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贺的皇族意识——对《李长吉歌诗》的另类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皇族论文,意识论文,另类论文,李贺论文,李长吉歌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一
当今一些论者在研究《李长吉歌诗》时，往往从社会批判出发将其内容分成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并对此作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价：当论及《雁门太守行》、《吕将军歌》、《感讽六首》（其三）时则加褒扬，认为是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中唐现状的批判，表现了诗人的爱国理想和献身精神：当论及《贵公子夜阑曲》、《恼公》、《石城晓》、《花游曲》诸篇时则加贬抑，认为是李贺追慕荣华享乐的贵族劣根性的表现，是李贺思想中庸俗的一面。但同样是表现冶游夜饮场面的《堂堂》、《难忘曲》、《宫娃歌》、《贵主征行乐》有人又加以肯定，认为是明褒实讽，实际上是李贺对当时帝王亲贵们纵情声色、享乐无度生活的指责和讽谏。另外，对李贺一些反映人生宇宙思考的抒情篇什也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进行解读：认为《浩歌》、《古悠悠行》、《苦昼短》、《拂舞歌辞》等篇什批判秦皇汉武祈求长生的虚妄，反映李贺已认识到宇宙的辨证法则；而对《铜驼悲》、《日出行》、《相劝酒》、《将进酒》、《瑶华乐》诸篇评价则又相反，认为反映了李贺对时光流逝、年促命短的无限伤感，从中流露出虚无观念和及时行乐思想。我的看法是：李贺诗作的诸多内容之间并不存在上述的矛盾或截然相反观念，皆是他那根深蒂固的贵族意识尤其是皇族意识的流露，只不过表现形式和具体的侧重点不同，对其社会效果的解读也不同罢了。下面试对此加以论述。
李贺是唐高祖李渊叔父郑王元亮的后裔（注：见《新唐书．李贺传》以及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尽管是李唐王室的旁支，又早失去了王室贵胄的显赫，但李唐王孙的身份，这对李贺说来仍相当重要，这是李贺剩下的唯一可以夸耀的资本，也是支撑他贫困生活和坎坷人生的极为重要的精神支柱。因为从此时的家庭状况来看，其父李晋肃只不过是个官卑职微的“边上从事”，况早已去世；家境可以说是一贫如洗，仅在山上有几亩薄田，甚至连唯一的幼弟都养不活，要送到江南去谋生（注：《送韦仁实兄弟入关》、《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见《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85、156页。）；自己在仕途上又是困踬坎坷、地位低下：想应进士试又惧“避讳”的流言而作罢，到头来只能充当个“臣妾意态间”从九品的奉礼郎（注：《赠陈商》见《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11页。）；自己的形象是通眉、长爪、巨鼻，毫无英武可言，况又体弱多病，十七岁便白了头，终日与药石为伴。也就是说，从家庭环境到自己的地位前途、身体状况都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偏偏李贺又是生就的一副高傲秉性和好胜性格，他好自尊崇、急欲出人头地，对自己的身份地位、身体才干皆极为自信又极为敏感。在这种心态和气质的支配下，帝王宗室、李唐王孙的高贵世系自然成了他值得夸耀的政治优势，也同他的才华一道成为支撑他的虚荣心、维系其心理平衡的杠杆。因此，无论是侧身于贵胄王公的酒宴还是与友人往还，他都时时提醒对方，表白自己的帝胄世系、皇孙身份，每当他提起这份光荣的家世时，平日的委顿和窘迫顿时不见，一种自矜和自负便油然而生，诗人在矜夸之中悠悠然产生一种优越感和心理上的满足，这无疑是一帖非常有效但又必须长期服用的兴奋剂。正由于长期服用，已成为他接人待物乃至观察周围一切的一种特有心态，而且常常与他才华上的自诩和自负糅合到一起，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之中，诗集中《许公子郑姬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徐公子，不知何许人也，但从诗的开篇“许史世家外亲贵”来看，当是个外戚贵介公子，从他“官锦千端买沉醉”、“先将芍药献妆台，後解黄金大如斗”等豪奢之举来看，这个亲贵富有且得势。这天他在洛阳郑姬处追欢买醉，酒酣耳热之际，让名姬奉觞请李贺赋诗。