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麟[1]2006年在《控制沟通》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聚焦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指的是美国政府利用媒体传播一定的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行为，其中美国政府指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中的行政分支。与以往相关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把研究对象放在了“国家-社会”这一社会科学研究经典分析框架中。美国政府媒体宣传的背后反映了国家想要利用媒体来影响和控制社会，追求和维护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达到其对内和对外的政治目的。媒体在本文中被视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沟通方式和渠道，因此，控制媒体就是控制社会的沟通方式。本文的另一个创新点是用“结构-行为”这对关系来探讨美国政府是如何利用媒体宣传的。本文中所探讨的结构既包含了美国整个宏观的政治结构，也包括了美国政府媒体宣传行为中的政府传播结构和媒体行业自身的结构。研究结构的目的是为了探讨什么样的结构导致了如今美国政府如此这般的媒体宣传行为，什么样的结构对这样的宣传行为产生了制约作用。结构与行为是互相产生和互相作用的。在本文的第叁部分，笔者对美国政府在各种情境中的行为策略进行了考察，并且对每种策略都进行了案例分析。本论文的第四部分探讨了宣传与美国整个政治经济宏观制度的关系，认为在美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中，美国政府的宣传行为会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在国家层面上政府会面临国会的立法制约；在社会层面上，会面临新闻媒体、社会组织和公共舆论的制约，后者的制约是软性的，但比前者更能发挥作用。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利用媒体为其宣传有其宏观制度的原因。金钱政治以及美国政府对媒体产业的调控使得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成为可能并且使得美国政府与媒体集团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中存在着强制性与非强制性两种结构。不同的结构，不同的情境，行为也不一样。在这种结构与行为之下，本文还深入探讨了美国政府与媒体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依赖、影响、控制、监督和共享。最后，本文认为美国的政治沟通机制是有限度地开放的，而且是不平等的，它压制和歪曲了信息流通，销蚀了媒体的公共性和批判性，时时刻刻影响着美国的民主政治。
袭艳春[2]2003年在《“新闻自由”原则和9.11事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透过9．11事件，从“新闻自由”原则的角度进行分析，讨论奉行“自由主义原则”的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质。 “新闻自由”原则指，媒体拥有对政府行为进行报道、评论与批评，而免受报复或报复威胁的权利。在“新闻自由”原则的鼓舞下，美国媒体试图采取一种客观、公正的姿态，而且它在许多问题上也确实与政府的意见相左。越战、水门事件等似乎就验证了这一结论。 但是，9．11事件后，美国媒体似乎完全充当了政府的喉舌，自愿“向政府看齐”，新闻自由原则面临挑战。美国媒体的这种转向并不表明它真的抛弃了“新闻自由”原则。美国媒体认为，美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是自由主义原则的最好体现，侵犯美国国家利益当然对自由主义原则构成了巨大威胁，因此在声讨恐怖主义时有那么“一点”不自由也是完全必要的。 总之，美国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有时合作、有时斗争的关系，因为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事件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同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存在差异。如果保持一致，那么媒体就是政府的喉舌；如果存在差异，那么媒体就似乎成了“新闻自由”的斗士。
傅毅飞[3]2006年在《后“9.11”时代美国新闻自由的“沉沦”及其走向》文中研究说明美国新闻媒介享有宽松的环境和广泛的自由，他们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新闻媒介甚至被誉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在这种自由表象的迷惑下，让人感觉美国的“新闻自由”是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广泛自由。 战争成了为美国新闻是否真的自由的试金石。从美国主导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开始，到后“9．11”时代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媒介所谓的新闻自由遭遇到了梦魇般的钳制，美国的新闻自由开始沉沦。在这样一个长期标榜新闻自由、鼓吹国际间新闻自由流动的头号大国，肆意践踏他国，不仅毁人家园，还要炸其广播、电视。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保密制度、对司法系统的维护、对媒介广告的管理等手段和方式加强对国内新闻机构的管理和钳制。如限制媒体报道、提供并不准确甚至虚伪的消息、加强审查等。与此同时，素有“自由”精神的媒介也表现出高度的自律性和政治服务性：统一报道口径，引导舆论一致对外，甘做政府的传声筒和扩音器，淋漓尽致的发挥其常态下很少表露出来的宣传引导职能，竭尽所能为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服务。 本文以后“9．11”时代的两次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为切入点，再现美国媒介在战争状态下以及战前和战后的种种表现，进而剖析美国的新闻自由、揭示美国新闻媒介的本质、战争状态下美国新闻自由理念的蜕变和新闻媒体宣传意识的加强，并分析后“9．11”时代新闻自由的走向。
