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论战”暴露改革深层矛盾——第三种声音挑战权力资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第三种论文,股市论文,权力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股票市场在历史与道德的夹缝中发展
2000年证券市场交易活跃，证券交易印花税478亿元，比上年增长95.2%。至2000年底，沪深证券交易市场股票总市值48090.94亿元，全年各类证券交易总额83045.3亿元。政府和国有企业，是股票市场的最大受益者。年底，股民开户5800万户，但这是重复计算的，因为超过80%以上的股民是两个市场都开户，实际的开户人数不会超过3000万人。在2000年8月上交所2700多万个账户里，有60%是空户，估计中国实际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
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条件下，中国具有特殊的股票市场结构。除去B股和H股以外，占A股2/3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其流通问题成为悬在中国股市头上的达摩克斯利剑。还有创业板的上市，都给股市前途造成重大考验。同时，股票市场的负面作用正在显现。中国股票市场是改革开放矛盾的集中反映，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再一次严峻地摆在中国人面前。
从历史的角度看，金融深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经济结构和体制改革的特殊规律，都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还有几年牛市，而且要经历全面对外资开放，许多问题是可以经由股票市场比较顺利地加以解决。因为金融股票市场具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可以进行社会资源大规模再分配，并具有隐蔽性，与中国渐进改革的需要不谋而合。在大牛市中，可以把用不出去的居民存款，通过直接投资渠道，配置给比较好的国有企业，重要的战略产业，优秀的民间高科技企业，社会保障基金，包括把国家银行也改组成为股份制银行，同时抵消历史呆账。国家垄断部门的上市，可以改善经营管理，并以上市收入抵消国家投资的折旧，把垄断价格大幅度降低下来，从根本上启动内需。股票、彩票、保险、外汇等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在社会财富迅速转移的过程中，为政府创造税收，用于社会急需的方面去，如果控制和引导得好，未必就是零和。
美国的10年大牛市，或许是通过制造泡沫，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成功例子。纳斯达克指数上升了100倍，有300多个高科技公司通过上市，获得了300亿美元，失败者和欺骗者肯定存在，但成功者也存在。纳斯达克泡沫的崩溃，说明美国社会这次财富转移已经完成，关键是真实经济已经被切切实实地创造出来了。即使宏观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只要微观有创新，结构有改善，体制有进步，仍旧是利大于弊。另外，美国的股票市场是国际化的，风险由全世界投资者承担，而新经济实体经济的得益者，主要是美国。
但这只是美国的个例，是理想中的结果，是可能性之一。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失败：资源并没有配置到战略产业、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而是被操纵者获得并转移到国外；新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创造出来，新的体制也没有创造出来。全民赌博一场以后，股票市场崩盘，而且殃及真实经济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倒退2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毁于一旦。非常遗憾的是，更多国家提供的是失败的证明。玩弄股票市场，犹如玩火。控制不好，就会满盘皆输。处于大牛市之中的中国人，应该考虑在3-5年以后，社会资源投入已毕，股票市场会发生什么情况？前途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通过金融创新鼓励投机，进行隐蔽而且大规模的利益转移，在人均资源贫乏，具有平民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绝不是畅行无阻的。即使完全具有历史合理性，控制得很好，达到了好的结果，也一定会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它制造了两极分化。
