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际体系转型：历史演化与结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体系论文,结构论文,历史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8年以来，国际体系转型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①然而，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尽管国内学术界已经在问题意识上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即普遍认为目前的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但是对于变化的性质及程度、变化的原因及影响等问题，依然存在重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国际体系转型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特别是现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处在适应性调整之中，全球化下国际体系的主体、性质、规则及其运作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国关系也将展示全新的面貌”。②有的学者则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主要是指体系内大国力量对比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③对于变化的程度，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正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④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体系的转型仅处于起始阶段。⑤相对于在国际体系转型的性质及程度上的分歧，在转型的原因及影响方面，国内学界的共识程度更高一些。大部分学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和美国等传统大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导致了国际体系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将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
与国内学术界对于国际体系转型问题的热议相比，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要远为冷清。笔者从谷歌学术网(www.scholar.google.com)检索“国际体系转型”的英文对应词组“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ransition”(或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ransformation)，发现能够找到的相关英文学术文献非常少，而能够获取的大量文献多是与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这一主题相关。⑥这似乎表明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占据相当学术话语空间的“国际体系转型”这一术语并没有被西方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在大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国际体系的变化就是权力转移或者主要表现为权力转移。而美国海军战略学院基金会2010年举办的战略论坛也可以间接印证这一点，尽管论坛使用了“全球体系的转型”这一术语，但实际探讨的仍然是“美国正在衰落”(we are smaller)这样一个权力政治的话题。
因此，对于目前国际体系的变化问题，不仅国内学者之间存在分歧，中外学术界在认识上也不尽一致。尽管如此，有一点学者们基本形成了共识，即均把当前国际体系所发生的变化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联系起来，而中国的崛起将给国际体系尤其是其所处的东亚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带来怎样的影响，体系内的其他行为体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处理与体系内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中国将以和平方式崛起还是以非和平方式崛起等成为学界关注与探讨的核心问题。然而，依此分析，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西方学术界早在21世纪初甚至20世纪末就开始了有关东亚崛起和中国崛起问题的探讨，⑦可以说，近十年来该问题一直在主导着东亚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东亚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如何理解“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实际涵义？对中国、对其他行为体究竟意味着什么？结合国际体系理论层面的探讨，本文将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沿着历史的脉络对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问题进行分析。
国际体系及其转型的涵义
所谓体系，至少应包含两个要件：一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二是单位之间已经具有足够强烈的互动，从而使之具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边界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而所谓转型，则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转型的主体问题。国际体系或东亚国际体系等次国际体系的转型主体虽然我们可以顾名思义地说是国际体系或东亚国际体系，但由于体系是一套包括结构成份在内的相互影响的单位，⑧因此，探讨体系的转型与如何认识体系的本体要素以及由本体要素构成的结构要素等问题有关。二是转型的起点与方向问题，即体系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问题。不同的理论范式所看到的体系要素及其结构不同，因此，在体系的转型问题上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在现实主义看来，构成国际体系的本体要素只有国家，而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权力上的对比或分配结构，因此现实主义认为：“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各单位权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的。”⑨国际体系的转型也就主要表现为大国间权力对比结构的变化。
与现实主义不同，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也认为权力结构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同时也强调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国际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诉求，其行为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autonomous)，因此，国际体系的本体要素不仅包括国家，而且还包括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依此，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也是体系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体系内，除权力结构外，国际制度也能“塑造”国家间的互动。⑩国际制度不是由强权国家创造并为其服务，因而最终是一个依附于权力结构的“干扰性”变量，而是一个独立于权力结构的“独立性”变量。既然国际体系的结构不仅包括权力结构，而且还包括制度结构，那么，国际体系的转型在形态上也就不仅表现为权力结构上的变化，还表现在制度结构的调整、制度的性质及其疏密程度的变化上。
