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摄政王论文,事件论文,载沣驱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摄政王载沣驱袁是辛亥革命前夕清廷内部发生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它直接影响了清末民初中国政局的演变，相关论著虽有论及①，但均局限于驱袁事件发生之际清廷内部权力斗争的考察，始终忽视这一事件所发生的国际背景，没有注意到驱袁事件与当时联美制日外交失败之间的关系，亦忽视驱袁事件发生之后清廷内外围绕袁氏复出问题而展开的斗争，以及美、英、日等国的不同反应。本文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美国国务院的相关外交档案文件，并结合中文档案和文献资料，从内政和外交两个维度，对载沣驱袁的经过、美国政府的反应以及载沣罢黜袁世凯的原因和袁世凯的复出等问题做一些补充研究，以便我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清末政局的复杂性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一、载沣驱袁经过
载沣驱袁事件缘起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慈禧太后于当日即发布懿旨，宣布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其成人之前由载沣监国、行使军国政事。次日(15日)，慈禧太后本人也撒手人寰。两宫的去世，使得戊戌政变以来一直遭压制的帝党和后党之争的历史旧案重新浮出水面。当年拥光绪帝推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即在海外发起倒袁运动。他们发表《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和《讨袁檄文》，并上书摄政王载沣，历数袁世凯罪状，控告光绪帝系被袁世凯谋害，呼吁载沣“为先帝复大传，为国民除大蠹”。②康有为甚至为此两次致电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控告袁世凯谋害光绪皇帝，请求美国政府出面进行干涉。③同时，他们还策划与善耆、载泽等满族亲贵和岑春煊、瞿鸿
、张之洞等汉族官僚联络，劝说载沣迅速去除袁世凯。④
在朝廷内部，一些满族亲贵和汉族官僚也发起了倒袁运动。还在光绪帝去世前不久，御史江春霖就有感于袁世凯五十寿辰时前来祝贺的各路官员堵塞门庭，袁的权势如日中天，于10月3日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建议为国家和为袁世凯家族计，须对袁世凯的权势加以裁抑。⑤12月19日摄政王载沣在宣统皇帝登基后为表示新朝“恩泽”，命庆亲王奕劻以亲王世袭罔替，赏加袁世凯太子太保衔，御史江春霖又于12月29日上书摄政王，不满褒奖，控告奕劻、袁世凯结党营私，败坏官场风气，“关系于前途者甚巨”，提醒载沣“重思之”。⑥御史赵炳麟也上书摄政王，直言袁世凯为人险恶，“包藏祸心”，“树植私党，挟制朝廷”，“他日必生意外之变”，建议摄政王在“方今主少国疑”之际速将袁罢斥，“以奠国本而杜后患”。⑦据载涛回忆，善耆、载泽等满族亲贵则以袁世凯权力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劝说载沣尽快严办袁世凯，指出：“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⑧度支部尚书载泽还鼓动载沣乘机除掉袁世凯，为光绪皇帝复仇，密谓：“大行皇帝之事，天下称冤；皇上年幼，尔摄政其毋自贻伊戚。”⑨
在如何处置袁世凯问题上，年轻的摄政王载沣优柔寡断，缺乏清初康熙帝擒杀权臣鳌拜的政治胆略，将此等需要果断速决之事商诸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等人。狡猾、贪财的奕劻早已被袁世凯的金钱所收买，坚决反对将袁世凯革职治罪，一再为袁缓颊。据报载，“初六日，摄政王特召庆邸进内，密商惩处袁尚书之旨，庆曾竭力斡旋，事遂中止。至初八日，复特诏庆邸入对，重询惩处袁氏之事，并掷阅江御史参袁原折，罗列劣迹多款。摄政王意拟派员彻查，再予处分。庆邸又代为面求。摄政王但允不予深究，仍须降旨开缺。庆邸面请不如令其自行告病。摄政王亦不允，并云我亦深知其才可用，无如其居心实不可问，并历数其劣迹。词意之间，坚形于色。庆邸知无可挽回，至初十日遂因足疾续假，而袁尚书开缺之旨，即于十一日发表。”⑩据溥仪回忆，奕劻还曾以北洋军起来造反相威胁，阻止载沣将袁治罪，说道：“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11)而张之洞虽非袁的同党，但以“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亦不赞成杀袁。(12)
