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道路”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道路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以来，“道路”是在正式文献、领导讲话、报刊文章中，出现频率特高的一个词。这首先是因为它的极端重要性，比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①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又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②其次是因为“道路”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需要做的文章太多了。 笔者正是有鉴于此，对道路问题进行认真学习思考，但又只能选择其中几个相关问题作些研究探讨。文内所说的道路，当然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精洁和节约文字，简称中国特色道路，以至简称为道路。把“社会主义”作为它的当然逻辑前提，就不致产生歧义了。 一、“中国特色道路”的多重涵义 据笔者的理解，“道路”有多重、多层次涵义，须对它们作适当区分，对其内涵作出分层次的界定，对“道路”概念要明确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以增强理解和用语的准确性、科学性。 第一个层次：作为在总方向、总目标、伟大旗帜意义上的道路，姑且称之为总道路。 这指的是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我们党提出要适时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从而明白无误地确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发展的总方向总目标，体现了历史的总走向总趋势，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1953年毛泽东谈到农业合作化的必然性时指出，“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③。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又说，“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④。还说：“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⑤1979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提出在思想政治上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项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在1987年初反复强调“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1989年春夏之交又特别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⑥等等。这些论断，都是针对一些人在总道路问题上存在迷惘、困惑、怀疑、动摇的思想实际而作出的，都是相对于资本主义道路而言的。毛泽东、邓小平这些话虽然讲于几十年前，但在当下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因为直至今天，在一部分人群特别是青年中，甚至在某些党政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中，怀疑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的思想情绪依然存在，公然挑战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的也不乏其人，“事实已经回答”、“现实生活证明”对他们来说并未起什么作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年中，邓小平反思我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时，就在积极探索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到了1982年十二大，他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从此社会主义道路进而正式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时以来，以至今后一个漫长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是我们的总道路。不过这条总道路的内涵有了重要发展，它不仅指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指不能走苏联僵化社会主义模式的道路(还包括不能走某些欧洲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几十年来党中央反复申明的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最基本内容和支撑点是改革开放，所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也就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反之亦然。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前提还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⑦ 第二个层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科学内涵之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姑且称之为根本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科学内涵，可以理解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个方面。旗帜是总称谓，是对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者的总概括。按照十八大报告的阐述，道路的内容由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实依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总体布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价值取向(人的全面发展和全民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六个方面所组成。在这里，道路是相对于理论体系和制度而言的。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习近平说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这条道路的真谛和根本要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指导下，从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即最大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苏共二十大时说：“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⑧还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⑨邓小平在1980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⑩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意思都是强调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实质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条道路的精髓，就是独立自主，做好“结合”的大文章，不照搬别国特别是苏联的模式。现在有些人还在从右的或“左”的方面攻击和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但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其共同点就是无视这个精髓，否定这条道路的根本性、必然性和唯一性。 第三个层次：作为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每一“位”也都各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姑且称之为基本道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道路和根本道路基础上，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都需要确定、并且事实上已大体形成各自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经济上，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政治上，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道路；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道路；在社会领域，加快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通过大力改善民生切实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社会建设的道路；在生态方面，把生态文明放在更突出地位，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中，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是唯一中心，政治建设道路是坚强保证，文化建设道路是精神旗帜，社会建设道路是价值取向，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是长远大计。它们之间紧密联系，彼此制约，相互促进，有机统一构成为第二个层次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的核心内容，是这一根本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领域或方面的集中体现和表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条基本的道路。 第四个层次：作为五大建设中的每一项事业同样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姑且称之为具体道路。 比如在经济建设方面，有中国特色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核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政治建设方面，有中国特色的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畅通民主渠道，促进居民、村民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发展基层民主的道路。在文化、社会、生态领域，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管理和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道路；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确立公正、合理、有效的考试招生制度，从根本上克服一考定终身弊端的道路；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和实现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的道路；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度保障生态环境的道路；等等。 称这些道路为具体道路，只是相对于第三个层次中的基本道路而言的，其实对于它们各自的发展来说，都具有关键性。“中国特色”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必然也必须表现在大大小小的方方面面。离开这些具体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甚至难于捉摸的东西了。 上述四个不同层次的道路，由于内涵和外延不同，上一层次涵盖并指导下一层次，层层涵盖、层层指导；下一层次体现并服从上一层次，层层体现、层层服从。总起来说，都统一于第一个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道路的统率和统领。它们都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即总道路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项事业中的分别展开。这就是四个不同层次道路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此外，还有一重一般涵义上的道路，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忽略。