在中国法制和监管极不完善的条件下，失控几乎是必然的。极少数人将利用金融市场的利益再分配机制，为自己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搞社会资源的逆向再分配，那么，就更加无法收场。
目前由于吴敬琏等人的批判，股票市场的论战已经开始。如果有些人拒绝反思，想乘“历史必然性”之战车，为他们理想中“新体制”开辟道路，而且完全不择手段，不计代价，超过了大多数人所能够容忍的限度，那么，也完全存在相反的可能性：大多数人不会为“历史必然性”所牺牲，反而会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另寻出路，去创造新的历史。
目前，中国正面临与80年代末期相类似的局面：当时权力资本在中国刚刚从商业资本阶段发展到生产资本阶段，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中国社会即已经难以容忍。10年以后，权力资本化已经充分发展，达到了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权力资本化特别是金融资本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可能在3-5年牛市以后触发崩盘，并把中国经济和社会带入巨大的灾难。目前，中国发生的关于股票市场的大论战，就是在这历史重要关头，小部分残存的、传统的、坚持理想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这个过度世俗化、腐败蔓延、全民投机，几乎人人为图一夜暴富，不择手段的社会现实，对其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后果，所发出的严厉警告。
股市黑幕背后是什么“幕”
中国股市表面问题是市盈率高和过度投机，但全面反映了改革的深层次矛盾。我换一个角度，从五粮液谈起。
上市公司五粮液，2000年每股净利润1.60元，每股净资产6.60元，净资产收益率24.09%，未分配利润为1356607152.17元，竟然两年不给股东以现金回报，还以较高的股价配股。典型地表现出我国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解困”圈钱的性质。1999年，不分红的上市公司达到60%，上市以来从未分过现金红利的上市公司占20%。既然上市公司不向股东分配红利成为惯例，股民就只能够赚取增值的价差——这就是所谓的“投机”。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以圈钱为目标，不考虑中小股民的利益。是造成股票市场投机的首要原因。
第二，法律制度不能够有效保护中小股民利益，诉讼成本太高。仅仅在纸面上规定公民的诉讼权利是不够的，还要使他们实际上能够打得起官司。社会集团的“利益密度”是不同的，那些利益密度高的社会集团比如企业家，金融家，大股东，人少财富多，容易组织起来；再请几位经济学家和报纸主编，就可以形成利益集团，为自己争取利益；而争取到利益以后，参加分配的人少，每一个人得到的就多。
而社会大多数人，只属于利益密度低的利益集团。工人农民，一般消费者，中小股民，人多财富少，难以组织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取得利益以后又有许多人参加分配。因此，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通过有效的组织方式，需要政府的帮助。就股票市场来说，上市公司经营者很容易和大股东达成协议，而牺牲中小股民的利益。为了维持平衡，政府应该对中小股民提供法律帮助，包括协助他们取证，规定上市公司提供经费援助。
报刊传媒，应该把立场从帮助大款鼓吹，转移到为一般消费者和投资者争取利益方面来，只有这样，股票市场才有规范的动力。原因在于只靠立法机构立法和政府管理，没有广大中小股民作为法律主体，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进行监督和诉讼，或者大多数中小股民在实际上没有可能依法进行诉讼，法律就是空话，股票市场的规范就永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是管不住的。
第三，社会缺乏投资环境，迫使居民存款进入股票市场。究竟是股票市场制造少数人暴富的机制，造成全民追求通过赌博暴富的心理，以至于没有人进行真实投资，还是中国社会本来就缺乏投资环境，把投资者和居民存款挤到了股票市场？如果是后者，取消股市，社会资源自然涌向真实投资。如果在实际中，投资层层受阻，能够赚钱的项目大多被权力及其关系网垄断，或者被外国资本所获得，其余部门的微利又遭到腐败官员的盘剥，在存款利息率又低，社会庞大的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的情况下，人们不去股票市场投机，又能干什么？