而李贺此时的境遇如何呢？从当时写的《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致酒行》、《昌谷读书示巴童》、《南园十三首·其七》等诗作来看，无论是家庭境况、本人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没有值得自慰之处，更谈不上值得夸耀和自豪了。在洛阳的居处仁和里也是个荒僻之处（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五：仁和里“去朝市远，居止稀少，惟园林滋茂耳”。），住宅也是从亲戚处租赁的，十分简陋：“宗人贷宅荒厥垣。横庭鼠径空土涩”。但在这首《许公子郑姬歌》中，却丝毫看不到上述的沮丧和困窘，在一番欢歌醉舞、佳人丽质描叙之后，诗人自矜地写道：“相如冢上生秋柏，三秦谁是言情客。蛾鬟醉眼拜诸宗，为谒皇孙请曹植”。谁能把这个盛宴载入诗篇而不朽？只有请我这位当代曹植。因为三秦大地自司马相如逝去之后，能言情赋诗的只有我李贺了。诗人之所以以曹植作比，不仅是因为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而且是皇子宗孙，与李贺出身相近。宗室对外戚，才华对财富，唯有此才可抗衡，唯有此才更值得夸耀，李贺就是凭借这两个优势在这位又豪富又贵幸的的许公子面前保持了自尊甚至自矜。这与诗题之下加注的“郑园中请贺作”，一头一尾，反复强调，以此来支撑他的虚荣心、维系其心理平衡。
李贺这种皇族意识可以说是浸透了骨髓，即使在他困窘万分希求援引，言辞凄苦地向师友陈情时，也不会忘记提醒对方自己的宗室身份，或者说是以自己的宗室身份作为祈求援引的一个支撑点，在人生倾斜时作为力求回复平衡的一块砝码，这在《仁和里杂叙皇甫觱》、《酒罢张大彻索赠诗》等诗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皇甫觱是宰相王涯的外甥，元和元年进士，与韩愈一样是当时一位“文章钜公”，也是李贺的一位忘年诗友（比李贺长十四岁）和政治保护人。传说就是他与韩愈联袂造门发现了这位天才少年（注：《太平广记》卷202，引王定保《唐摭言》卷十。），当李贺惧于流言准备退出进士试时，又是他提议并敦促韩愈写“讳辩”，竭力为李贺打消顾虑、扫清流言（注：见唐人康骈《剧谈录》。）。面对这样一位知己和保护人，李贺一方面在诗中尽情倾诉自己的艰难处境和积愤不平，表现出一个不满现状但又缺少应对事变能力的青年希求庇护和提携的脆弱心态；另一方面又两次在诗中提及自己的皇族身份：“大人乞马惧乃寒，宗人贷宅荒厥垣”，“欲雕小说干天官，宗孙不调为谁怜”？在他看来，既是“宗人”，就不应该住在这荒凉破败的仁和里；既是“宗孙”，就不能久官不调、屈居人下。总之，皇孙的身份决定了他好自尊崇、自视甚高的秉性，现实的处境和缺少自控应变能力的脆弱性格又使他处处依赖仰仗别人的庇护和援引，这就是出现在《仁和里杂叙皇甫觱》中诗人思想和行为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因仍是由心中的皇族意识和现实生活中的反差所导致的。《酒罢张大彻索赠诗》中，诗人诉说自己是个颓摧失意之人，衣衫褴褛，心情灰暗，往日的那种自负和优越感似乎不见了。其实不然，关键在于诗的最后四句：“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感觉中区窄。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叶葱奇先生认为“这首诗虽然称赞张，可是细味结四句，却隐然有张还能与世随和，自己却不能谐俗，以致摧颓贫困”（注：叶葱奇《李贺诗集》《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此话深得此诗之旨但意犹未尽，因为“陇西长吉”四字亦大有意趣。我们知道，李贺祖籍洛阳，自己的出生地在洛阳西南宜阳县昌谷，他为什么要推溯到李唐王室的发源地陇西作为自己的自称呢？答案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李贺时时要提醒对方自己是李唐王孙的高贵血统，尽管这种提醒同《许公子郑姬歌》在方式和情调上有所不同：前者是公开的，带着自矜和倨傲：此处是隐蔽的，内含着凄楚和伤感，但这种皇族意识还是始终存在的。