比如邓小平1979年提出的“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一再重申的“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反复强调的“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道路，都含有大方向大目标的意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道路的内在要求，也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没有把它们单列出来归入某一特定层次的道路，实际上与第一个层次的总道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 二、“中国特色道路”与苏联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往被广为简称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既为中国模式，当然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与别国模式相比较而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借鉴别国模式而产生的。 把中国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相比较并不难，因为两种体系、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泾渭分明，洞若观火。把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相比较则不易。但由于“中国特色”主要是相对于苏联模式而言的，它的形成离不开“以苏为鉴”，做这种比较尤为重要和必要，关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得失成败和国家发展的前进方向。 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首先，怎样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苏联模式 在这个问题上，似需树立“两个区分”的观点。 一是把苏联模式的早期与后期区分开来。邓小平在1985年8月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1)对此可否作这样的理解：新经济政策也是一种苏联模式，是列宁开创的早期的苏联模式，是吸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而建立的富有活力的苏联模式。“后来苏联的模式”，则是取消新经济政策之后的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模式，或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苏联模式，就是特指这种模式，而且是特指其消极方面，即严重弊端。弊端也是逐渐产生的，到斯大林晚年才充分暴露出来。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中，赫鲁晓夫曾试图改革这种模式，然因未触动根本体制，随意性又很强，形不成系统、科学的思路而夭折。勃列日涅夫时代整个来说是僵化和停滞的年代，体制弊端积重难返，回天乏术，许多方面还呈现倒退。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重启改革，却因其指导思想是所谓“新思维”即民主社会主义，结果改革变成改向，以亡党亡国告终。可见，对于苏联模式，因有早期与后期之分而不能笼统地说它从来就是一种僵化的模式，而只能说它“后来”才成为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以新经济政策为主要标志的早期模式，是列宁在探索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积极成果，是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允许私人经营、商品生产、市场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好就好在这里。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基本点还是那些。 二是把斯大林苏联模式中的基本制度与体制层面上的严重弊端区分开来。一方面，这种模式中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以劳动人民政权和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思想文化制度，在大方向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要求的，也切合苏联实际和人民利益。建立和恪守这些制度并非错误，更不是罪过。尽管这些制度局限在斯大林体制的总框架内，带有“左”倾色彩，但毕竟是在这些制度下，使苏联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唯一能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霸主相匹敌和抗衡的世界一流强大国家，这期间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一度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样板。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这样公道地评论斯大林时代：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也惟其如此，苏联方能打败德国法西斯，取得卫国战争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对于这些基本制度不能否定。我国现行的基本社会制度，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它们的继承和因袭，虽然涵义已与“左”的年代不同，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另一方面，必须承认这种模式确实有许多严重弊端，诸如经济上搞一大二公三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片面追求发展的高速度而未能使人民充分共享发展成果；政治上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搞人治不搞法治，重集中轻民主，讲纪律不讲自由；意识形态上思想凝固僵化，教条主义盛行，搞精神垄断；在党内大搞等级特权和官僚作风，实行家长制和个人专断；如此等等。这些严重弊端极大地损伤了党和国家的肌体，使整个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对这些当然应予坚决否定，并引以为戒。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道路，就必须摆脱斯大林苏联模式中这些东西的影响和束缚。 其次，怎样估量毛泽东对摆脱苏联模式的探索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开始放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上。其直接原因，从国内说，是我国此时已有几年建设的初步经验，亟须加以总结，形成自己的建设路线。从国外说，苏共二十大在否定斯大林的同时，揭露了苏联在建设中的许多错误，亟须以苏为鉴，重新设计自己的建设思路，明确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2)正是在这一国内外大背景下，毛泽东合逻辑地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重大命题，强调独立自主地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其锋芒所指是苏联模式的某些缺陷和前几年我国对它的照抄照搬。提出这些思想的代表作，就是他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在他列举的十大关系中，涉及对苏联模式的批评的主要是三条：一是关于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提出要适当调整对三者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增加对它们的投资，不能像苏联那样片面地注重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二是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提出对这三个方面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特别是不能像苏联那样采取把农民挖得很苦的办法。三是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出中央要适当放权，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死，丧失机动权。在这三个关系上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评很中肯，设计的思路很可贵，但是批评尚未触及根本和要害，思路也有明显局限，比如在重、轻、农关系上仍然坚持以重工业为建设的重点而必须优先发展。所以《论十大关系》对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初步的有限的，并未从实质上摆脱苏联模式。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13)，实际上就是道出了这种情况。 1956年9月，八大宣布由于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确定为党的中心任务。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后党制定正确政治路线的基础，是在一个最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对中国式建设道路的探索。但在“左”的干扰下，时隔一年，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却声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4)这就推翻了八大的论断和路线，把全党注意力引向阶级斗争。后来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强调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可以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接着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即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演变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一切服从阶级斗争的道路。 1956年12月即八大闭幕后不久，毛泽东针对一些地方出现“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的现象，指出要使之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把这称为“新经济政策”。(15)这就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但不到两年，他在1958年8月称赞人民公社时却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取消，有些已经在取消了。”(16) 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运用对立统一辩证规律阐述社会主义下的矛盾，是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对中国式建设道路的探索，正式提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命题，强调必须发展工农业同时并举，而且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更应充分注意农业和农村问题。其后国民经济计划对农、轻、重顺序的安排，直接由此而来。《正处》在理论上的最大亮点，是提出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的性质、情况和运动规律，这可以看作是为我国需要改革提供了哲学依据。但是在具体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却是矛盾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完善。按此逻辑，出路在于建立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用改革的办法克服体制层面上存在着的与苏联模式相似的严重弊端。果不其然，一年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盲目求纯、急于过渡的“左”倾做法就大行其道了。