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中的历史构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提出并倡导的“出场学”，旨在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阐释逻辑。这一逻辑坚决拒斥把理论、文本当作不依赖历史语境、出场路径而自行在场或永恒在场的教条，指认理论形态对于独特历史语境、出场路径深刻的依赖性。理论形态不过是被一定历史语境、出场路径所决定的出场形态，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空间性特质。出场和差异，构成了出场学循环的两个基本要素。然而，作为阐释出发点的“历史场域”或“历史语境”，绝不是一种先验自在、永恒在场的境遇，而是一种由出场的交往实践关系综合构造的历史境遇。因此，深度阐释历史语境的构境性质，对于理解出场学，具有本然的重要性。
一、历史场域：思想出场的历史地平线
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彻底颠覆了以往形而上学将哲学思想宣布为先天在场、永恒在场的教条，同时也消解了旧唯物主义“感性直观”的在场方式，将思想出场的根据回归于生活世界的历史场域。
“出场”总是意味着某种不在场者进入到历史场域之中。那么，谁是出场者？什么才是真正的“在场”？一种思想、特别是影响历史的重大思想何以可能进入历史场域？思辨的形而上学总是把思想看作唯一的在场者，把思想在场的根据归结为思想本身的神圣性和先验性。几乎所有神的或半神的观念将思想本身宣布为“天命”、“天道”或“天意”授命在场的精神话语，不仅先天地具有神圣性和永恒真理性，而且是一切尘世生活永恒的基础。思想是绝对性、先验性、永恒性、普遍性和终结性的在场，而感性在场者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因而是相对的、后天的、暂时的、差异的和易逝的在场者，只是那永恒在场、普遍在场的“分有”和“呈现”。无论是巴门尼德超越感性的抽象的“存在”或“在场”，还是柏拉图构造一切的“理念图式”，或亚里士多德的“第二实体”，中世纪奥古斯丁所说的创造“尘世之城”的“上帝之城”，黑格尔造就一切的“绝对精神”，都在企图追寻一种与时空脱域的存在者，一种可以普世的、永恒的在场。各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成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颠覆的主要对象。
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首先要颠覆的对象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在场观。当时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宣布：唯一真正在场并支配世界的是哲学、精神和思想，“正如德国的玄想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在黑格尔思辨哲学解体的余脉上，施特劳斯、鲍威尔、赫斯、施蒂那等人都在尽力让自己的思想出场。然而，他们对世界的批判“都是在纯粹思想领域中发生的”①，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② 虽然他们出场的话语用颇为世俗的词句如“实体”、“自我意识”、“类”、“唯一者”、“人”等等来包装炫耀，但是，他们用来说明在场的依然是思想、观念、语词。他们所进行的变革，不过是词句的革命，是用被宣布为新的永恒真理或绝对真理的话语来代替旧的话语。“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众声喧哗，仅仅是思想的出场者本身的角色转换，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被他们推崇为唯一在场的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即支撑思想出场的真正基础问题。因此，只有在思辨终止的地方，我们才能真正地打开现实的在场视域。超越思辨的形而上学在场观，必须穿越出场的思想层面而深入到历史语境之中，超越抽象的理性而考察感性的现实场域即“周围感性世界”，真切地研究思想出场与历史语境的关系问题。
费尔巴哈反对超越感性的先验抽象的在场，而以自然和类的“感性直观”的在场者取代之。然而，这一在场观依然没有根本摆脱旧哲学的基地，或者说旧唯物主义理解在场的方式依然是形而上学的。第一，他依然延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革命”余脉，把思想、话语的在场当作唯一或主要的任务。他希望抓住与思辨形而上学抽象思维不同的东西，呼唤感性世界、自然、人的出场，但是他没有离开哲学基地、仅仅是理解和解释世界，因而始终没有超越哲学、理论、话语。“现实”场域在他的视域中始终是缺位的。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第二，“仅仅从客体方面”理解“事物、现实、感性”，把它们的在场看做是与实践、历史、主体感性活动无关的在场，因而是永恒的、外在的、直接的在场。在场不是一个创造，而是一个既成，一种直接的、外在的、客体的在场，先天地为“主客二元分裂”以及在场客体的绝对性、永恒性和先天性提供了直接论据。因而，也就不可能最终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的纠缠。第三，仅仅从“感性直观”的角度来看待在场者，永远不能理解和把握在场的本质，费尔巴哈力图超越抽象和思辨的感性，仅仅抓住感性，但是无论感性是自然还是人，在他那里都是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费尔巴哈借助“高级直观”把握感性本质，最后只能是以不同的方式向形而上学回复。
