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东日本大地震视野下的政治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地震论文,视野论文,东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2－0003－11
2011年3月11日，日本突发里氏9.0级“东北地区太平洋沿海特大地震”①，并引发了波及范围广阔的巨大海啸，灾难袭击了日本列岛太平洋沿岸一侧大部分区域，还造成严重的次生灾难，使福岛县为中心的多座核电站中，先后有十个核反应堆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核泄露危机。强震、海啸与核事故“三位一体”，形成了格位相同、本体一致的复合型大灾难，使日本深陷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据各国气象、地质部门的初步分析，这场特大震灾给日本列岛造成了整体位移，日本由西向东挪动了数厘米。② 区区数厘米相对于日本在亚洲和世界中的地理位置微乎其微，在版图描绘上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特大震灾给日本政治地图造成的“位移”，却远远超过地理位置上的变动，进而引发人们对灾后日本政治走向与流变的种种思考。
一 震灾为菅内阁解困但也埋下深深的政治隐忧
众所周知，特大震灾发生前菅直人内阁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对当时的菅直人首相来说，内有小泽集团对峙，外有占据参议院多数议席的在野党进攻，“扭曲国会”状态下政府提出的补充财政预算几乎无望通过。按照共同社网站上《编辑杂谈》的说法：“目前的民主党政府已完全放弃了原本的施政方针，首相菅直人无法发挥领导能力。在国内政局上，他不能让前党代表小泽一郎退党，无法平息党内的混乱，而国会运营上力图与社民党合作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而且，就原定4月10日投票的统一地方选举来说，选情预先调查的结果也明显不利于民主党。甚至发生了民主党爱知县地方支部要求菅直人辞掉首相与党代表职务以利于民主党的地方选举的“内讧”。进入3月，媒体人士开始议论“后菅直人政府”的种种话题，《文艺春秋》甚至提前策划在4月刊出专号《菅直人拒绝“退阵”，就只有以解散国会“自爆”》，其他杂志也纷纷推测哪个政治难题会最终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孰料一场灾难性的大地震与海啸挽救了摇摇欲坠的菅直人政权。灾难降临，迫使政治对手间“政治休战”。尤其是灾难紧急对策机制启动后，在野党为了不背负干扰救灾的骂名，只能暂时停止对政府的攻击，政府方面也尽量寻求与在野党达成一致意见。
首先，在补充预算方面，为了避免因预算不到位拖延灾后重建进程，执政党和在野党有必要就补充预算案取得一致意见。鉴此，内阁国家战略担当大臣玄叶光一郎3月22日在内阁会议之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政府将起草三个补充预算案。
其次，在野党方面也积极投身救灾相关政治活动。3月16日，国会举行旨在讨论如何应对东日本大地震的“各党、政府震灾对策联合会议”上，在野党方面纷纷要求政府尽快提出方案以解决目前物流方面存在的诸多困难。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石破茂在会上提出，“应该将地震和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分开加以应对”。公明党提议，“对运输燃料的货车采取高速公路放行的措施。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成立一个官方网站，为物资供应方和接收方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最大限度地满足双方的需求”。社民党和共产党方面则分别要求“救援物资能够尽快抵达避难所及医院等地”和“就如何应对燃油、轻油短缺等相关问题作出安排”。对于在野党的动向，政府方面则派出环境兼防灾大臣松本龙、国家战略大臣玄叶光一郎与之协调，同时表示，将在18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回应各党提出的要求。民主党的冈田干事长在会后面对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该会议今后将成为对灾后重建工作、补充预算等问题进行商讨的一个重要的场合。”③