张化冰[4]2011年在《互联网内容规制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文明成果之一,它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从军用到全面投入商业化运作的历程,如今互联网使用在全世界的普及率已经达到28.7%。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交流方式和媒介形式,同时对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它不仅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娱乐自我、监督舆论、实现权利等方面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同时也造成了虚假信息和不良信息泛滥、法律侵权、危害国家安全等诸多负面影响。本论文主要针对互联网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各国的网络内容管理进行分析,目的绝不止于如何对互联网进行管制,而是着眼于互联网的有序、健康和持续发展。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性、去中心化等特点,各国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文化传统等又各不相同,因此对于网络内容管理的手段、方式、思路、政策等肯定有差异。本文希望通过在比较各国不同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对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力求更深入地研究“互联网内容管理”这一主题。研究的落脚点在于总结互联网内容管理的经验和模式,更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对我国当前的网络管理和建设有借鉴意义。论文的第一章到第叁章主要在互联网管理研究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网络发展的特征、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对网络时代表达自由、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作了定位,对有关的网络管理理论和正当性进行了研究。第四章到第九章分别对美国、德国、新加坡、韩国、英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的互联网内容管理模式、特点及现状作了比较研究。由于网络内容管理的覆盖面太广,比如仅涉及法律管理,就可包括着作权、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权利分析以及网络犯罪、未成年人保护等立法研究。因此本文主要从宏观层面出发,重点对各国的法治、自律、行政及技术等的整体管理状况进行了比较,同时辅以有关的法律权利、自律手段等微观分析。第十章为案例分析,主要对美国的CDA违宪事件、德国托宾案、韩国“破坏性标准”违宪事件、中国“艾滋女”事件进行了研究,以通过案例回证网络管理的理论分析。第十一章为结论。通过本论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互联网规制是国际通行做法。互联网空间中没有绝对的自由存在,只是各国规制程度的强弱不同而已。第二,法律赋予了网络空间“张力”与“限制”。既要促进互联网健康、有序的发展,也要对负面作用和社会问题进行规制,但是各国由于情况不同,“张力”与“限制”的方式、空间等都相对不同。第叁,针对网络媒体的特性,行业自律在网络时代的作用更加重要,需要各国在既有的自律框架基础上做出适应性调整。第四,各国普遍采用技术过滤和内容分级手段,充分体现了网络时代“以技术对抗技术”的管理特点。第五,个体自律将在未来的网络管理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加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和研究是一项重要任务。信息技术的一大特性就是创新,因此对于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研究没有结束,只有开始。针对未来的网络发展研究,论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关注叁网融合的进程及其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叁网融合带来的不仅是管理机构和职能上的变动,更重要的是管理思路和政策上的影响;叁网融合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融合,将对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多种影响。尤其我国当前处于叁网融合的攻坚期,更要注重这方面的借鉴性研究。第二,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是网络媒体规制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建立什么样的伦理道德模式才能更好地适应互联网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又如何才能让社会伦理准则内化为个人的道德信念,需要学界和业界共同加强这方面的实践性研究。第叁,重视互联网发展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应对研究。我国应该在大力发展本国信息产业的同时,学会用国际化的思维和眼光去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既要融入到网络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信息大潮中去,又要防止新的国际环境下通过信息网络进行的国家主权和安全侵犯。
杨凯[5]2013年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90年代以来，美国新闻专业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新闻业所处的由政府、市场和公众构成的媒介生态也需要借鉴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传播价值和研究价值凸显，值得研究。本文在专业社会学的基础上厘清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将它作为新闻业在争取专业地位和权利过程中的一套价值标准体系(包含新闻自治、职业标准--客观性原则、媒体公共服务、新闻专业协会和新闻伦理道德以及新闻教育等)和相应的实践，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文章将其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论述各阶段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背景、主要理论基础以及新闻专业主义各方面进行建构的具体措施，效果和局限。本文最后探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对美国新闻业以及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并总结其对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启示。