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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在今年新年贺词当中他又强调说，今年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锦涛同志再次发出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的号召。
来广东之前，我认真读了汪洋同志的报告，看了有关的材料，我认为汪洋同志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高瞻远瞩、振奋人心、催人奋进，充满了时代精神，既符合十七大精神，又符合广东的实际，也符合党心民心，因此他的讲话对广东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必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
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我体会最深的有这么几点：
第一，每个改革开放的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个历史性变化来之于解放思想，来之于改革开放。所以可以这样说，没有解放思想，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
第二，在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中，邓小平理论起了决定性作用。每次遇到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时，小平同志出来讲话，做了结论。
第三，改革开放是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决定后实施的。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为了使人民富裕起来。所以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应当由人民来分享。
第四，改革开放当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很突出，始终贯穿着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小平同志强调用“三个有利于”来判断是不是姓“资”姓“社”。我看汪洋同志在报告中有一句名言：“广东改革创新的历程表明，只要我们的改革创新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让广东人民生活得更好，就一定是社会主义的，也一定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这个说法很到位，是“三个有利于”的具体化。
越南改革开放步子为什么比我们大
越南改革开放的步子比较大，80年代时我当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时，向越南领导人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去年4月我去了越南，觉得越南改革开放的步子很大，而且有的地方走在了我们前面。一个是总书记产生通过差额选举，另一个是在2007年越南十大召开前，把十大报告发给全体人民讨论，这一点我们还做不到。
起草十五大报告时，我提出一个建议能不能半开放，就是说中央要开十五大，十五大的主题是什么，设立一个网站，让大家来献计献策。
越南为什么改革开放的步子就比我们大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障碍比我们少，姓“资”姓“社”的争论比我们少。匈牙利取消指令性计划，没有争论姓“资”姓“社”就取消了。如果总是争论姓“资”姓“社”，如果意识形态不解放，那就没有出路。朝鲜很落后、很贫穷，因为它还在搞计划经济。12种商品，大米、黄酱、肥皂、牙膏都是凭票分配的。现在开放了一点，农民可以养猪、养鸡了，过去不允许。但时至今日，朝鲜不准农民养牛，为什么呢？因为牛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只能公有，不能私有，所以它的意识形态还很强。
关于解放思想和体制创新的五点建议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锋，是理论创新的热土，经济总量全国第一。在这样的优势下，为什么还要解放思想，还要坚持体制创新呢？有的同志可能不理解。我认为改革开放是无止境的，解放思想也是无止境的，完善体制机制也是无止境的。所以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更不能盲目地自满，否则不进则退。汪洋同志的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明广东也有差距，不是什么都领先的，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只有坚持体制创新才能够再创辉煌。
小平同志提出的“广东20年赶上四小龙”的战略目标，现在除了韩国之外，其他的广东都赶上了，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光是经济总量赶上，在精神文明上，在生态文明上，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也赶上，这样才能够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必定推动新一轮的大发展，这个大发展就是要实现又好又快、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大发展。根据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以及汪洋同志的报告精神，我对广东解放思想和体制创新提出五点建议：
(一)继续解放思想，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呢？要有一个样板，江泽民同志在深圳考察时提出，深圳能不能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呢？深圳市委市政府于2001年邀请高级顾问专门进行了研讨。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