朝野采取一致行动增加了民众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心，据日本富士电视台2011年3月20日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尽管有很多人在处理核电站泄露问题上对民主党政府很不满意，但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还是从3月初的24％猛增到35.6％，陡然飙升了11个百分点。④
尽管如此，对于仅有一年半执政经验的民主党和执政不足十个月的菅直人政府而言，领导救灾也绝非易事。而且“政治休战”不等于和平或和解。明眼人都知道，“自民党等在野党优先救灾，暂时没有追究菅直人首相收受外国人政治捐款一事，但搁置不等于放弃，只是‘定时炸弹’的引爆时间没到”⑤。而社会舆论中也逐渐出现了指责菅直人救灾不力的批评声音。从事舆情研究的学者们注意到，“灾难发生以来，也有网民大声疾呼，希望各党派抛弃政治对立，在危机面前捐弃党争，联手救灾。尤其是对于菅直人3月19日与鸠山、小泽、前原等民主党巨头会谈的做法，指责为此时此刻还不能实现朝野一致，是过于狭隘的党派本位”⑥。
事实上，在菅直人内阁因救灾得到喘息的背后，还潜藏着更为深重的政治危机。第一，前述内阁支持率的上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主党的执政困境。一方面，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面前，需要足够的政治局势稳定来保证救灾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公众中增加对政府支持比重只说明老百姓对政府领导抵御灾难尤其是尽早解决核泄漏事故造成的次生灾难的期待，并非是对菅直人首相本人的信任有大幅度增加。内阁中个别阁僚因领导救灾的“突出表现”暂时获得了民间和舆论的高度评价，既有总体上拉高支持率的作用，但也使首相的权威与影响力相对下降，对菅直人内阁来说，未必全都是福音。第二，以自民党为核心的在野党方面，推翻民主党政权的政治意图并未因大地震或次生灾难发生根本动摇。毋宁说从中看到了结束民主党至少是菅直人政权的某种希望。所以，谷垣祯一总裁断然回绝了民主党方面伸出的“加入救灾政府”的橄榄枝，而公明党方面对联合执政也持慎重态度。从总体上讲，地震之前朝野双方的对立格局并未因震灾发生本质变化。第三，由于复合型灾难的严重程度大大超出此前灾难对策预案中的准备，对应核泄漏事故更需要高度专业知识基础上的研判能力，政治领导人作为灾害紧急对策本部的首脑，在复杂多变的一个个紧急关头很难保证总是做出正确的决策。特别是那些涉及灾民、国民人身安全与抢险队员的人身安危难以两全，或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无法兼顾的时候，想真正做到决策恰到好处、在两害相权中取其轻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在艰苦抗灾过程中也难免给政治对手留下新的把柄，一招不慎就可能成为大灾过后政治硝烟再起的突发点。第四，更为严重的是，早在2010年6月，自民党原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就曾联合自民党、公明党议员提出过名为《推进海啸对策相关法案》的议案，并要求政府与各党派“尽早审议”。然而，当时的民主党时值鸠山与菅直人的首相更迭与内阁交接，尽管二阶俊博等人提出的法案得到包括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公明党政调会长西博义等59名国会议员的联署，却仍旧被忽略而搁置在一边。倘若在野党在灾难紧急状态解除后，以此类问题追究政府在危机对策与管理上的政治责任，民主党及菅直人内阁有可能再度陷入困境。
二 灾后政治程序变动与朝野新的斗争
2011年3月16日，明仁天皇通过电视向日本国民发表讲话：“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地震让许多人遇难，许多人失去了家园。遇难者人数在不断地增加，到底会有多少人遇难，现在还不知道，我为此感到十分心痛。我祈祷所有人都能够平安。”天皇还鼓励国民说：“苦难的日子也许还会很长，但是我们不要放弃希望。希望大家保重身体，为了明天好好地活着。”⑦ 尽管按照现行宪法天皇只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潜在作用，天皇在大部分日本国民心中具有精神皈依的神圣地位。正因为如此，每逢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政府便可以祭出天皇精神权威来稳定社会和人心。反过来讲，既然已经出现了需要天皇出来讲话的灾情，那么原定政治日程的修改或取消就有了天经地义的理由。
