的启示,探讨环境保护、历史与文化保护、土地开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城乡发展措施,应对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李国林[7]2003年在《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指明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作为非营利社会组织开展的工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经愈来愈大。慈善组织及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历史十分悠久，它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曾对中国封建统治者维持其政权有不小的贡献。近代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伴随新政权诞生，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转变，慈善组织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慈善组织作为社会的公益组织，凭借其社会救济的功能，对转型时期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在近代上海这个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慈善组织充分利用了城市工商经济发展所带来有利条件，为社会慈善救济的展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力图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比较学等研究方法，透视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的发生、发展、衰落及其内在规律，并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在组织结构、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参与者的成份等，总结慈善组织在民国时期上海城市发展中的角色与地位，以期客观地评价这个社会中间组织在民国社会发展中地位。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简单扼要地回顾了慈善组织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发展演变，以及慈善事业的性质。社会慈善事业，从人类文明形成之日起产生，即与人类社会文明同步前进。从商周到明清，历史跨越了数千年的时空，但慈善的中心思想不变，它由民本主义、儒家“仁爱”、佛教“因果报应”等，汇集成了慈善思想。近代以降，西方慈善思想的导入，使得慈善理念的内涵扩大，参与慈善事业的人数增加，推动了民国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第二章是对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发展的背景与社会基础进行分析。一方面，民国建立后，随着政治制度的变迁，经济快速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各阶层进一步分化，伴随而来的是人口大量流入，它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商品销售市场，也因与市场发展不协调而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市场的波动和民国政局的动荡，对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负面作用，使得社会的贫困阶层日益扩大，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另一方面，上海作为一个先于国内其它地区进入向城市化进程过渡的城市，在西方城市化进程的示范下，国外对社会救济和社会慈善的政策在上海首先得到了尝试，推动了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第叁章是对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特征加以分析。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上海的城区日益扩大，同时，移民的大量进入，使原先农村中结成的血缘、地缘关系，转变为以业缘关系、居住区域关系，慈善组织逐步摆脱了单一的同乡会、同业公所等局限，向功能比较齐全的慈善组织转变。民国的慈善组织与旧的慈善组织相比，具有了新的特征。客观上，民间的慈善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超越了官办，慈善组织的属性上出现了官方主办、民间主办、宗教界主办等形式，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和资产属性上，也具有了现代社会的性质;在意识上，慈善摆脱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的束缚，溶入了西方现代责任意识、公民意识。 第四章对民国慈善组织的结构、运行机制和成员构成进行分析。此时的慈善组织，它的发起条件，入会的资格审定，会员的权利与义务，资金来源与使用等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慈善组织正逐步向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向过渡。在组织结构上，它效仿西方同类组织的做法，努力提高组织的民主意识和决策的透明度，以获取公众的信任;另外，慈善事业参与者，由传统的绅商主导型转向工商界人士为主，其中江浙籍的商人开始占据主要的地位，成为慈善事业的主力军。 第五章阐述了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的主要活动、社会功能及存在的不足。各慈善组织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不同方式的的救济，主要包括机构内的救助和机构外的救助，临时救助和平常救助。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的的救济对象己向特定人群转变，从婴儿到老年人，从残疾人到健康的游民、妇女等皆有专门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走向新的时期。在社会功能方面，作为民间的社会组织，慈善组织与政府间形成了监督与被监督，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尽管时期上海慈善组织与以前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也具备了现代组织的许多属性，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在组织成立中显现先天不足，其规模和人员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制度化建设中，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在救济效果上，获得救助人数有限等等，但这一时期的慈善组织及慈善事业对社会的稳定、对上海慈善事业整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启示: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古老中国的文明史也是慈善的发展史。慈善事业在不同的时期展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显示出不同的社会作用。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又与慈善组织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它与组织者、参与者密不可分。民国时期，慈善组织的成立与发展在新思潮和新制度的双重催化作用下，出现了明显的现代特征，它从组织的结构形式、运行程序、人员的组成及成份等方面皆得到体现。而慈善组织的经济运行模式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及教育功?