第四，金融系统自我循环，股票市场成为汲取社会资源的黑洞。在所谓“金融深化”时期，社会保险基金，彩票经济，国债市场，外汇市场，资金拆借市场，都有高速发展的趋势。但有一个共同点，资本各种形式的周转，必须通过直接或者间接融资，才能够进入实物投资领域。
金融资本进入真实投资，第一条渠道，是银行投资和贷款。正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不能完全承担投资功能，才寻找股票市场的。近几年，银行居民存款接近80000亿人民币，存款大于贷款10000多亿，银行无法支付存款利息，也只能把资金导入股票市场投机。
第二条渠道，是国际收支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进口先进设备和战略物资。因为国内经济不振和外国投资的排挤，巨额外汇花不出去，只能进入国际资本循环，比如美国的国库券市场，它将受到国际金融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影响甚至是控制，风险更大。
第三条渠道，就是政府以国债形式，把存款借出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显然要受到政府控制能力的限制。在腐败的建筑体制下，政府投资的效益如果不高，几年之后内债亦不能再借，财政危机即将出现。
第四条渠道，就是股票市场。大部分社会资源，都将经过股票市场这一循环的。社会保险基金，企业的自有资金，居民家庭存款，是直接进入的；政府、企业的银行存款，是间接进入的；通过股票抵押贴现，券商透支，银行融资等各种合法或者“违规”的渠道（何为违规，何为合法，我说不清），银行资金进入股票市场，放大系数超过200%——这等于把那些不炒股票的人的存款，也拿来炒，利益是股民得，风险是全社会承担。由于缺乏投资环境，上市公司圈来的钱，有一部分重新进入股票市场再炒作。
如果四条渠道，都不能将庞大的储蓄和外汇有效引入真实投资，那么中国的问题就绝对不是一个股票市场的问题，堵死了股票市场，其它渠道也不行，反而延误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五，政府控制上市资源，以行政分配方式向国有企业过分倾斜，许多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在股市圈钱，获得了过多的金融资源。国有企业的效益越低，市盈率就越高。同时，国家垄断部门的良好资源，如电力，石油等国有资产，却在海外上市，卖给了外国人。
第六，上市资源的稀缺，造成股票在一级市场高溢价发行。高溢价等于多圈钱，得利最大的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上市公司，其次是专门打新股的大资金。即使在股市最低迷时，大户资金在一级市场也有10～15%的收益。2000年大牛市，一级市场申购收益率高达20.67%。大多数违规资金和资金大户，并没有进入二级市场，而是在一级市场进行无风险的申购。
一级市场发行的市盈率高达40倍，而二级市场的大部分利益又被大户攫取，要使中小股民有利益可得，也只能允许过度投机和60倍以上的市盈率，甚至更高。
第七，是行政干预造成的严重腐败。从上市公司的审批，原始股票的发放，一级市场的申购，内幕消息的透露，有关权力部门包括证券监管机构的清廉问题，都应该进行清查。上市公司赠送了多少原始股票，都是有帐可查的。
第八，操纵者勾结部分上市公司、媒体、股评家、经济学家，掌握了上市公司的信息发布权，以此制造谣言和舆论，进行炒作。等等。
第九，中国股票市场没有做空机制，股民想赚钱，就只能够拉高股票市场指数，出现暴涨，而暴涨之后必有暴跌。
第十，政府的行政干预往往达不到目的。在信息不对称，特别是保不住密时，政府每一次干预都被大户先知道，先逃，先抄底，或涨或跌，中小股民总是赚得少，亏得多。
实际上，有关部门并没有决心壮士断腕，大规模整顿股票市场。因为有税收，国有企业需要在其中圈钱。每当股票指数太高，即以行政命令全面抽回银行资金。然而有关部门更加忍受不了的，是股票市场的低迷，过一段即不得不放松管理，“违规行为”重新猖獗。为维持牛市，就要向股市投入更多的资源，一直到再无资源可投为止。
以道德优越感来否定历史需要，以经济学教条否定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性，以简单的降低市盈率和行政处罚，或者集中搞运动的办法来否定系统性地完善市场，在实际中往往走向反面。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主观上限制大户，客观上严重损害了全社会特别是农民大众的利益。以理想主义或者信仰指导决策，理想越高效果越差。
正视“权力资本”的负作用
