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吾归何处？——苏轼“归去”词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归去来兮论文,苏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9)05-0035-07
在苏轼三百多首词作中，有一部分作品自成一类，这些词的典型特征是词作中出现“归去”一词或类似于“归去”意的“归来”、“归”等词语，笔者将这些词作名之为“归去”词。这些词占到了苏轼全部词作的近十分之一，共有二十七首。通过对“归去”词的研读，笔者将它们按照不同的“归去”意向分为归隐词、归仙词和归朝词，并试图探求这些词作所蕴含的复杂的思想与丰富的情感。
一
尽管仕途不顺和谪居地方会给苏轼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但归隐之意即使在初涉仕途的外任时期也经常流露出来，可以说贯穿了东坡的一生。这些词作有的抒发强烈的思乡之情，“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留迟。”（《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1]211“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鹊桥仙·乘槎归去》）[1]618“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浣溪沙·徐邈能中酒圣贤》）[1]15有的表达辞官归隐之志，“君过春来纡组绶，我应归去耽泉石。”（《满江红·天岂无情》）[1]159“飞鸿落照，相将归去，澹娟娟、玉宇清闲。”（《行香子·北望平川》）[1]552“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行香子·清夜无尘》）[1]725还有一些则显示出对前人或友朋归隐的倾慕之意，“帝梦已遥思。匆匆归去时。”（《菩萨蛮·天怜豪俊腰金晚》）[1]109“不如归去。二亩良田无觅处。”（《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1]149“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1]349这其中，思乡之词所占比重是很大的。中国古代文人一向有思乡传统，而乡思通常只有身在羁旅或遭遇挫折时才表现得特别明显。不过，乡思显然不足以同政命之类抗衡，所以还乡仅是遥不可及的愿望。
苏轼的乡思不仅源于千里之外的外埠为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故乡的西蜀文化意识。历史上，西蜀的地位比较特殊。从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选派人才到京师受学开始，蜀人的儒学之风就逐渐可与它的家乡——鲁地比肩了。其后，蜀地贡献了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殆至唐代，玄宗、僖宗的两次幸蜀避难，将中原文化带入四川，更极大丰富和发展了西蜀文化。但宋廷平蜀时对战俘的大肆杀戮以及其后对西蜀财富近于掠夺式的诛求，最终引起了蜀地人民的不满。那里的士子也因其崇古自立的文化性格与宋初意识形态不合，长期不愿出仕。直到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大力整治文坛，纠正承平粉饰的势利之风，推崇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时，蜀人才渐渐成为宋代文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蜀地所经历的那段特殊的历史，毕竟还是使出仕的文人们形成了特殊的心理，也就是浓重的乡土之恋[2]566-567。苏轼于熙宁七年，在润州收到一封家书，引发了乡思：
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白首送春拼一醉。 东风吹破千行泪。（《蝶恋花·雨过春容清更丽》）[1]54
一句“真个成归计”，将内心想归又不得归的矛盾、痛苦表达得淋漓尽致。此时的东坡不过三十九岁，“白首”似乎言重了一些，但是用来刻画接到乡书后的愁绪满怀是很形象的。末句的“千行泪”实在为故乡而流。
不过东坡的“归计”似乎总是海市蜃楼般美丽而虚幻，同年所作另两首《醉落魄》就分别有“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醉落魄·苍颜华发》）[1]114和“西望峨眉，长羡归飞鹤”（《醉落魄·分携如昨》）[1]123的词句。浸泡在官场的时间愈久，苏轼就愈发感觉到曾经胸怀天下的用世之志，“致君尧舜”的崇高理想正一步步走向破灭。同僚间的党争，神宗的猜疑，奸佞小人的陷害……凡此种种，令东坡苦不堪言。元丰元年任徐州太守期间，苏轼一日夜宿燕子楼，醒后赋词《永遇乐》。借这首凭吊怀古之作，苏轼亦表达了思乡之情：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永遇乐·明月如霜》）[1]247
“倦客”指东坡自己，缘何“倦”呢？不正是因为为官身不由己而四处奔走么。由此而产生的“倦”，既可理解为“疲倦”，也可释为“厌倦”，无论取何意，都是苏轼经历过宦海沉浮后的感受。在外的游子疲惫不堪，乡思之情无法释怀，却终于回不到魂牵梦萦的故乡，苏轼将浓重的哀伤注入纸笔。