全文共分为绪论、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起步阶段、媒介社会责任论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完善、公共新闻学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新语境下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和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等六个部分。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起步（1890~1942）阶段，新闻业内外部条件基本齐备。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主要理论基础。具体在1910年左右，新闻客观性理念从作为一种操作原则，上升到新闻业的职业标准和理想。新闻公共服务成为业界普遍观念。全国性的新闻专业组织形成并在全国范围制订了一批职业道德规约，新闻教育逐渐被接受为一种职业训练的专门途径在全国铺开；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42~1988），由于美国新闻媒介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改变，媒介在与政府、公众关系恶化的困境下通过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来改善与外部的关系。媒介社会责任论发展了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成为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主要理论依据。新闻客观性通过新闻组织人员多元化来加强平衡性，尤其是族裔平衡。调查性新闻彰显了媒体的独立立场。公共广播电视系统扩大了公共服务。媒体专业协会重新修订和制订了一批职业道德规约，完善了新闻自律机制。新闻教育也通过传播学加强了专业教育的学术性；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在第叁个发展阶段（1988~2001），美国民主政治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削弱了新闻业的合法性和民主功能。基于杜威哲学和社群主义等理论基础的公共新闻学/事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改革内容，其根本目的是提升新闻业的政治民主功能，进行自我救赎。进行公共新闻实践的媒体不满足仅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还致力于发现和解决社群的问题，培养更加积极参与民主生活的公民。新闻专业协会为了解决新的职业伦理道德问题重新修订道德规约，对新闻工作者的约束加强。但在危机缓解的同时也酝酿着新的危机。新闻工作者的参与者身份与传统新闻客观性理念有所冲突，社群的地理局限与公共新闻追求普遍的“善”相抵触。新闻教育不能提供新闻业界满意的具有技能的学生；在第四个阶段（21世纪以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建构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语境。媒介经济持续恶化，互联网以及新媒体技术发展强劲，同时“9.11”后政府信息控制加强，爱国主义情绪也时常影响新闻实践。新闻媒体无论在新闻生产、公共服务和新闻伦理道德方面都受到严峻挑战。笔者提出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重构的方向：提倡公司社会责任论，媒体集团管理者应承担更多责任，减轻媒体经济负担；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使媒体在公民新闻时期处于适度的民主压力下。本文最后一章探讨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对美国新闻业和中国（大陆）新闻业的影响。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在发展中始终面临危机的事实说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具有先天的结构性缺陷，无法摆脱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作为新闻主体导致的必然的不足。但也说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通过不断发展和调整，至今仍然作为美国新闻业的主流意识形态，本身也具备一定的生命力和合理性。对美国新闻业的内部控制和外部关系的协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大陆）的影响。1949年前，中国商业报刊和新闻学研究、新闻教育受到美国很深影响，国民党宣传体系在抗战胜利前后也受到一定影响。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再度传播，对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当前中国新闻媒体所处的复杂媒体生态和舆论生态，既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又要面临市场竞争和提供公共服务，中国新闻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能照搬美国经验。但可以借鉴美国新闻专业主义中强调事实、真相的客观性原则和新闻的平衡性。以及他们将公众作为公民的服务理念和媒体自律机制的完善。
魏斯莹[6]2012年在《美国国际性突发危机事件新闻发布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社会上经常发生突发性危机事件，在突发事件中的如何做好新闻发布，决定了事件能否顺利解决，认真处理好突发危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帮助公众了解突发事件的真相；二是衡量政府是否有所作为的标准；叁是决定是否能影响舆论的关键性因素。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突发性危机事件往往带有国际色彩。从本世纪初的“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到最近的“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朝核问题”，都与美国有直接的联系，可以说，美国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时有着引起国际上连锁反应的能力。本文总结了美国突发性危机事件新闻发布的特点和产生这种特点的原因。文章认为美国突发性危机事件的新闻发布模式有独特的特点，美国政府和媒体对事件信息发布的竞争性对美国的突发性危机事件新闻发布有着深远的影响。美国突发性危机事件中的许多特点是由于各自的历史社会环境决定的，同时，美国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的新闻发布与同期出台的外交政策体现了一定的联系。美国的一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而且对美国进行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对美国未来政策的把握。