因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首先颠覆了一切旧哲学把思想的在场宣布为唯一在场的教条，彻底消解了思想在场的唯一性、自足性。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观念、精神生产始终是物质生产、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的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③ 必须追问思想出场的历史根源，将思想出场的考察深入到历史语境之中：这就是出场学遵循的第一原则。
深度考察思想出场对于历史语境的根本依赖性，就是要打破思想在场所谓永恒性和绝对性的虚假偶象，必须深度研究历史场域何以产生某种思想，让某种思想出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④ 例如，当费尔巴哈看到世界被二重化为世俗世界和宗教世界并将后者重归世俗世界，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工作应当是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分裂为对抗性阶级的历史结构何以产生世界的二重对立。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一个阶级在物质上占统治地位，也必然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思想”出场不过是“物质”出场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是根本依赖于“物质”而出场的意识形态。我们不仅不能一劳永逸地宣布某种思想的绝对在场和永恒在场，不能宣布某种思想、文本、理论的唯一性和自足性，而且我们需要深度考察思想、文本、理论赖以产生的背后的历史语境。只有从这一历史语境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和把握思想出场、甚至思想颠倒出场的根据。然而，对于思辨的形而上学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而言，这一历史语境都是被深深遮蔽的。思辨的形而上学宣布思想在场为唯一性存在，现实历史没有进入哲学的地平线；费尔巴哈力图超越“抽象思维”而走向感性世界，走向唯物主义，但是无论“人”和“自然”在他那里都是空洞的，“历史”仍然在他的视野之外。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对于这一被旧哲学深深遮蔽的现实历史第一次作出全面而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根本上破除以往的在场观。
二、历史场域：交往实践的构境
我们一旦超越思想的在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历史”才真正跃现在地平线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彻底颠覆崇尚先验在场的形而上学和诉诸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在场观，变革了一切先验在场的把握方式。从一切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历史出发，来阐释思想出场的现实语境，从社会存在去说明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然而，当我们唯物地阐释历史、揭示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时，“历史”的本真意义并不必然地自明。费尔巴哈虽从唯物的前提出发，但他自己提供的强大动力对他来说却毫无结果，其主要问题在于他将历史、现实、感性当作一种自然的、现成在场的存在。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马克思追问：历史究竟是一种现成在场还是由人们的世世代代的感性活动构成的因而是不断的出场过程？历史之“物”究竟是既成固化的在场，还是不断被实践构境的结构体？
早年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就清醒地意识到：构成国家的基础决不是思辨，而是经济因素。因此，对国家和历史本质的考察需要深入到经济学事实中，需要抛弃哲学思辨、用经验和实证来验证。为此，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哲学革命需要深入到经济学语境。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遵循古典经济学视域就能完成对历史经济本质的探究。古典经济学及其在德国的变种国民经济学自身以感性直观为在场观、以实证的经验为方法，对资本全球化的历史结构进行完全表象化、物化与合法化的解释。私有制、商品、货币、资本被当作天然的、永恒的在场，成为历史中合法地决定一切、派生一切的“物”的轴心。历史被阐释为资本的“物”的逻辑，这一直观的然而是物象化的阐释逻辑是对资本逻辑的最直接的辩护。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批判地反思，就不可能揭穿这一实证主义所宣扬的历史假象，阐释真正的唯物史观。为此，马克思深度阐释历史、阐释历史语境中的“物”，就需要重新进行辩证的批判分析，把物的关系还原为人的关系，当作历史地生成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历史及其物——无论是何种生产方式还是产物本身，都不是天然永恒的在场，而是不断生成的历史产物。所谓“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即历史的科学”（马克思语）之“历史”本义，恰好就在于它不承认任何在场（哪怕是某种物质生产方式）的先天性和永恒性，从来不存在脱离人们的劳动、生产、实践而先在的所谓周围感性世界、历史。马克思强调历史在实践、生产、交往中的生成性、变动性和构境性。历史从来就是在人类的各种生产（人口、物质、社会关系、精神和语言符号等等）中不断被构造的。历史场域与出场者的行动变革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马克思之所以找到通向现实的历史道路，关键在于将人理解为“历史中行动的人”，从主体方面、从感性活动、从改变世界的实践方面去理解和把握在场、历史和周围感性世界，把历史看做是人们世世代代实践活动的产物，这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意义。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历史的本质引出一个命题：人们怎样理解实践本性和结构，人们也就如何理解由实践、生产造就的历史。实践观与历史观之间具有高度等价性和对应性。正如我一再强调指出的：长期以来，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们对马克思的实践结构观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历史构境性质的理解也就大相径庭，存在着客体向度、主体向度、主体际向度等不同的理论旨趣，其逻辑链条最终都指向交往实践观。
