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小企业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以浦镇H企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性论文,为例论文,中小企业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979～2012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达到了9.8％，远超同期世界经济增长，后者年均只有2.8％，中国经济总量也从1978年的世界第十跃升到2010年的世界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a)。林毅夫(2014a：26～27)认为，如果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比2010年翻一番，以2012年12616美元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那么中国还将成为二战以来第三个由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在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GNI)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贡献率越来越大的背景下①，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不仅应验了林毅夫等人(1994：2～3)于1994年提出的“中国的奇迹”的讲法，而且“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b)。换句话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是继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韩国和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又一经济高速增长的著名案例。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还不限于此。与中国经济增长对本国和全球经济的积极作用相比，考察中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制，对于有志于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推进既有经济增长的解释，都显得极为重要。其意义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初始条件极为欠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从数据上看，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按照现价美元计算，1978年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55美元，远不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平均数573美元②；不仅如此，从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条件预设来看，无论是从市场制度配备方面，还是从资本积累等角度，中国都不具备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条件。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与经济增长成果之间的巨大落差，才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如何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机制，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趋同现象，就是要讨论“穷国”能否追赶上“富国”的问题。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要追上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就需要有比经济相对发达国家或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Barro & Sala-i-Martin，2004)，但关键在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是如何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的。要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所以，要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就是要解释经济增长理论中，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初始条件与发展成果之间存在的巨大“悖论”，即中国是如何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条件的。 显然，从这一点来看，既有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是难以直接解释这一经济增长现象的。主流经济学解释框架之所以难以直接从初始条件推导出如此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必定是忽视了某种极为重要的变量。本文认为，正是此变量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弥补了初始条件的不足，并给予了中国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量。因此，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便是围绕该变量展开的。通过对该变量的考察，本文还试图揭示该变量发挥作用的条件和具体过程，并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解释。 二、为什么要以企业(行动者)为分析视角? 中国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不仅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而且也引发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解释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主要有三条分析脉络：第一条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建立在对其批评基础上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脉络；第二条是建立在对前一分析脉络批评基础上的，认为市场会失灵，政府应当扮演核心作用，该脉络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代表；最后一条是从制度和治理层面展开的，比如财税制度、县际竞争等，在这条脉络中，仍以经济学家为主流。当然，这三条脉络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为了展示经济学既有解释变量有哪些，以及这些变量又分别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哪些部分，本文接下来将从经济学解释变量中的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制度层面，对既有的解释做一个简要回顾。限于论题，仅以呈现分析变量和所能解释的内容为要。 首先来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条解释脉络。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即通常所说的索洛—斯旺模型(Solow-Swan Model)(Solow，1956；Swan，1956)中，资本和劳动两个变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也就是说，如果资本欠缺，充足的劳动力是可以弥补资本不足的。比如，当资本稀缺时，在产业发展的选择上，是可以用劳动密集型产业替代资本密集型产业来发展经济的。在此脉络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蔡昉的观点③。蔡昉(2004)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由“人口红利”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趋同的条件。在蔡昉(2010)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存在一个“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年龄结构。