在那次会议上，我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第一，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基础，因为我们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是搞计划经济，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这个作为经济运行基础，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第三，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我们改革是为了什么？小平同志讲要共同富裕，通过先富帮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第四，民主政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任仲夷同志，也是高级顾问，就坐在我旁边，他说：“民主民主，由民做主，”我说，你说得很对啊，很到位。过去有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讲完了以后，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同志给我提个建议，建议加上一条，中华文化。我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五，中华文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要继承发扬，外来先进文化要吸收，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我们要通过样板给老百姓看一看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世界看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
1986年我到匈牙利时和他们主持改革的领导人涅尔什谈了两次，2001年我又去时，匈牙利已经发生剧变。剧变后涅尔什当了议会的议员，当过社会党的主席。我问他，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没有搞下去？为什么匈牙利党没有继续执政？他讲了两条，第一，政治上缺乏民主，所以缺乏支持力；第二，经济上缺乏效率，所以缺乏竞争力。后来我又问他，假如你重新执政，你到底干什么？他回答说，我既不搞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搞资本主义，我要走第三条道路。当然他的第三条道路没有讲具体内容。他说你们中国搞得很成功，为什么？因为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内涵是什么，特点是什么，我想广东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示范区。这是我的第一点建议。
(二)继续解放思想，鼓励全民创业
广东人是比较富裕的了，但是一部分人还存在小富即安和自满心理。有的人生活富裕起来之后，不想创业了，整天打麻将，吃喝玩乐。我提倡“四创”：创业、创新、创牌、创意。创业是基础，创新是关键，创牌是目标，创意是进一步提升，在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浙江人多地少，陆地资源少、国家投入少，是一个“一多三少”的地方，但是经济为什么跑在前面？为什么浙江人均富裕程度在全国省市中排名第一？为什么社会稳定？在浙江要找到练法轮功的很难，因为大家都在创业。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把老百姓的钱集中到财政，然后投入各行各业，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甚至连卖菜、卖肉的都是国有国营的，以为这就是搞社会主义。现在证明不行了，不是什么国有都行的。按照国有来衡量，这不是一个标准。过去俾斯麦也搞过国有，拿破仑也搞过国有，你能说它是社会主义吗？所以应当指出，要按照是否对老百姓有福祉这个标准来衡量。
老百姓把钱存在四大银行，四大银行又把大部分钱贷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机制不灵，从借钱那天起就没有想到要还钱，企业亏损了，银行变成不良资产，谁来买单呢？财政来买单。所以国有企业、国家银行、国家财政，这种三位一体的机制转不动了，不改是不行的，老百姓、企业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才可以，因此要鼓励老百姓创业。
浙江人有“五千精神”，即千辛万苦去创业、千方百计来经营、千山万水找市场、千家万户搞生产、千条万绪抓根本。全国新增的500强企业里，浙江2007年增加了14个，全国第一，为什么呢？因为鼓励大家都来创业。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提倡“创业富民、创新强省”。创业是基础，老百姓富起来了，省也就强起来了。过去我们强调大河有水小河满，实际上长江是由千万条小河汇集起来的，小河有水长江才有水，所以说老百姓是基础，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树立只有民富才能国强的观念。我们现在现实的问题是，就业压力那么大，一年500万大学毕业生有100万解决不了，新增的劳动力一年一千多万要找出路，怎么解决？就业是民生之本，必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使更多的劳动者成为创业者。
我经常举邱继宝的例子，他现在是飞跃集团的老总，他原来是修皮鞋的，靠三百块钱起家。通过自主创业、自主创新、自主创牌，他的缝纫机已销到100多个国家。他解决了几千人的就业，去年给国家上交了2.8亿的税收，还创汇3亿多美元。国家没有投资你一分钱，而给国家做了那么多贡献。所以我们要解放思想，更新理念，千万不能认为国家投资是搞社会主义，老百姓投资是搞资本主义。
(三)继续解放思想，鼓励金融创新
要发展本土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没有上市的企业和股权，通过项目筛选等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手段，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公司治理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这个方面，看来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