以客体为中心的物象存在论理解逻辑，对历史作出本体论的解释。这一解释突出地强调对历史语境作客观“唯物”的解释。人们的活动创造历史，但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尽管创造历史的活动受各种动机支配，充满着人们的激情和意志，因而充满着偶然性，但是总的说来人们的动机是受背后的物质动因支配、偶然性受规律性支配，历史归根到底表现为一种拟“自然历史过程”，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规律过程。在思想的对立面，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连续不断、扩大发展的再生产过程，表现为一种客观必然性的力量，构成决定历史本性、决定历史发展的物质力量。这一解释强调经济因素对于意识形态的先在的决定作用，表现为一种单线的历史决定论逻辑。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曾经长期地用“经济决定论”来界定和阐释马克思的历史观。用本体论方式理解历史，历史语境就被理解为社会的“物象”存在，作为与思想、精神、观念相对立的社会存在决定着思想的出场。这一历史观的偏颇在于：仅仅强调客体的逻辑而相对忽视主体逻辑，难以真正揭示历史的构境性质。
主体论逻辑强调出场者的实践主体地位，承接马克思“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历史的哲学革命传统。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依然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历史规律表现为社会行动的规律。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历史被表述为是在改变世界的感性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历史并不是由经济因素、生产力等单一决定的机械过程，而是在主体实践过程中被不断创造的。脱离实践、主体、阶级意识，我们对历史就什么也不能说明。历史是感性活动的生成过程，而不是既成的。从实践主体的生成活动出发，历史就表现为一种对象性的历史。在这一视域中，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指认的所有物化对象，都是“活劳动”的对象化——物化劳动。“物化”扭曲了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成为异化，必须要通过扬弃异化来实现历史的未来。这就是后资本的社会革命的前途。然而，这一历史观仅仅着眼于单一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把社会存在的本质仅仅归结为主—客体关系，忽略社会生活的主体际关系，不了解社会关系、交往关系对于历史构境的关键性，因而对历史本真结构的理解是片面的。
主体际历史观超越单一主体性。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案基于对历史本真意义的重新阐释。他肯定并坚持历史规范结构是构成的而不是既成的这一命题，但他拒绝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作单线决定论的解释，他不同意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强调生产关系、交往活动、自学习机制对于历史规范结构形成的决定作用。历史的构境需要超越单一主体性，而走向交往关系的建构。否弃交往的异化，追求交往的合理性，只有在主体际之间建立合理的交往规则，开展以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关系为宗旨的交往行动，才能建立合法的历史规范结构，进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日本学者广松涉也特别强调交往的社会关系对于社会存在和历史构境的本源性。的确，马克思强调在资本的物的关系背后存在的是人的关系，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存在的本质关系。然而，这一历史构境观如果脱离了客体中介的主体际，必然陷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泥坑，那么，结果只能是一场梦幻。如果将交往关系作为终极本源，难以摆脱结构主义的纠缠。
超越客体论、主体论、交往关系论的视域，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构境逻辑，这就真正触及到历史的本真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交往实践的思想，并进而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的经济学原理，为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对全部历史发展和人类主体本质进行科学分析、深刻洞见和整体把握的基本理论，因而也构成贯穿马克思毕生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视域。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工业和交往出发，探索历史的基础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⑤ 历史构建原初起步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起初作为交往实践力量的一部分的交往形式，渐渐落后于交往实践，因而被抛弃，于是占历史主导地位的交往方式的新旧交替，历史就发展了。历史本质上是交往实践，即多元主体间为了改造共同的客体而结成交往关系的物质活动。