受限于该分析思路的变量，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时，要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来再造“人口红利”。 蔡昉从人口因素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在30多年来借助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获得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优势，但是新古典生产函数内在地决定了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要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仅依赖于资本和人口因素是不够的。经济学的普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即当技术进步是由经济系统自身产生时，经济增长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这就促成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或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模型中，索洛(Solow，1957)早已发现用资本和劳动只能解释12.5％的产出。可以说，新经济增长理论就是为了解释“索洛残余”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把资本扩展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资本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把推进经济增长的知识或技术因素引入解释模型当中。 比如，卢克斯(Lucas，1988)把舒尔茨(Schultz，1963)和贝克(Becker，1964)提出的“人力资本”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型的生产函数中，以此来强调人力资本对收益递增的作用④；以及罗默(Romer，1986)认为，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增加边际收益的作用，且新的知识或技术是由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前瞻性的行动者用物质资本投资获得的产品；诸如阿罗(Arrow，1962)所提的“干中学”⑤(learning by doing)；以及政府强调在知识方面的激励政策和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问题的研究(Nadri，1993；朱斌、李路路，2014)，都被纳入了经济增长的解释之中。事实上，沿此思路，强调人力资本或诸如“干中学”等因素来推展中国经济增长解释，也不在少数。在人力资本方面，焦斌龙(2000)和李路路(1996)都做过解释上的推进。然而，问题是，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做了重要推进，但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从初始条件，还是从资源禀赋来看，这些新增的分析要素或变量，并不能直接解释何以中国能够获得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换句话说，从解释上看，需要进一步寻找要素背后促使经济增长的根源。 正是看到这一点，林毅夫等人提出了与从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创造经济增长条件不同的解释。林毅夫(2014a，2014b)认为，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转型采取的激进式改革以及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基于“华盛顿共识”自由市场改革的失败经验表明，完全依赖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来发展经济存在着严重缺陷，转而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简单地说，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中国政府基于资本相对稀缺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而选择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基础上的⑥。基于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林毅夫实际上把原本依赖市场调节的产业选择和技术进步转变成了政府选择和技术引进，从而提升了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 然而，林毅夫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忽视市场机制的做法，受到了秉持主流观点的经济学家的批评。张军(2002，2013：344)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可以归之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制定和实施的工业化战略和产业选择的结果，但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经济增长则应归于“自下而上”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地方政府作为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作用，所以，张军又回到了资本积累的立场。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张军说明了反映经济增长的中国资本形成的速度显著加快，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等方面的推动作用。这一转变表明，尽管政府在经济增长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仍然是解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这两项同时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分析地方政府对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作用时，张军(2013)还表示，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因为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求，由此把经济增长的讨论进一步引到了对财税制度和地方治理等问题的讨论。如果说，蔡昉和林毅夫等人分别从人口因素和政府的推动作用层面，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即中国政府借助后发优势，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获得快速增长机会和动力；那么张军的解释则从政府如何推动工业化和市场化，进一步把主流经济学中强调市场机制的解释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的显著特征结合在了一起，如高柏(2006)所指出的，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极为大胆地引进市场力量”，这在某种层面上，解释了地方政府推行的“招商引资”等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还积极推进了私有化改革(张军，2013)。也就是说，私有化改革，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在地方治理和制度激励方面发生了转变。后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财政分权、分税制改革以及县际竞争等方面的解释，比如，钱颖一和温加斯特(Qian & Weingast，1996，1997)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周飞舟(2006，2012)、孙秀林等人(2013)有关分税制改革前后变化的讨论，张五常(2009)有关县际竞争的讲法，以及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的讨论(周黎安，2007)等，这些讨论都对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维度，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所以，对前者私有化改革后经济构成的讨论，即是建立在这些制度背景下来展开的。 可以说，私有化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的机制确实存在张军所说的前后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进的私有化改革表明，在国有企业改革和集体企业改制之前，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私有化改革之后，则有赖于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⑦。