在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已经成为一个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金融产业。美国1984年的股权投资仅67亿美元，2006年上升到4500亿美元，2006年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筹集到的资金有1620亿美元，首次超过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市场和证券市场公开发行股票筹资的总额(1540亿)。同年，在欧洲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投资高达1123亿欧元，比2005年上涨了6成。经验证明，一个地区参与资本市场的程度越高，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越快，获得资本市场带来的财富就越多。
据我了解，中科招商和韶关市一起发起“韶关创业投资基金”，通过这个基金来支持中小企业，支持老百姓创业。这个基金刚刚启动，我想将来必将支持韶关中小企业的发展，激发全民创业的积极性，促进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现在为了解决贫富差距，使穷人富起来，就要让穷人的资产变成资本，这是一条途径。但是现在农民有地、有住宅，但是到了城里以后，还是贫困户，因为它不能变资本，还是贫穷啊。如果那些变成了资本，银行给他贷款了，就给他们提供机会了，所以办法还是有，就看我们能不能搞金融创新。
我到斯坦福大学当访问学者，重点研究硅谷为什么有今天，它就是创业、创新、创牌、创意。我找了一个典型案例，一个浙江宁波人叫朱敏，原来是浙江大学学生，没有毕业就到斯坦福大学，得了博士学位，后来留在硅谷创业。他没有钱，500美元起家，但是有一个创意，“9·11”以后人们不敢坐飞机，美国人不敢到亚洲、欧洲来做生意。他就想，我是不是可以通过IT技术，跟中国和其他国家做生意，签订合同、在网上修改合同，大家不用坐飞机了，还可以节省成本节省时间。这个创意得到风险投资的欣赏，开始给了他700万美元启动，后来又给他2500万美元，后来2000多万美元，一共是5700万美元，他试验成功了，后来又上市，市值15亿美元，一下子成了亿万富翁，风险投资者几十倍的利润收回来了，政府也没有投资一分钱，也没有管，但大量的税收进来了，而且解决了许多就业，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我们应通过金融创新，促进我国的创业、创新、创牌、创意。
再举个例子，现在我国正进入老人社会，老人没有钱，只有房子，从房子的角度看他是一个富人，但从现金来说他是一个穷人，那能不能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提前消费，把房子抵押了，拿未来交换现在呢？如果不是这样的理念，这个老人死了，房子留给儿子，儿子往往也有房子啊，不是浪费了吗？原来住老人公寓没有钱，但房子可以抵押出去，换来大量的现金，就有这个能力去住老年公寓了。拿未来交换现在，这就是创意啊，就值钱啊，大家可以富起来了。这次十七大有一句话，“要采取各种措施使群众增加财产性收入”，这就是增加财产性收入。
(四)继续解放思想，转变发展方式，走科学发展之路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矛盾，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我们已经连续6年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长，但是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了。我国GDP的总量占世界的5.5％，但是我们消耗的资源呢？能源占世界15％。现在全国有3500万辆小车、2000万辆大车、9000万辆摩托车，我们还是缺油的国家，主要还是靠进口油，这样发展方式用下去，汽油怎么能满足啊？我们城市的交通发展方式要改变，光是靠汽车怎么行呢？
有一次我从中国饭店回家，走了一个半小时，后来我找北京市领导，我说我走了一个半小时，你这个奥运会怎么开啊？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历史造成的。我不能夸口说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有办法，我的办法就是使人买得起汽车，坐不起汽车，他说这一招不敢用。具体而言就是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交通管道、地铁等。在新加坡，汽车如果到市中心，就有一个机器马上给你加价，自动设置要多收费用，使得人家尽量不开汽车进到市区。美国很多家庭都是把汽车开到郊区，坐地铁再进城。另外汽车在快速道上行驶，只坐一个人不让走，必须要几个人一辆车才行，如果是一个人只能走慢速道。这些都是办法。
如果光是发展小汽车，油怎么办呢？现在到加油站要排队。我听说，现在中石化开工率已经达到98％、99％，很危险了，而且生产得越多赔得越多，这是一个矛盾。
钢材消耗是世界的30％，消耗3.88亿吨，水泥的消耗量占世界的54％，消耗了12.4亿吨。这样的发展方式不能继续下去了，现在我们的污染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了。我们现在有70％的河流受到了污染，40％的农田受到影响，1/3的城市污染严重，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4亿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造成的环境损失到底有多大？最近环保总局跟世界银行联合搞了一个调查研究，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大概是占GDP的10％。先污染再治理，不能再走这一条路了。
正如汪洋书记在报告中指出的：“现在有的地方片面追求总量增加，牺牲环境，浪费资源，甚至直接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些问题确实要引起我们注意。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更新观念，要优化结构，要促进节能减排，依靠科学技术之外，根本出路还是靠深化改革。
首先，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要明确生态补偿的责任主体。生态是公共产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非排他性的，一个是非竞争性的，好的空气大家都可以享受，坏的空气大家都受害。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政府作为主体应该十分重视，必须有一定的财政投入。浙江省设立了生态补偿专项基金，比如说台州市设立600万长潭水库饮水源的保护基金，绍兴县每年从自来水费用当中提取200万作为源头的生态保护。2005年浙江用于生态补偿的转移基金一共达到了65亿。根据“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确立补偿的对象，建立“利益相关者补偿机制”，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快探索建立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体系，确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这些都是我们要跟上的。
