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城市对新世纪中国教育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教育论文,学习型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教育，以发展“学习型城市”，构造“终身教育体系”的全新理念和全新思路，叩响了21世纪的门槛。何谓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的城市是怎样的？如何建造学习型城市？这些问题当会引起读者的关注。本刊特邀有关方面的教育工作者对此话题进行阐述，以飨读者。
——主持人：任建英
创建学习型城市与新公民文化
蒋昌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学习型城市(learning city)，是个全新的概念，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学习型城市是一个在全球变迁的特殊时期努力学习如何更新自己的城市”。新的技术飞速发展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巨大的从新技术的变革和跨国的思想传播中获取利益的机会。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和产品流动的变化在全国和地方的经济上正在产生许多不确定性。于是，建设和发展学习型城市，在知识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尤为迫切。但是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实践，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可以说现代城市的发展是在学习中的发展，每一次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是城市在学习中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今天，我国之所以提出创建学习型城市这个议题，似乎同人们所面临的存在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者知识社会转变的足以影响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压力不无关系。简单说来，有4个方面：城市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实现力来自知识；比较城市的优势取决于城市的平均知识水平的高低；城市内部组织系统如何应对城市发展生态变迁的挑战来自于知识创新；对于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来说，要保持城市健康的新陈代谢系统，主要不在于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年龄结构，而在于居民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更新速度。
当前对建设和发展学习型城市，一般认为至少要达到两个目标：其一，大力提倡和切实支持终生学习；其二，推进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的更新与发展。而笔者认为，应该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养成饱含创新因素的新公民文化。所谓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喜欢使用的概念，它是一种在传统和现代之外的既容纳变革又节制变革的第三类文化，其表现就是公民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面参与。参与形式或组织参与形式不同，则形成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类型。笔者在这里谈的在建设和发展学习型城市中养成的公民文化是一种新的公民文化，之所以新，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革的文化，它不机械地处理传统和现代的紧张关系，而是形成一种自我调适的机制，它所要保留的不是机械的传统，它所能包容的也不是没有根基的变迁，为此，它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表现的是在形成对社会和政治现实认知基础之上的，在公民间没有学习能力鸿沟的理性文化。要形成这样的文化，必须关注以下4个方面：首先，城市的学习环境应该是开放的。城市不但为政府机关、企业、非盈利性组织和个人提供平等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学习环境，而且将高科技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机会提供给所有人，这样的学习环境将通过提供开放平等的学习环境和实践机会，在城市公民中形成将城市社区生产和生活视为一个整体来发展的这样一种文化。其次，学习型城市应该是学习思考型的城市。学习型城市不单单为各个学习单位提供各种获取信息或积累信息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要将熟悉信息的城市和勤于思考的城市结合起来，单是将城市变成一个信息储存和传输的系统是不够的，所以，形成鼓励创新鼓励挑战的城市知识更新机制尤为重要。第三，学习型城市应该立足整体性的学习。学习型的城市，不仅仅要增进公民的知识熟练程度，也要注重让公民能够理解构成城市生活的各个部分，如社会、文化、政治、伦理和经济等，了解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并使得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迎接知识社会来临的挑战，从而为城市塑造一个有形的良好的未来。第四，老龄化的学习型城市应该注重城市均化获取知识能力的代际分布。如果只是注重城市某部分公民的学习能力的提高，而忽视老龄人口的学习能力的开拓的话，终生学习出现学习内容上的代际分布的不同，学习能力分布的差异会加大这种不同。结果会因基于学习的认知能力和范围的差距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参与的差距，并由此产生应对城市更新和变迁的责任差距，在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面前城市必然呈现出分裂性的变迁。