出于这种身为宗室却沉沦困窘的特殊地位，他对与己相类者的遭遇特别关注和同情，交往中更有一种血缘相近的亲切感。贺集中有首《申胡子觱篥歌》，研究者往往注意其音乐艺术价值，拿它与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自居易的《琵琶行》以及李贺本人的《李凭箜篌引》作比较，常常会忽略诗前的长序，序中提到：“朔客李氏，亦世家子，得祀江夏王庙。当年践履失序，遂奉官北郡”（注：《申胡子觱篥歌》，见《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76页。）。江夏王即李道宗，李唐王朝宗室，年十七随高祖李渊起兵反隋，唐立国后封为任城王，太宗时因战功徙封江夏郡王，《旧唐书·太祖代祖诸子》中有传（注：《旧唐书》卷六一，“太祖代祖诸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3759页。）。序中说朔客李氏一系得祀江夏王庙，是指其为支属。古人宗庙中宗子为主祭，支属为从祭。看来，这位李客与李贺的身份相近，皆是李唐王室的远支，而且当时的境遇也相似。元和六年，时年二十二的李贺赴长安应进士试，其结果因“避讳”一事未能如愿而滞留于长安崇义里。从他当时写的《崇义里滞雨》一诗来看，这里低湿且又荒僻，生活也颇为困窘孤独。据“序”中交代，这位李客为对门邻居，从他“将衣质酒，命予合饮”的举动来看，境遇比李贺也好不到那里去。此人又爱写诗，“学长调短调”，可以说从家世家境、处境爱好，两人都有许多共同点，这就不难理解李贺在诗中有种惺惺相惜和同病相怜的亲切感，并在酒酣耳热之际写下这首自己很少作的五言古风以及长达一百五十六字的长序。序中首先点出朔客李氏的王室出身和家道中落经过，然后叙述两人的相识相知以及创作此歌的缘由。序之长、言之详，在二百四十多首贺诗中绝无仅有。鲁迅说：“赵子昂画马，照出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李贺为李客写如此长序，以及在歌中所发的赞赏与感慨，恐怕也有同为宗孙的李贺自身的牢骚和不平吧！
贺集中还有首《唐儿歌》亦未引起论者的注意，我以为此诗更是微妙地画出李贺这位家道中落但又苦苦支撑着脸面的宗室心态。唐儿是唐宪宗时宰相邠国公杜黄裳之子，其母是大唐公主，所以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唐儿，大概是要孩子不要忘记外家的江山社稷，李贺为此儿作诗并题为“唐儿歌”，意亦在此。有意思的仍是最后四句：“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书空作唐字。眼人心雄知所以，莫忘作歌人姓李”。邻家的女孩儿爱上了这位唐儿，痴迷得整日书空划着“唐”字。你这个眼大心雄招人爱的孩子将来定有作为，到时候可别忘了我这位作歌的诗人，因为我也姓李啊！李贺的古风有个常用的表达方式，即先铺叙描写，最后四句方点明主旨，一些陈情言志诗尤是如此，如《仁和里杂叙皇甫湜》、《致酒行》诸篇皆是如此，这首《唐儿歌》也类此。只不过是以谐谑的方式表达出对这位外戚后代的期待，从中也流露出自己的皇族意识。诗以“唐儿”作题，以李姓作结，诗人把自己的宗室身份和外戚唐儿自然地连到一起，即使对方是个孩子，李贺也不会放过表露自己的宗室身份，皇族意识对李贺的浸润，于此可见一斑。
二
李长吉歌诗中有一批针砭现实、反映其社会理想的作品，如《雁门太守行》、《老夫采玉歌》、《吕将军歌》、《感讽六首》等。论者对这类篇什向来评价较高：或是认为体现了李贺“强烈的理想抱负和捐躯赴国难的献身精神”（注：胡颂文《试从〈昌谷集〉看李贺的济世思想》，镇江师专《教学与进修》1984年4期。），或是认为他“忧心哀国，要求彻底铲除藩镇割据，实现国家统一，革除弊政，任用贤能”，有种“奇锐的思想锋芒…”（注：王向峰《李贺诗歌奇锐的思想锋芒》，《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1期。）。一些文学史和贺诗的选本也多以此来肯定贺诗的价值。我以为这些篇什确实有其社会意义，也表现了李贺的生活态度和进取意识，但究其创作的出发点来说，其“忧国”之思中更多的是家国之忧的成分，说到底，还是出于皇族意识。我们只要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的同题材作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尽管题材相同，但自我位置和观察问题的角度却有所不同，所抒发的内在情感也有所差别。
李贺这类反映现实或表现人生的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君主为明君，臣下发愤报效，如《雁门太守行》、《马诗》其三、其五、其七、《南园》等：一类是君主骄奢，造成贤才失路、臣下贪墨、藩镇割据，如《吕将军歌》、《感讽六首·其三》、《老夫采玉歌》等。在前一类篇什中弥漫一种显亲扬名的风发意气和报效明主的献身精神，如《雁门太守行》中的“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南园》中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马诗》其三：“鸣雏辞凤苑，赤骥最承恩”；其四：“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等。