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我国农村发展_人力资本论文

人力资本与我国农村发展_人力资本论文

人文资本与中国乡村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乡村论文,人文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1)02-0018-08

对1978年以来中国乡村发展取得的成就,海内外很多学者称之为中国奇迹,并探讨这一发展的原因和进程。人们或从政府制度改革和所有制变迁的角度探究其原委,或从实物要素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导致生产增长的角度进行考察,也有从市场化进程和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角度所作的实证分析。但是。从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本身的角度对乡村发展的历程和原因所作的研究则不多见。本文试提出一种具有特定社会和文化内涵的人力资本——人文资本分析框架,首先清理毛泽东时代的人文资本遗产,进而具体阐释人文资本结构演变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对邓小平时代乡村发展的核心作用,最后仍从人文资本视角对乡村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审视与反思,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乡村的发展走向。

一、人文资本范畴及其分析框架

自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等人确立比较定型的人力资本范畴以来,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不同性质始有初步澄清。人力资本的基本含义是对人本身进行投资,以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健康及经济机会,形成一种不同于物质资本的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对教育和培训、医疗保健及人力迁移的投资,而其中人们关注最多的是教育方面。人力资本范畴为50年代经济学家们所困惑的经济增长中无法用物质资本的投入加以说明的部分,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后来的增长模型大多将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考虑在内,并逐渐发展成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视为内生性要素的“内生增长”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拓展了我们从经济行为主体人本身的角度理解经济发展的视野,但是,既有的人力资本范畴依托于一种人力资本同质性假定。这种假定对于剔除“不同国家间技术的差异”或“特定民族知识间的差异”,从而以一种易于数学处理的理论模型“去考察个人为获取知识而作出的决策及这些决策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的影响”[1]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假定也因为其对人力资本固有的质的规定性的剔除,切断了人力资本理论可能在相对广义的范畴内发展的途径。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中的人力资本具有“天然”的不同质性,若要深入把握不同发展形态的经济体系,就不仅要将人力资本视为增长的内生性要素,而且不得不正视人力资本的不同质性——特定人力资本的不同社会和文化内涵。针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不同性质,舒尔茨说:“我从大量的实际研究经验中得知,认为资本是同类的这种简单假设对资本理论是一种灾难。”[2]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人力资本是同质的这种假设对于人力资本理论同样是一种灾难。因此,在保持既有人力资本范畴相对稳定性的前提下,有必要提出一种将特定的社会内涵(社会资本)和文化内涵(文化资本)纳入其定义域的相对广义的人力资本——人文资本范畴。

作为分析框架的人文资本是指人文资本的结构。构成人文资本的五种基本要素——教育和培训、医疗保健、人力迁移、人的社会特质以及人的文化特质——因与之相关的地理区域、发展阶段、制度条件、历史积淀和外部环境的差异而形成要素比重各异的人文资本结构。一个社会总体的人文资本结构之历史演变可以折射出该社会发展的具体格局和现代化水平。

二、乡村人文资本的历史积淀——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形成和积累了具有现代性的人文资本的基础结构。

(一)教育与培训

也许首先应该正视的是毛泽东时代在教育发展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文革十年,教育遭到严重破坏,高等学校干脆关闭了大约四年,有些学校就此永远关门大吉,此后招生数大大减少,直至1975年还未能恢复到1966年的数量;高等教育质量也由于取消考试、高水平教师被清洗或被迫靠边站、课程精简、学制缩短、政治学习、生产劳动以及红卫兵武斗等原因而遭到严重破坏,降到了中学水平。还有“大跃进”式的土法上马办教育,社会上长期流行的“学习无用”的观念等等。然而,透过上述种种负面景观,不难发现这一时代教育的主要成就——接近于实现普及初等教育,而正是这点对于乡村人文资本的积累具有特殊意义。

由于乡村与作为“文化革命”舞台的城市的分隔,以及乡村大众与高等教育的相对“绝缘”,初等教育于是与乡村发展联系最为紧密。通过因陋就简兴办的“民办”中小学对数量有限的“公办”学校的补充,乡村儿童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人数迅速增加,至1972年,全国大约有90%的学龄儿童入学,乡村的入学率也接近这一水平。当然,内地省区如内蒙、广西、四川和西藏的比率稍低。另外“在所有教育部门中,中学是增长最快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弟上了初中,但上高中的仍然比较少。”[3]