综上所述，要建设和发展目的在于养成新公民文化的学习型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实现如期目标，其出路在于将政府支持和民间配合结合起来，将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进而在工作中的学习结合起来，将跨越不同教育水平的沟通和跨越不同年龄层次的学习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将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生动有趣的学习氛围结合起来，将学习与工作与闲暇的区分结合起来，将城市发展主人翁精神与城市革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的城市才可建立起来，新公民文化也才能养成。
振兴中国教育的新希望
卢琦（上海电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一、怎样的城市才能冠之于“学习型”的称号？创建“学习型城市”，这不仅是一句时髦的口号，更是一种需要有各种资源投入与条件铺垫的理性行动。如国内目前一些人均GDP产值相对较高、市民对教育需求空前旺盛以及教育将成为城市提高综合竞争实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大、中型城市，则更有可能将开放式终身教育的先进理念转变成一种实际的行动。“学习型”的城市的最终生成，有赖于政府的策划与强力推动，更有赖于教育受众与各类教育机构的双向互动串联，并只有在社会经济条件相对成熟时，“教育消费”才能真正为广大市民所接纳，教育的“最终用户”才能打破年龄与职业的限制形成终身教育普及化的新格局。换言之，部分的学习型组织或学习型社区的脱颖而出，并不意味着学习型城市的实际建成。一哄而起、全面铺开的形式主义做法，更是在创建学习型城市过程中需要警醒的问题。
二、“会学习”的城市究竟该怎样结构？教育体制的创新、教育机构的功能多元化、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教育市场与教育需求的开放接轨，以及城市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本体系的活力再造，这一切都将是决定一个现代城市如何才能建立起会学习、能学习的框架结构的基本要素。从城市的教育功能塑造角度看，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青岛等城市，目前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在于：怎样从培育市民接受终身教育的观念入手，整合现有的教育机构与教育资源，建树起开放互动、集各种先进信息技术手段为终身学习所应用的基础平台，设置专门人员去跟踪与协调适应终身教育市场营建的规范管理，等等。换言之，只有将学习型城市的创建纳入到提升现代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系统工程建设计划中去，有组织、有计划、分阶段地强化适应于终生教育与学习的软、硬件建设，以人的现代化为抓手，才能结构起一座座“会学习”的教育型新城。
三、如何才能实现“学习型城市”是“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目标的长效之举？江泽民同志在去年《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十分强调终身教育的观点。他指出：“学校接受的只是基本教育，尽管这个基本教育十分重要，但毕竟不是人生所受教育的全部，做到老学到老，人才的成长最终要在社会的伟大实践和自己的不断努力中来实现。”江泽民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指出了终身教育的必然规律性和重要性；从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是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实现劳动者知识化、个人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强调在我国大力倡导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特殊意义，反映了知识经济的要求和时代特征。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因此，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变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只有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倡导并构建学习化社会，培养数以亿计素质优良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才能满足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证。由此看来，构建“学习型城市”，必将成为中国确立和实现“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长效之举。振兴中华，教育为先。而只有将教育贯穿于全民学习普及化、公民学习终身化、市民学习多元化的现代学习型城市的创建之中，“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才会体现出其前瞻深刻的内涵。因此，学习型城市，将是中国21世纪教育振兴的新希望！
中外创建学习型城市的模式比较
殷仪红（中国行为法学会副教授）：
21世纪的人类社会是学习型的社会。随着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理念的日渐深入人心，当今流行于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习型社会创建模式，影响促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教育革命浪潮。同样，在中国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批大中型城市先后提出了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响亮口号，上海今年更是以构建学习型城市作为营造国际化大都市闪亮形象的重点实事工程之一。笔者拟就国外的学习型社会与国内的学习型城市的创建模式进行比较，从而揭示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学习型社会（城市）形成过程中的共性与个性，以及不同的发展模式。