于是，政府在救灾旗帜下通过朝野协议大举调整政治日程表：（1）严重的灾难使原定4月10日举行投票的统一地方选举受到影响。日本众议院于3月17日举行会议，朝野双方一致同意，通过了一项将重灾区各县的选举推迟2～6个月的决议，并将众议院决议立刻转送参议院进行表决通过；⑧（2）政府以新设“复兴厅”和推动《复兴基本法案》为核心，制定有关减轻灾民税务负担以及保障就业等措施的各项特别法案，争取在国会获得通过；⑨（3）鉴于震灾直接打击了财力较弱的地方政府，菅直人内阁还将出台针对地方重建的财政援助政策。
或许是顺利更改政治日程使菅直人首相看到了自然地震对“政治地震”的抑制作用，政府方面开始大胆利用地震灾难说服在野党加入政府主导的政治程序。据共同社3月18日报道，多名民主党干部透露，为加强灾后救援和重建工作，日本政府和民主党决定通过新设灾后重建担当相等职务增强内阁功能，并计划增加约三名阁僚，使刚任命的负责灾民安置工作的内阁官房副长官仙谷由人出任“灾后重建担当大臣”。与此同时，执政党内也有呼声要求接纳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和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入阁，由此组成“举国一致内阁”。
社会上要求建立“举国一致的抗灾政府”的言论也颇有市场。例如，历来对民主党政府持批评意见的资深政治评论家森田实，也在个人主页上向菅直人首相和冈田克也干事长提出四项建言：（1）民主党要抛弃执政党的傲慢与偏见，超越党派门庭与政治信仰差异，最大限度和广泛地罗织救灾人才，集结全民力量对抗灾难。（2）依靠科学家与技术专家解决核泄漏事故，永久关闭福岛核电站，用堆封把产生核泄漏事故的所有反应堆深埋地下，废止未来30年的核电发展计划，代之以清洁能源和新型能源开发；（3）恢复事务次官会议机制，以此动员起公务员系统，让官僚大军全力支持配合；（4）要求所有经济团体和企业打破利己主义和唯利是图的狭隘思维，共同克服国难。
森田实还特别强调菅直人内阁的合作诚意与目的上的“无私性”，一针见血地指出：“菅直人内阁若是仅仅为了延长自身寿命而发出‘合作邀请’，恐怕不会有党派和团体上当。最好是以菅直人与冈田克也双双辞职，换取在野党出任防灾大臣，进而实现政治大联合。”⑩
3月19日，菅直人首相从救灾一线与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进行电话会谈，邀请谷垣祯一作为副首相和震灾复兴担当大臣进入内阁。据知情人透露，菅直人此举既没有与民主党的三位前代表鸠山、小泽、前原商量，也没有征求干事长冈田克也的意见，仅仅在致电谷垣前才通知了冈田。至于联合执政的国民新党党首龟井静香，更是在事后才得到通报。结果，民主党和执政联盟内外怨声不绝，舆论界也是一片哗然。在菅直人看来，面对灾难的巨大政治压力和联合执政的魅力，足以使在野近两年而有些落寞的自民党人同意入阁，而且让出“副首相”和“震灾复兴担当大臣”也是民主党能够妥协退让的最大限度。岂料，自民党谷垣祯一总裁立即直截了当地回绝了这一来自菅直人首相本人的“盛情邀请”，并在事后表示，“救灾当分阶段推进，目前不是考虑‘大联合’问题的时机”(11)。
笔者认为，菅直人对谷垣祯一发出武断的入阁邀请后，自民党果断拒绝入阁反倒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只要民主党人能够换位思考，就不会对自民党入阁寄予过高的期望。谷垣祯一至少有三方面理由拒绝菅直人的合作请求：（1）自民党虽然在野，但毕竟是几乎连续执政半个多世纪的老大保守政党，自民党的目标是重掌整个江山，岂会接受不到半壁江山的诱惑；（2）副首相的政治地位很类似美国副总统，名声显赫而实权不至，相对于站在首相一边的众多阁僚，副首相孤零零地面对拥有政治强势的首相如同傀儡。这样的处境远不如站在在野党立场打击对手来得方便，只要将来挤垮民主党，那么夺回整个江山也并非不可能；（3）救灾本身就是一个艰苦卓绝且承担巨大风险的政治过程。用菅直人自己的话说，这次灾害是“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政治家面对专业知识要求甚高的核泄漏，既要为抢险中的决策承担政治风险，又只能依赖东京电力公司等处的专家，漫长复杂的决策过程既很棘手，又难保每一个决定都是准确无误的决断，如此“救灾担当大臣”这个职位实际上就是一个“烫手山芋”。加之世事难料，经济界对救灾要求颇高，搞不好还可能日后成为首相的替罪羊。(12)
此外，内阁扩编需要修改相关法律，而救灾立法也同样需要得到在野党的认同，新老保守政党间的政治斗争会随着救灾工作的深入呈现胶着状态，所以菅直人为救灾寻求各在野党合作的努力，最终只能是政府做出的政治姿态而已。