依目前中国股票市场的功能，并不能像美国那样，真正创造出多少好企业来，反而把全社会的资源全部套牢。如此，股市崩盘，决不仅仅是损害中小股民和股市，必然损害全社会的总体利益。中国的股市有3种利益关系，第一是政府垄断上市资源为国有企业解困，上市公司是既得利益者，如果国有企业上市之后仍旧搞不好，就将损失这部分资源。第二是股市的操纵者——机构、银行和证券经营机构，他们可以损害中小股民获得利益，而很少承担风险。第三是全体股民，通过股票市场汲取社会财富，多少有利益可得。一旦股票市场崩盘，银行和保险也不能幸免。不炒股票，同样逃脱不了股市风险。借用管理者的话就是：“由于政府整顿股票市场所造成的中小股民的损失，只能表示同情”。
中国股票市场既然还有3-5年可以利用，就应该充分利用。对于操纵者的违法行为，只能通过经常性的执法，发现一个，处理一个，不能搞运动，更不能先宣布清查，把操纵者吓跑，让中小股民承担损失。但是，反对者的态度更加利益化，更加嚣张，使人想起搞垮并操纵俄罗斯的金融寡头。既然双方都执意要亮出观点，那么我们也只能以“第三种声音”发言，把中国股票市场所孕育的极大风险及其深层次原因，诉诸于社会。
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权力资本化的矛盾，而权力资本化，经过了商业资本，生产资本，金融资本三个阶段，后面还有国际化的一个阶段。我以为，必须正视权力资本化的副作用，一方面将导致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特别是金融资本阶段，股票证券市场具有极为强烈的财富再分配功能；一方面由于致富手段的不合法，将极大地破坏社会信誉，并产生寻租利益集团，把中国的改革“锁定”在两种体制并存的状态中。
中国股票市场建立10年来，由于权力向金融资本演变的影响，其后果已经越演越烈，风险越积越大。当权力资本化把大部分社会财富“吃”进少数人口袋的时候，这个“高度一体化”已经在内部被蛀空，被腐蚀，我们必须对内外突发事件高度警觉，防止在突发事件的冲击下爆发危机，而引致危机的经济缺口，不是外汇，就是股票，任何一个市场的崩溃都会引起国家金融体系的全面体系危机。因为在以政治为核心的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中，任何局部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都可能被强行压抑下去，而不会释放出来。于是，无数小矛盾可以积累成潜在的总危机。
金融瓦解，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社会生产，甚至引起社会体系、国家体系的瓦解，因为中国缺乏中间组织的支撑，行政控制一旦失效，有可能瓦解到家族的最底层。
但是中国已经市俗化了的社会仍旧陶醉于表面繁荣。已经发财的准备出国，没有发财的仍旧希望沿着前人发财之路冒险，却不知：“人不能够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东施效颦，画虎不成反类犬。比起10年以前，目前的危险肯定要大得多，但是为什么全社会揭露和反对的声音那么微弱？权力资本造成的腐败已经消解了中国人的道德理想观念，是非颠倒的评价标准，荡然无存的舆论监督，无是非感、无道德感的心理状态，已经使许多中国人麻木不仁，盲目相信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达到美好社会以前的“阵痛与代价”。真正清醒的倒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在有意识地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在这次股票市场争论中就有出色的表现。
20年的特殊繁荣，使整个社会骄傲自满；价值观念的世俗化，盲目追求眼前享乐，不顾未来；权力资本化所形成的暴富集团，正在左右舆论并企图影响政策，操纵政治，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在宣传方面，传统的报喜不报忧没有改变，又加上了小市民的庸俗娱乐节目特别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世界观，不但没有随着20年改革开放而消失，反而被利用来为少数人暴富服务。
中国自封为“经济学主流派”的那些人，极力鼓吹“看不见的手”，描述玫瑰色前景。当问题再也不能掩盖时，他们就鼓吹“代价论”，把一切问题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代价，把出来揭露问题，主张调整的人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有了俄罗斯的教训，中国大多数人绝对不会允许中国的改革步其后尘。这次股票市场大争论，能够使中国人以“反危机”为主线，集中有限资源，把未来危机逐步化解，那将是中国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