姚鹏[8]2012年在《近代甘肃留学生研究》文中认为近代(1840-1949)甘肃省聚居的民族众多,军阀混战。复杂因素影响之下,致使甘肃国外留学生人数较少。就甘肃留学生具体人数也没有确切数字。笔者通过对相关甘肃留学史料的梳理,考察出1906年至1949年间甘肃籍贯的留学生97人。把近代甘肃的国外留学生作为一个群体,首次进行较为全面的整体性的考察。并且针对学者研究近代甘肃留学生概念的不同,对甘肃留学生的研究对象仅限定为国外留学生。以此为研究对象,把甘肃留学生置于近代留学运动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考察甘肃省派遣留学生的政治背景。并且也对甘肃留学生家庭情况进行考察,发现大多数留学生家庭为书香门第,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同时从时代背景、家庭教育背景考察近代甘肃留学生能够留学国外的影响因素。通过近代甘肃留学生派出的环境,甘肃地方政府的派出政策,说明甘肃在当时比较滞后的西北地区,开始重视留学生教育。同时发现甘肃省留学生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别,集中在天水、白银、定西、兰州四个地区,并对其原因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究。甘肃学生留学日本、美国的学生比留学其他国家的多,留学生除2名女性外其余全部为男性。出国选择的专业多以法律、教育为主,本文重点考察归国后留学生对近代甘肃社会的影响,总结出近代甘肃留学生主要对甘肃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对政治、经济也有一定的影响。
赵春娥[9]2013年在《近代青海教育考析（1912-1945年）》文中指出作为近代化后发地区,青海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决定了教育演进之途异于常规。青海教育近代变迁的前后阶段两大主题交替进行：建省前的首要任务,是主体少数民族社会的教育,完成由传统的宗教教育向普通世俗学校教育的过渡；建省后,是建立起具有近代内涵的新学科教育体系。变迁内容,从普及普通学校教育,推广以“识字”为核心的学习,再到近代新学的分科制教学。这一过程中,马氏既要引入新学,又要坚守传统,宗教教育内容始终掺杂其中,宗教人士如影随形相伴于教育左右。整个民国时期,社会在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层面交叉互融,教育近代化主题与民族、国家认同等诸多问题交织并行,教育的地方性、时代性问题突出,变迁过程滞后。不同于内地社会在西学东渐中引入西方教育制度的近代转型过程。本论文一方面通过青海教育在民国时期的演化,分析其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过渡的过程、特点；另一方面尝试探究青海教育变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发挥其引领作用,如何促使“人”的结构转型。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了界定,交代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正文的基本构架和内容如下：第一章青海地区的传统教育：儒学为主的汉文化教育主要存在于东部农耕区的汉族社会；主体少数民族社会以蒙藏社会的寺院教育、穆斯林社会的经堂教育为代表,构成区域教育中浓郁的宗教特色。第二章少数民族教育兴起与青海地区教育向近代化的过渡期(1911—1928年)：通过蒙藏社会、穆斯林社会在民国初年发生的变化,剖析地方传统的宗教教育如何开始从一统天下的局面中逐渐回归到宗教本质,以及地方主要经营者的作为在民族国家变迁中如何作用于地方教育。第叁章青海建省后教育近代化体系的初步建成：整体上分析青海近代教育发展轨迹,并从近代化视角分析演化内容及其过程中的区域特征,考察民国时期青海社会变革大背景下青海近代化教育体系的成型。第四章昆仑中学——近代教育变迁中的区域成果：选取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立的昆仑中学(回中)为青海自主办学的个案,探究青海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地方社会如何因地制宜应对时代变革,少数民族社会教育独特的演进方式如何作用于地方社会的近代变迁。第五章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湟川中学——近代教育变迁中的特例：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在青海办学的过程,尽显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教育的促进与羁绊,矛盾的演变中教育引领区域社会转型的作用得以发挥。
岳峰[10]2003年在《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理雅各(1815-1897)是英国着名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他率先系统地译介中国经书，改革香港教育，并主持英华书院与中文报刊《遐迩贯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学术界尚未见对理雅各深入、系统的研究；而海内外学者的既有研究中由于学科的限制，思维的定势，对中、西文化以及英、汉双语的把握等问题也存在一定的缺憾。是为本文选题的缘起。本文在占据牛津大学新波得雷安图书馆档案等原始资料和学者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教育学与报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法、解读法、综合分析法、逻辑论证法、整合描述法、比较法、统计法、田野考察法与翻译法等研究手段，多角度、全方位地分析、阐述理雅各的汉学造诣和他在华的活动及其相关原因。本文的总体结论是理雅各对中国文化忠实、严谨的译介与他在宗教等汉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是东学西渐的重要人物；他对香港教育的世俗化、近代化改革，刊登新闻和有偿广告以及传播西学的办报方式，他所交游的华人的作为均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他在华的行为表现了对中国的良知；他的理念与非国教家庭背景和苏格兰哲学、神学思想的影响有关。
参考文献：
[1]. 上海康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商业计划书[D]. 刘钰. 郑州大学. 2004
[2]. YHL休闲养老项目商业计划书[D]. 刘家立. 华南理工大学. 2014
[3]. 雅拉香波景区开发项目商业计划书[D]. 汪芳. 华南理工大学. 2012
[4]. 香港中学体育课程发展研究[D]. 龚超文. 北京体育大学. 2011
[5]. 争议的遗产—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研究[D]. 王腾飞. 上海大学. 2016
[6]. 潭江流域城乡聚落发展及其形态研究[D]. 张以红. 华南理工大学. 2011
[7]. 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1912—1937）[D]. 李国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8]. 近代甘肃留学生研究[D]. 姚鹏. 云南大学. 2012
[9]. 近代青海教育考析（1912-1945年）[D]. 赵春娥. 武汉大学. 2013
[10]. 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D]. 岳峰. 福建师范大学.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