除上述政治问题以外，解决救灾人才不足的难题也横亘在菅直人面前。3月19日，为了辅佐“紧急灾害对策本部”所属“支援受灾者生活特别对策本部”的事务局长、内阁府副大臣平野达男，菅直人首相已经起用曾经担任麻生首相秘书的自治大学校长冈本全胜担任事务局次长。但对恢复灾区地方行政机构的功能仍然无计可施。有人建议内阁派遣中央政府的官僚赴灾区担任领导工作。然而，民主党一向强调“政治主导”，上台后采取的“整肃公务员队伍”等措施早就伤害了政官关系，这些内政改革上的败笔加重了救灾工作中的困难。
三 新国家主义言论喷发与国家战略定位思考
特大震灾发生后，日本朝野痛定思痛，开始思考如何战胜困难、重建家园的问题。日本素有民族危亡关头奋起抗争的传统，面对空前严重的自然灾难，振作起民族精神、共同抵御灾难自然成为社会舆论中的主旋律。
然而，在种种鼓舞人心的舆论热潮中，带有新国家主义(13) 特征的言论大量涌现，甚至显示出领导舆论导向的苗头。提前出版的2011年4月1日号《邮箱周刊》上刊登了政治评论家大前研一的文章《丧志的日本，重生吧！》，呼吁国民“不是要‘从震灾复兴’，而是‘缔造一个全新的国家’。现在是政治家树立国家形象，使日本迈开步伐，重生为新的强大国家的绝好时机”(14)。震后出版的这本《邮箱周刊》还集中刊登了一大批怀有民族保守主义情结的写手们炮制的文章，右翼文人小林善纪撰文《与天皇陛下共同祈祷》，古森义久、金美龄等人也名列其中，连李登辉也不忘加入帮闲，为这个冠名为《贤达言论集》的大合唱奉上一曲《日本人，快拿出自信和勇气奋起吧！》。
无独有偶。一直在《新潮周刊》上连载《日本的“文艺复兴”》的极端民族主义作家樱井良子也抓住震灾大做文章，在连载第453期上鼓吹“日本真正的再生”。她在文中写道：“多年来，日本国力逐步衰减。自民党政权末期，日本曾经无法自主做出决策。到了民主党时期，日本却变得更加迷茫和‘漂流’。人们开始思考长此以往日本是否将要沉没的问题。而巨大地震和海啸正是在民主党问题成堆、国民对菅直人首相绝望的状态下发生的。”(15) 樱井良子的观点与石原慎太郎在3月14日发表的“大地震是天谴”的说法不谋而合。在樱井此文在网上公布两天后，石原慎太郎访问福岛县的救灾中心，并会见了该县知事佐藤雄平，石原当众再次解释自己的“日本大地震天谴论”，认为“日本人堕落、私欲横流、政治受到拖累，地震是对这一现状的巨大惩罚”，再次表示出借地震灾难使“日本重生”的政治意愿。
平心而论，天灾降临后日本民族要发奋图强是情理中的事情。然而利用天灾鼓动社会右转，甚至企图否定战后以来日本走过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种种言论，不禁使人怀疑这些“忧国之士”的真实目的。大灾过后的日本究竟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确实是日本国民以及一切关心日本和平发展的人士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自20世纪中后期日本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后，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一直是日本的国家战略设计者们心中萦绕的蓝图。从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希冀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到小泉纯一郎凭借对美单边政策所觊觎的大国战略目标，以至今天民主党人带领日本争取在世界新格局中保持一席强势地位的努力，都在不同程度上把立国目标锁定在“大国”这一点上。
然而，日本社会毕竟是复杂多元的。与上述政治家、战略家们的大国目标相对应，日本社会上也存在一条主张和谐、安康的国家蓝图的思想脉络，即把日本发展成北欧国家那样的福利社会的国家发展构想。人们还记得，早在日本经济开始高歌猛进的20世纪60年代，社会人类学者中根千枝的报告文学《文明之国瑞典》就曾在日本社会上受到好评，文中对高度发达、宁静平和的北欧社会寄予某种憧憬。自上世纪末起，以维护和平宪法第九条为己任的“九条会”多次发动过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也是在力主日本走一条和平、和谐的发展道路。2002年3月，日本早稻田大学原总长、日本著名法学家西原春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题为《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可能性和亚洲法研究的意义》的演讲中就曾积极呼吁：“谈及东亚将逐渐出现共同体的时候，日本不能像过去那样怀有企图成为共同体盟主的念头。