1949年以前,乡村人口的大多数是文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50年代兴起的成人识字班和扫盲运动增加了成人接受非正规教育的机会。虽然对这种教育的质量不宜高估,但至少可以这样说,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乡村文盲占大多数的局面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即使在文革时期,通过“三结合”运动、便宜的技术手册和小册子、大量印行的《十万个为什么》、有线广播和科教电影等等,乡村大众通过“干中学”和在知识信息中的濡染,显然获得了不少实用的知识与技能培训。更典型的培训途径主要有如下三种:一是各种形式的正规教育计划,如“五七农校”;二是由农村的小型工矿企业提供的教育,如农机操作和维修培训;三是“科学实验”站网,如遍布乡村的农科站和实验站等。这些办法显著地提高了参与其事的农民的有关知识和技能。

(二)计划生育和医疗保健

人口数量和人民体质是人力资源的两个重要侧面。计划生育政策是在毛泽东时代得以确立并开始贯彻执行的,其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成效不容否认。在此之前中国人民一直没能找到控制人口大量增长的办法,人口增长抵销了生产的增长。70年代末,12‰的人口增长率显示,已越过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的中国正在由高生育率低死亡率、人口增长迅速的第二阶段,向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人口增长减缓的第三阶段过渡。

人民公社的卫生院和生产大队由“赤脚医生”撑起来的合作医疗站,为所有乡村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全国范围的消除血吸虫等流行病的群众运动和预防接种等普遍的卫生防疫工作,极大地改善了乡村人口的健康状况。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寿命明显提高。

(三)流动与迁移

毛泽东时代的乡村与城市基本上是隔绝的,几乎不存在自主的个人选择的经济性流动。农民从乡村流往城市的几个有限途径是:升学、招工、参军和提干。户籍控制、阶级出身的标签和行政性的分隔,甚至使得乡村与乡村之间的流迁都难乎其难。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城市人口向乡村的逆向流迁——送城市青年“上山下乡”。“限制城市增长是现代中国一个基本而又显著的特征,它符合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以求最大增值,同时又将消费压到最低限度以避损耗的发展计划。[4]而这种计划配置所增加的劳动力扩张了乡村“隐蔽失业”。插队的“知识青年”其实并未受多少教育的训练,而且他们难以融入乡村社会,但是这种逆向流迁对于社会整合和乡村的文化改造也具有某些附带作用。

还有两种与乡村有些关联的政策性移民不能不提:一是把上海和其他人口稠密的东部沿海大城市的居民搬到吸引力较小的内地小城市;二是把汉族人调到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有资料表明,这些政策带来了某些积极的后果,如控制住了城市消费的增长,发展了小城市,较为充分地开发了边远地区的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这对于形成一种发展程度相对平衡的乡村总体格局意义颇大。

(四)乡村社会经济组织和社会分层

乡村传统的组织资源是地方主义的乡土关系网、宗族和家庭。毛泽东时代的乡村运动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的组织资源,它通过土改、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过程,将家庭从原来的血亲和家长式联盟中剥离出来,最后终于以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一种多少保留了地方主义和宗族主义传统组织原则,并与家族相妥协的组织形式。社会改造的目标与家庭的目标并非没有矛盾,不过对家庭的承认,适当保留家庭的传统经济功能(如自留地和副业生产)及其传统责任(如生育教养、赡养接济等),对于集体发展不无益处,而且乡村大众与其家庭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是符合60和70年代鼓励农村地区自力更生分散发展的战略的,因为这种发展战略必须仰赖家庭所构成的村庄积极而灵活的参与。[5]也许实际的组织形态往往是集体伤害家庭,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家庭与集体的相互依存这种基本格局视为毛泽东时代乡村社会经济组织的一种遗产。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乡村人口都贴着出身成份的标签,从地主富农到贫下中农,人们被分成不同的群体。从纵向看,由党员干部到群众又形成一种控制严密的等级体系。这种格局与当时计划配置乡村人力资源的战略意图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格局是理解后来出现的劳动力市场雏形和新的社会分层的前提。