以乡镇企业为例，要解释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考察乡镇企业兴起的原因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戴慕珍(Oi，1992)用“地方法团主义”来解释乡镇企业的兴起即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事实上，财政包干制确实对乡镇企业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渠敬东等，2009)。至此，既有的研究，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已经由要素分析过渡到了具体的机制和过程分析，把诸变量放到具体的制度条件下来解释中国何以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成果。 然而，尽管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制度等诸多层面变量的引入，更为丰富和具体地呈现出了获得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或要素分析仍然难以直接推导出中国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因为这些解释实际上预设了在这些条件和制度框架下，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了资源配置作用。而经济学难以解释高速经济增长的困难之处，恰恰是因为依据自由市场假设，中国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不足以产生如此高速的增长。所以，这些分析中缺乏各要素间的组合环节。显然，这个组合或配置过程并未完全借助市场机制。换句话说，无论是从政府、市场角度，还是从宏观制度层面，都忽视了微观层面的非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市场机制借助价格信号配置资源不同的是，非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则更为依赖市场主体。实际上，正是企业这个能动的市场主体借助一些非市场性资源创造性地解决了其发展所需的条件。把研究视角调整到微观的企业，尤其是企业的组织过程，其意义在于，不但能够澄清这种高速经济增长的增量的来源，还能提供一套基于非市场机制微观层面的解释，以弥补经济学的不足。 三、解释框架与研究案例 (一)企业(行动者)与社会性资源的利用 把研究视角调整到微观企业层面，就意味着要把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转换到具体企业的超常发展。此转换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经济增长各要素最终要体现在微观经济组织之上。同样，构成企业发展的诸要素也是要体现在宏观经济增长要素之中的。熊彼特(1990：67、85)认为，“不能单用以前的经济情况去解释经济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家实现“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来推动的。这表明，企业家或企业行动者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实际上有一个创造的过程，而这一点是经济增长理论中所没有的。因此，这种组织的创造过程将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 威廉姆森(2008：1)在评价科斯有关企业性质的讨论时指出，“与技术决定论相结合的应用价格理论仅解释了企业所从事的全部活动的极小一部分”，科斯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解释“剩下的部分”。科斯(2008：12～40)认为，资源配置除了价格机制以外，企业家也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但选择用价格机制还是由企业家来配置资源，是由实践中存在的成本比较决定的；简单地说，由企业家组织和配置资源可以节省若干市场运行成本(即交易成本)，而当企业家的“管理收益递减”时，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则会替代企业家的资源配置功能。威廉姆森(2002：539)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基于交易成本而出现的两套替代机制概括为市场和等级制，并进一步确立了组织对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意义。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把企业理解为一种生产函数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企业还有着更为复杂的治理结构。在新制度经济学派打开企业这个“黑箱”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由于经济行为本身是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的(波兰尼，2013：129～130；Granovetter，1985)，所以企业还应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属性的行动者，或者说是一种社区里的企业(折晓叶、陈婴婴，2004)。 嵌入性的观点表明，具体的经济行为势必会带有它所嵌入其中的社会的各种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这些价值取向或特征，在组织行动者身上体现为各种运作过程中借用的非市场机制。所以在具体的组织过程中，非市场机制或社会性资源也被带入生产经营关系之中。既有的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都忽视了这一重要维度。事实上，借助非市场机制或社会性资源来解决企业发展条件问题，社会学已有多方面的讨论，例如，刘世定(1995)有关乡镇企业发展中对非正式社会关系的利用，人际关系网络对订单获得的影响(田志鹏，2014)，以及如何借助社会性资源(比如社会资本、政治资本或者社会时间机制)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艾云、周雪光，2013；李英飞，2015)，以及由于我国改革早期的制度不健全，宗族间的凝聚力和信任关系对私有企业的产权保护和交易成本的降低起到了重要作用(Peng，2004)等，都从各个面向上解释了社会性资源对于组织经济生产和经营的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以科斯、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确立了组织或制度在某种条件下具有与市场机制一样的效用，并且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替代市场来发挥效用的基础上，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又进一步确立了社会关系也具有与组织或制度同等的效用关系，且能够在某种条件下替代组织或制度来配置资源，这就为企业行动者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提供了理论解释层面的可能。所以，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用以解释初始条件不完备下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即在当市场制度不完善，且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都短缺的条件下，创业初期的企业家或企业行动者是如何不断地创造发展条件的。如前文所说，经济增长理论难以从初始条件中推论出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其原因就在于，难以从既有自由市场假设所提供的解释框架中找到解决初始条件欠缺的途径。企业行动者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为解释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能。简单地说，企业行动者正是借助社会性资源来创造和解决因宏观制度、市场条件以及自身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欠缺而导致的发展条件不足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组织创造过程，实际上包含两个过程：一个是组织建立过程，另一个是组织持续运转过程。前者创造的是发展的初始条件，后者创造的是持续发展的条件。企业行动者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相应地也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人际关系网络学派或社会资本理论所讨论的，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取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在日常运作过程中，企业如何进一步调用社会性资源来获取持续发展的条件和机会。