金强[7]2016年在《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研究（2001—201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基于新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对事件以来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合作组织个成员国的新闻报道做了整体性梳理,具体运用新闻框架、议程设置、发展传播学等理论给予专业性多角度解析,在梳理总结有益经验的同时,指出了报道中存在的不足与深层次问题。中国媒体在报道主体和前端控制中,既要有内外报道政策的考量,又要有伊斯兰文化禁忌的观照,除了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的固有专业要求之外,中国媒体还要准确反映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共同关切,并在宏观上做好信源控制和热点控制,微观上做好表达控制和有害信息管控。涉外报道的经验可以反哺给对外报道,两者也可实现更好联动。与涉外报道标准不同,官媒对伊斯兰国家报道更看重冲突性和反常性,而穆斯林民间媒体更看重重要性和接近性。加强国际国内报道文本表达的协调性,应进一步规避西式表达,慎重对待翻译稿件,重视使用直接引语,并坚持独立采制。报道中应避免跨宗教词汇混用,标题拟制和改写应忠于事实,避免误导受众。商业网站在使用伤亡照片时应加技术处理,并应加强人文关怀,避免伤害受众。较之西方媒体,中国媒体表达了更多中立立场,但在部分热点问题上自觉不自觉地也与西媒保持了某种事实上的呼应关系。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弱势媒体面对西方强势媒体应验了“羊群效应”,从众报道行为导致多次“塌方式”报道偏差。相关报道通过对冲式、二传手式、转圈式、隐蔽式和多信源式等五种转载方式对接外媒,总体上仍存在外媒依赖症;而语言问题、签证问题、人员配备数量问题、记者换班问题以及官媒驻外记者站的分散性问题等共同影响了采制能力的提升。普通民众、大学生、穆斯林知识分子、非穆斯林知识分子、一般媒体工作人员以及伊斯兰国家在华留学生等六类人群普遍认为宗教因素对采制和理解相关报道至关重要,并希望进行更多的独立自主报道。与报道相关的信息流动,存在“不闭环”和“不对流”情况;“沉默的螺旋”现象也普遍存在,但新媒体的使用带来了新情况。由于存在效果测定难度,难以有效减轻话语疲劳症、文化隔膜症、翻译误读症和宣传恐惧症等。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存在自说自话情况。提升国家的整体话语权,应加强舆论场协调并有效整合现有评论力量。舆论领袖越来越多使用社交媒体来发表观点,应更加重视联合平台建设,保障舆论领袖及时准确顺畅地进行更加国际化的舆论表达。“一带一路”战略为改善相关报道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国政府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为媒体进一步指点了方向。伊斯兰国家是中国提升对外国家话语权的重要阵地,应加强对现有报道的优劣势分析,创新报道思维、加大报道力度,提升报道效果。
郭雯[8]2013年在《电影“撞”新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电影久负盛名,而电影和新闻之间也曾多次碰撞出激烈的火花,从二战期间轰动世界影坛的《公民凯恩》开始,美国媒体题材电影便屡屡出现且佳作不断,诸多电影均在奥斯卡颁奖礼上风采毕露且广受好评。那么为什么这些电影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会产生巨大的反响呢?电影社会学理论认为,影像不仅见证着社会现实,其中的各种元素都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代造就一切,一部电影的成功离不开时代环境的培养和烘托。在此种理论指导下,本文选取了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极具典型性的叁个时代：20世纪40年代二战时期,20世纪70年代社会动荡期及21世纪初恐怖主义危机时期,兼以新闻专业主义发展为主线对叁个时代的媒体生态予以阐述,同时选取这叁个时代当中影响较大,知名度较高的叁部媒体题材电影《公民凯恩》《电视台风云》和《晚安好运》进行个案分析,通过对社会空间、媒体空间和电影空间的剖析,试图探讨不同影像中呈现的各类媒体形象,以及美国媒体题材电影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即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媒体形象的形成,同时媒体题材电影又是怎样反分析当时的社会空间,并最终由此对当下中国的媒体和社会现实引发思考。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个人与社会性的讨论以及二战的爆发令美国陷入了个人主义与国家情结的纠结当中,而此时的战时政府对新闻界的审查以及1947年哈钦斯报告的出台使得美国媒体开始认识到社会责任的必要性,新闻专业主义由此成熟,诞生于此时的电影《公民凯恩》正是对这个社会现实的再现,影像中对传媒大亨凯恩个人经历的描述暗含着对当时传统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批判和反思。20世纪70年代,政治经济多方面的危机使得美国社会陷入了信仰迷失状态之中,失业狂潮令美国民众满腹怨气却无处发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辩令民主垂死挣扎。此时的媒体也经历着电视热潮后的冷思考,商业浪潮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批判理论认为人被电视异化,电视就像新宗教,把人们聚在一起聆听同一教义,最后此时的电影产业也开始对电视进行绝地反击。在此种社会媒体背景,电影《电视台风云》正是对社会众多批判情绪的集体宣泄,它将矛头指向电视产业,揭露了电视制作者的不择手段,对电视及其对国民生活的影响进行了批判和深思。步入新世纪后的美国却突遇9·11恐怖袭击,美国社会的一些变化使得美国人开始质疑自己国家一直标榜的民主自由和开放,“我们人民”的意识开始动摇。而此时的美国媒体也因为恐怖主义而备受管制,从而沦为了政府和财团的附庸者,有关反恐的报道中也开始偏离事实,而只注重对个人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渲染。诞生于此背景下的电影《晚安,好运》则正是对当下渐行渐远的新闻理想的重温和洗礼,影片对爱德华默罗利用电视与麦卡锡主义激烈对抗直至其瓦解的历史回顾,蕴涵着人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呼唤,以及对当下霸权时代新闻生态的担忧。纵观以上叁个时期的美国社会、新闻界及电影,可以自然发现叁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彼此观照,彼此影响。就社会之于新闻界来说,深厚的美国信仰给予了新闻专业主义丰富的内涵,为其诞生及成长奠定了坚硬的基础,但复杂的社会现实又令新闻专业主义在历史的动荡中不断受到冲击与责难。而专业主义与各种力量的博弈,使得美国新闻界职业形象变化多端,这也为媒体题材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不同时代背景下,影像中的媒体形象特色分明、却总能一语中的,戳痛了那个时代的神经。同时,影像对社会也存在一定的反分析作用,它不仅记录和见证了社会现实,更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情绪整合在一部影片中,并试图通过影片的立意去引导社会观念。