(五)乡村文化:意识形态与观念

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想主义,人民公社如同城市的单位一样,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典型载体或具体化。共产党对社会长期目标的关注,使当时仍然贫穷的人民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官方意识形态在文革时期走向平均主义、反官僚体制和反精英的极端而形成一种具有破坏性(造反)的文革意识形态。所幸乡村并非文革的中心舞台。在城乡分隔,以及生产队为中心的集体变得日益封闭的情况下,传统乡土习俗和家庭伦理规范仍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乡村民众的观念中到底容纳了多少积极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特质?我们只能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变化来估计:平等(包括男女平等)、集体主义、反地方主义等并非完全是冠冕堂皇的高调;经过改造重新被肯定的传统品质,如忠诚、勤俭节约、追求知识与智慧的上进心、以及与家庭相关的责任意识;长期自力更生的奋斗和群众运动煅炼出来的民族向心力与组织纪律等。

三、人文资本与邓小平时代的乡村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发展是制度变迁与人文资本结构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制度变迁启动了既成人文资本结构中蕴藏的能量,尤其是其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能量及人文资本自我组织、自我生成和自我积累的内在机制,因而引起人文资本结构的演变;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演变反过来又推动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如此循环累进,从而演绎出乡村改革开放的渐进步伐和成就斐然的经济景观。

(一)社会资本与农业——再生的“小农”

改革早期,农村的突破其实是带有激进色彩的。从1980年秋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政策,到1982年秋农村普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其间不过短短两年。改革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有资料表明,1984年的农业总产出比1977年增长了55%,1979-1984年间农业产出年增长率高达7.5%,而其中几乎一半左右的增长要归因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有效刺激。[6]

家庭联产承包制并未改变从毛泽东时代继承下来的乡村人文资本的基本结构,而只是启动了其中作为社会资本的家庭经济组织形式。乡村人力资本的存量几乎原封不动,变化的只是配置人力资本的方式:原来是计划体制下的以集体为主的配置,现在则是市场导向的以家庭为主的配置。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说明集体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亦并未打破,只是这种关系的重心不再是集体而是家庭。乡村家庭经济组织形式的恢复,使传统的小农制在集体所有制的框架下得以再生。

小农制是中国乡村最为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是能够代表和决定中国乡村社会及其人文资本特色的传统要素。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仍未根除小农。人民公社其实是与小农家庭的妥协,作为基本社会组织的小农家庭单元继续保留,作为经济组织和经营方式的小农制也在一定限度内得到承认:除几个极端时期之外,农民家庭曾拥有大约占可耕地5-10%的“自留地”;家庭手工业之类的副业生产亦被允许;同时,家庭自产物品的集市贸易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长期被“理性的集体”所压抑的“理性的小农”,并趋向于形成一种小农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得益彰的良性关系。然而,对这种再生的“小农”不宜评价太高,因为邓小平时代早期的小农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意义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小农,生产方式仍沿袭其固有的密集化和过密化方式。在市场化刚刚起步、现代要素投入不多的情况下,动用传统的社会资本以配置既有的人力资本,无非意味着在既有土地上更密集的劳动投入:工作日延长,妇女、老人和儿童参加劳动,劳动的复杂程度和精心程度提高等。这样总产出固然会增长,但边际劳动生产率或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却不见增加,往往递减或至多不变。因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早期引起的增长只是一种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而非内涵式的增长。

责任制调动传统小农制社会资本只是人文资本结构的量变,只是产生了积极的(不同于集体化时代消极的)密集化和过密化生产方式及其增长效应而已;真正能够使小农现代化,能够带来反过密化发展和导致人文资本结构质变的契机是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二)文化资本与非农产业及发展模式

乡村真正的发展是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标志的。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的成长,80年代中期,各种经济成分的农村工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以乡镇企业的形式迅速崛起,使乡村发生了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转变,使乡村经济超越了传统自然经济过密化增长的老路,步入现代发展的轨道。1985年以后乡镇企业的生产总值已超过农业生产总值,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已不再是农业而是非农产业。至1997年,农村非农产业的产值已占到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4.3%(其中第二产业占62.9%,第三产业占11.4%),农业与非农产业产值的比例差不多正好从20年前的7:3变成了现在的3:7。“八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30%和全国工业增加值净增量的50%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提供的1.28亿个就业机会容纳了将近30%的农村劳动力,农民纯收入的1/3来自乡镇企业。[7]与此同时,乡村的人文资本结构中也融入了新的现代意义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农民企业家的涌现,现代企业经济组织的建立,市场契约文化及竞争意识和创业意识的生成等,表明人文资本正在经历本质性的嬗变。