交往实践观积极扬弃历史构境的客体论视域，而以“中介客体”观重建历史的“新本体论”。任何历史的在场，决不是脱离感性活动、主体际关系的客体。客体既不是脱离主体关系的孤立存在物，也不是仅仅对单一主体来说的生成以及单方“主体—客体”关系的建构，而是诸多主体物质交往活动的中介。马克思分析的社会历史客体，如商品、货币、资本，都是包含着“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双重关系的中介客体，是对象化的中介和中介化的对象。“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具有社会性、中介性、交往实践的合晶性、多极主体指向性、辩证的底板性。
交往实践观也是对人本学批判的历史解释学。交往实践观否认人本学将“大写的人”、主体作为历史的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坚持认为主体对于交往实践的历史依存性。交往实践观是在“主体—客体—主体”框架中界定主体本性的。交往主体既是交往结构的创造者，更是交往实践的产物。没有交往，就没有主体。人在什么层次、什么意义上介入交往，就成为什么本性、什么形态的主体。有生命的个人、血缘共同体与生存性交往活动的对应生成，生产者、所有者与生产实践的对应，等等。因此，考察主体本性，重要的是分析他所介入、创造的交往实践的结构及内化整合的机制。交往实践观甚至反对将交往关系、社会结构先在地固化为历史的本源，因而与哈贝马斯基于某种先验交往规则的“交往理论”、与广松涉等人将社会关系结构当作历史本源的“事的世界观”截然不同。构成历史原点的不是交往关系，而是交往实践活动。交往实践固然形成“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结构，固然“主体—客体—主体”相关性模式本质地构成历史的相关结构；但是，人们的生命的生产本身“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⑥ 人们的交往实践活动构成人们的物质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交往实践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形成交往关系、交往场域和交往形态。
需要注意的是，交往实践并不构成单向度的历史。交往实践不仅存在着规范向度，而且同时存在着否定向度和辩证向度，这三重向度构建历史。交往实践首先是一种不断出场、造就历史规范结构的客观物质活动，具有规范向度。任何有生命的个人都必然从自然交往转换为生产交往、生活交往、政治交往等等，造就历史的事实规范结构。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总是表现为这一社会的规范结构。然而，历史仍然存在着否定向度。它表现为生产方式多元差异甚至是对立的意义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工业资本生产的现象时指出，同一生产过程对于相关多元的主体具有对立的意义：对资本家说来是财富积累的过程，对于雇佣劳动者说来却是贫困的积累过程。对立的意义形成历史的对立价值向度，这正是历史的否定向度。资本全球化到处产生二元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富人和穷人、城市和乡村、东方和西方。对立意义、价值和否定向度呼唤双重的思想：为历史规范结构辩护的思想价值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否定向度呼唤革命的阶级意识和价值灵魂。一切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托付未来”、“乌托邦”、“希望”和“弥塞亚”，都是历史否定向度的某种思想表征。因此，实践和思想的双重向度正好构成交往实践的辩证向度，也因此是历史的辩证法。正如我曾经一再指出的：历史的构境始终是在这三重结构中展开的。论述至此，我们已经离开原先的起点十分遥远。但是，科学阐释历史语境本身，还仅仅是这一历史观重要任务的一半；任务的另一半在于：从交往实践观出发，我们究竟何以可能准确地阐释思想出场的必然逻辑和意识形态化？
三、思想出场：历史语境的意识形态化
交往实践观不仅要深刻阐释历史语境的本真意义，而且更要阐明思想出场的必然逻辑。我们不仅要使历史从“天国回到大地”，而且要双脚站在大地上阐释天国。被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当作历史起点、基础和唯一在场的东西成为批判的对象，即对思想的出场过程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成为马克思历史观的结果或者说是某种完成。以生产“构境”历史，以历史“构境”思想，成为这一历史观的两大对应环节。对马克思而言，历史观的宗旨不仅在于从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本身去真实地阐释历史语境的生成，而且要阐释历史的差异的主体结构（阶级结构）何以需要思想出场并变成意识形态，去为自己的利益做合法性辩护。正如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商品消费中才得以实现一样，生产的历史在思想的合法性辩护和认同中才得以完成。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就十分看重《资本论》第四卷即分析剩余价值思想史的意义。思想的出场不仅最终完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而且作为一个话语行动，维护、放大了历史特定结构的功能。虚幻意识形态总是把一种特定历史语境说成是普遍的和合理的，从而是超历史的，甚至反过来成为这一历史结构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之源。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地方就在于：不仅能够将异化的天国世界还原为感性的世俗世界，而且更要解剖世俗世界本身，进而说明世俗世界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如何必然产生出异化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又如何有效地遮蔽世俗世界的分裂和矛盾并为之做合法性辩护。