首先，诗中所表现的精神风貌以及对明主的期待与中唐的政治现实和中唐诗歌的底色都有较大的距离。安史乱后，由于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兵连祸结、国势衰微，当时的诗人早已失去了安史乱前那种豪情，也缺少盛唐诗人那种兴致。即使写事功、说垣旅，再也没有了那种“男儿立身须自强，十五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李颀《缓歌行》）的热情，以及“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献身精神，总是夹带一种淡淡哀愁和前途茫然的时代底色，如李益《观回军三韵》，戎昱的《塞下曲·之五》，贾岛的《别徐明府》等篇什中幽暗的陇月、呜咽的流泉，战死的将军、流泪的戍卒，荒芜的田野、萧条的古城，可以说是中唐诗歌的现实内容；伤心的垂叹，茫然的前程，对君上的失望和哀怨以及寂寞冷落的诗情，可以说是中唐诗人的情感基调。这与李贺在上述诗作中“非凡马”的自信，“为君死”的献身，“快走踏清秋”的昂扬，以及“黄金台”、“金络脑”、“最承恩”之类明君知己的感激和自信，与中唐政治现实和中唐诗人的情感基调已相去甚远，倒是与陈思王曹植的《白马篇》和《求自试表》很相近，即站在宗室的立场，鼓励人们为李唐王朝效力，当然更是激发自己为宗国献身，这与他在《许公子郑姬歌》中将自己比作曹植也是一脉相承。
如果说前一类诗歌是从正面讴歌明君，激励人们包括自身为宗国效力献身，那么，后一类则是从反面来表现作者的宗国之忧。因为这一类诗篇所反映的内容比较接近中唐现实，其创作的出发点很容易被解读为忧国忧民，抨击现实，伤士之不遇。如《猛虎行》、《吕将军歌》和《感讽六首》之三，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唐时代的两大弊端：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猛虎行》十四句皆在暗示藩镇的跋扈和骄纵，《吕将军歌》和《感讽六首·之三》的矛头则直指宦官。“举头为城，掉尾为旌”，抨击堪称激烈；“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火旗下”，挖苦也算尖刻。那么，是谁造成猛虎的“乳子哺孙，教得生狞“一代代跋扈下去？又是谁造成“妇人携汉卒，箭菔囊巾帼”这种不伦不类现象？诗人批判的矛头确也指向朝廷和最高统治者，向来论者对此多有分析评论。但我以为这只是作品的内容和创作倾向，而作为这种揭露批判的出发点以及观察分析这些弊端的立足点，同中唐其他诗人的同题材作品还是有所区别的：他是一种站在宗室立场上的家国之忧，所担心的是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将会造成李唐王朝的国祚动摇，宗国倾覆。这种创作动机和立足点，在与此相类的一些诗题中流露的更为明显。如在同样是表现社稷倾覆的名作《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就是如此。据朱谱，此诗约写于元和八年李贺离京返家之时。此时的社会状况是外则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内则宦官专擅，朋党倾轧，自己在长安做了将近三年的奉礼郎，不但官卑职微，而且眼看届满升迁无望，再加上疾病缠身，只好辞职东返故乡。这一切在李贺眼中，无法再鼎盛的李唐王朝和无法光耀门楣的李唐王孙，就像这离京东去的金铜仙人一样，既黯然神伤又无可奈何，为申明此意，诗人在诗序中于魏明帝、汉孝武之后，特意点出唐诸王孙李长吉，意在借铜人离国的“潸然泪下”来抒发自己的家国之悲。也就是说，他是以宗国宗子作为观察的立足点，选择汉室衰败、金铜仙人东迁这个诗题，以汉魏易代的“亡国之恸”来抒发他对唐王朝和自己前途的家国之忧。还有一首《经沙苑》：“野水泛长澜，宫牙开小蒨。无人柳自春，草渚鸳鸯暖。晴嘶卧沙马，老去悲啼展。今春还不归，塞嘤折翅雁”。泛泛看去像是在描写初春之景和抒发归思，实际上仍是在表达与《金铜仙人辞汉歌》相近的创作动机。沙苑在长安附近的冯翊县，它的北面奉先县，有睿宗、玄宗诸陵，这首诗就是李贺任奉礼郎时，赴奉先祭扫玄宗诸陵途径沙苑时所作。由于奉礼郎属太常寺下的两京郊祀署，“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祠祀祈祷之礼”（注：《大唐六典·太常寺》，吉林文史出版社《唐朝典章制度》2001年版，255页。），常常由宗人来承担，因此诗中所流露出盛世已去、江山寒荒的悲凉，也就包含了诗人作为李唐王孙不遇于时追慕先帝的伤感。