在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化改革无疑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并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源则是乡村的人文资本,尤其是其中的文化资本。非农产业主导的乡村发展已经形成了几种典型模式:浙江模式、苏南模式和珠江三角洲模式。这些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乡村传统的文化及亚文化资本被开发利用的结果。

资本意义上的传统乡村文化主要包括:传统工商业文化和风尚、家族伦理型经济文化和乡土合作交往文化等。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资本因其历史和地域差异而各有不同,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性亚文化。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清除了绝大多数以经济实践活动形态存在的文化资本,切断了许多承载传统商业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也使作为观念形态和作为交往习俗的文化资本处于休眠状态。当然毛泽东时代也产生出了新型的乡村文化资本:与计划体制及地方主义分散发展战略相关的“集体主义”经济文化。

乡村文化资本在邓小平时代被重新激活,对乡镇企业影响至深。首先是具有地方主义色彩的集体主义经济文化。乡镇企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跃进”时期的社队企业,因而与地方政府颇有渊源,地方政府往往介入极深,即使是非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也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地方政府往往运用各种手段为乡镇企业提供产权保护、资源、市场、信息和指导,这种集体主义经济文化对于乡镇企业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监管作用巨大。其二是家族文化。有学者认为乡镇企业“是家族文化之上成长起来的中国式企业组织,是缺乏明晰(私有)产权界定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家族文化的关系、信任资源和向内的凝聚力在企业成长上的作用。”[8]经济内涵是家族文化的核心结构,有时地方政府本身也被作为家长角色或合作伙伴纳入信任与合作关系。在市场不完善的过渡经济中,乡镇企业往往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和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于是,家族文化为乡镇企业提供了相对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联系。[9]其三是与上述两种文化密切相关的、以各种乡土社会关系为载体的传统工商业文化。历史和地域差异导致了传统工商业文化的各种亚文化类型,对于乡村发展模式的形成具有核心作用。如珠江三角洲多华侨回乡投资创建的企业,江浙多“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苏南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差异就可以从地域亚文化的角度来探究。但大体说来,三地差异微妙,共通之处居多:三地都临海背陆,交通便利,外有近现代发展之窗香港及东南亚,内有中西部广阔腹地;工商业历史悠久,以乡土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工商业网络遍布海内外;民尚“工商皆本”且善于经营,具有强烈的外出创业冲动和眷顾乡土之情等。因此,三种亚文化属同一个较高层次的亚文化类型——东南沿海型,与内陆区域的亚文化类型形成鲜明对照。

(三)乡村的人力流迁与人文资本的生长

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必然从乡村挤出大量的过剩人力,流往乡镇企业或城市以寻求就业机会。中国目前的乡村人力流迁,对于乡村人文资本结构的重组和现代化转型至关重要。人力流迁改变了乡村人口的地域分布、产业分布、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使人文资本结构实现重组。据中国权威机构在全国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大约有15%的乡村劳动力在乡镇之外流动,其中有近1/3流往沿海地区,2/3在内地流动;有将近一半的人常年在外,其余则为季节性外出;流迁人力主要从事一般劳务,极少数(约10%)有一技之长或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才,涉足技术和管理等高级就业领域。[10]与发展经济学流行的假设不同,中国乡村人力流迁的决定性因素并非经济因素——外出预期收入与不流动所获实际收入的比较,而是取决于人力内在的人文资本结构,因为大多数流动者为35岁以下的青壮年,文化程度较高(65%为初中以上),且不少人具有某些技术专长;流动者多依靠亲朋故旧的引荐或带出,所得就业机会也大多与此有关。这说明乡村人力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人力素质)、社会资本存量(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资本(经济理性、现代观念)决定了其流动的概率、时间特征、流向、流迁范围、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社会阶层等。