慑于各种压力，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于朝堂散值后，复召张之洞、世续入内廷，拟定上谕(13)，仅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罢黜回籍，称：“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14)同时，又发布上谕，命那桐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另赏载澍为乾清门头等侍卫。
就在载沣颁布驱袁上谕的当日，袁世凯获知朝廷将有不利于己的事情发生，为免遭不测，即携部分家眷匆匆乘火车前往天津英国租界躲避，并由他的同党、直隶总督杨士骧派人暗中加以保护。(15)袁的长子袁克定则留在北京，致函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公使馆，请求需要时给予庇护。(16)在杨士骧派人通知他没有生命危险后，袁与他的家人才于4日返回北京，5日下午5时乘坐京汉铁路专车离京，回籍“养疴”。(17)
二、美国政府的态度和反应
载沣驱袁表面看来纯属清廷内部事件，但实则不然。这一事件在当时就引起相关列强的密切关注，并以美国政府的反应最为强烈。在摄政王颁布罢黜袁世凯上谕当日下午4时，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就将这一上谕电告国务院，并将载沣罢黜袁世凯看作满族官僚的“反动行为”(18)，认为“突然罢免袁世凯只是反动政策的第一步，既危害中国的利益，也危害外人的利益”。(19)紧接着，柔克义便与其他国家的驻华公使聚集在美国使馆商量对策，建议联合向摄政王载沣提出抗议。当晚10时，柔克义致电国务卿，请求授权他与其他国家的驻华公使分别提交照会，称：“今天下午，我拜访了我的多数同僚，所有人均认为罢免袁世凯造成了十分严峻的局面，需要立即向中国政府抗议。袁参与中国政府对维护秩序、稳定和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他的罢免一定会在中国产生极为不好的后果，可能引发严重骚乱。您是否授权我就此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中国政府注意这一草率行动给美国政府留下的不快印象。我们建议提出相似的抗议，但不采取联合方式。希望尽速回复。”(20)对此，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当即复电，表示同意，并指示柔克义在向清政府提出的抗议中加上以下内容：“我们深信这种草率的不明智的行动将会损害中国的信誉，毁坏中国在世界上赢得的尊重，极大地伤害中国政府业已宣布的为了促进中国的独立与强盛的明智计划，并且使美国依据1858年条约第一款规定的并为1903年条约所重申的为中国提出一些友好的忠告变得极为困难。”(21)
在获得美国政府的授权后，柔克义积极策动各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相似抗议，希望摄政王载沣收回驱袁成命。但他的这一工作并不顺利，遭到俄国和日本两国的抵制。俄国公使坦白地表示袁对俄国不友好，是一位最难打交道的人，让他抗议清政府罢免袁世凯有些困难。日本公使则虚伪地表示他“担心抗议将会被中国政府误解，被看作对纯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同时，日本政府为消除美国的担忧，也向美国驻日大使表示，罢黜袁世凯“只是人事原因，并不涉及实质性的政策改变”，形势并没有什么危险，没有干涉的必要。(22)在日本和俄国的影响下，法国、德国也不倾向就袁世凯问题向清政府进行抗议，表示除非所有国家都认同这一倡议；奥地利和意大利则表示在这一问题上将追随德国行动。(23)柔克义在1月8日的电文中向美国政府汇报说：有关各国公使同时提出抗议一事，毫无进展。对于抗议的措词和语气有许多分歧。是否有决心提出抗议，令人怀疑。部分国家的使节认为这是不明智的，其中就包括日本公使。(24)
在联合干涉的愿望落空之后，柔克义坚持要对摄政王驱袁事件提出抗议，1月9日又致电国务卿，请求授权他单独与英国公使一道行动，指出：“同时抗议一事完全失败，但我个人仍强烈地认为，应要求清政府对我们的忧虑表示严重关切，罢免袁世凯意味政策的转变……英国驻华公使的观点与我相同，我是否单独与英国公使一道，沿着我所说的路线和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行事？英国公使已将上述意思电告英国政府。”(25)
柔克义的这一建议再次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在次日获得美国政府复电认可后，柔克义即与清朝外务部联系，要求会见。1月15日，柔克义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一道前往外务部会见庆亲王奕劻，分别提交内容相近的节略。柔克义在节略中写道：