尽管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体系的要素及其结构认识不同，但他们都是基于物质主义(materialism)的本体论，即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权力或“权力+制度”等物质性要素构成的一种物质性结构。与此不同，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一种基于观念主义(idealism)的观念结构而非物质结构，观念结构是被掩盖于权力结构之下的深层结构，是使物质结构具有意义的社会性结构。因而，尽管温特也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但由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可以建构的观念结构，所以国际体系便具有了可以建构的“进程”的性质，而这一点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张又具有相通之处。(11)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体系的转型在根本上应该表现为观念结构的转型。
上述三大理论范式对国际体系的本体要素、结构及其转型的认识可总结如下表：
各理论范式在国际体系转型问题上存在的认识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对构成体系的本体要素、体系结构的特征与性质等方面的认识不同所致。秦亚青主张，分析和观察国际体系的转型问题必须从体系的本体要素与结构要素两个层面入手，从国际体系的本体变化和国际体系的内部变化两个方面进行。(12)尽管本文认为，国际体系中的观念结构只是一个通过权力结构和制度结构才能发挥作用的非独立性变量，但仍然承认，秦亚青从本体要素和结构要素两个层面对国际体系进行高度的抽象后所提出的观察国际体系转型问题的框架，是一个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的理论工具。依据这个框架，国际体系的转型在理论上可表现为本体要素的变化、权力结构的变化、制度结构的变化以及观念结构的变化等，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要素的变化在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表现的并不一致与同步，从而使得国际体系的转型具有了时代和地域上的特征。
对于国际体系的转型，林利民认为，自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转型起始于16世纪前后，完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内容表现为“国际体系由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化为整体的全球体系”；第二次转型起始于1900年前后、结束于2000年左右，基本内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型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型体系转型”；而当前正在进行着国际体系的第三次转型，主要表现为“美国主导或者说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已难以为继，新的国际体系将向东西方共主方向转型”。(13)
起始于1500年前后的转型的确具有一种从分散的地区性体系转型为全球性体系的特征，但这次转型不仅仅是一个全球体系产生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于欧洲首先确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modern nation-state system)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逐渐扩展至世界各地，取代了东亚的朝贡体系、中东的帝国封建体系以及非洲和南美洲的部落国家体系，因此，这次转型不仅是一个碎片化的全球体系转型为一个联结性的全球体系的过程，而且还表现在体系本体要素的变化上，即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本体要素——现代民族国家得以确立、并向全球范围内扩展，成为了国际体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正因如此，布赞(Barry Buzan)认为这一过程结束的时间节点不是1900年前后，而是1945年前后。(14)1500年之前全球体系之所以没有形成，是因为各行为体的互动属于一种前现代安全互动机制(pre-modern security dynamics)，它是在多样而彼此分离的体系中展开的，彼此之间的互动还不够强烈到足以产生一个全球体系。(15)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促进全球体系形成的原因归结为航海、军事和工业领域的技术变革等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民族主义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的出现，正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更为先进的政治组织的诞生，使得社会资源能够得以进行更有效的组织与动员，进而促进了国家能力的生长，使得地区间的互动以及全球体系的产生成为可能。
如果说国际体系经历了如上所说的两次转型，那么两次转型又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呢？林利民认为，这两次转型均“充斥着由大国主宰世界的大国政治和‘霸权主义’……是‘泛欧’大国不断争霸的过程。……皆充斥着争霸战争和长期国际动荡”。(16)这的确是“历史的真实”：从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在欧洲的确立到荷兰、英国等殖民大国的崛起，从法、德、奥、俄等欧洲大国的争霸再到美国主导局面的形成，战争手段成为了国家间互动的主要方式。也正是这些“历史的真实”构成了现实主义理论范式被抽象出来的事实基础，而基于“历史的真实”抽象出的理论反过来又成为了观察和预测未来的指导工具。做为现实主义学者，无论是提出权力转移理论的奥根斯基(A.F.K.Organski)、还是提出长周期(long cycles)理论的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或是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戴尔·考普兰(Dale C.Copeland)等，都在基于不同的经济增长率或技术的进步而产生的权力结构的变化，与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的不稳定之间建立了普遍性的联系。(17)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国际体系的历史转型在本体上表现为帝国封建国家、族群国家及部落国家等政治行为体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在结构上则主要表现为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的变化。前者主要体现为欧美大国之间权力的消长，而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强调主权、竞争的现实主义观念被提出、传播、接受并逐渐走向强化，至于制度结构，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并不存在。
如果说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进行着第三次转型，那么这次转型是否仍会沿袭过去转型的轨迹、遵循着现实主义的逻辑进行呢？对于这一问题，虽然目前尚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但至少我们可以从欧洲此次国际体系的转型实践中获得新的启发。在两德统一引发欧洲地区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欧洲的局势依然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是什么因素阻止了欧洲历史的反复、抑制了以欧洲的历史为基本素材而提升出的现实主义逻辑没有在现代的欧洲应验呢？有学者将其原因归结为美国的外部制约作用(18)或欧洲各行为体围绕着德国的统一而形成的新均势等，(19)但以制度的建构和观念的转换为代表特征的一体化过程对于保持转型期中的欧洲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我们虽不敢断言，国际体系的内部结构在具有了除权力结构之外的制度结构之后，就一定能够避免由单一的权力结构构成的国际体系在转型时常常发生的冲突与动荡，但制度结构的存在至少会对权力结构的变动产生缓冲作用。权力结构是一种刚性结构，因实力的转移而发生的体系转型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而制度结构是一种弹性结构，其伸缩功能能够对那种冲击力起到缓冲、吸收或瓦解作用。至少当代欧洲的历史发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这一点。问题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制度结构的生成和观念结构的转化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欧洲的当代史证明，制度结构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瓦解和吸收因权力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张力，但并不能证明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时，一定会伴随着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的转化。因此，探讨国际体系的转型问题不能单纯停留在结构层次上，更需要突破结构层次，深入到单位层次，(21)探讨体系转型过程中各行为体的政策选择，因为正是各行为体的政策选择决定着体系的制度结构是否会产生变化，进而决定着体系转型的轨迹与类型。