思想的出场有自己的逻辑。如前所述，交往实践的规范向度与否定向度的辩证联结，构成了实践对立价值之间的辩证运动，也因此阐明了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总是将自己的思想上升为规范向度的思想，成为合法性的思想和具有辩护性、规范性的社会意识。因此，任何占社会统治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一个阶级在物质上占统治地位，也必然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统治阶级总将自己的思想说成是社会规范的普遍思想，建立一种要求社会所有成员接受、认同、承认的合法政治；总是将暂时的思想说成是超历史的、永恒在场的思想。然而，否定向度的阶级利益必然以思想诉求来实现反抗的政治。分裂的阶级利益、对抗的向度、差异的在场最终表现为思想、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思想的出场有自己的路径。交往实践内部差异和对立的逻辑采取从“对立意义”到“对立价值”再到“对立文化”的结构化进程。交往实践的意义结构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在主体感性活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意义首先是交往实践对于主体的客观投射作用。不论主体意识到与否，这一作用都将客观存在。对于各相关主体，交往实践的意义是各异的和多元的。资本的生产对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等各个主体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些差异的意义是内在依赖的，一个向度成为另一个向度存在的条件。“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是意义完全相反而相成的两极。对立意义构成了社会的对立价值。“财富积累”实现了资本逐利的价值冲动，形成资本全球化社会的规范价值；而“贫困积累”成为负价值，成为社会创造力量反抗社会冲动的根源。对立价值的体系化，核心价值和一般价值、高端价值与底线价值，本位价值和边缘价值等等，通过各种层级构成价值体系，成为社会文化。规范向度的价值进入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进而成为社会心理和精神体系，全面构成历史的规范结构。因此，文化不是别的，无非是价值的体系化。规范的社会意识对于规范价值具有超强的辩护性、规范性、趋同性和推动性功能。
思想的出场有自己的方式。意义—价值决不是无形式的赤裸在场。思想出场总是一种话语行动，是出场者出场的基本方式之一，是出场行动总体的必然环节，其方式主要是符号化和意识形态化。话语行动不仅包装而且谋划、实践价值的合法性。符号化将意义“无限衍义”，将统治阶级偏私的价值泛化为公共价值，把个别在场扩展为普遍在场，把非法的变成合法，把暂时宣布为“永恒”。符号化的“脱域”魔力，助力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思想打扮成“超历史”的神圣幽灵。资本一方面用越来越精细化的分工将人们相互联系准确地切割开来，造成社会关系的疏远化；另一方面又控制精神的交往媒介实现自己的意志。在一个普遍疏离而高度依赖媒体符号来相互交往的社会，借助于越来越发达的符号化工具—现实的和虚拟的界面，实物的和电子的媒体等等，媒体社会渗透和“滴灌”进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胞，控制这一社会的灵魂。
思想出场的意识形态化是各个阶级的出场者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争夺公共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必然行动。在任何历史舞台中总是存在多元而非一元的出场者。出场者的对立或差异的利益总是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手段加以维护。意识形态化就是精神的维护方式。在众声喧哗中，各个出场者为了使自己的利益获得实现，总是将自己的利益说成为公共的和普遍的利益，以求得社会的最大承认和认同，进而获得合法性权威。建立文化领导权，或者是通过核心价值的灌输、通过神圣化和皈依化，或者是通过民主对话和文化统一战线、通过大众化和世俗化方式来实现。
思想出场的意识形态化也是建立和完成历史规范结构的主要方式。一个阶级在物质上建立的统治体系，只有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公众精神和心理上也确立起统治的合法权威，才能彻底巩固。只有依赖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统治阶级才能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和文化统治，才能完成历史规范结构的构境。因此，思想出场不是自身封闭的一元游戏，也不是与社会存在、与历史语境分离的二元在场，而是历史自我表现、自我完成的必然产物，是历史构境的必然行动。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0页。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资本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