美国政府一直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并始终关心中国的福祉，且在许多场合都表达了这种真诚的感情。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一直以极大的同情和兴趣关注对中国有深远影响和良好结果的政策的启动和发展，这一政策确保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她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继续这一政策被视为和平、稳定和进步的一个保证。
美国政府对新君主刚刚即位就突然罢免一位与近几年的重大改革有密切关系的国务人员表示严重关切，对新政府的信心产生动摇，担忧新政府将不继续前任君主倡导的正确的政策，美国认为这一政策对中国有极大的好处。
美国政府很高兴获知，它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摄政王政府的愿望是，继续执行此前获得美国政府友好支持和由衷称赞的政策。(26)
在会谈中，庆亲王奕劻以最肯定的语气，向两位公使保证“摄政王政府将严格执行前任君主的进步政策”，并向两位公使透露袁可能会被召回任用。(27)
在获得庆亲王的上述保证后，柔克义对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1月16日，他在写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在整个会谈中，庆亲王都以最友好、最坦率和肯定的语气说话。很显然，他很高兴我们的抗议。我可以肯定它们将会被递送到摄政王面前，希望它们能对摄政王产生实际影响。在庆亲王表示袁的免职是摄政王的一场政变，以及他相信袁迟早会被召回复职之后，就不必再存疑虑了。”同时，柔克义认为他们的抗议将对摄政王上任后表现出来的冲动、任性和亲近保守派起到抑制作用，避免清廷重新回到保守的道路上去，指出：“许多已被证实的摄政王冲动和刚愎自用的例子，使我和我的英国同僚坚信，我们有责任提醒他注意，他使他的国家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和物质利益面临危险。在我看来，如果摄政王发现，他罢免了秩序和进步政策的最有影响和最著名的执行者，而不会遭到列强的任何抗议的话，他将不会就此止步，他还会继续这样做下去，而他的一时冲动和个人好恶也会鼓动他这样做，并且也许很快就会无意但有效地抑制最近几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致使中国返回到十年之前的动荡、骚乱和困惑之中。”(28)
在收到柔克义的报告后，美国政府也对交涉的结果表示满意。1月19日，国务卿致电柔克义，称：对于外务部接受你和英国公使的共同抗议，以及中国政府保证中国的政策将不会因罢免袁世凯而受到任何影响，保证目前的各项改革和对外国列强的态度将沿袭以前的路线，本政府十分满意。你在这件事上所做的工作受到国务院及总统的高度评价。(29)同时，美国政府还致函英国驻美大使，对英国驻华公使在干涉罢黜袁世凯问题上的合作表示感谢。(30)
美国的干涉虽然没有迫使载沣收回驱袁成命，但对避免事态扩大化还是产生了影响。根据柔克义的报告，他召集各国驻华公使非正式讨论抗议驱袁问题的消息，当时就传回到载沣本人那里，并令摄政王政府“十分着急”。(31)为消除美国对罢黜袁世凯的不安，载沣在颁布驱袁上谕的第二天就任命亲美派官僚、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署理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1月8日又分别任命张荫棠和周自齐为署外务部左丞和左参议，以博美国的欢心，消除驱袁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柔克义在11日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就对载沣的这一任命表示欢迎，认为这有助于改变罢黜袁世凯之后清朝外务部的不得力情况。(32)而柔克义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一道向清政府提交抗议照会，并从庆亲王奕劻那里获得将重新起用袁世凯的口头保证，则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提供了有力的外交支持。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还迫使日本政府也不得不私下要求载沣不要将驱袁事件激化和扩大化，既不要进一步处罚袁世凯，也不要株连袁的同党，以免政局发生动荡。(33)载沣在罢黜袁世凯之后，没有听从袁的政敌的建议，既未对袁进一步加罪处罚，也没有对袁的同党加以清除，这固然由于他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培植的北洋势力，但美国的干预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就美国政府来说，它之所以对载沣驱袁事件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除了所说的担心清末新政改革政策发生倒退之外，另一个没有言明的原因是与当时的中、美、日三国外交息息相关。这从以下我们对载沣驱袁的背景的分析中可见一斑。