待到元丰四年第一次被贬，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的苏轼自比为因战乱颠沛流离、避难外省的杜甫，写下“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满江红·江汉西来》）[1]335，虽是以烘托的笔法赞誉鄂州太守朱寿昌，然其中对身世处境的感慨仍可窥见一二。将近半百的苏轼此时却是朝廷被流放的罪臣，如果没有神宗的早逝，很难说是否意味着政治生命的草草终结。这对于一个自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的人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而年过不惑的苏轼又当如何从中解脱呢？其后一年，他作《南歌子》[1]368：
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钟鼓报天明。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
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求田问舍笑豪英。 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
初到黄州时的不便与郁闷，很快就被东坡生性的旷达自适所取代。只是“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才能让人感受到他被夹在仕与隐中间难言的尴尬与痛苦。
正是这份尴尬与痛苦，迫使苏轼寻求新的人生立足点。从黄州时期丰富的“归去”词来看，苏轼当时的思想状态使他既没有在入世的挫折中为自己的遭遇自哀自怜，也没有走向出世最终的虚无和对人世的否定，而是找到一种自足圆满的生存价值。这让他摆脱了待罪之臣的身份而成为一个“以人格立于天地间、寄寓于人世”[2]433的“人”，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
除了强烈的西蜀文化意识，苏轼恋乡情结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弟弟子由在汴京怀远驿寓居时的“风雨对床”之约。苏辙后来在《逍遥堂会宿二首》[3]128引中云：“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兄弟二人以后的诗词唱和中不断提及这个话题，如“辜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满江红·清颍东流》）[1]695，“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即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4]95，“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东府雨中别子由》）[4]1991，“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初秋寄子由》）[4]1169等。这种想法成为苏轼兄弟团聚的愿望，也是辞官退隐后的理想生活。可惜事与愿违，从此二人虽在仕途上荣辱与共，却始终没能一起隐居田园。
将还乡称为“归去”，是苏轼归隐意图的自觉体现，每一个思乡的游子都会产生回家的愿望。不过苏轼之所以流芳千古却在于他“反认他乡是故乡”的随遇而安。自二十岁出蜀，除去两次居丧外，苏轼再也没能回家。汴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常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是苏轼一生到任的地方，黄州、惠州、儋州则是平生谪居的贬所。这些地方原本相距眉州千里之遥，却因为苏轼忙乱的足迹串联起来，他到哪，哪就多了一个“故人”。
这种随缘自适的态度并非天生具有，更多的是后天形成，我们将它称之为“寄寓”思想。少年时代的苏轼列观百家，尽管儒学始终是正统，出世的佛老及陶渊明对其影响也相当大。客观地说，苏轼“寄寓”观虽可谓儒释道三家的融合，出世的因素却明显更多一些。这其中释道表现为抽象的价值取向，学陶则体现在具体的作品中。释道与学陶的共同作用，成就了一个旷达豪放、乐观自由的苏东坡。
佛老对苏轼的影响可追溯到他的幼年时期，东坡八岁便跟随天庆道观的道士学道，并且一生都醉心于养生之术。仕途的艰辛与不顺让他对人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苦闷、厌倦的情绪，也让他重新审视了羁旅般的人生并生发了富于哲理的思考。黄州时期是苏轼生命中第一段贬谪期，也是他佛老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经历了生死劫难的苏轼在这里悟透了生命价值而得以新生。