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必须是，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经济发展快的国家还是经济发展慢的国家，都应当平等、对等，发挥各自国家的特色、长处，为共同体的形成做出贡献。”《中央公论》2009年第2期刊登了著名日本作家五木宽之的文章《面对衰退时代日本应该持有的精神准备》。五木宽之在文中呼吁日本人：“今天，我们作好了衰退的精神准备之后，就应该追求‘优雅的缩小’，做一个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那样的国家。……日本必须放弃今后也会继续高速增长、必须成为亚洲领袖这样一种目标，而应该往这样一个方向努力：成为一个受世界尊敬的小国。”五木宽之还批评道：“至今仍有人抱有（日本是）‘制造业大国’的信仰，但是，今后成了小国的日本不可能在制造业方面和其他国家并驾齐驱……（日本）应该提高‘文化’这一无形资产的附加价值，做一个理性的、受人尊敬的国家。”可见，希望成为社会安宁、人民幸福而受到国际社会尊敬的国家的愿望，在日本社会中，尤其是知识阶层中也是很有市场的。
事实上，日本是不是真正的“大国”，取决于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国民素质等多个可量化与不可量化的标准。日本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取决于自身发展路径选择的正确性与外部环境所能提供的条件；而日本要不要争当左右世界的“大国”，则是日本政治家、战略家乃至全体国民主观决定的问题。究其缘由，任何国家的“大国地位”从来都不是自封的。一方面，真正在国际事务中有影响力和主导力的国家是无须煞费苦心地说明自己“很大”的，在很多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特殊环境下某些国家或民族一定要给自己加一个“大”字，往往从反面印证了那个国家并不很大。渴望自己能坐大，从本质上讲，是其内心深处的傲慢与自卑交织作祟的结果。另一方面，大小都是相对而言的概念，你究竟大还是不大，取决于别国把你放置在什么位子上。当然，一个国家自身的行为方式也决定着其他国家对其的认识和定位。
现在，这场发生在日本的特大震灾又给日本的国家战略定位平添了新的变数。根据日本和美国多数研究机构的学者估算的平均值，日本这次地震灾害的损失总额将达16万亿日元（约折合2 000亿美元，约相当于日本2010年GDP的3.2％，相当于日本非金融资产总量的0.65％），明显高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损失（9.9万亿日元），灾后重建时间将长于阪神大地震，给日本的国力与国际地位造成一定程度的“拖累”。而特大震灾对从事日本政治研究的学者们也同样具有开启崭新研究视角的价值与功能。
在政治学诸多分支领域中，“灾难政治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具有与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不同的视角。就目前情况看，尽管此次地震震级高达惊人的里氏9.0级，但素有防震、抗震准备的日本社会并未因地震本身受到灭顶之灾。倒是地震引发的海啸大大高出震前的预期，使得福岛第一核电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超设计安全基准事故”——预计最大海啸浪高3.1米的核电站，遭到14米巨浪冲击后动力系统及备用电力系统全面瘫痪，核泄漏次生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社会恐慌远远超过地震本身，不仅暴露出核工业管理体制上的问题，也使人们质疑政府职能和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缺失与不足。
上述灾难的根源几乎可以追溯到日本核电工业起步的20世纪50年代，时间上贯穿了自民党主政的“1955年体制”时期，也同最近一二十年的政治改革过程不无关联。而且，由这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追索政治各领域中的隐患，与抗灾相关的法律、法规、政令、规则都将因之更改，日本的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新认识。如果思考灾害对当前政治的直接影响，一方面，救灾本身就是当今日本社会中“最大的政治”，值得关注与追踪；另一方面，通过对救灾组织形式和政治态势的分析观察，研究民主党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对抗重大自然灾害的政治过程，也同样是日本政治研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侧面。
