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小说与族裔文化身份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小论文,族裔论文,说与论文,当代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形象的文化身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正如J.卡勒所指出的：“在身份的建构上，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解说那些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因素。”(Culler,1997：112)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反映出自我文化身份和他者文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所产生 的文化纠葛常常给文学形象的阐释造成困惑，本文目的即在探讨当代美国小说中少数族 裔形象的文化身份问题。
1.非裔形象的文化身份问题
文化身份问题在女作家A.沃克(Alice Walker，1944—)的书信体小说《紫色》(1982) 中尤为突出，因为这部小说通过非裔女主人公形象的描写揭示了各个族群中普遍存在的 性别压迫问题，从而为非裔美国人的族群身份和社会性别定位拓展了一个新的维度。
在美国文学史上，从《汤姆大叔的小屋》到《根》，黑人文化常常是与白人文化相冲突的，但是沃克的《紫色》深入到这种身份类型的内在语境中去，剖析了黑人社会内部存在的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通过对非裔女性的描写传达出她们对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爱恨心理”。《紫色》女主人公西丽亚和她丈夫的身份首先就是一个疑问，因为她国籍所在地的证明上仍写着非洲，而她却生活在美国南部农村的一个黑人社区；她的黑人丈夫“XX先生”常受到另一位白人“父亲”般的训导。更为严重的是，西丽亚除了因种族身份受到歧视外，还受到继父的强奸和丈夫的暴打。这使她见证了自我群体中的性别压迫，她的一生也就蒙上了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阴影。揭示美国黑人男性的身份困惑和个性扭曲是沃克小说的一贯主题，《紫色》的深刻含义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白人的种族歧视问题，还从黑人社会中发现了男性压迫的普遍性问题，从而展现了黑人妇女获得身心解放的艰苦历程。沃克曾宣称要“致力于探讨黑人妇女的种种压迫”，西丽亚的受难者形象则是集“种种压迫”于一身。但是，沃克如此叙述黑人妇女所遭受的性别压迫，这对美国文学的族裔形象模式是一个相当大的颠覆，给人们带来了一幅迥异的形象画面。作为较早突破这种模式的作家，沃克在1976年的小说《梅丽蒂恩》中已经开始描写复杂和反叛的黑人女性形象，从而与美国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T.莫里森的作品形成呼应。沃克的另一部小说《格兰奇·柯普兰的第三次生命》也是这样，把一个非裔男性布朗菲尔德的变态心理和虐待女性的残暴行为诉诸笔端，揭示了因种族歧视和经济贫困造成人物性格扭曲和家庭虐行的社会原因。在当代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建构上，沃克塑造的这些文学形象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身份特征，她的文学表述已经是在建构非裔美国人的当代文化身份。
首先，沃克塑造的人物形象打破了有关“非裔美国人”在历来文学文本中的描述模式，把多义性的、尤其是正反两面的族裔文化身份特征都凸现了出来，使我们认识到各个族裔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压迫问题。她的小说也充分说明，文化身份的定位是人类社会基本规则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特定文化身份的独特性中仍然含有人类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如性别冲突和认同矛盾等等。沃克笔下的这种黑人文化身份多义性曾引起了许多批评和指责。其实，沃克对男性霸权所进行的揭露，例如对西丽亚继父和丈夫性暴力的描写等等，也是对各个族裔男性形象身上显露出的普遍的文化劣性的批判。不过，《紫色》的形象描写让我们看到了非裔文化身份中长期被忽略的一面，即从人类性别压迫的历史上去多方面解说黑人形象的文化身份。由于《紫色》和《格兰奇·柯普兰的第三次生命》等小说对黑人女性的深切关怀和对黑人女性精神解放的赞许，这就不仅使人们看到了作为族群的黑人所受到的社会和文化习惯的压抑，也使人看到了作为性别歧视下的女性的深重苦难，所以沃克对非裔身份的再定义就有了相当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 紫色》对人物的身份阐释是从被侮辱的女性角度切入的，是通过描写女性受到的社会压 抑与性别歧视来显示西方社会男性霸权的虚伪和残忍。但是，沃克作品在文化认同的问 题上试图用基督教的赎罪、忏悔和获救等观念来给文学形象蒙上一层普世的文化价值观 ，并在此基础上使非裔美国人与主流社会的文化传统相认同。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西丽亚 的妹妹去非洲传教和西丽亚对她丈夫的宽恕等情节中，而作品中一再出现的黑人教堂里 充满激情的礼拜场景也为之做了厚实的铺垫。作品对非裔文化身份特征中消极面的描写 和该群体对基督教的皈依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一种“东方主义”的态度，即非西方文化和 族群最终会认同西方主流文化的传统。