作于元丰五年的《定风波》[1]356通常被看作东坡居士的典型写照：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小序中说去往沙湖途中遇雨，没有雨具，同行的人都显出狼狈的样子。“余独不觉”，一个“独”字就将东坡那种别人没有的达观、超然、自适的性格表露出来。“穿林打叶声”，是风雨呼啸而过的声音，也可引申为人生中的挫折、遭遇的风雨，总能在常人心中引发强烈的波动。但苏轼却说“莫听”，以一种超乎常人的定力和持守把这些障碍直接消除了。这不同于儒家“解决问题”的态度，而更接近于老庄的“取消问题”。“一蓑烟雨任平生”，将这种态度提升到对待宇宙人生的高度。地藏菩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只有在纷乱的人世间不受诱惑，保持自我才真可谓入禅、入定，否则只是因畏惧现实而“逃禅”。不一会儿，天晴了，酒也醒了，斜照山头的夕阳看上去好像迎接一个走过困境的胜者。回头再看所过的“萧瑟处”，那些平生所受的打击和苦难，都算什么呢？如同雨过天晴，世事虽无常却是循环往复的悲喜，心境还有什么必要因此波澜起伏呢？所以苏轼可以悠然自在地走自己的路，超然于打击、不幸抑或是温暖和幸福。晚年的苏轼在儋州也确实达到了这种很高的境界，不受外界的干扰和牵制，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4]2366的诗句来。
苏轼在变幻莫测的仕途中产生了人生无常的感受，于是世事在他看来都如一场“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1]533“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1]798“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霜降水痕收》）[1]331等等，无不流露出一种悲凉的人生幻灭感。佛家讲“诸行无常”、“诸法皆空”，道家亦言平静人生，淡然生死，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东坡对于人生的重新定位与思考，无不与之相似。正如前文的《定风波》，苏轼在淡然后又从超然上升到随缘自适、顺其自然的精神境界。佛老思想中“即心即佛”、“不即不离，不住不著”和清心寡欲、返璞归真的主张使苏轼生发了乐观豁达、清旷超脱的人生态度。故而贬居时期的作品就出现了“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记游松风亭》）[5]2271“放杖而笑，孰为得失？”（《书上元夜游》）[5]2275“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飘兀。”（《好事近·湖上雨晴时》）[1]633“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1]467等自由、洒脱的句子。看透人世的苏轼在贬所过起了怡然自乐、寄情山水的生活。作于元丰五年的前、后《赤壁赋》正是东坡居士生活写真。《后赤壁赋》末文与道士谈话而惊寤，也是在佛老思想中的顿悟。此时的苏轼在山水间忘我，人世间的功名利禄被他弃如草芥。
苏轼对陶渊明的喜爱与崇拜，众多诗文均可佐证。他甚至在一首《江城子》中写到，“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1]352，说自己的前生就是陶潜。苏轼学陶最明显的证据是一百二十首和陶诗，不过对陶诗的爱不释手同样影响了词的创作。作于黄州的《哨遍》（为米折腰）[1]388就是化渊明赋《归去来》而成，词序中道：
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
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陶潜的《归去来》赋于当时的苏轼正是巨大的心灵慰藉，而将它改编为词，使之随口能歌，让苏轼感到了与陶潜理想品格之间的契合。黄州时期，苏轼第一次体验到了务农的生活，也欣喜地发现同陶归隐田园的相似之处。只是陶渊明的归隐出于对官场的厌恶和疲倦，是主观的自由选择。而苏轼尽管曾想过弃官为农，却没料到会在这种情况下被迫成为农夫。谪居的日子，苏轼每天用心经营着自己的耕地，也同农民一道，为久旱不雨的天气发愁，为地上冒出针尖般的小绿苗欢喜。他在给友人李公择的书信中写道：“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与李公择十七首》）[5]1499
苏轼似乎注定“此身非”其“有”，黄州近于归隐的生活刚刚过出了一些滋味，又接到神宗的诏旨，要他“去黄移汝”。在两首告别黄州邻里友朋的《满庭芳》里，他都用“归去来兮”的赋歌式吟唱开头，仿佛是对田园般生活的告别。其中作于元丰七年的那首开篇就是“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满庭芳·归去来兮，吾归何处》）[1]506，平静的归隐之心被这道诏书扰乱，又一次陷入矛盾之中。原本想学陶潜那样回到家乡归隐田间，到头来却依然无处可归。这种矛盾的状态，与其说是黄州与汝州之间的选择，不如说是在出世与入仕之间的徘徊。最终，苏轼还是决定举家迁往离汴京更近、更繁华的汝州，而这本身也就说明了东坡虽学陶，只是“欣羡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宁静平和的人生态度”[6]，二人在归隐问题的本质上并不相同。