东西模式，殊途同归 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培育学习型社会方面可谓是理念先行、实践有方。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教育家保罗·郎格朗就率先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及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内涵。此后，英美等国的诸多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概言之，只有立足于形成一个开放学习机会的社会、一个自我学习的社会、一个终身继续学习的社会、一个广泛学习的社会，一个有学习市场、学习网络和学习权利保障的社会，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社会，这才是21世纪学习型社会或城市所应具备的基本特质。为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全球化发展，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经合发展组织也纷纷发出行动倡议。例如联合国1997年7月发表了27项针对成人学习的呼吁、倡导与承诺，即“汉堡成人学习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人人终身教育”设定为当前教育方案与活动的首要课题；欧盟则将1996年定为欧洲终生学习年。因此，在终生学习、终生教育理念的导引下，英国、美国、日本等各国政府相继推出了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行动方案。同样，我国的许多城市也将构建学习型城市列入了“十五”发展计划的重点目标。学习型社会与学习型城市，二者其实是殊途同归。
中外模式及其综合比较 以上海为例，构建学习型城市就是以成人教育为主轴，以加快建设学习化社区、学习化企业和发展现代远程教育为基础，形成高质量地、多层次、开放式的终身教育体系发展格局，最终将上海建成一个充满学习活力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型城市”。如建造“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企业”。已逐渐成为全体市民的一项自觉的行动。在英国，营建学习型社会，就是在政府规划的学习行动方案的指导下，在全社会培育和塑造一种学习型文化，如建立旨在激发公民学习需求的终生学习的奖赏制度、扩充家庭学习和公民与社区能量的机制，使劳资之间形成适应社会未来变化的有效伙伴关系。为此，英国教育与就业部联合推出了关于终身学习的政府报告，架构起学习的全民框架，而且启动了如“产业大学”这种集政府和社会广泛互动参与的全国性学习网络的建设，这种被誉为“希望与成就的革命”的模式，在全球学习型社会的创建中独树一帜，别具一功。
其实，学习型社会与学习型城市这两种模式的构建与运作，总体说来，均有赖于政府的全面推动和各种教育主办机构的协力合作与外向型的发散拓展，以及教育市场的纵深培育，以及包括全民动员、人人参与等各种力量和因素的有机辅佐支持等。比较之下，其主要表现在：(1)确立发展学习型社会的理想前景；(2)重视基本学习权利的保障；(3)强化平等学习机会的提供；(4)增进终生学习的经济效益；(5)发展终生学习的生活文化；(6)运用成人教育的设施作为基础，等等。其个性化的特质差异是：(1)起点与要求不同。国外对学习型社会营建，是在社会化教育体制与功能都较发达和完善的基础上提出的。其起点高、起步早且要求也高，其立意在于为全体国民提供实现个人成就最大化的发展空间；而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起点和要求也因各城市的具体情况而各有不同，但基本出发点仍是着眼于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为更多的人创造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2)功能建设的形态和目标不同。我国以城市为主体，以倡导形成学习型家庭、社区、企业为连环抓手，将教育融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并以多元化学习带动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攀升，是学习型城市功能形态建设的主要立足点。而国外的学习型社会，着眼于国家总体社会与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以终生学习提高全体劳动力素质，并使其适应后现代化社会发展，宏观、综合形态的功能建设由此可见一斑。(3)内涵和外延不同。我国的学习型城市，不仅要求学文化、学知识、学技能，而且要求学政治、学理论，鼓励市民学做社会主义的新公民；而国外的学习型社会主要强调学习知识和技能，且前者定位于城市，后者定位于国家，个中差别显而易见；(3)手段、方法各有千秋。以上海为例，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三学”、“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将自发与自觉的不同学习方法、手段有机地纳入到构建现代化学习型城市的总体框架中去；而美国却通过立法增补“终生学习法案”的方式强化设定公民学习与再学习的法定义务，并为学习型社会的有效运作提供法制保障；日本也是通过颁布“终生学习振兴法”来强力推进学习社会的形成；英国则是创造性地“孵化”出“产业大学”，并以市场化的手段来营造学习型社会的良好氛围。
总之，创建学习型城市，这是我国各大城市步入现代化社会的必然选择。当已进入学习型社会的发达国家向我们招手的时候，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终身学习将成为21世纪国际化大都市的主旋律，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
终身教育是知识经济的成功之本
——上海建立学习型城市的对策
徐文龙（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努力把上海建成适应新时代的‘学习型城市’”。这是徐匡迪市长在1999年9月召开的迎接21世纪的上海教育工作会议上宣布的重要决定。它预示着：在未来这座特大城市里，1500万市民从孩子到成人，将“人人都有学习机会，人人都能发展成才，人人都为社会服务，人人都有完美人生”。毫无疑义，拥有如此强大的智力资源，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将如虎添翼，加快实现到2010年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宏伟战略目标，并力争到2010年跨入知识经济的门槛。