东亚国际体系及其历史演化
学术界普遍将存在于19世纪末之前的东亚国际体系称为朝贡体系，这是一种怎样的体系呢？有的学者称其为“华夷秩序”，有的学者称其为“朝贡制度”，有的学者称其为“天朝礼仪体制”，还有的学者称其为“中华世界帝国体系”、“册封关系体制”、“中华世界秩序”以及“中华帝国朝贡贸易体系”，等等，(22)但这些描述性的术语并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朝贡体系的本质。因此，我们可依据上文确立的考察国际体系的框架来解读存在于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
首先，朝贡体系的本体构成要素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族群国家或是族群政权。一般认为，朝贡体系起始于先秦、确立于汉唐、充实于宋元、成熟于明清。(23)伴随着西方列强通过殖民开拓将民族、民族主义思想带至东方以及西方殖民体系的崩溃，东亚地区逐渐构建起民族国家，在此之前，存在于东亚地区的政治组织基本上是以族群国家为主，尽管处于东亚大陆中心的中国更多展现出一种文化国家的特征。因此，朝贡体系是以族群国家为本体单元而构成的国际体系。族群国家与民族国家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公共文化是否存在以及政权的疆界是否确定，而族群国家体系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疆界的变化与不确定性”。(24)在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由族群国家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国家的边界问题成了影响彼此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一问题至今依然存在。
其次，就朝贡体系的内部结构而言，东亚大陆中心地带所具备的良好自然条件，使得位于此地的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便具有了中南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琉球列岛上的政权所无法企及的实力，因而体系的权力结构呈现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单极性特征。虽然日本长期游离于朝贡体系之外，与这一国际体系的关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25)但受贫瘠的自然条件、狭小的国土面积等因素的制约，日本在农业文明时代除偶尔骚扰外，无法从根本上挑战与撼动中国的中心地位。
从文化观念结构上看，基于中原地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而创造出的儒家文明也使得位于边缘地带的族群政权和民众十分敬仰，并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进行了输入，从而在东亚国际体系内形成了一个以儒教文明为精髓的同质观念结构，即俗称的“儒家文化圈”。(26)单极特征的权力结构与同质文化观念结构的共同作用，促使处于东亚大陆中心的中国与周边政权之间形成了以“朝贡-册封”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安全制度结构。尽管以庄国土为代表的学者否认朝贡制度和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的存在，(27)但朝贡制度作为规制中原王朝与周边族群政权之间关系的制度性机制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只不过这一制度并不是于所有时期、在所有双边关系上表现的完全一致与均衡而已。以滨下武志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朝贡体制只不过是为了实利而形成的一种贸易制度，(28)但这种观点难免有些以偏概全。朝贡仅仅是为了贸易可能在日本与中原王朝关系的某个时段上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并非中原王朝与周边族群政权之间的一个普遍形态，周边国家来中原王朝朝贡更主要的还有一个国家安全与国内权力合法性获取方面的考虑，(29)即使是间歇参与朝贡体系的日本也曾有过类似的考虑。(30)因此，“朝贡—册封”在本质上更应该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在政治安全关系上的制度安排。以今天的国际关系原则和主权观念来看，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中原王朝、尤其是处于统一状态下的汉、唐、明等与周边族群政权之间在实力以及文化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这种不平等性。尽管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是不平等的，但在当时则是朝贡双方都愿意接受的一种秩序安排，做为朝贡方的日本、朝鲜等还曾试图将这种秩序进行复制。以“礼”、“仁”等儒家思想为核心理念构建起来的东方古代国际秩序蕴含了许多与源自于西方的当代国际秩序原则所难以统合的价值标准。(31)
朝贡体系从汉代确立一直到19世纪末期，持续了两千余年，当然其覆盖的范围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同。19世纪末期东亚国际体系迎来了第一次转型。此次转型主要起因于体系外部的冲击，不仅仅是来自于西方势力的冲击，而且还包括来自于长期游离于朝贡体系之外的日本的影响。从转型的表现来看，体系的本体构成要素以及内部结构均出现重大的调整与变化。首先，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开拓，西方的文化和思想强烈地冲击了东方古老的国家和人民，民族、民族主义和主权等观念逐渐传入并被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从而开启了东亚地区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捷足先登，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国家紧随其后。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东亚地区的国家均经历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从族群政权进化为现代民族国家。(32)
东亚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也是体系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过程。由于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体系内秩序的主导权力由中国转移至日本。与此相伴的是，朝贡体系内原有的“朝贡—册封”等制度结构以及华夷之别、尊卑有序的观念结构也开始了解构的过程，越南、泰国、流球和朝鲜等朝贡国与宗主国中国之间的制度安排纷纷解体。在西方人看来，东亚地区并不属于西方主权平等的国际法规则所适用的地区，而在日本人看来同样如此。虽然日本接受了西方的国际法观念，但它并没有也很难将其用于构建新的东亚国际秩序上，文化优越性的缺失又使得它不能对东亚原有国际秩序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成分进行合理地吸收，(33)导致日本虽然具备了主导秩序的权力，但却无力为东亚地区提供一套可为地区其他国家所接受的制度安排。“大东亚共荣圈”方案带有明显的旧体系的痕迹，无法被同样接受了民族、主权平等思想的东亚其他国家所接受，于是武力政策便成了日本在东亚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对周边国家的主要互动方式，从而使得东亚地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动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事大佑小”的传统政治观念逐渐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政治观所取代。脱离朝贡体系的朝鲜曾试图寻求独立，但最终也未能逃脱被殖民的命运，越南、琉球等则直接沦为了殖民地。