三、载沣驱袁与联美制日外交失败之关系
对于袁世凯突遭罢黜的原因，当时舆论及后来学者的研究多认为这是出于摄政王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认为是满族亲贵与汉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以为，载沣驱袁体现了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这是确凿无疑的。(34)但一个有待补充的问题是，摄政王载沣之所以在1909年的1月2日罢黜袁世凯，这可能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至少，根据笔者的研究，载沣罢黜袁世凯与当时清政府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成为袁的政敌要求他下台的一个重要理由和导火线。
袁世凯自1901年继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便逐渐成为主导清廷内政和外交的一名重臣。日俄战争，尤其是1907年7月第一次日俄协约签订之后，为抵制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袁世凯在外交上极力主张和推动联合美国，以抗衡日本势力。为此，袁世凯的同党和亲信、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巡抚唐绍仪与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商议借助美国资本，设立东三省银行，用于稳定当地币制、兴办实业、修筑铁路等事业。为实现这一联美制日计划，袁世凯于1908年慈禧太后病逝之前便奏请派遣他的亲信唐绍仪前往美国，予以落实。7月18日，清廷颁布上谕，命唐绍仪为赴美特使，表面为感谢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实为与美国商议东三省借款及推动中美德三国联盟。(35)10月初，唐绍仪即启程前往美国。但袁世凯的这一联美制日计划由于误判美国的外交政策，遭遇重大挫折。当时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政府虽然有意扩大美国在东三省的势力和影响，但同时完全无意与贫弱的中国结盟，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相反，在日本政府的拉拢和引诱下，11月30日美国国务卿在唐绍仪抵达华盛顿的当日与日本缔结“罗脱—高平协定”，美国以听任日本可在中国东三省以“和平手段”自由行动换取日本不侵略菲律宾的保证，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完全失败。在接着的会谈中，国务卿罗脱完全拒绝与唐绍仪商谈东三省借款和中美联盟问题。而有关中美联盟外交失败的消息也在1908年12月下旬见诸报端，《字林西报》就曾根据12月30日华盛顿来电，报道：“中国赴美专使大臣唐绍仪办理中美联盟事，现已失败。”(36)
正是这一外交挫折为袁的政敌提供了借口，成为摄政王罢黜袁世凯的一个导火线。袁世凯的门生沈祖宪、吴闿生在《容庵弟子记》中就强调袁的去职系由派专使唐绍仪联美一事引发，指出：“公(即指袁世凯——引者注)感悼孝钦后知遇，拟俟大丧事竣，亦即告退。乃未及上书陈请，而局势忽变。论时事者，言哤论杂，咸莫测其由来。不知公之去位，实由于派大使一案也。先是，公因甲午、庚子之后，政府虽一意讲求外交，而操纵失宜，究不免为外人所轻视。中国等级，向居人后，海牙和平会，置列三等。亲贵出洋，何尝无所激刺，奈事过辄忘。公因美之商派大使，遇我独厚，密建联美之策。先与庆王商定后，乘间独对，畅陈中国宜派大使理由，孝钦后甚韪其议。旋遭大故，枢廷同列，以不获预闻其事为恨，有议公之轻举者，于是横生阻力，事败垂成，其机会为至可惜也。”(37)