其中的“无人柳自春”类似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表达贤人在野的意绪，但又多了种皇族意识。“今春还不归，塞嘤折翅雁”抒发的伤病无奈之中归家之思，也许就萌发在《金铜仙人辞汉歌》的离京东归行动之前。另外还有首《老夫采玉歌》，论者多注意其反映民生疾苦一面，其实也有劝谏和家国之忧，因为诗的开头两句就是“采玉采玉需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点明采玉是用作美人饰物。那么，是谁将水碧玉提供给美人的呢？按今天的话语，是种市场行为呢还是一种政府行为呢？这在同时代的诗人韦应物的同题材诗作《采玉行》中说得很明白：“官府征白丁，言采蓝田玉”——是种政府行为。根据当时的史料，其政府行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出自“正赋”以外的“杂役”，二是地方诸道讨好邀功的“进奉”。宪宗元和七年，宰相李绛曾上疏历数其蔽，请求皇上力戒奢靡，“请放宫女”，“禁诸道横敛，以充进奉”，“以固根本”（注：李绛《请散内库拯黎庶疏》、《对宪宗问进羡余疏》，见《全唐文》64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2895页。）。贺诗没有像韦诗那样批判官府征丁采玉，而是直指官府征丁采玉之缘由
皇上奢靡所至，这样会造成国本动摇，其反映民生疾苦出发点，主要还是对君主的劝谏和宗国之忧。
三
《李长吉歌诗》中还有一些篇什是表现王孙贵胄冶游宴乐生活，诸如《花游曲》、《难忘曲》、《荣华乐》、《贵公子夜阑曲》等。这类诗作在贺集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历来也存在截然不同的几种看法。有的认为这类诗作是南朝宫体的延续，表现了李贺思想上庸俗的一面；另一种则相反，认为这是对贵族腐朽生活的暴露和批判，是贺诗人民性的表现。近年来又出现一种新的解释，认为这种“浓缛富丽的描写”和“都市旖旎风光”的表现，是市民文学的特征，李贺抓住了这种文学观念的变化，“把时代的苦闷，内心的全部感受和都市的旖旎风光与市民文学新鲜形象融为一炉，这正是李贺诗歌真正价值之所在”。（注：钟元凯《李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3期。）其实这类诗歌的出发点，仍是他根深蒂固的皇族意识，之所以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正说明他经历了从理想到梦幻再到现实这样一个心灵历程：
首先，贵族是很容易与荣华富贵连到一起的，李贺既以王孙自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应参与和享受这种生活。在他看来，玉堂调笑、花下醉游都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唯有如此，才能与他王孙贵胄的名份相埒。所以在这类篇什中，作者往往着意表现沉醉于其中的得意，以及置身于王孙贵胄中的自负与矜夸。《花游曲》中那位穿花度柳、狎妓吟曲的浓眉诗人，《蝶恋舞》中那个“龟甲屏风醉眼缬”的白马少年，皆是直接表现自我，也都有着不加掩饰的得意之状和矜夸之态。作者在《花游曲》的“序”中写道：“寒食诸王妓游，贺入座，因采梁简文帝诗调，赋花游曲与妓弹唱”。酒宴上与诸王同席，皇孙终于与宗室坐到了一起；美人又即席弹奏他的歌诗，个人的才华又得以展露，诗人在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李贺毕竟没有获得天皇贵胄的社会地位和奢华宴饮的物质基础，他那高傲的气质和皇族意识，使他无法接受现实中的这种差距，也无法医治这种差距给他造成的心灵创伤。为了弥补这种缺憾，他极力铺写贵胄们的冶游宴饮生活，来制造一种虚幻的贵幸境遇和平等的参与意识，以此弥合现实反差给他造成的心灵创伤，从而达到某种平衡。在《贵公子夜阑曲》中，他设想一夜欢娱之后，面对深宫内苑、曲沼风荷，连腰围的玉带都觉得冷森森的。感觉体验写的如此真切，仿佛作者真的成了一个腰围宝带、日夜欢娱的贵介公子了。《贵公子夜阑曲》写的是醉后感觉，《将进酒》则是写宴饮的富贵气象和尊贵气度。诗人置身于锦绣丛中，饮美酒、享珍馐、赏歌舞、吸香风，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愉悦，似乎每一个毛孔都在兴奋地舒张，人格上、心理上、感官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所以诗人不希望这个酒宴止歇，愿沉醉于其中而不愿醒来：“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还有首《恼公》诗，是描写王孙起居的精美华艳：居室之外有曲沼亭阁的苑囿，居室之内的陈设是玳瑁钉帘、琉璃叠扇、象床瑶席，陪侍的是美女娇娘，中间横卧着个春日迟迟的王孙……我们如果看看李贺生活的实际状况，就会发现与诗中的王孙贵胄距离多么遥远：“宗人贷宅荒厥垣。