在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动荡之后，东亚国际体系被纳入了由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美苏之间的互动强烈地影响着东亚这一次区域体系内各单元之间的互动，地区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被两极对抗所左右，地区事务议程被世界性大国的议程所取代。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体系在权力结构上主要表现为美苏及其同盟集团之间的均势结构，观念结构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结构，制度结构主要表现为对立性的双边同盟机制的安排，覆盖地区范围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等多边性机制稀薄。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苏联的解体，覆盖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体系崩溃，地区范围内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频率和强度提高，东亚国际体系的次区域性轮廓再次显现。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在崛起，而美国及日本的影响力相对下降，因此，体系内各行为体之间的权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冷战时期曾经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走向弱化，但由于领土争端、民族统一问题以及历史伤痕等因素依然存在，民族主义的对立情绪又有重燃之势。在东亚地区体系的权力结构、观念结构呈现出如上发展趋势的同时，覆盖东亚地区的制度机制，尤其是安全制度机制仍未得到足够发展。处于如此情势下的东亚地区体系将何去何从、向何种状态发展？
东亚国际体系的当代转型及地区秩序
探讨如上问题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东亚地区体系的权力结构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第二，权力结构的变化将会引发相关行为体的政策发生怎样的调整？是否会带动地区体系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的变迁？第三，国家间的政策互动将推动东亚地区形成一种怎样的地区秩序？
有现实主义学者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正在发生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34)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将不可避免，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实现。(35)随着中国的崛起，其战略目标也将会扩张，必将像美国那样寻求地区霸权，而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美国将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对付中国，中国周边的国家也会因害怕中国崛起而加入到美国领导的遏制中国的阵营，因此中美很有可能会卷入到具有巨大战争风险的安全竞争中，(36)东亚也即将进入一个竞争的时期。(37)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会遵循如上的逻辑演进吗？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美日的相对衰落，东亚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结构正在发生调整和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变化离所谓的权力转移发生的临界点还相距甚远。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预测，以购买力平价基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于2020年左右超过美国。(38)中美之间即将发生权力转移的观点正是依据这一预测得出。但是，国际政治中的权力结构并不能单纯以行为体之间的GDP对比来衡量，国家权力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总量，还取决于影响经济总量转化为国家影响力的经济结构、发展方式以及人均GDP等要素；而且，不仅仅取决于经济要素，还包含军事、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即使中国的GDP总量在2020年左右可以比肩美国，但人均GDP仍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而由于受到军事技术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实力还难以转化为在全球或地区的军事影响力。(39)因此，虽然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数十年的快速发展，但其实力还是有限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权力转移。(40)
在这种权力结构下，体系内各行为体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体系秩序的演化方向。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一直倡导和平的外交理念，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再到“和谐世界”，无不体现出中国外交的和平价值取向。这不单纯是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号，也体现了中国新的外交哲学。在这一外交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在领土纠纷、海洋划界等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和平取向、相互磋商”、而不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政策。2002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签署《南海各方行动宣言》；2003年，就东海问题启动了与日本的磋商；2004年，中俄签署《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议》，和平解决了中俄之间的所有边界问题；2009年，中越签署《中越陆地边界勘界议定书》、《中越陆地边界管理制度协定》等文件，和平解决了两国的陆路边界问题；2005年，中印签署《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
中国之所以采取如上的政策，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意看到这些问题成为影响中国持续发展和地区秩序稳定的干扰因素。虽然中国认为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合理性，但从总体上而言，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正是在这一秩序下中国实现了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融入了现行的国际体系，并形成了对它的高度依赖。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保持在65%以上。(41)虽然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大国由于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从而不会产生对国外市场的根本性依赖，但是中国经济总体上高速增长的背后，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却又表现为较高程度的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阶层分化，这严重制约着国内消费市场的开拓，而且由于产业结构分工和技术发展差距等因素的存在，在某些领域内还存在着进口依赖。因此，今后一定时期，崛起中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将会是现行秩序的维护者，至多是修正者而不会成为挑战者。从中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参与程度也可以感知到这一点。