首先，陶渊明同苏轼不同的成长环境就决定了各自的性格特征。陶渊明的外祖父是东晋名士孟嘉，渊明对他极为推崇，曾赞誉其“冲默有远量”、“温雅平旷”，“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7]169。显然，陶渊明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写《五柳先生传》[7]175以自喻，文中“闲静少语，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的人生态度，与孟嘉极其相似。渊明性格中的不适俗韵、冲淡旷远可谓家风的延传。而生于儒风醇厚之家的苏轼自小便受父母的引导，坚信儒家理想，怀有“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课百官三》）[5]245之志，也一生都为此四海奔波。陶渊明与苏轼都曾信心百倍地走入官场，也都曾对仕途感到厌恶和疲惫，但陶渊明一朝放弃，就再没有回头，也从未表现出悔意，即“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园田居》其一）[7]40。而苏轼一生都在“在朝——外任——贬居”的循环中挣扎，欲归何曾归。所以苏轼只有在其政治理想一次又一次破灭的时候才产生归隐愿望，表现为对现实矛盾的一种逃避，而非选择，即“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迁居临皋亭》）[4]1053，“时哉归去来，共抱东坡耒”（《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去当官》）[4]1171，“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其二）[4]1761。当执政者的更迭再一次给了苏轼施展抱负的机会时，他还是会回到仕途。之所以学陶，是因为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令他感到身心放松，对于陶诗，他说：“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为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书陶渊明〈羲农去我久〉诗》）[5]2091将陶诗完全当作心灵鸡汤。归隐之于苏轼，是向往，也是奢望。
佛老的人世无常、淡然生死，渊明的决意归隐、寄情田园，给远离故乡的苏轼以充足的精神养料。他乡之为官抑或贬居，于苍茫宇宙间何其渺小，何必为此郁结于心呢？既然无法像陶潜一样干脆，放弃为官的责任，那么就将所在的地方作为归宿吧。苏轼于是将这样的想法凝练为一个集中的思想系统——“寄寓”观。
苏轼的“寄寓”观融汇了各家思想，儒家取自颜渊之穷居自乐，老庄取其“有生寓大块”之意，佛学的影响相对比较笼统，很难具体举出出自何处，学陶时则取其旷适自然、跌宕不羁。不过在苏轼看来，颜子之学近于“独存”，老庄则是对人生有限性的消极体认，都不合其意。苏轼之“寄寓”不仅仅是一种非功利的、审美的人生态度，更是人生真实的生存境况，人生的本质就是“寄寓”。苏轼尝写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1]467“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1]221将人与世的“寄寓”关系更深化到“真吾”与“身”之间，“真正的‘我’并不能永久寄托在我的‘身’。（因为‘身’总有一天要毁灭……）”[8]416所以一切的外任或谪居于苏轼都不过是“身”的迁移，“真吾”却从未改变。如此“寄寓”于世的苏轼便将几乎所有的外任地和谪居地都看作自己的故乡，“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卜算子·蜀客到江南》）[1]52“北客明朝归去、雁南翔。”（《南歌子·欲执河梁手》）[1]526“能使江东归老客，迟留。”（《南乡子·千骑试春游》）[1]566“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旧梦令·为向东坡传语》）[1]583等词，总是将到非故乡地说成“归去”。
即使在仕途最渺茫、人生最淡泊的时候，苏轼仍然没有放弃人世，他找到了一种最智慧的生存状态。从此苏东坡不再是带“罪”谪居的“罪臣”，而是“寄寓”于苍茫世间的闲客、行者和一个大写的“人”。
以上所述归隐词，是“归去”词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共二十二首。对于漂泊一生的苏轼来说，归乡是个永远的梦，这个梦饱含着他对蜀地的思念、与子由的诺言。梦醒后，残酷的现实没有让苏轼失去生活的信心，反而让他凭借自己的“寄寓”思想四海为家，做到常人难以达到的恬淡适然、处变不惊。从某种意义上说，持守“寄寓”思想的苏轼欲归何曾归，又何曾未“归”？
二
苏轼“归去”词的第二类是为数不多的归仙词，尽管只有三首，质量却是上乘。这类词中的苏轼不再是受世间牵绊的凡人，而是天降的文曲星、天宫里的仙人谪居人间。“却跨玉虹归去，看洞天星月”（《好事近·烟外倚危楼》）[1]872，是东坡对现实处境的逃避，希冀自己可以回到仙境。作于熙宁九年中秋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1]173可谓千古绝唱，“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苏轼想像列子一样“乘风而归”，回到天上。对人间社会的失望和对无限宇宙的向往令他在一瞬间精神飞天，然而毕竟心灵的负荷太重了，现实的羁绊还是将他重新拉回人世间。谪居黄州期间，苏轼的《念奴娇·凭高眺远》[1]426曾被杨慎评为“东坡中秋词，《水调歌头》第一，此词第二”[9]49。且看下片：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这首写于元丰五年的中秋词，又一次表达了归月的愿望。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东坡没有了对“高处不胜寒”的恐惧，就连作为依托的大鹏翅膀都不需要了，乘着风就能翩然回到仙界。这一年的苏轼在经营东坡的基础上，又筑雪堂，并开始自称东坡居士，其宁静乐观自适的心境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一次“归去”没有了阻碍和羁绊，精神之飞天是向终极自由的追逐。