袁世凯本人在回籍养疴后回复友人的信函中，也婉转透露了他的去职与当时办理外交遭受挫折有关。袁在1909年3月2日《复邹道沂函》中这样写道：“弟半生鞅掌，梦觉邯郸。自顾中外回旋，过多功少，时艰莫补，悚惧滋深。客秋患足疾后，曾经请假休息，迄未就痊。只以事变纷乘，不得不力疾销假，入直必须人扶掖。腊月，疾益加剧，仰蒙朝廷体恤，放归养疴，圣恩高厚，莫名钦感。”(38)作为回籍养疴的待罪之人，袁世凯虽然依照上谕的说法，将自己的去职归因于“足疾”，并钦感圣恩高厚，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他的去职实起因于“事变纷乘”，以及他在“中外回旋”即处理外交问题上的过失。1911年6月22日，袁世凯在写给端方的一封信函中论及清朝内政和外交，也表示他当初主政时在内政和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宏愿就是“大借欧美债，大兴实业，隐以抵制强邻，使我得多延喘息，专意振作”，并对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后与欧美国家签订铁路借款合同，实现他当初抵制日、俄两国的宏愿大为称赞，谓：“惟望当道诸公，才略魄力多得如此老者，东、北两大(即指日、俄两国——引者注)，何足畏哉！”袁在信中对当初没有与盛宣怀合作实现这一外交目的深感遗憾，写道：“惜从前误听人言，又为人所持，未得与此老共谋之，成此大举，悔不可追。”(39)
美国政府在分析载沣驱袁的背景时也将它与外交问题联系在一起。1月7日，国务院远东司在一份备忘录中认为这件事与清廷内部在外交问题上采取亲日还是亲美的斗争有着直接关系，同时既牵涉满汉之间的矛盾，又与日本政府的活动有关，而美国与日本签订罗脱—高平协定，则进一步削弱了袁的地位。该《备忘录》指出：最近几年，满族亲贵铁良、那桐和醇亲王载沣对像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官员一直存有戒心，他们信任日本，希望获得日本的支持，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访美就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只是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唐才被任命为赴美特使。同时，日本方面对唐绍仪使团的使命十分敏感，他们意识到美国在中国尤其在满洲利益的确立会妨碍日本的图谋；而挑选有前途的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也对日本构成另一威胁。因此，日本便采取行动，破坏唐使团成功访美。由于十分清楚此时日本与美国互换照会传达给中国的信号，日本便于1908年11月30日成功结束谈判。此外，日本还在中国皇帝和皇太后去世时努力向摄政王保证，日本将支持他主持清廷朝政，并向美国声明日本将不会采取劝说、干涉行动，相信此时是没有必要的。国务院远东司表示日本的这些举动“从实际发生的事情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40)1月16日，柔克义在写给国务卿的报告中也指出袁授意唐绍仪赴美执行联美制日的外交活动遭到了他的政敌的攻击，写道：“我得到可靠的消息，袁的政敌对摄政王说，袁所执行的个人政策危害中国的利益，唐绍仪出使国外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结果，摄政王命令唐应被立即召回，但庆亲王解释说已通知了好几个欧洲国家唐将前往访问，现将唐直接召回，这是极不礼貌的。摄政王虽然做出让步，但坚持唐必须赶紧完成出访欧洲的使命，并命令他尽早回国。”(41)
美国政府当时非常怀疑日本参与了驱袁这一阴谋，以排除袁世凯集团对日本侵略东三省构成的障碍，同时加强日本对清廷朝政的影响和控制。1月5日，国务院就电令美国驻日本大使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局势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情报和观点，以及与日本的关系。(42)一向对日本持正面看法的柔克义在1月16日的报告中也持同样看法，指出：“一些外国列强，尤其是俄国和日本不会对袁世凯遭罢免感到不高兴，这并不奇怪，因为袁是他们满洲政策的最厉害的反对者。现在，日本政府、至少在这里的日本公使无疑如释重负，对袁的下台感到十分高兴。他从中看到一些直接好处，因为他正与外务部就满洲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谈判，他期望日本将获得比袁世凯在职时更有利的条件。”(43)
为消除美国的怀疑，日本政府一再向美方解释，声称他们与罢黜袁世凯事件无关，并不愿看到这一事件的发生。1909年1月14日，日本外务大臣就中国形势与美国驻日大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表示有关日本策划罢黜袁世凯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日本需要的是和平，指出自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后，他本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表示，日本希望中国维持国内和中日两国间的和平局面，不要采取任何危害现状的激进措施；他本人也认为袁世凯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对袁遭罢免感到非常遗憾，这种遗憾不是基于袁对日本的用处，而是因为他对于中国的价值。