人力流迁对人文资本结构的重组不仅是对既有人文资本要素在时空意义上的再配置,而且是对人文资本结构在本质发展意义上的改造。流迁意味着人力与新的信息、知识、技能、新的社会群体和生活方式的接触与融合,这必然导致新的人力素质、新型的社会关系及现代意识的形成,从而产生人文资本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伴随着乡村人力流迁而涌现出的新一代农民企业家和私营业主、新的社会关系组织形式、新的竞争观念、契约文化和经济理性,直观地呈现出乡村人文资本正在发生的部分质变和结构转型。

人力流迁是乡村人文资本自我组织、自我生成、自我积累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畅通有效的流迁可以为人文资本的供给与更新提供引导和激励。然而中国目前的乡村人力流迁机制的运转并不理想:城乡隔绝依然存在,乡村人口户籍变更的限制颇多,城市对流动人口排斥亦很严重;城乡一体的劳动力要素市场阙如。这样一来,人力流迁的交易成本就居高不下,而且流迁人力的城市化率较低。然而,过度流迁现象与要素市场的欠缺和流迁阻滞却是矛盾地共存着。这种乖谬现实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农业自1984年达到潜力挖掘的某种极限之后发展迟缓,而日益失去吸引力,人力流迁的机会成本相对降低;另一方面,市场不成熟,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幼稚,使乡村人力的就业预期无法明朗,因此在流动人力的数量质量与就业机会之间形成巨大反差,于是过度膨胀的流迁规模导致了流迁费用的剧增、人力的误置、失业、浪费与转入地下经济。由此可见,人力流迁的良性循环以及人文资本自组织机制的完善决非一蹴而就。

四、乡村现代化:挑战、课题与启示

世界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一个人力资本时代,发达资本主义的重心已从物质财货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在日趋全球化的市场上,发展的竞赛必然意味着人力资本的较量,及不同社会和文化之间相互进行的阐释性的理解和选择性的接受。尽管中国自我发展型的体制转轨与西方推销的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休克”过渡具有本质区别,但若发展迟缓,尤其是人文资本结构现代化转型的滞后,则无疑会有被“国际化”卷入人力资本主义外围的危险。[11]为了迎接时代的挑战,作为一个以乡村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加快建设自己的人文资本基础设施,重中之重当然是乡村人文资本的积累。

从人文资本进化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中国乡村的发展仍是一种低度发展。尽管乡村人文资本结构的部分质变正在发生,但人文资本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仍然任重道远。我们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课题:一、如何有效提高人力素质?目前我国乡村劳动力的60%只具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但另一方面,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缓慢。而且在九年义务教育并非免费教育的情况下,乡村社会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使得乡村人口平等受教育的机会难以保证。二、如何形成乡村人力自由适度流迁转移的机制?乡村的“农业病”对人力的非常挤出与城市对农村人力排斥问题一直存在,乡镇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缓解了这一问题,但乡镇企业必然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方向转变。据权威机构估计,本世纪末农村劳动力总数在4.5亿左右,农业部门可容纳的至多2.2亿,而目前全国性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却远未成形。三、小农制与家族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过程?先进国家尤其是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实践证明,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小农的消灭,传统小农可吸收现代要素和经营方式转变成现代小农,但中国目前的双层经营体制并未妥善解决小农与集体在土地制度与利益分割等方面的龃龉,再生的“小农”何去何从,前景不明。家族文化对非农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家族文化也使乡镇企业面临着难以逾越的成长障碍,控制权问题和内外有别的用人制度、裙带关系、非制度化管理,都严重影响企业的规模扩张和长期生存。[12]

传统观点仅仅从物质资本扩张、市场制度完善和财富增长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发展,往往忽视了人文资本的存在及其极端重要性。然而,发展本质上是人本身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人文资本的进化——人的素质和技能日益提高,人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生长,都只能取决于人自身及其社会的成长、学习、继承与创新,因此,发展的过程不可能是机械性的过程,而是一种类似于生物生长和进化的过程。[13]

以这种人文视野的发展观来重新审视新中国乡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人文资本的生长进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源,而人文资本的积累过程体现为制度变迁与人文资本结构的互动;制度变迁唯有依托于社会既存的人文资本,尤其是批判地继承其中作为社会特质和文化根基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并激活人文资本自我生长进化的内在机制,才能促进社会持续稳定地发展。邓小平时代发展的奇迹关键在于继承毛泽东时代乡村人文资本的遗产并通过改革开放推陈出新。未来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乡村人文资本结构趋向现代化的进一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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