一般而言，大国由于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在外交政策选择上受到的制约较少，因而常常表现出单边主义的偏好。中国也曾对国际组织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已经逐渐调整了对国际组织的政策，表现出全面而积极的参与态度。(42)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就达到了52个，参与的非政府间组织则达到了1163个，(43)就参与的数量而言，接近了发达国家和世界其他大国的水平。(44)在东亚地区，积极参与地区国际机制的构建已成为中国的一项战略选择。(45)中国不但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合作与对话进程，倡导并推动东盟“10+3”机制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参与具有第二轨道性质的东北亚合作对话(NEACD)，而且还主导了旨在解决朝核问题和其他地区安全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如何应对因中国的崛起而引发的东亚地区格局的变化便成为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课题。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但使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而且还会动摇自己的联盟体系。(46)对了防止崛起的中国追求地区霸权，美国首先强化了其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联盟体系，如开始强化美日联盟，并将其转型为可介入日本周边安全事务的地区性联盟。2004年开始强化美韩联盟，并将其由专注于朝鲜半岛安全的防守性联盟转型为可介入半岛之外安全事务的进攻性联盟。近期，美国又以南海问题为支点强化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美国此举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加强对盟国安全政策的影响，防止其“脱轨”；二是通过对联盟资源的掌控，牵制中国的崛起，进而控制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进程。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战略不仅仅表现为遏制，在强化联盟体系牵制中国崛起的同时，美国还在双边层次上加强了与中国的战略沟通机制。如2005年启动了中美战略对话机制，2009年又将这一机制扩展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大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已经加入了众多的国际组织，这将会促进中美之间的交流、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47)乐观的建构主义者也认为，随着对各种国际组织的参与，中国的战略文化也将会发生转变，将会接受国际上的行为规范，参与和规范转变的互动将会形成这样一种机制——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越深，寻求国际组织所具有的普遍交感(universal consensus)的信心和期待程度就会越高。(48)但是美国对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持有一种明显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期待这种参与能够将中国“社会化”，使中国接受更多的国际规范的约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另一方面它又担心中国的这种参与会导致其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因此，美国更希望中国参与其所能够控制或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其不能控制或主导的地区国际组织和地区机制的中国参与问题上，基本持警戒的态度，而对于中国主导的地区机制，基本持掣肘的态度。实际上，中国并不能主导和控制东南亚地区合作的进程，但看到中国对东盟的影响日益提高之后，美国便调整了先前相对超然和消极的态度，也积极介入了东南亚地区的合作进程，其意在于平衡中国对东盟的影响。同样，六方会谈是迄今为止东北亚地区唯一一个政府间的多边安全合作与磋商机制，在其运行过程中，美国屡施羁绊，最终使其运行不畅。
面对体系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中美两国的互动态势，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也都做出了各自的政策选择。日本是对中国的崛起较早做出反应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日本“失去的十年”等因素使得“中国威胁论”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就在日本出现，其所带来的直接的政策反应就是推进军事大国化并强化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而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对立的民族情绪等因素的存在更为日本推进如上政策提供了直接的借口和动力。但是在安全上强化与美国合作的同时，日本又不得不考虑如何安排与中国的关系，因为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为日本过剩的资本和商品提供了难以替代的市场。如今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日本向中国出口额达到1767.3亿美元，贸易顺差223.6亿美元，而同年日本向美国的出口额度则为1235.5亿美元。(49)为了稳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日本在双边层次上加强了与中国的高层对话，2007年中日双方启动了经济高层对话机制。
日本虽在经济领域是一个发达国家，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提升其国家的影响力，无论是全球多边机制还是地区多边机制，日本基本都持积极的参与态度。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六方会谈这样的地区机制的构建和运行中，日本的目标是尽可能避免被排斥在外，并不奢望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对于东亚地区其他的多边机制和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日本则希望能够发挥主导作用。这一点从日本对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以及东盟“10+3”等机制的参与，以及东亚共同体构建方案的率先提出等方面都可以看到。日本希望通过参与地区多边机制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也期待地区多边化机制对崛起中的中国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
面对中国的崛起，韩国的外交安全政策也面临着一种困境，而且这个问题还同韩国的国内政治纠结在一起，从而展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运行态势。相比日本，韩国更为积极主动地强化与美国联盟关系，而在李明博之前，韩国政府则表现出相当的克制态度，从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参与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派兵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韩国学术界和政界围绕着转型时期的外交安全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是坚持联盟外交还是走向自主均衡外交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50)有的学者认为，为了营造有利于民族统一的环境，韩国应调整韩美联盟走向均衡外交；而有的学者认为韩国已经在经济上形成了对中国的依赖，不能再在安全上形成对中国的依赖，否则韩国将彻底失去战略支点，因此韩国应该依靠韩美联盟来管理韩中关系，在维系韩美联盟的基础上，逐渐提升韩中关系。(51)李明博政府上台之后，韩国的外交安全战略基本上沿袭了后一种思路，修复与强化韩美联盟、提升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是这种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
韩国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其外交也表现出一些中等国家外交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偏好多边主义、倚重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等。(52)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参与上，韩国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并将其作为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平衡地区大国的一个重要手段。除在朝鲜半岛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和运行中试图发挥主导作用之外，在东亚地区其他的多边机制中，韩国的参与目标是希望做到与中日平起平坐，并希冀借此约束中国和日本。
