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总需求不足的财富分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配论文,财富论文,社会总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问题由来已久。在市场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总是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利用利率来解释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认为利率的调节终究能使储蓄等于投资从而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但是1929—1933年发生的全球性的大萧条引起了对古典经济学均衡理论的怀疑，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凯恩斯理论。
凯恩斯对储蓄和投资不能通过利率达到均衡提出了新的解释，根据他的解释，总供给和总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是偶然的，而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却是经常的，即“有效需求不足”是经常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分析了下述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一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它是指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其结果引起消费不足；二是投资边际效率递减，它是指人们增加投资时预计可以得到的利润率是递减的，这种心理作用使资本家对未来往往缺乏信心，从而引起投资需求不足；三是人们“心理上的流动偏好”，这是指人们总喜欢把一定量的货币保存在手边，以应付日常的、临时的和投资的需要。针对这三个心理因素，凯恩斯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对策，即有效需求管理理论。凯恩斯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保持了20年的极盛时期，60年代后期起，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通货膨胀、失业、资源供给紧张、收入分配失调等多种并发症，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被认为不足以解释如此错综复杂的病情。这也就证明凯恩斯关于总需求不足原因的解释并非完全正确。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需求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即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分析了产生经济危机（生产相对过剩，也即是总供给相对过剩）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存；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趋势并存。这时的“支付能力的需求”即为有效需求。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趋势源于何因？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及其规律时给了我们答案——是由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所致，即社会财富在分配时过多地倾向于资产者而过少地分配于劳动者，从而使广大的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减少。由此可见，马克思寻找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从收入分配制度入手的。
当然，不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他们的理论都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现实背景的。近几年，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也出现了较严重的总需求不足现象。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都是市场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中得到一些启示，进而分析我国近几年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对于目前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解释。
1.经济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所致（刘世锦，1998）。这种解释认为，我国这次经济回落的主要原因是“结构转换缺口”所致，即80年代与90年代前期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批经济增长点趋于平缓或衰弱，而新的能够有力带动经济成长的增长点尚未形成或不能发挥作用，于是，新老增长点之间的转换不能顺畅实现，出现了“缺口”问题。
2.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和发展中的结构变迁，导致一些主要的收入—投资、收入—消费等经济流程发生梗阻，从而使得总需求萎缩（周天勇，1999）。这种观点认为：（1）改革过程中间接融资渠道萎缩， 直接融资渠道不能有效地拓展，储蓄不能顺利地转化为投资；（2 ）资本有机构成、消费结构等的转换和变革，影响着收入、储蓄、消费和支出等流程，出现了收入与消费的流程梗阻。以上原因导致了总需求萎缩。
3.信用不足所致（茅于轼，1999）。认为信用不足阻碍了资金的流动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是导致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周期性的调整、生产结构、消费心理变化等多方面分析了总需求不足的原因。
对于以上种种解释，笔者基本同意，但是我认为以上种种分析并没有找到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而仅仅是表层原因，深层次原因其实在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
我国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人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有资料显示，在当今中国，仅占全国1‰的富人却占有全国居民存款总额的1／3； 而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杨宜勇，1997）。 我们还可以用国际上常用的基尼系数来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农村内部的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为1995年的0.34，17年中比初始水平上升了62 %， 即13 个百分点； 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也由1978年的0.16上升到1995年的0.28， 在17 年中上升了12 个百分点；1995年全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45 （国际上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较合适），比1988年的基尼系数高出7 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李实等，1998）。基尼系数的提高， 说明我国的社会财富在全国居民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均衡，这也许是我们近十多年来强调效率有余而注重公平不足的结果。这种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正是造成我国宏观经济中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第一，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消费需求不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的增长直接取决于收入的增长，改革20年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很快，但消费增长的速度不及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原因何在？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即社会财富分配不均。