横庭鼠径空土涩”（《仁和里杂叙皇甫湜》），这是他的居处；“风雪值斋坛，墨组贯铜绶。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赠陈商》），这是他的地位；“洛郊无俎豆，弊厩惭老马”，“下国饥儿梦中见，索米王门一事无”（《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这是他的经济条件；“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昌谷读书示巴童》），这是他的身体状况。正是这种皇族意识和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使他宁可生活在一个近乎幻想的世界之中，他要通过想象中的五光十色的游冶豪宴来唤回那失去的天堂，弥补心灵的创伤，平衡心理上的倾斜。
但是，欺人也罢，自欺也罢，总不可能长久下去，即使沉醉，也有醒来的时候，这位徒有其名的宗孙在描绘实际上并不属于他的贵胄生活时，有时也难免带上丝丝的苦涩和不平。在《洛姝真珠》这首宫体中，诗人在极力描叙金屏玉钗、鸾裾凤带的富艳和优雅的同时，着意点出这位洛阳美女的愁思和寂寞，诗人还怕别人不明其意，诗的结尾又用洛阳娼家门庭若市来作对照比衬：“市南曲陌无秋凉，楚腰卫鬓四时芳。玉喉窱窱排空光，牵云曳雪留陆郎”。这种贵族没落的失意心态，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兰西保皇党人。《感讽六首·其六》也是在同一心态之下采用的同样处理手法。诗人在高台柳道、红粉罗裙、笙歌宴饮的一番铺排之后，来了个暗哑低沉的结尾：“惟愁苦花落，不悟世衰到。抚旧惟销魂，南山坐悲峭”。有人说这是在讽刺王侯富贵好景不长，我以为理解成作者的身世之感是否更为恰当一些，其中“执旧惟销魂”恐怕包含不少宗室后人家道中落的身世苦涩。贺集中还有四首《谢秀才》诗，论者似乎并不重视，仅把此看作游戏嘲诮之作，其实倒是较形象地表现了李贺这位既有才华又家道中落的宗室子弟的心态。诗全题为《谢秀才有妾缟素，改从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后生感忆，座人制诗嘲誚，贺复继四首》。诗中写一个叫缟素的侍妾，因贪恋富贵改嫁给一个武夫。嫁后又懊悔，思念她的前夫谢秀才。诗摹宫体，写得很浓艳，但铺排服饰的华美，武夫的豪奢，嘲诮缟素的浅薄并非此诗的题旨所在，其深意是在于通过缟素的忏悔为贫寒但有才华的谢秀才抱屈，其中又含有作者自身的感慨和苦涩，因为这组诗的第四首和上面提到的《感讽六首》的第四首几乎是同一命意：前者有意点出“寻常轻宋玉，今日稼文鸯”，后者则强调“西山白盖下，贤俊寒萧萧”。据刘衍的《李贺诗传》，《谢秀才》四首写于元和八年，同一年还写了《勉爱行送小季之庐山》，诗中慨叹自己衣食无着，只好把唯一的小弟送到江西去谋生。在此年之前，贺妻亦去世。在《谢秀才》四首和《感讽六首》中，诗人慨叹武将和武将之后可以豪奢纵欲，文人和贤俊饥寒交迫甚至保不住妻子。这当中并不排除反映了中唐以后的社会现实，也批判了社会的不公正，但是，这种对社会不公的不平和愤懑，应当说还是从“抚旧惟销魂”，宗室之后、家道中落这个独特的身份和视角出发的。
四
出于这种皇族意识，李贺还喜欢以帝王及其嫔妃贵主作为咏歌对象，从而形成一个依恋情结。
这种依恋情结的表现之一是他喜欢表现前代帝王的辉煌业绩。在李贺诗中，秦皇、汉武、唐太宗、魏武帝这些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君主，经常是他讴歌的对象。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更是这位宗孙追慕昔日、怨望今世的情结所在。贺集中有篇《秦王饮酒》，关于此诗的本事说法不一，有人认为秦王即秦始皇，是对这位统一天下的始皇帝的咏歌。也有人以为是追慕唐太宗，因为李世民在即帝位之前曾为秦王。我以为后说为是，其背景则是“秦王破阵乐”。据刘餗的《隋唐嘉话》：“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云”（注：秦王破阵乐，刘餗《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秦王饮酒》即是描述在宴会上表演《秦王破阵乐》的场面。诗的一开头就极力描绘这位英主威震八方的气势，次写表演《破阵乐》的热烈场面，最后以冷语作结，以英王已逝、盛宴难再，天下分崩、藩镇割据的黍离之悲暗寓其中。联系到《马诗》十六：“唐剑斩隋公，拳毛属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飘风”，这位宗孙以马为喻，对太宗的向往依恋之情可以说溢于言表。