面对中国的崛起，东南亚国家由于各自所处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相对谨慎，其他国家则基本采取接触与防范(engagement and hedging)并行的两面政策，这在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对华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对华政策中表现得相对模糊。(53)接触主要通过两个层次进行，一是通过双边层次的交流和经济合作稳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二是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等多边机制，以集团优势和制度机制引导和制约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政策。防范主要表现为维持与美国有节制的防务合作，借助美国平衡中国。(54)东南亚的政治安全态势不同于东北亚，与日韩两国的联盟战略相比，在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上，东盟各国更希望维持一种较低水平的、有节制的合作，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的互动中，东盟各国更希望发挥集体协商的优势，以实现“小马联合拉大车”的目标。
上述行为体政策之间的互动决定着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方向和地区秩序。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在强化其与日韩联盟关系的同时，还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而日、韩、东盟等国也不同程度地借助与美国的合作以平衡中国的影响。但是，东亚地区秩序不会走向中国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合作体系的对抗，有三种因素抑制着地区秩序向该方面的演进：其一是中国以和平为价值取向的克制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其二是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其三是其他行为体与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的沟通与协调机制的建立。前两种因素将在一定程度上使周边国家不会不顾忌对中国的刺激而一味地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后一种因素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双边联盟体系的强化所产生的张力。因此，伴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动，东亚地区将展现出美国与日韩的联盟体系、美国与东南亚国家有节制的防务合作，以及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双边或多边间相互沟通与协调等结构并存的格局，而美国的主导优势犹存、中国的崛起仍需时日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搭便车”和警戒双重心理等因素的存在，决定着这一格局将维持一个较长的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东亚国际体系的制度结构将会逐渐发生变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各行为体在地区多边机制构建的主导问题上仍存在着竞争或警戒心理，但对地区多边机制的构建基本持积极的态度。因此，各行为体将会在地区多边机制的构建上找到更多的契合点与合作空间，(55)覆盖地区范围的多边机制的密度会逐步得到提高，这是当代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而随着东亚各国彼此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和多边机制的构建与成熟，彼此之间的交往程度将会加深，相互理解的程度也将会得到增进，但由于现实和历史问题的存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将很难在短期内淡化，甚至还会有因国内政治的需要而被强化的可能，因此东亚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转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以“朝贡”为主要特征的东亚国际体系在持续了两千余年之后于19世纪中后期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变局”中，东亚国际体系的本体要素由族群政权脱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而伴随着相互间实力对比的消长，长期规制彼此关系形态的观念和制度性安排也发生了解构，战争和动荡也成为这一转型时期地区秩序的主旋律。二战后，东亚地区体系被两极体系所覆盖，失去了自身的特性。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日东亚地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东亚地区将向何处去？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处理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安排地区秩序呢？以韩国为代表的曾处于朝贡体系下的国家对此十分敏感，担心崛起的中国会重新复兴朝贡体系，以凯洛林·庞芙瑞(Carolyn W.Pumphrey)和马卡比·克礼(Macabe Keliher)等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则公开提出了这种主张。(56)而康灿雄(David C.Kang)也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衰弱导致了东亚地区的动荡，而当中国强大而稳定时，亚洲的秩序则是稳定的，因为周边国家会采取追随而不是制衡中国的政策。(57)但是东亚地区体系不可能重新回归至朝贡体系。从根本上而言，朝贡体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尽管在古代的东亚地区有其存在的条件，但在主权、平等的国际法理念已经被普遍接受的今日，朝贡体系下国家间关系的安排法则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历史虽难以倒退，但东亚的转型也不会如欧洲那样，一体化的进程在启动数十年之后，体系的本体要素即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迄今为止，大多数的学者仍然认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还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的‘虚幻愿景’”。(58)因此，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体现为结构层次上的变化，其中主要是权力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变化，对权力结构处于变化状态下地区秩序的关注便成为学界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
从欧洲的历史经验来看，大国的崛起常常会伴随着“极化”(polarization)现象，即围绕着体系内最有影响的国家形成同盟集团，如果地区体系被“极化”后形成两极格局，那么体系内同盟集团间的主要互动方式则是竞争与冲突，(59)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地区格局的演变均演绎了这种逻辑。
东亚地区将向如何发展呢？现实主义思维范式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学术界基本是以权力政治的框架在观察着东亚地区的转型，基本的情绪也是悲观的，认为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很少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60)但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则更为多元，除使用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研究之外，还渗透着自由主义或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的研究，此外，使用建构主义视角、将国际体系纳入一个“进程”框架来理解以及运用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理论进行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均为存在，(61)对东亚地区前景的基本看法也是倾向于乐观的。