所以，从企业组织的视角来看，社会性资源就不仅包括人际关系网络学派所讲的人际间的社会关系，还应包含这些关系所连带出来的地方性社会制度，比如亲属制度，兄弟或朋友关系所应遵守的一套规范，以及当地的一些惯例和通行做法等。对地方性社会制度的利用意味着，企业除了借助社会关系来获取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资源外，企业治理结构和组织过程也相应地借用了社会性制度。换句话说，正是关系以及关系背后连带出来的制度，弥补了市场和等级制难以有效发挥效用情况下的不足，组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得以发挥和体现。 所以，本文的解释框架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讨论企业行动者如何借助关系及地方社会制度来获取生产和经营过程中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从而创造发展的初始条件的；另一部分是关注企业的日常运作在既定关系前提下是如何借助地方性制度来有效实现组织团结、组织效率的，以及如何创造持续发展的条件和机会的。前者针对市场制度不完备，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不足的问题；后者针对现代企业组织如何适应地方性制度，并获得超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效率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案例 本文采用个案法。把经济增长问题落到具体的企业发展个案，这种做法成立的前提，除了在要素上有着对应关系外，个案还应反映经济增长的某段过程。乡镇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其产值于1994年底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曾达到40％(转引自海闻等，1997：1)，因此，对乡镇企业的讨论，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有关乡镇企业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也有过充分的讨论(刘世定，1995、1996；马戎等，1994)；但私有化改革后，也即集体制企业转制之后，在2010年底当私营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已超过60％时(黄孟复，201l：1～35)，私营企业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在高柏(2006)看来，这种市场化的推进，还导致了非市场治理机制的减少。所以，本文选择私有化改革后的私营企业个案为分析对象，考察私营企业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此外，从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主要贡献的企业构成来看，无论是私有化改革前的乡镇企业，还是私有化改革后的私营企业，与国营的大中型企业相比，都属于中小企业，而且从2014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2013年主营业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规模的企业中，中小企业达到了343135家，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7.3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4)。可见私营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本文选取的发展较为成熟的私营中小企业个案H企业，也较好地体现了私营中小企业群体的典型特征：创业初期资金、技术和人才都短缺，创业过程中都以各种方式利用社会性资源为其发展创造条件和机会。 H企业是一家以印染为主营业务的纺织印染企业。⑧该企业位于浙江北部的轻纺集镇浦镇。浦镇的轻纺产业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国内的重要轻纺业基地。该镇的轻纺发展史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同步。H企业属于该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制后兴起的第一批印染企业，正式注册成立于2002年8月5日，次年3月正式投产。经过3年的发展，H企业销售收入从2003年的300多万元增长到2005年的1000多万元，也从一家无名企业跻身到该县十强民营企业，2005年还被列为县、市重点企业，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实现了超常发展。笔者对H企业个案的资料收集，始于2005年，并一直持续到2014年。并且在资料的收集过程中，笔者对H企业的生产经营做了长期的实地观察，对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也进行了深度访谈。 四、H企业创办过程与关系的资源配置作用 从发展的初始条件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主要的中小企业群体，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都面临着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不足，H企业也不例外。在创办H企业初期，H企业的岱某(以下统称岱总)，不仅缺乏资金，而且还缺乏有生产和管理经验的人才。 H企业解决发展初始条件的方式，包括两方面内容：一种是利用关系配置人才资源的同时，还以此关系为基础、按照生产经营结构来建立自身的组织结构；另一种是借助社区熟人关系形成的生产交易网，既解决了生产能力问题，又解决了企业日常运作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这部分关系被称作收购型社会关系网，并未内化到H企业的组织结构内部，但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 (一)基于拟亲缘兄弟关系的组织结构：人才资源配置与生产配置关系 对于岱总来说，除了需要大量启动和日常流动资金外，创办一家印染企业，所需的基本配置有三样：需要染整业务的订单、有印花和染色技术的技术人员和具有生产管理经验的生产线负责人。对于创办初期的H企业来说，他更缺的是既有技术又有生产管理能力的人才。 因为在创办H企业之前，岱总有过长期在浦镇的乡镇企业里负责染色技术和订单业务的经历，他自己本身就有业务资源，能够拿到订单；正是有过承包印染厂生产线的经历，借助对业务的熟悉，他承包的生产线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为创办H企业提供了一定量的启动资金⑨。所以，在以订单为导向的印染产业中，能够接到充足的订单就意味着具备了持续盈利的保证。而要创办一家印染企业，使其生存下来，就要保证接到的订单能够及时保质地生产。所以，配置到具备染整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才，对企业生存和成功尤为关键。 有染整技术的人才，在浦镇属于稀缺人才；既有染整技术，又有生产管理经验的，更为稀缺。造成这类人才稀缺，除了受该镇自身培养染整技术人才条件的限制之外，还受限于当地印染企业从外地引进人才的意愿。因为从外地招聘染整人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这些人才的流动性较大，不利于生产的稳定性，而且在合作关系上，没有当地熟人那样好说话，如果出现资金紧缺，要延期支付工资时，就难以像借助熟人间的信任关系那样容易实现。因此，面对稀缺的人才，企业间人才的竞争势必非常激烈。但是岱总并未借助更高的报酬来争取人才，而是从与其有地缘和业缘关系的朋友中选择合作对象，借用关系的力量来建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岱总创办H企业过程中，并未用价格机制来完成人才的配置。实际上，假如用价格机制来配置人才，岱总未必能够从竞争者中胜出。因为在创业初期，浦镇已经有一批资金实力比岱总更为雄厚的老板。 先来看标准印染企业的基本生产链结构和订单生产流程。如图1所示，标准印染企业的核心结构只包括印染和染色两个部门。因为无论是内贸还是外贸，配置一个比较齐全的染整生产线，是接到更多订单的前提，所以一般印染企业都会配备染色生产线和印花生产线，并且大多数印染企业还在印花线和染色线上细分染整业务，比如配备磁棒印花，还是圆网印花，或者两者都配备等。对于印染企业来说，一个订单的完整流程应该包括图1中除虚线部分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除纺织厂或包机户委托家庭织机户加工织造坯布的环节之外的这部分流程。简单地说，在业务员接单之后，会按照订单要求向纺织厂或当地包机户采购坯布，坯布采购回来之后，再按照订单要求分配到染色线或印花线进行染整，最后整理打包、出单。具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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