《上之回》、《李夫人》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是咏歌汉武帝的诗。《李夫人》在题旨处理上一反传统：不是去描述武帝对逝去美人的思念，而是写李夫人秋夜无眠，对武帝悬望与等待。诗人之所以要一反传统将武帝作为思念对象，亦是意在抒发英主逝去盛世难再的黯然神伤，以及无可奈何的家国之悲。王琦在注中说：“观诗中并不用《汉书》李夫人传中一事，可见与《秦王饮酒》一章指意相同”（注：《李夫人》注，见《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59页。），也正是指出诗人的此种倾向和思念情节。《上之回》则是正面描绘汉武帝威加海内、臣服四方，巡幸归来的盛世情景：天上瑞云缭绕，地上大海静波，匈奴、月支俯首称臣。一面红旗漫卷在大地之间，伴着蓬蓬的鼓声，“上之回”武帝巡幸归来了。我们知道，李贺在诗中喜用“泣”、“冷”、“寒”、“苦”等词汇，刻意制造一种幽冷凄迷的氛围。而这首《上之回》却一反常格，场面壮观、喜庆，气氛欢快、热烈。这种前代四海宾服的辉煌给了诗人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感受，诗人又要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想是显而易见的。《追和何谢铜雀妓》是从“歌台小妓”的角度来咏歌魏武帝。王琦认为《李夫人》中的“红壁阑珊悬佩珰，歌台小妓遥相望”等句是“借用铜雀台事”，可见其题旨与《李夫人》、《秦王饮酒》皆相似，也是对昔日英主的追慕和思念，借此来抒发盛世难再、黯然神伤的家国之忧。但是，也还有人以咏歌秦皇汉武的另一些篇什，如《马诗》二十三、《苦昼短》、《古悠悠行》等篇章中“武帝好神仙，烧金得紫烟”，“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速流浪，铜柱从年消”等诗句为例，认为诗人对秦皇汉武求长生、慕神仙是持否定态度，并以此来批判当时社会上的崇道风尚，甚至具体坐实为“讽刺宪宗求仙”。如仅从上面列举的诗句来看，确有道理。但是李贺诗集中又有数量相当多的追慕长生肯定神仙世界的诗篇，如《神仙曲》、《神弦曲》、《浩歌》、《天上谣》、《梦天》、《苦昼短》等等，贺诗多言鬼神，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自己有此想法怎么会又去批判别人的虚妄呢？对此又只好用李贺世界观的矛盾来解窘。我倒是以为，李贺的对神仙世界和求仙行为并无矛盾或前后的不同，他是通过不同侧面表达他的一种生命意识，以及追求幻灭后所产生的人生思考。早衰、多病和对死亡的恐惧，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贫困，因此他想逃避死亡，追求长生，想在他所描绘的那个色调明朗而又高度理想化的天宇中，获得精神的慰籍，也是对他坎坷人生的一种间接补偿。贺诗多言鬼神，其主要原因即在此。但长生不可期，死亡不可避，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摆脱现实又不可能，剩下的只有一种生命的无奈，以及对这种无奈的自我安慰和排解：即使仙丹练成，也不能阻止死亡的降临：“丹成作蛇乘白雾，千年重化玉井土。从蛇作土二千载，吴堤绿草年年在。”况且神仙世界并不美好，神仙也很丑陋：“背负八卦称神仙，邪鳞顽甲滑腥涎”，甚至神仙也会死去：“天上几回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因此还是及时行乐，饮酒高歌，这比武帝等人的求仙梦破要好得多（注：见《拂舞歌辞》、《官街鼓》，见《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139,166页。）。上面所举的《马诗》二十三、《苦昼短》等正是这种自我安慰和排解：你看，秦皇汉武皆为冢中滞骨，求仙之举皆成鱼沫秦桥，何况我辈，又何必去孜孜以求？我们在分析古代作家作品时习惯用社会批评的方式，得出某些进步或反动之类的社会学结沦，有时往往搞得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其实如果从创作心理和他的依恋情结加以剖析，他的向往神仙世界和长生之求，和他指出秦皇汉武求仙的幻灭是一致的，皆是在表达诗人一种生命意识以及追求幻灭后所产生的人生思考。