理论并不能完全预测未来，未来也不会完全重复既往的所谓规律，单一因素很难决定政治运行的方式。(62)未来的地区秩序不仅受到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更是地区体系内各行为体之间政策互动的结果。观察近年来东亚地区各国的外交安全政策可以发现，欧洲的历史经验或亚洲的历史模式似乎都难以在当前的东亚地区应验。周边国家既没有追随崛起中的中国，也没有完全站在遏制中国的立场上，大多数是采取了防范与沟通并用的两面战略，我们不能否认日益深化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
直至目前，中国的崛起并没有改变冷战后东亚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一元安全格局，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通过对其东亚联盟体系的调整，加强了对盟友的控制，而东亚地区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本身所具有的“不正常国家”和“分裂国家”的性质也为美国提供了操作上的便利，同时中国仍在坚守着不结盟和不干涉内政的两大外交战略原则，在努力寻求着中美关系的稳定。(63)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长，这一秩序是否会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将取决于两种因素：第一，美国的联盟体系是否会照顾到中国的安全关切；第二，多边机制是否具有足够的协调力量平衡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联盟体系。如果美国继续目前的安全战略，则会刺激中国一方面对自己的外交安全战略原则寻求突破，另一方面会加大使用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加强对日韩等国安全政策的影响，而不是现行的消极等待其调整安全政策的战略，这会促使处于中美之间的日韩等国内部进一步产生龟裂，从而使影响东亚地区稳定的因素增加。
因此，为从根本上避免东亚地区因权力转移的发生而引发地区动荡与冲突，美国首先要照顾到中国的安全利益和安全关切，明智而有节制地使用其权力，(64)而不是一如目前的张狂无度；其次，美国要调整其对东亚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抵制或掣肘的政策，推进东亚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发展，而日韩等国也要相应地调整目前的以日美同盟和韩美同盟为轴心的安全战略，使自己的安全战略更加均衡且具有多层次性，而非目前机械而单一的模式。如此，东亚地区或许能够摆脱过去转型的逻辑与规律，走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
(作者对两位匿名评审专家中肯而到位的修改意见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①2008年以来国内几个重要学术机构相关主题研讨会的召开对“国际体系转型”研究的升温具有明显的助推作用。2008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年会召开，数位学者发表了与国际体系转型相关的论文；2009年4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召开了主题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体系转型”的研讨会；2009年8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了以“国际体系转型与中非合作论坛展望”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2010年1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再次召开了主题为“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连续召开、著名学者对“国际体系转型”这一术语的认可和使用使其很快在中国学术界扩散开来并被广泛接受，从而在当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占据了相当的学术话语空间。
②宋玉华：《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5期，第88页。
③刘鸣等：《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各主要力量的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第19页。
④秦亚青：《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36页。
⑤林利民：《G20崛起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仅仅是起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第36页。
⑥虽然也有类似的提法，如2010年美国海军战略学院基金会主办的战略论坛(Current Strategy Forum)的主题就是“全球体系的转型”(The Global System in Transition)。参见The Naval War College Foundation,The Bridge,Volume 7,August 2010,p.1.
⑦Immanuel Wallerstein,"The Rise of East Asia,or the World-Syste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aper addressed at Symposium on "Perspectiv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ponsored by Projec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Meiji Gakuin University,January 23-24,1997; Tu Weiming,"Implication of the Rise of 'Confucian' East Asia",D
edalus,Vol.129,Issue 1,2000,pp.195-218.
⑧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3页。
⑩潘忠岐：《制度与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与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37页。
(11)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第6页。
(12)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13页。
(13)林利民：《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论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1页。
(14)Barry Buzan and Ole W
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5.
(15)Ibid.,p.14
(16)林利民：《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论析》，第3～4页。
(17)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Knopf,1958; 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
(18)赵怀普：《变与不变：美国对欧政策的历史考察》，载《美国研究》2011年第3期，第110～125页。
(19)徐敏：《试论德国统一与欧洲力量的均衡问题》，载《世界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第23～26页。
(20)孙晓青：《经济一体化和欧洲均势结构》，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11期，第30～36页。
(21)Hochul Lee,"China's Peace Equation:Rising China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paper addressed in The First Chinese Forum for Korean Peace,Co-sponsored by Fudan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Incheon,October 28-30,2011.