《正处》在理论上的另一个突出亮点，是提出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新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然而恰恰是在它公开发表之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反右派运动，1959年又在全党制造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反右倾”运动，接下去便是城乡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中国式建设道路的探索，一两年后就离开了科学轨道，直至把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归结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这里还需要指出三点：一是毛泽东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宣称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这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人们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社会。二是他在1958年“大跃进”中就提出要恢复供给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是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教条化理解，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三是1966年的“五七指示”，勾画了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1958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发展。(17)正如胡乔木曾指出的，这种构想实际上是“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18)。以上便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砸烂“旧世界”以后所要建立的“新世界”。 综上所述，一方面要肯定毛泽东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愿望和思考，有所实践也有一定成效；另一方面又要承认总体上说他还是在苏联模式的大框架内兜圈子，从而终究未能摆脱它的影响和束缚，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求大求纯、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人治法治问题上，还与这种模式难解难分，甚至有所发展，比它走得更远。这是毛泽东虽然堪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然而探索基本上并不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始于毛”却未能“成于毛”的缘由所在。邓小平在1980年1月说的“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是对以往探索的回顾和反思，表达了继续探索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第三，怎样评价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大量论述来看，他在批评右的自由化倾向时，通常是突出“社会主义”，告诫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批评“左”的思想僵化倾向时，则通常是突出“中国特色”，强调摆脱斯大林苏联模式。由于新时期的基调和主旋律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道路的最主要内容是改革开放，后者的分量自然显得更重些。早在1978年9月他就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19)他在1982年十二大上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也是直接针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 下面我们把邓小平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针对苏联模式发表的重要意见，以提出问题的时间为序，作一个大体的梳理： 1.1979年11月，他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并举了对资本家采取赎买政策等例子。“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20)据此，几十年来我们党一直坚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使之为我所用。这就突破了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成水火不容，拒绝学习这些方法，连一些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都要贴上阶级标签、追问姓社姓资的苏联模式。 2.在这次会见时，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重大论断，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要把它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管理方法一样，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21)后来在南方谈话中进而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据此，我国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就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使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从而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 3.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高调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包括处理某些包含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都要服从和围绕这个中心。他还反复强调搞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改善；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主要区别。据此，几十年来我们党一直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就突破了斯大林在国内阶级消灭了还强调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了，从而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虽然发展了生产力，但不重视大大改善人民生活使全民共同富裕的苏联模式。 4.1980年4月，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经验时指出：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987年8月他在会见意共领导人时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定规划。同年10月，十三大完整系统地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据此，我们党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使社会主义从天上回到人间，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就突破了早在1939年就宣布已进入“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的典型“超越阶段”的苏联模式。 5.1980年8月，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尖锐批评在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严重弊端，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还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结论是：“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2)据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而稳妥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解决党和国家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并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突破了同样存在上述弊端并且愈演愈烈、最终陷入无可救药绝境的苏联模式。 6.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23)1989年5月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又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4)据此，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的创新和与时俱进，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就突破了把马列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来曲解和固守，思想僵化、理论停滞的苏联模式。 7.1992年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5)，从生产力与社会制度的结合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上，从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取向与其实现途径的辩证关系上，亦即在更高更深的二级本质的层面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据此，我们党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它体现在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这就突破了往往只从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等制度特征亦即初级本质(但计划经济连初级本质都不是)的层面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 以上所举仅是荦荦大者。凡此种种，都是对苏联模式重大的原则性的突破，全面的整体性的突破。突破是最大的推陈出新，是质的飞跃。赖有这一系列突破，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总结中国的、同时也是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对它的探索“始于毛”而“成于邓”。肯定这种突破，方能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历史转折的重大意义，肯定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肯定中国模式的正确性，自觉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并且永不停滞，永不僵化，使中国特色道路不断完善发展，永葆生机活力。 三、“中国特色道路”之历史跨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四十年，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归结到一点，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重新探索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走出一条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如何以此为基础，在新的起点上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使这条道路愈益宽广，更趋成熟。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作出明确回答，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属于全面深化改革范畴之内，是它的一个极重要内容。 其一，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的历史跨越 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改革开放称为旗帜。我们对改革已讲了、干了三十多年，现在为什么还要全面深化？这首先须从根本理论上作进一步深入理解。 