其次，要加快资源税改革，使资源产品的价格反映资源产品的稀缺程度。目前我国资源的税率还不到德国和法国的1/30，法国还是低税率的国家，但是法国出台了环境税。我国的矿产资源税平均只有1.18％，而国外达到8％，我国汽油税率1％，黄金税率是2％，美国是12.8％。我国煤炭资源税的征收标准是每吨3块，不算环境补偿的费用。这还是经过调整的价格，上次我到山西省，山西省省长说我们现在要加税、加费，每吨12块，所以山西一下子变成了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省，因为它是资源省，加税用于补偿。
第三，要发展新兴环境产业，发展循环经济。今年初我在广州的南沙考察了一个工业固体废物安全处理综合利用中心，这个中心是一个出身农民家庭，名叫古耀坤的人投资2.4亿兴建的，有10个处理系统，可以综合处理各种危险废物50万吨/年。同时配套建立了各种先进分析设备的即时测试中心，装备了全球卫星控制系统和物流中心。我看了以后发现处理垃圾厂里是很干净的。最近厂里进口了一套西班牙的先进设备，污泥经过风干，就变成了砖头，用于盖房子，解决了循环的问题，废物可以利用，各种金属也可以提炼，农民自发搞起来，对环境的保护是作出了贡献的，政府应该给予支持，在税收等政策上应该扶持。我建议有关领导去考察关心一下，这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现在大量的垃圾主要是靠填埋，北京市的许多垃圾是埋在市西北角，北京的风水从西北向东南的，地下水经过北京城就被污染了。
第四，通过市场化的方法来配置矿产资源。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资源产业是最容易产生腐败和权力寻租的地方，现在我们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靠审批，现在有15万个矿产企业，只有2万个企业经过市场拍卖，其他的都是靠领导一支笔批，这样既不公平，而且容易造成腐败。
(五)继续解放思想，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
要解决一个矛盾、搞好两个服务、创新三个理念。
解决一个矛盾是什么呢？我们总体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前这个矛盾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是人民快速增长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需求和我们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进入小康社会之后，人们对于环境的问题、对于公费医疗的问题、对于教育的问题、对于卫生的问题、对于食品安全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了。现在人们说许多食品不敢吃啊，因为吃肉怕毒素、吃鱼怕激素、吃菜怕色素，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吃什么好了。政府要围绕公共服务、公共产品这个突出矛盾来解决问题，这叫解决一个矛盾。
搞好两个服务，政府的职能从本质上说就是服务两个字。两个服务，一个是政府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服务上来，为市场主体——企业创造平等的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要公平；第二个服务，要转到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持续的和谐环境和服务上来。我们的改革也好，结构调整也好，发展也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都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创新三个理念。一是要坚持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的理念，人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体，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体。要激发社会的活力，首先要激发人民的创造力，人民群众的活力，这是一个基础。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是要把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改革和发展的最终目的，使全体人民可以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政府应当树立“我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的理念，这两个主体不能错位。二是坚持“非禁即入”的理念，就是从允许性的理念转变到禁止性的理念，这是政府转型的一个突破口。我们过去凡是企业和老百姓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政府批准，不批准就不能做，这样就限制了老百姓和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凡是法律、法规不禁止的都可以进入。这个理念改变有什么好处呢？把老百姓、企业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内在的动力一旦被充分调动，财富的源泉就涌流出来了。三是坚持依法行政的理念，要确立政府只能做法律法规规定的事情，法律法规不规定的事情政府就不要去做，也就是说政府不能有随意性。特别要重视界定行政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和约束条件，防止个别部门依法扩权或者越权谋求集团的利益。我们依靠部门立法，负面影响很大，因为本来要通过改革打破垄断，但部门立法会强化自己的部门利益。其次，要明确政府的公共职能，要解决政府转型当中的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要强化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同时要完善政府的行为监督机制，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要透明，要形成政务公开的制度，发挥审计监察部门、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十七大提出的“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