(22)李宝俊、刘波：《“朝贡一册封”秩序论析》，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第110页。
(23)李宝俊、刘波：《“朝贡—册封”秩序论析》，第111～112页。
(24)韩献栋：《民族、民族国家的构建与中亚国际体系的变迁》，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2期，第31页。
(25)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载《国际观察》2003年第6期，第60～66页。
(26)简军波：《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2页。
(27)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载《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第1～8页。
(28)滨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际的契机：朝贡贸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朝贡朝贡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版；万明：《15世纪中国与东亚贸易关系的建构》，载《明史研究》2003年，第165页。
(29)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72～87页。
(30)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第63页。
(31)茹莹、宫玉振：《东亚朝贡体系的文化内涵——与西方殖民体系的比较》，载《滨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51～56页。
(32)武心波：《“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载《日本学刊》2007年第3期，第22～34页；但兴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再诠释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第14～20页；蔡晓燕：《“朴定阳事件”与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载《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第69～71页；Wang Gungwu,ed.,Nation-Building:Five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5.
(33)赵国辉：《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转型期理念研究：以近代中日两国对国际法理念的接受为中心》，载王建朗、栾景河编：《近代中国、东亚和世界》(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5页。
(34)Fames F.Hoge,Jr.,"A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Making:Is the United States Ready?"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4,p.2.
(35)Ro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2000;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Thompson,"Power Transition,Challenge and the(Re)Emergence of China",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Vol.29,No.4,2003,pp.315-342.
(36)John J.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Current History,Vol.105,No.690,2006,pp.160-162.
(37)Aaron L.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1993/94,pp.5-33.
(38)EIU Data Service.http://www.eiu.com
(39)Robert S.Ross,"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Security Order",Orbis,Vol.54,No.4,2010,pp.525-545.
(40)Steve Chan,"Is there a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the U.S.and China? The Different Faces of National Power",Asian Survey,Vol.45,No.5,2005,p.701.
(41)项义军、杜春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动分析》，载《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年第10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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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David M.Lampton,Same Bed,Different Dreams: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1989-20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p.163.
(44)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7页。
(45)郭萍：《积极参与东亚国际制度建设是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12期，第43～46页。
(46)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Adjusting to the New Asia",Foreign Affairs,Vol.84,No.4,2003,pp.11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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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http://comtrade.un.org
(50)韩庸燮：《自主呢？同盟呢？：21世纪韩国安保外交的进路》，首尔：ORUEM Publishing House,2004.
(51)黄智焕(音)：《世界金融危机以后韩半岛安全秩序的变化》，[韩]东亚研究院：国家安保报告书，2011年2月，第7页；南昌熙(音)、李元宇(音)：《韩国的同盟网络扩大与韩中关系并行发展战略》，载《国际关系研究》2011年秋季刊，第27页。
(52)Aimee T.Kanner,The Impac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n the Foreign Policy Options of Small and Middle Power States:The Case of Argentina,Portugal,Spain and Uruguay,Coral Gables,Florida:University of Miami,2001,p.33; Andrew F.Cooper,Richard A.Higgott and Kim Richard Nossal,Relocating Middle Powers: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Vancouver:UBC Press,1993,p.18; Louis Belanger and Gordon Mace,"Middle Powers and Regionalism in the Americas:The Cases of Argentina and Mexico",in Andrew F.Coopre,ed.,Niche Diplomacy: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p.171.
(53)Denny Roy,"Southeast Asia and China: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7,No.2,2005,pp.305-322.
(54)Evelyn Gob,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The U.S.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Washington,D.C.: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Policy Studies,No.16,2005.
(55)贺凯(Kai He)用制度现实主义(institutional realism)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亚太地区政治的制度化，认为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相关行为体更可能采取一种新的均势战略——制度均势(institutional balancing)，即通过发起、运用和控制多边机制去抵制压力或威胁，并追求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参见Kai He,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London:Routledge,2009.
(56)Carolyn W.Pumphrey,The Rise of China in Asia:Security Implications,A Report of 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January 2002; Macabe Keliher,"The Rise of China",Feb.2004,http://atimes.com/atimes/others/rise-of-china.html
(57)David C.Kang,"Getting Asia Wrong: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7-85.
(58)郑先武：《“东亚共同体”愿景的虚幻性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4期，第53页。
(59)David P.Rapkin,William R.Thompson and Jon A.Christopherson,"Bipolarity and Bipolarization in the Cold War Era:Conceptualization,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3,No.2,1979,p.263.
(60)Fames F.Hoge,Fr.,"A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Making:Is the United States Ready?" p.2.
(61)杨洁勉：《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第6～12页；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第1～13页；卜翔国：《国际体系进程释义》，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00～102页；刘鸣：《以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理论解读国际体系转型》，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期，第48～55页。
(62)Robert Jervis,"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3,1991/92,p.40.
(63)Wangjisi,"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Foreign Affairs,Vol.84,No.5,2005,pp.39-48.
(64)Bruce M.Russett,Harvey Starr and David Todd Kinsella,World Politics:The Menu for Choice,Belmont:Cengage Learning,2006,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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