但是从深层的意义上看，《紫色》中的族裔文化认同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文学话语与现实问题的矛盾依然存在着，非裔美国人所认同的只是在自己族群中被认同的、经过了“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基督教文化的黑人模式。沃克对非裔文化身份及性别关系的再阐释加深了我们对普遍存在的男性性别霸权的认识，她实际上要求读者“从多元族群的视角并通过作者的意识去思考族群问题”(Butler，2003：81) 。但是，她对文化认同的解说却带有一种乌托邦的痕迹，因为黑人自身的文化身份与他 们对居住地(美国)文化的“爱恨心理”被一种浓厚的宗教气氛和“大团圆”的结局所掩 盖。尽管小说直接揭示了美国黑人社会内部的性别冲突，但我们也间接领会到黑人群体 与白人社会的内在矛盾，因为那些对黑人女性同胞施虐的男性形象也是处于社会边缘或 底层的人。当代美国小说中还有不少类似的作品，如R.埃利森的《隐身人》(1952)和T.莫里森的《柏油娃》(1981)等等，都表现了非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困惑与重构等问题。
2.东西文化冲突中的中国人形象
族裔文化身份问题在华裔文学中表现得也很突出。从历史上看，西方视野里的中国文化曾经历了启蒙时代的赞美到清末以来的诋毁，从五四以来的洗礼再到今日的民族复兴，中国人文化身份实际上是随着本土民族文化的兴衰而发生着变化，民族文化空间的延续性受到了时间变异性的修正或更新，东西文化冲突中的中国人形象正在新的建构之中。
当代美国小说《喜福会》是在美国当代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品，但它在表现东方女性形象时仍然摆脱不了两种文化冲突所造成的身份的困惑。小说中描写的四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和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东方文化身份与西方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年轻一代的女主人公吴晶妹回中国探亲的情节象征的仍是“寻根情结”，即寻找自我族裔认同的一种行动。但是，她只找到了对故国家园的怀旧心态，仍无法解决生活在异乡的认同困惑。随着近年来东亚和中国经济的崛起及中美文化交流的扩大，美国当代小说中中国人形象也逐渐显示出新的一面。在当代华裔作家的作品中 ，如叶添祥的小说《龙鼎》(1991)和任碧莲的《典型美国佬》(1991)等，虽然东方文化 身份与认同西方社会的“心理纠葛”始终隐含在文学形象的创造中，但是华裔在文化认 同上却显示了积极进取的心态。民族文化身份的连续性和建构性是辩证统一的。在哈金 的英文小说《等待》(1999)和美国女作家N.莫恩斯的《迷失在中国》(Lost in Translation,1998)中，我们也可看到这种身份的“连续性”。上述的两部小说都把中 国女性的“小脚”当做文化身份的象征加以关注。在《等待》中，主人公的妻子刘淑玉 生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北方农村，却被描写成一个裹过小脚的女人。书中的“ 小脚”在作者笔下成了落后与粗陋的象征，也成了对中国女性的一种刻意塑造。哈金笔 下的中国年轻女性(即使是在农村)与“小脚”这个文化符号的不了情，明确显示出西方 话语中“东方主义”形象模式的影响之深。《迷失在中国》也对小脚的形象着力加以描 写，以此来象征中国女性的传统文化特征。这部英文畅销小说集中描述了一个美国女子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探险”经历：既有她和同事们在中国寻找北京猿人头骨的冒险，又 有她和中国人林诗阳(音译)博士的爱情历险。不过，这一故事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层次 意蕴做了新的解说：一方面，作为女主人公的艾莉丝一再幻想自己有着中国式的小脚， 所以她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玉莲”。作者写道：“脚对于中国男人很重要，至少 过去是这样。艾莉丝……常常幻想着自己有一双小脚。三寸长是最理想的，无助的女人 眼中饱含祈求与顺从，在细碎莲步中摇晃着。”(Mones，1998：4，190—191)另一方面 ，小说又对中国男性气质的改变进行了细致和肯定性的描写，女主人公艾莉丝因此违背 了作为议员的父亲的意愿而和一个中国男子堕入了情网。
