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与时俱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时俱进论文,发展观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实践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广度和深度的发展不断推动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孕育着中国共产党丰富的发展理论成果。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早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初，就开始探索如何在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实践阶段基础之上形成的发展观，具有十分显著的时代性和创造性特征，它们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一笔十分珍贵的财富。
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中提出的发展思想，对我党后来在发展理论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后，如何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并对这一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发展任务、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尽管这一探索经历了严重曲折，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但却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探索起点和思想源头，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作出了贡献。
（一）正确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位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正确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经典作家。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概念，并系统分析了它的性质、特点和解决方法。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P214)。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即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P217)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既突破了长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的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又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严格地区别开来，从而第一次比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打开了一条宽广的认识道路。
（二）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任务。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的阶级状况，指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明确了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八大通过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2](P809—810)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P218)。这些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形势、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可惜的是，对这些十分重要的正确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并未能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下去，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背离。
（三）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1954年9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要求。1957年2月，毛泽东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P207)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步骤。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四）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体和基础，工业化道路是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处理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的关系的问题，关系到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苏联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走的是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轻工业和农业，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调查和研究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了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1](P240—241) 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包括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并举，等等。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这些重要的观点、见解和闪光的思想，为我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地处理好各种关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思想材料。
除以上所述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共同构成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系统观点。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在发展问题上尽管提出了许多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和观点，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毕竟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全新的课题，毫无疑问地要受到社会主义实践时间不长、实践程度不深等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从总体上说还没有摆脱苏联模式；二是一些正确的理论成果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有的还出现严重背离，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的错误。但不可否认，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发展问题上提出的思想和观点，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两者都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内涵。
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中对发展观的重大突破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密联系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尤其在发展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一）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1956年以来，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一正确的认识，党的八大及时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指出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对我国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和概括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党的八大路线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执行，从1957年反右斗争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阶级斗争仍被视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执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结果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生产力发展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重新认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正确认识的重新确立，党和全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此，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二）正确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自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科学、精辟、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阶段。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上，人们长期以来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同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起来，在实践中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升级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是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邓小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总结了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P255)。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地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科学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 这一重要论断全面、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我党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正确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一些重要论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曾经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并提出过一些重要看法，但也存在着重大失误，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全面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也是判断现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和今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正是从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三）科学阐述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长期没有得到科学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P113) “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3](P134) 这就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改革问题相联系，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邓小平也作了深刻的理论阐述。在深刻总结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强调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提出了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对外开放中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富有特色和最富有创造性的组成部分，它正确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外部条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四）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辩证发展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些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和观点，为党的十六大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以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五）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总结了对我国社会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判断上的深刻教训，认真地研究了新情况和新问题，正确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楚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因为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得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他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3](P377)“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3](P265) 正是在邓小平这些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实践中对发展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大力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正确反映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新水平。在发展理论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观点，不断深化我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一）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制定了符合我国实际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庄重地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地提出中国在第三步发展战略中要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五大、十六大进一步强调，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党在总结我国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汲取世界上工业化国家的教训之基础上提出的，标志着我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科学论断。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总结我党执政50多年成功的经验和挫折的教训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科学论断。江泽民在2002年“5·31”讲话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论断。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论断。这一科学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是对我们党执政任务和执政经验的最新概括和总结，标志着我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和提高。
（三）作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和全面推进的战略部署。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在“5·31 ”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和论述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把政治文明作为独立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人类文明形态，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全面推进作出了部署。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观点，全面科学地反映了人类文明三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全面准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客观规律。从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发展到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观点，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的实践基础上提出全新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和我们党执政兴国理念的大飞跃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重要升华，是发展观的与时俱进，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理念的一大飞跃。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的内涵、本质和特征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发展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结晶，是我们党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而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在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比如，我们要认真吸取资源消耗过多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教训，认真吸取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教训，等等。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之基础上提出的，凝结着几代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血和智慧。
同时，科学发展观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是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需要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比如贫富悬殊、城乡和地区差距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尖锐、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科学发展观正是着眼于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而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我们党在发展理论上的与时俱进。
（二）科学发展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明确提出来，这在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主要内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从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发展到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观点，再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观点，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正确揭示了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本质特征，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实现了发展理念上的大飞跃。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发展的全面性，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协调好各种关系，特别是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可持续性，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资源，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内涵。
（四）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是因为她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党谋求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里就作过科学的预测：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94)。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强调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就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在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为我们党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的依据，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思想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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