恩格斯晚年作出一个著名论断：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就是说，“经常变化和改革”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不能例外，而其根源在于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世界上一切都在运动着，生活在变化着，生产力在增长着，旧关系在破坏着，永恒的运动与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这就是生活的本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充满着矛盾的社会，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话，概括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运动过程，就是讲的社会基本矛盾。毛泽东在《正处》中予以发挥，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这两对矛盾，只是与旧社会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后者是对抗性的，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不可能由旧制度本身来解决；在我国则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适应是主要方面，矛盾即不适应是非主要方面，它们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以及矛盾的不断出现和不断解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经典作家的这些原理告诉我们：第一，社会主义条件下需要改革，是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二，改革的目的是克服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是在坚持“相适应”的基本制度前提下对各种“又相矛盾”的具体制度即体制的变革；第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无止境，实质是“永恒的运动与永恒的破坏和创造”，即无止境的革故鼎新。社会主义社会正是由此获得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不竭动力，不然就停滞了，僵化了，生命力枯竭了，重蹈斯大林苏联模式的覆辙。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理论依据。 再从实践层面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思想的大解放，生产力的大发展，经济文化的大繁荣，民主政治的大进步，人民生活的大改善，国际地位的大提升。其中尤为令世人瞩目惊叹的是经济领域创造的奇迹：从改革伊始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2.8%的增速；经济规模已跃居世界“老二”之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由不到2%增至接近12%；从物资匮乏、产品稀少的“短缺经济”“票证经济”，变成“世界工厂”、走近“世界舞台中心”；2008年祸起美国的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至今尚未完全见底，复苏乏力，而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到2014年仍保持7.4%的中高速增长，进入新常态；国际社会对中国刮目相看，公认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具有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很难设想离开中国，世界经济能较快或顺利地起死回生，全面复苏。总之，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特色道路上和中国模式下取得如此超乎想象的进步，中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国情极为特殊和复杂的大国中实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无比艰巨的历史任务，不可能一帆风顺，存在问题和遇到挑战不可避免。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在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方面，在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发展方式方面，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以及在党风政风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关键在于不仅要继续坚持改革，还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邓小平在1991年说过：“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26)1992年的南方谈话又警告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7)习近平在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进而指出：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以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 在“改革”前面冠予的“全面”和“深化”，是《决定》的两个核心词、关键词。所谓“全面”，是与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那三次三中全会专题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并作出相关决定不同，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广泛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以及党的制度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并作出相关决定，凸显了改革的整体性、全局性和系统性。所谓“深化”，是对改革提出新的总目标和总体思路，提出了各方面制度和体制改革的新原则、新要求、新部署，还提出了反映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有突破意义的新的重大理论观点。所有这些“全面”和“深化”的丰富内涵得到充分体现，蓝图设计和政策举措付诸实施，必将实现中国特色道路在继续深入探索中的历史性跨越。 其二，新的历史跨越蕴含了对第四个基本问题的回答 若是再往深处思考，这一历史跨越其实还意味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改革”的基本问题。从全会的《决定》和习近平的“说明”中可以知道，中国要进行的改革，一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为唯一遵循的改革；二是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三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牵引各个领域改革使之协同推进的全面的改革；四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改革；五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力量的改革。这就是对“进行什么样的改革”的回答。那么我们要怎样改革呢？一是按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不断调整、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二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对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以及工作机制和推进方式作出统筹安排和合理布局；四是在方法论上把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起来；五是把改革当作新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就是对“怎样改革”的回答。 回顾历史，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中，我们党以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指导，深刻反思总结国内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先后回答了三个基本问题。首先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其次主要是在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接着主要是在十六大以后至十八大的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创立了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进一步回答。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者前后相继，相互贯通，有机统一，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第二次结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由于改革开放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议题，在对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中，自然包含了对有关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回答。但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说明”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目标、新政策、新举措看，已清晰地勾勒出第四个基本问题，即“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改革”，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在已往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回答包括改革内容在内的前面三个基本问题基础上，对这第四个基本问题所作的更加深刻而集中的回答。这一回答虽然仍属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范畴和总问题，却因其具有一系列独创性的东西而开始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思想理论，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境界，对继续深入探索如何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道路即中国模式，有巨大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②《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④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67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⑦《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页。 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251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12)(1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69页。 (14)(15)(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47、425页。 (17)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页。 (18)转引自张化、苏采青：《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20)(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236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23)(24)(2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291、37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 (2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标签：斯大林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毛泽东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时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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