何镇飚[9]2010年在《媒介安全论：大众传媒与非传统安全研究》文中指出摘要21世纪,“安全”成为全球化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非传统安全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转而关注“人的安全”,特别是在2001年911事件以后,世界各国对打击恐怖主义、实现环境安全等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高度重视。大众传媒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传播通讯工具,在非传统安全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是本文的切入点。针对安全的时代命题,本文提出了媒介安全的论点。媒介安全是运用大众传媒战胜恐怖、恐慌和恐惧的非传统安全,分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群体安全叁个层面。安全是大众传媒的现代功能,大众传媒可以让社会更安全。论文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对安全和非传传统安全的跨学科研究着手,论述了传播学从拉斯韦尔、李普曼、施拉姆等早期学者到最近的阿什德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运用了议程设定、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论、框架理论等多种传播理论,梳理了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研究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与学科脉络。通过默顿大众传播“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理论,论证了大众传播传统四大功能(监测、协调、教育、娱乐)中的“隐性”功能——安全,并使之显性化,同时论证了安全作为现代功能,独立于传统四大功能的特征。沿着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方向,论证了媒介安全的基础是媒介安全话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安全的数学模型,媒介安全是一种介于媒介恐慌和媒介失语之间的动态安全,并通过1151份中国大学生问卷和122份美国大学生问卷,比较了在大学生眼中,中美媒介安全的异同及各自特征。美国的媒介安全更需要防范媒介恐慌,而中国媒介安全的不足在于媒介失语。最后,根据我国媒介安全的现状,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媒介安全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媒介安全特点,提出了发展、完善我国媒介安全的对策和建议。
张晶晶[10]2005年在《大众传媒与国际危机处理》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大众传媒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各类国际危机频发的今天,大众传媒在国际危机处理中的运行方式及其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论文以越南战争以及“9·11”事件中的美国媒体为考察对象,论证大众传媒这一“软权力”对于国际关系的特殊但却不能忽视的影响及其作用。首先,由于传媒、公众舆论与政府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大众传媒会对政府的对外政策行为产生影响。其次,大众传媒与国家本体认知、国际形象的构建以及国际政治体系的重组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再次,作为“第四权力”的大众传媒通过引导公众舆论,可能对政府形成制衡并促进危机事件的解决。最后,在危机面前,政府与媒体沟通、协调、合作以及良性的互动关系将有利于对危机的控制与管理,反之,则可能增加危机处理的成本,甚至导致失控的局面和新危机的产生。正是因为大众传媒在国际危机处理中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当危机来临时,决策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制定积极的媒体政策,避免媒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充分利用媒体,进行更为有效的危机处理。目前,学界对于大众传媒与国际危机处理的系统性研究尚不多见,笔者希望本论文的撰写,可以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控制沟通[D]. 沈国麟. 复旦大学. 2006
[2]. “新闻自由”原则和9.11事件[D]. 袭艳春. 外交学院. 2003
[3]. 后“9.11”时代美国新闻自由的“沉沦”及其走向[D]. 傅毅飞.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4]. 互联网内容规制的比较研究[D]. 张化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
[5]. 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研究[D]. 杨凯. 暨南大学. 2013
[6]. 美国国际性突发危机事件新闻发布研究[D]. 魏斯莹. 外交学院. 2012
[7]. 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研究（2001—2015）[D]. 金强. 河北大学. 2016
[8]. 电影“撞”新闻[D]. 郭雯. 安徽大学. 2013
[9]. 媒介安全论：大众传媒与非传统安全研究[D]. 何镇飚. 浙江大学. 2010
[10]. 大众传媒与国际危机处理[D]. 张晶晶.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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