当然，学理性的研究在时下还必须让位于政府抢险救灾的工作。今天的民主党政权尚在艰苦卓绝的努力关头，根本无暇反思政治与制度上的瑕疵。而且，日本这个位于欧亚、太平洋、菲律宾三大地质板块挤压焦点的地震带上的列岛向来多灾多难，仅20世纪以来所经历的重大自然灾害的历史就一再表明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坚韧和顽强的群体。我们有理由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坚忍不拔的民族，或许无论多么严重的震灾和次生灾难都不会使其一蹶不振。问题在于，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和正确的政策去领导国民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在遭受极大的损失和苦难后仍经得起挑战和考验。当然，这对今天的民主党政权来说或许是一个苛求。
注释：
① 此为日本防灾对策本部在震后第一时间对这次地震暂定的名称。
② 大地震过后，美国地质勘探局立即推测，认为此次地震使日本本土向东移动了2.4米。3月18日，韩国天文研究院表示，受东日本大地震影响，朝鲜半岛向东移动，幅度最多超过5厘米。而日本列岛向东移动几厘米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还需进一步观察。
③ 『読売新闻』2011年3月16日。
④ 这项调查是富士电视台于3月17日实施的，对住在首都圈的500名居民采用电话调查的形式进行的。
⑤ 李秀石：《灾区复兴：菅直人要闯三道关》，《文汇报》2011年3月23日。
⑥ 金赢：《听一听日本网民的声音》，《环球时报》2011年3月21日。
⑦ 「天皇陛下のお言葉全文」，『日本经済新闻』2011年3月17日。
⑧ 日本新闻网2011年3月17日电。
⑨ 目前，日本防灾救灾以及紧急状态的相关法律法规共有227部。但从阪神大地震后，国会为救灾紧急颁布《减免受害者租税法》、《特别财政援助法》、《公债发行特例法》、《地方交付税特例法》、《促进受害者就业特别措施法》，以及《重建公寓特别措施法》等16项法规的经验看，随着震后重建工程展开，朝野双方在国会中关于立法的斗争也将重新燃起烽火。
⑩ 「森田実の言ゎねばならぬ」，http://www.pluto.dti.ne.jp/mor97512。
(11) 『読売新闻』2011年3月26日。
(12) 据日本新闻网震后的连续报道，日本财界对菅直人内阁的救灾工作一直有批评的声音。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米仓弘昌会长曾在3月16日会见记者时，对于菅直人内阁在救灾过程中的一系列对应提出了严肃的批判，认为“政府在救灾中没有发挥很好的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经团联还发表了一份给政府的要求书，要求政府尽一切力量，发挥强有力的组织能力，迅速地把救灾物资运至灾区。
(13) 按照中国学者田庆立在《论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基本特征》（《内蒙古农大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中的阐述，日本新国家主义既与以往的自民党“保守本流”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又有其显著特征，集中地表现为以日本“民族优越论”为理论基础、以天皇主义为内核、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和理念，以追求实现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为目标。
(14) 大前研一「縮み志向の日本ょ、生まれ变ゎれ」、『週刊ポスト』2011年4月1日。
(15) 樱井良子「日本ルネツサンス第453回」、『週刊新潮』2011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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