这三首归仙词，除却《好事近·烟外倚危楼》在年代的考证上存在异议，不能确定所作地点，余下两首中《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于密州，《念奴娇·凭高眺远》作于黄州。任密州知州时的苏轼还未经历“乌台诗案”，但在政治上已经遭遇政敌的排挤。外任对于苏轼，并非首选，却多少是个远离政治漩涡的机会，密州之任似乎也真的让他焕发了少年时期的狂劲和威风。苏轼早期的一首豪放词《江城子·猎词》[1]146便是一首表达这样心境的词作，只是下阕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流露出不被朝廷信任的苦闷。这也就是同作中秋词，同“欲乘风”，密州之作却含有明显矛盾与彷徨的原因。六年后，“乌台诗案”中九死一生的苏轼在黄州的谪居已是第三年了，没有了初到贬所时的愁烦与不适，放浪形骸，寄情山水，从一个不得志的“臣”转变成了无往不适的“人”。因此苏轼在贬谪期间却比密州任知州时更为洒脱、放任、旷达，故而《念奴娇》的全无挂碍、超然物外完全不同于《水调歌头》的焦虑烦闷、无可奈何。
与其他“归去”词相比，苏轼的归仙词将一个命途多舛的文人愿望表达得更为强烈。文学史上，只有两个人得到过“仙人”的评价，一个是诗仙李白，再一个就是“坡仙”苏轼。叶嘉莹先生曾说，苏东坡与李白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人而仙者”，后者是“仙而人者”。所谓“仙而人者”，就是“他本来是个人，却带有几分‘仙气’，因此他能够凭借他的‘仙气’来解脱人生的痛苦”[10]241。这种“仙气”于苏轼身上显现，正在于它是东坡超脱品格的重要支撑。对于现实中的艰难和困境，苏轼选择用超越的态度泰然处之，而面对变幻莫测的人世，他则以心灵解脱法“乘风归去”。佛老都认为执着于世是痛苦的根源，只有放弃执念才能不被世间美好的外表迷惑欺骗，获得真正的自由。不过，即使居于贬所的苏轼更多的转向了佛老，也终于未被仙山佛国所诱惑。反而在脚踏实地做“人”的过程中也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寺夜游》）[5]2260是自由，“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书临皋亭》）[5]2278亦是自由，“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前赤壁赋》）[5]5还是自由。苏轼用心灵、智慧逃避人世，欲归天际，并非放弃对人世的留恋与执着，而是对自由的追求与享受。
三
最后一类“归去”词比较特殊，前人很少论述，就是苏轼的归朝词，只有两首。通常情况下，“归去”是一种对现实不满的情感抒发，因为功利的社会是痛苦的源头，要想寻求新的寄托必定要远离这个纷攘的世界。不过对于大部分时间不是外任就是贬居的苏轼来说，重新启用也意味着“归”。黄州期间，“江南游女。问我何年归得去”（《减字木兰花·江南游女》）[1]495，是朝云在艰难困苦中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她理解“乌台诗案”于苏轼经年的用世之心是致命的打击。黄州一居，不知何年才能结束。回归汴京、朝廷，是朝云的愿望，更是东坡的理想。故而苏轼面对“去黄移汝”的诏旨时虽有犹豫，终究还是再一次投入了官场。再如贺友人解除贬谪升官回京的词句，“闲驾彩鸾归去、趁新年”（《南歌子·卫霍元勋后》）[1]487，有祝福、叮嘱，更有羡慕，显示出苏轼将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当作了终身的理想。
将回朝视为“归”，是苏轼儒家入世思想的集中体现。家庭的深刻影响使苏轼在人生的开端就受到儒学的启发。诸多版本的东坡传记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洵远游期间，年幼的苏轼曾跟随其母程夫人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时，小苏轼被主人公范滂与范母的凛然大义深深感动，问程夫人道：“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夫人答道：“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据苏辙的记载，苏轼自此“亦奋励有当世志”（《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3]1117，可见这件事对其影响之大。在私塾先生的引导下，苏轼开始知道了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人的大名，对这些人杰的钦慕似乎也预示了东坡日后的崭露头角。青年时期的苏轼，以父为师，熟读经史，列观百家，在人生观世界观初成的年龄，所汲取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待到初涉仕途，苏轼便以一系列政论表明自身观点，在朝廷上立足。当时的宋廷正经历着分别以王安石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新党”与“旧党”之争，凡在朝大臣，无不被归于二党之中，独苏轼却是厕于二公之间，并不倚人门户。