这种依恋情结的表现之二是诗人喜欢描写行宫离馆、贵主嫔妃。诗人笔下的行宫大都是荒凉破败、气氛萧索，如《堂堂》中的华清宫是红漆剥离、画梁粉蠹、狼藉遍地让人触目神伤：《三月过行宫》里的行宫亦是“渠水红蘩绕御墙，垂帘几度青春老”的无人过问之所；吴大帝孙权的《安乐宫》也是“绿蘩悲水曲，茱萸别秋子”，一派凄清冷落的景象。应当说，行宫离馆在李贺笔下如此凄清冷落，这有诗人的现实观察和实际体验。根据我在李贺故乡的考察和宜阳县志提供的资料，李贺的故乡昌谷，就是唐时连昌宫的所在地，而有名的福昌宫，就在昌谷西北约三十五里的福昌村，贺诗《三月过行宫》中的行宫所在地，诸家皆未注明具体地点，我想应该就是福昌宫，诗人在由故乡往洛阳时所亲历。安史乱后，福昌、连昌两宫因无人过问而荒凉破败，唯有白头宫女老守其间，这在元稹的《连昌宫词》中已有详细的表述，所以我以为李贺笔下的行宫大都荒凉破败、气氛萧索，这应当是实笔，但又绝非止于此，诗人刻意如此，其中更带有一种宗国倾覆、故宫黍离的愁思，也就是说，仍是他皇族意识的一种反映。
诗人咏歌贵族王孙、嫔妃宫娃的诗篇如《李夫人》，李是汉武帝的宠妃；《湖中曲》，写南越王太子赵始与安阳王女眉珠的情事：《贵主征行乐》感叙公主出行，河阳宴饮；《宫娃歌》的咏歌对象是后宫深苑的宫人；《追赋画江潭苑四首》铺叙帝王游乐、宫人相随的情形；《夜饮朝眠曲》写公主宴请皇子；《冯小怜》是写北齐后主高纬的宠妃冯小怜的华贵与骄奢；《梁公子》咏歌梁太子萧顺之宗室梁公子的才华和显赫。我曾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李贺的咏物、怀古之类篇什约四十二篇左右，约占全集的六分之一。在四十二篇咏物怀古诗中，以行宫离馆为描摹对象的为二十六首，约占这类诗篇的60%；以帝王、宗室、公主、嫔妃、宫人为咏歌对象的为三十七篇（与前者有交叉），几占90%。一些抒情叙事体裁的篇什也是以上述内容为表现对象，如十三首《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中，就有六首是咏歌行宫离馆、嫔妃宫娃。《感讽六首》中也有三首写的是王子、汉殿，占一半。而且李贺的怀古诗还与别人不同：别人的咏歌对象是多咏公侯将相，以此来抒发思古之幽情或借古讽今，如作者的师友韩愈笔下的周公、伯益、郭隗、乐毅、李膺、郭泰、石崇、谢朓，张又新咏歌的谢灵运、陶侃、张九龄、柳湜，沈亚之咏歌的赵充国、张骞、苏秦、闽侯等，而李贺除帝王之外多是宗室宫人。四十多篇咏物怀古诗中只有两篇是咏将相（《王濬墓下作》中的王濬和《还自会稽歌》中的庾肩吾），而“王子”、“贵主”、“宫娃”、嫔妃却比比皆是，李贺的属意所在和依恋情结是很明显的。
这种依恋情结表现之三是：即使是在神仙世界中也多表现出身于帝王、宗室和后妃的神仙。李贺的游仙诗和他的咏物、怀古诸作一样，仍是以帝王、宗室和后妃为主要咏歌对象，只不过一为古人，一位仙人而己。只要罗列一下贺诗中语涉神仙的诗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点：《天上谣》中的“秦妃”即秦穆公女儿弄玉，“王子”即周灵王太子乔；《浩歌》中的“彭祖”姓钱名鉴，为帝颛顼之孙，“天帝”、“王母”自不待言；《帝子歌》、《湘妃》中的“帝子”、“神娥”即帝尧之女、帝舜之妻娥皇；《梦天》中的“鸾佩仙女”叫嫦娥，为后羿之妻。《瑶华乐》“穆天子”即周穆王，曾驾八骏与西王母会于瑶池。可见李贺的游仙诗中的仙人，亦多是帝王、宗室和后妃，这当中是否也流露出李贺在现实世界得不到满足，只好以虚幻世界来填补的皇族意识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李贺的思想深处确实渗透着一种贵族意识尤其是皇族意识。这种意识，无论是在他的直接表白，还是在那些王孙贵胄冶游宴乐生活的描叙之中；也不论是揭露藩镇、宦官的强横，还是行宫离馆怀古伤今的咏叹，还是游仙梦境的感慨抒发，都是始终存在的。我们不能无视这种意识的存在，而把其中的一类判为有积极进步意义或闪耀“奇特的思想锋芒”，而把另一类说成是封建贵族腐朽意识的表现，因为只有一个李贺，他的各种思想行为不应也不可能作如此的分割对立，应当是也可以统一在他那根深蒂固的皇族意识之下，只不过表现形式和具体的侧重点不同罢了。但必须指出的是：分析论证李贺思想中的皇族意识，决不意味否定贺诗的思想和社会价值，他所抒发的人生坎坷和士之不遇，他所揭露的朝政昏暗和藩镇、宦官的强横，他所慨叹的求仙的虚妄和长生的无望，他所缅怀的逝去的英主和盛世以及对现世的绝望和无奈，都客观地反映了中唐的部分社会现实，也代表了一些有志向、有才华却不遇于时的士大大的苦闷心态，但这只是作品的客观效果，主宰其心灵的则是皇族意识。这种作家主观动机和作品客观效果之间的差异在中外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干宝写《搜神记》是要“明神道之不诬”，曹雪芹写《红楼梦》意在“补天”，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要为他心爱的贵族唱一曲挽歌，但是，我们谁也不会因此而否定《搜神记》、《红楼梦》、《人间喜剧》的巨大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