首先，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收入差距太大使国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沉淀在少数富裕者阶层手中而不用于消费；另一方面，大多数中低收入者虽有消费欲望却由于收入过低而无足够的购买力，从而造成国民收入的增长快于消费需求的增长。
其次，收入差距扩大造成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相对贫困。20年来，尽管我国绝大多数居民收入的绝对量增加了，但是随着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相对贫困现象（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4.27%，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 这使中低收入者阶层贫困感和危机感加剧，从而不敢轻易消费。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期，我国城镇居民只有几千元存款时，也敢拿出绝大部分去购买家用电器（这正是带动当时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哪怕拥有上万元甚至几万元存款的家庭，也不敢放心消费。现在富裕阶层是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上亿元。相比而言，几万元存款者就是贫困阶层，他们怎能没有危机感？怎敢大胆消费？而这些中低收入（存款10万元以下）家庭却占总家庭数的60%～70%。
再次，收入差距扩大是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形成的根本原因。因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住宅、轿车、旅游、电脑、社区服务等消费品，要么所需支出太大（住宅、轿车），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无力承受；要么属于奢侈消费（旅游、电脑等），使中低收入者无力购买（低收入者货币的机会成本较高，有限的收入只能用在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上）。
最后，财富分配不均使农村市场难以启动，进而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少学者都论证了启动我国农村市场对于缓解目前的经济萧条的重要性（李佐军，1999），但同时大家也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国的农村市场尽管潜力很大却很难启动。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有9亿， 占总人口数的80%，确实是当今世界最庞大的社会群体。据测算，如果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家用电器拥有率达到目前城市家庭水平， 就需要新增电视机1.68亿台，电冰箱1.47亿台，洗衣机1.62亿台，这是个多么大的市场！但是，这个市场至今没有启动，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财富在城乡居民之间分配不均。有资料显示，自50年代末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间一直存在较大的差距，且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差距还在继续不断地扩大，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由1981年的2.92扩大到1995年的3.02（蔡继明，1998）。目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40%，这种城乡差距大大高于国际标准，国际上城市与农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 极少超过2（世界银行，1997）。 我国如此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占人口80%的农民消费增长远不如城市居民的消费增长，而且农民的相对贫困感和危机感使得短期内无法启动农村市场，任凭厂家如何努力调整产品结构以适应农民需求，或政府如何采取鼓励措施都收效甚微。
第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在市场经济中，投资的目标是获得利润（除国家宏观调控性投资外），在利率既定的情况下，投资量的大小取决于预期利润率的高低，而预期利润率的高低则受市场的影响。由此可见，投资需求的增长依赖于消费市场的带动，而消费依赖于收入，所以，投资不足与收入分配有关。
首先，财富分配不均导致城市消费市场疲软，从而使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进入90年代后，我国银行居民储蓄余额不断增加，1995年突破3万亿元，1997年底则达46280亿元，比上年猛增7000多亿元，至1998年11月末，进一步增加到52952亿元。 可是这些银行存款并没有顺利地转化为投资，尽管自1996—1998年两年内采取了6次下调利率和1次大幅度下调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仍然处于信贷萎缩状态。出现这种信贷萎缩从而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何在？是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消费市场疲软。
其次，农民收入偏低是农业投资不足的根本原因。我国经济结构尚未改变，农村经济对宏观经济运行仍有非常大的影响，农业投资的不足也是影响社会总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有人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对耐用消费品（住宅、汽车等）的需求不足，而对日常消费品尤其是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是增长的，从这方面来看，消费市场疲软似乎不是影响农业投资不足的原因。但是，农民收入水平太低却是导致农业投资不足的根本原因。自1979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一直以家庭经营为主，对农业投资也主要以农户家庭为主体，可是长期以来农业收入分配体制并不完善，造成农户务农性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净收入的负增长。以1988年价格为100， 全国务农农民的净增收入额，1989年为82.2亿元，1990年为－248.0亿元，1991年为－272.2亿元，1992年为－402.1亿元，1993年为－464.1亿元，1994年为－56.9亿元，1995年为－149.2亿元（韩志荣，1996）。 目前在我国农业中遵循的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分配原则，这种分配原则看起来似乎对农民有利，实际上并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因为农户——社队——国家之间的分配实际上是用“提留”这个无边无边的东西进行着，实施的结果是农户的收入中以“提留”的形式上交社队和国家的比例越来越大，并且越是低收入的农村，提留占农民人均收入的比例就越大。据有关资料显示，1997年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以资代劳、社会负担等费用，全国人均180多元， 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以上，占现金收入的16%；而在某些低收入农区，加上其他税费，农户总负担突破收入的40%（《瞭望》周刊，1998）。这种分配原则是十多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农户有限的收入既要维持生计又要经营农业，不可能有对农业的大量投资，农业基本建设（如农田水利建设、道路建设等）、农业机械、农业科技等投入都非常小，这也就导致了投资需求不足。
以上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分析了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主要是指收入差距过大（国际上普遍认为基尼系数在0.3 ～0.4之间比较合适，而我国目前已经超过0.45了）， 并没有要回到平均主义的意思。因此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只有从分配制度改革入手，防止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实现社会财富在绝大多数居民中进行比较均衡的分配，才能消除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收稿日期199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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