这部小说以及围绕这部小说的争论展现了如何建构当代中国人文化身份的新动向。《纽约时报》书评栏2000年曾登载了一些正反的评论意见，有关争论的一个焦点仍然是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尤其在对有关一个西方女子和一个中国男子的爱情故事的看法上。在“亚马逊”网站书评栏上的一篇短文中，一位西方评论者写道：“莫恩斯的这部小说注重对中国男人的描写叫我浑身不快，它除了对中国文化中的葬礼、喝茶、饮食，以及对人说好话之外，别无可看之处。与其读这本书，我还不如多看看赛珍珠的小说。”这一评论显示了评论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形象的看法仍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模式上，即赛珍珠(1892—1973)的小说(如《东风，西风》和《大地》等)对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形象描 述上，如对中国男性的苦力形象和小脚女性形象的细致描写。然而问题的焦点也正是在 这里：那位贬低莫恩斯小说的读者似乎无法接受今日中国人形象的改变，尤其不能容忍 小说中竟然有白人女子“委身”于东方男子的情节。其言下之意是中国文化的当代特征 仍与几十年前的表述模式没有改变，即应该是女性的和病态的，中国人男女形象的特征 似乎不可改变。这也正像白杰明对中国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的解读中所表露出 的类似心态那样。1996年，白杰明对《北京人在纽约》所显示的中国人文化身份中的男 性特征深为不安，尤其是主人公王启明在纽约一家妓院往一个白人妓女身上撒钱的形象 使他十分不快，他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具体表现，是一种对外国人的“意 淫”心态。(Unger,1996：243—247)这个观点确实有些奇怪，但是不管怎样，当代美国 文学中的许多华裔或中国人的形象体现出了更多积极的民族文化特征，如汤婷婷的小说 《女勇士》对中国人文化身份的表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近期华裔女作家任碧莲(Gish Jen)的小说《爱妻》中，华裔主人公卡内基·王和他身边的几位女子(包括他的 白人妻子)的情感纠葛突出地体现了多族裔家庭里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实际上，由于当代中国文化随着本土民族的复兴而得到更新，霍米·巴巴所谓的“时间性”因素也在改变着人们的偏见，并对叙述主体和他者的视角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文化传统中奋斗进取的一面和男性的阳刚气质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华裔身份的复杂性也得到深刻的表述，这在文化身份的建构中产生了相当的作用。
3.犹太人形象与西方文化的内在冲突
当代美国小说中的犹太人形象塑造也表现了类似的文化身份的困惑和矛盾心理。以描写芝加哥犹太区文化而著名的小说家索尔·贝娄的作品《赫索格》(1964)和《洪堡的礼物》(1975)等就是代表性的例子。与表现非裔文化内部矛盾的黑人小说不同的是，贝娄的小说在探讨人与社会“非人格化”冲突的同时也展现了西方文化的内在冲突，即犹太人独特的“西方”文化身份与认同西方主流文化之间的矛盾。
索尔·贝娄的创作生命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如中篇小说《真情》(1997) 等，但在揭示犹太人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身份困惑上却仍以《赫索格》和《洪堡的礼物 》等最为深刻。正如1976年诺贝尔获奖辞所称，他的作品“融合了对人性的理解和对当 代文化细致的分析”。贝娄认为，他的小说就是要“表现出我们精神的两个方面：压抑 沉思的一面和朝气蓬勃的一面”(布兹，1987：497)。这种精神的双重性恰如其分地表 达了犹太民族文化特征的两个积极方面：善于反思和不断进取。在小说《洪堡的礼物》 中，两位出身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作家在美国文学界的浮沉表现了20世纪以来人文 理想与“商品拜物教”的基本矛盾及“商品拜物教”对现代人的腐蚀。在《洪堡的礼物 》中，一方面，对美的追求和在逆境中奋斗不已的品质成了诗人洪堡的性格特征；而另 一方面，善于把握时机进行投机、既要名又要利的作家西特林表现出了另一种性格特征 。两个主人公性格特征的对立正好组成了贝娄所说的“我们精神的两个方面”，即人文 理想与工商社会名利观念之间的矛盾。这两个人物形象与社会的矛盾象征了西方社会内 部的某种文化冲突，即由洪堡和西特林所象征的一个分裂的自我身份中人物的精神救赎 与世俗成功之间的矛盾冲突。
自公元70年在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摧毁以来，犹太人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漂泊后才建立了以色列国。然而，千百年来犹太人国亡而民族精神不亡，以至于会有今日的国土和文化的复兴。尽管久远的文化传统引领着他们追求道德和精神的完善，但他们又必须与复杂和严酷的社会做斗争以图事业或商务的成功。这使他们的内心世界始终充满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贝娄的另一部小说《赫索格》在描写犹太裔教授赫索格的生活历程时也是如此。在经历了妻女分离的痛苦后，赫索格用写信(寄不出去的)的方式来表达生存痛苦和心灵净化的过程。和《洪堡的礼物》中的人物一样，《赫索格》主人公形象的性格特征也是处处充满了矛盾和对立，这尤其表现在自我的痛苦反思与焦虑之中。但是，《赫索格》以一个人物形象来表现犹太知识分子在西方社会面临的内心矛盾，而《洪堡的礼物》则用两个人物来象征犹太文化的身份双重性，因此也就更显出族裔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这正如刘洪一所指出的：“美国犹太人同时兼备的两种属性——美国属 性和犹太属性，……从而也呈现出独特的文化身份。”(刘洪一，2002：65)