从他初期的诸篇策论来看，苏轼同天下有识之士一样，也看到了大宋的积贫积弱，于是他认定“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故臣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策略一》）[5]226。尽管没有明确要求“变法”，但要求振刷、有所树立的观点事实上与王安石的见解相去不远。而新党失势，旧党重登政治舞台的时候，苏轼又极力反对司马光过于保守以至新法皆废。夹在党争之间的苏轼，表面上看似乎是个折衷派，实际上并非明哲保身之徒。他对待新法与旧法的态度是由天下苍生、社稷大业决定的。他无心党争，却终生纠结于党争；无心树敌，却一次次被政敌陷害。然而，正直的苏轼从未向不济的时命低头，也从未失节向奸佞祈求怜悯，而是用他的政论、诗文不断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忠臣体国，知无不为”（《答李琮书》）[5]1434，是为人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报国之心，死而后已”（《杭州召还乞郡状》）[5]911，是爱国之士的壮语豪言；“圣人视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5]36，是对苍生社稷的忧心忡忡；“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辞免恩命不允诏》）[5]1150，则完全可同他所仰慕的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媲美。这些至今读来仍相当有力的文句，并非苏轼逞一时口舌之快，而是将国家兴亡的责任负于肩上，从心底发出的声声呐喊。
纵观苏轼的一生，守在京城的时候并不多，大部分时间不是外任就是贬居。这样的经历在外人看来足以抱恨终生，却让苏轼有机会亲身接触底层民众。签书凤翔府判官时，初入官场的苏轼上任伊始就亲自下乡查访，在了解到当地百姓久苦无雨的现状后，决定好好写一篇“祈雨文”，为百姓求雨。也许是他的真挚与正直感动了上天，十天后凤翔连下三天大雨，缓解了干旱，解决了百姓的燃眉之急。即使苏轼与这场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可见他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关心与同情。调任徐州时，上任才不过三个月的苏轼面临黄河决口，洪水奔临城下。是身为太守的苏轼亲临现场，组织指挥抗洪，才得以避免大水灌城，保护了全城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在这奋战的七十多天里，战斗在第一线的苏轼甚至几过家门而不入。元祐五年，苏轼调往杭州，当时杭州因接连遭受自然灾害，导致米价狂涨，百姓的生计受到严重威胁。苏轼上任后立即投入救灾工作中，他一面向朝廷上表要求拨粮赈灾并请求免去秋税，一面又囤积大量谷子以应付荒年。正是有了这样一位父母官，杭州百姓才没有在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死于饥荒。两次杭州之任，苏轼还为灾民建立起杭州历史上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开运河解决当地百姓的用水问题以及疏浚西湖，修筑长堤等等。对于杭州的人民来说，苏轼真可谓是勤政爱民，体恤百姓的模范官吏了。其后，苏轼又调任扬州，仍旧深入村落，访问贫苦。当得知许多当地的老住户因还不上王安石时向朝廷贷的老账，害怕官府上门催缴而不敢回家时，苏轼一次次向朝廷上书请求免去这样的“积欠”。这样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在当时实属罕见，不是将百姓疾苦装在胸中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做到的。
再看苏轼作品中众多描写新政下百姓疾苦的诗歌，其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以及凝注深情的言语笔调使这些诗作堪称北宋的纪实文学。《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吴中田妇叹》、《鱼蛮子》、《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等正是这类文学中的名篇，而其中有不少成为了“乌台诗案”的罪证。但即使身处逆境、远居贬所，苏轼也未曾放弃议论时政，抨击朝野，《虢国夫人夜游图》、《荔支叹》等就是明证。这些诗文表明，苏轼用一生践行了一个儒士的操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在苏轼二十七首“归去”词中，归隐词数量最丰，所包含的内容也最复杂，归仙词同归朝词数量很少，在表现苏轼思想时却同样重要。苏轼这样一个历史罕见的全才，真可谓胸中万壑，笔下千言。如果将他五彩斑斓的思想和大起大落的一生看作一部书，那么无论诗词还是文赋都不过是众多令人惊叹的注脚。我们诠释苏东坡，不仅是出于复原一个伟人的想法，更是为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找一个答案。
［收稿日期］2009-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