依据上海总体发展战略和教育、人才发展规划，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总体目标是：到2010年，全体市民基本确立终身学习的新理念，大多数市民能视学习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全市文化基础水平的底线从初中提高到高中、大专；全社会对教育培训的投入占GDP的6%。为此，社会将为每个人提供一种更开放、更有效的学习方式与学习机会，实现终身学习的市民占总人口的60%左右（目前估计为31.5%），其中从业人员要达到80%以上；学习型城市的“三大支柱”即学习型社区、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团体，分别占到各总数的20%；全社会基本建成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化教育平台，形成从0岁到终生的终身教育体系及其运行机制。
建设“学习型城市”，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总体目标下，需要分类设计，依据不同的年龄、从业和学习要求，分为三大类，再从其特点出发，分别确定具体目标和学习要求：第一类，新生代，即正在接受正规教育的学龄人口。目前上海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总共235万人，其中高中阶段入学率已达90%以上，高等教育入学率为30%左右。到2010年，将进一步高标准、高质量地普及托幼教育、9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一些主要指标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到50%以上。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通过全面推进德育为核心，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确保新一代合格毕业生能适应未来经济社会的素质要求，20年后成为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的主要智力、人力资源。第二类，中生代，即836万从业人员，还有近20万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工作人员。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参加各类教育、培训、进修的总数约为350万人，占总数的41.8%。开发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源，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训、进修对推进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潜能，因此，在建设“学习型城市”中无疑应处于重要的主体地位。要在建设教育培训资源完备、专业课程完整、教育设施完好的现代教育条件下，确保参与教育、培训、进修的从业人员达到总数的80%以上，其中高新技术产业、高层次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要达到90%以上。特别要注重培养和壮大一批具有较强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具有扎实科学文化基础与不断学习能力的知识工人队伍，把它作为提高上海市民整体素质的关键举措。在科技、教育、金融、贸易等产业中，要大力推进继续教育，更新知识、技能，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增强国际竞争能力。第三类，休闲代，即60岁以上退休人员和家务人员。据抽样调查，目前老年人、家务人员中受教育者仅占总数4.5%，这与他们渴望学习追求新知的愿望形成很大反差。因此，建立社区学院，开办老年大学与开发老年人资源的工作将成为区、街道、学校三级社区教育组织的重要落实目标。
建立“学习型城市”的最大特点：一是人人要终身学习，二是要学者有其校。让城市每个人从婴幼时代起，都有学校可上，就业后都有继续学习的机会和场所，退休后仍然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学者有其校”，是建成“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上海实际出发，当前亟需拓展和兴建终身学习的“十大渠道”：(1)整合各级各类学校，把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全日制学校与各种夜校、假日学校，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揉合起来，“一校多牌”，建立“教育超市”。(2)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办班，特别是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班，以适应经济转型期人员流动大的特点，满足各类人才资源开发的需求。(3)高等学校、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建立“回归制度”，定期对毕业生实施返校继续教育。(4)提供弱智、残疾人特殊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机会。(5)强化企业培训制度，每个行业都要建设一所高质量培训中心，并逐步形成培训网络，实行教育资源互补共享。(6)根据知识经济时代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继续办好“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普及市民计算机的应用技能和英语会话能力。(7)建成开放的、远距离的网络教育系统，覆盖全市，并辐射周边地区，成为沿海、沿江的“教育人才高地”。(8)继续开展全市成人学历教育“自学考试”活动。(9)建立各级各类教师的终身进修制度。(10)扩大留学生和终身学习的国际交流，与20多个国际姐妹城市开展合作和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