从族裔迁徙的角度看，犹太裔美国人很多是从欧洲移民而来，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然而，他们的文化习性和身份特征在犹太教的影响下又与白人的主流文化有一定的差别，就如他们的圣诞节日期与新教所采用的时间相差数天那样。《洪堡的礼物》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差异”所带来的人物内心的冲突，折射出西方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和矛盾性。例如在小说中，执意要做“诗的境界的创造者”的洪堡虽然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物，但他却给腰缠万贯的西特林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即后者在小说末尾所得到的启示：“我们必须从上帝那里谛听真理的声音”。于是，在俗世获得成功的西特林与在神界得到认同的洪堡恰好构成了犹太人文化身份的两个特征，二者的统一才是真正理想人格之所在。索尔·贝娄的小说人物形象大多是以执着追求理想的主人公在惟利是图的社会里的失败遭遇为核心情节，如《更多的人死于心碎》(1987)中的植物学家贝恩等。从贝娄的文学形象系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人物性格特征的多样性，而且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族群文化身份的差异性。
由于犹太人的西方文化背景，贝娄的小说还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由此而来的不同价值观的冲突性。正如R.赫兹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犹太人具有一种特殊的“多重性文 化身份”(Hertz,1959：178)。文化认同的主题在其他犹太作家如菲利普·罗斯的作品 中得到了更深刻的表现。在对西方主流文化或新教伦理文化的认同上，犹裔群体在基本 认同的基础上也极力保持着自我身份的独特性，如同犹太人的“割礼”仪式所象征的那 样。从文学形象和文化身份的关系上看，小说《洪堡的礼物》通过人物形象所反映的西 方文化的内在冲突问题，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对他者文化的认识论问题，即“什么 是西方文化?”这个问题。在“西方”这个地域空间里，文化的多元性，尤其是族裔文 化身份的多元性决定了这个文化空间是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是杂糅的而不是纯粹的。 而正是因为《紫色》、《迷失在中国》和《洪堡的礼物》等作品中许许多多少数族裔文 学形象的出现，所以C.杰伊才认为单一的、始终反映美国白人文化传统的美国文学现在 已被多元族裔文化的美国文学所取代。(Jay，1997：222)
4.结语
S.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认为，确立文化身份一要把它看做一群人在共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代码基础上产生的连续的、稳定的意义架构；二要在承认群体共性的基础上重视其 文化发展的历史差异性，将文化身份看做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的意义建构。(Hall,1989 ：68)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当代美国文学无疑为人物形象的文化身份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为这些素材既揭示了各种族裔文化传统，尤其是种族特征的延续性，也显示了各种文化身份在当代社会中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提示我们的是，文学形象的各种民族文化身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和建构的，对文学形象的身份阐释也要通过“再语境化”来进行。当代美国文学中人物形象文化身份的变化也说明，我们应该在美国文学研究中对“美国民族”、“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等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新的思考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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