同时，还安慰美国政府不必对罢黜袁世凯之后的中国局势过于担忧，指出“至少就目前来说，他不相信中国方面会试图进行任何激进的政策改变，策划对其他国家的邪恶计划”，并表示他本人已让日本使节向北京的有关官员转达，希望不要对袁世凯做进一步惩处，袁在军政部门的同党也不要被追究，他相信这一方针会得到执行。(44)1月21日，日本政府又通过日本驻美大使致函美国政府，再次就舆论认为日本支持罢免袁世凯进行辩解，声称日本在维持中国政局的稳定上与其他国家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公使之所以没有与美国驻华公使一道就罢免袁世凯问题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这是因为日本政府“认为在袁被罢免后再恢复原位会十分困难，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并且不可能期待从中产生良好结果，这只能激起中国政府的反感，好像日本政府正在干涉他们国家的内部事务。”但日本政府在解释不愿在罢免袁世凯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声称为避免政局发生动荡，日本政府已“训令日本驻华代表警告中国当局对袁及他的朋友不要采取任何极端措施”。这就说明日本政府所说在罢免袁世凯问题上不愿干涉中国内政，并非由衷之言。对于某些外国人认为日本因为袁世凯妨碍了日本的满洲政策而很高兴袁下台，日本政府声称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表示虽然袁对日本不那么友好，但日本的满洲政策需要像袁世凯那样有能力、有影响人物的合作，“因此，袁并不被认为对日本不利的人物”。(45)
对于日本方面是否直接或间接地策划和参与了驱袁事件，尚有待学者利用日本方面的档案资料，做进一步研究。但上述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足以证明，载沣驱袁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又与当时清政府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有直接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这在此后袁世凯复出问题上也有所反映。
四、围绕袁世凯复出的斗争
对于罢黜袁世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对立。在摄政王罢黜袁世凯上谕颁布之后不久，袁的同党就积极活动，争取说服摄政王载沣重新起用袁世凯。1月4日，学部侍郎严修就上疏朝廷，呼吁载沣收回成命。(46)而袁世凯本人则对严修在危难之际表现出来的这种真诚和忠诚感佩不已，赞其“风义竺厚，要当于古贤中求之耳，敬佩！敬佩！”(47)朝中一些士大夫还纷纷致书御史赵炳麟，责备他弹劾袁世凯，“谓汉大臣中，才未有如项城者，去之可惜”，以至赵炳麟感到巨大压力，感慨“议者竟敢四起，可见人心世道之变矣”。(48)
袁在朝廷中的重要盟友庆亲王奕劻，则从一开始就反对摄政王驱逐袁世凯，对摄政王罢黜袁世凯采取杯葛行动，在罢黜袁世凯的前一天就请假(1月1日)，并拒绝会见前来官邸拜访的各部官员(49)，直至1月7日袁世凯离京后的第3天才回朝参政。(50)此后，庆亲王在罢黜袁世凯问题上仍然不予配合，与摄政王载沣为难。对于如何向各国驻华公使解释罢黜袁世凯的原因，他坚决拒绝以足疾为由作答，载沣只好表示由那桐做这样的答复。在1月15日会见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时，庆亲王就以“不便表达”为由，拒绝解释袁世凯遭罢免的原因，同时对他们的抗议明确表示欢迎和感谢，坦认他本人十分清楚“袁在指导外交方面和改革工作中的作用”，称他本人也对发生这件事“感到遗憾”，指出载沣驱袁只是“摄政王个人发动的一场政变”，并向他们保证：袁还年轻，将会被朝廷重新起用。(51)
袁的长子袁克定也继续留在北京，四处为其父复出活动，有意巴结载沣的兄弟载洵和载涛，在6月10日的信末便向他父亲汇报“近日事尚顺手，勿以为念”。(52)6月5日，他还曾亲往美国驻华使馆，向美方通报情况，以冀继续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驻华参赞次日就将这一情况电告美国政府，称：袁的儿子昨天造访了使馆，密告他与载沣的一位胞弟举行了一次会晤，有迹象显示载沣可能会接受袁世凯作为一个没有实权的官员复出。(53)
1909年9月之后，袁世凯在与故旧和部下的通信中也多次谈到他本人的复出问题，言不由衷地声称自己没有重新出山的念头：“自顾甫逾五十，衰疾侵寻，遗大投艰，断难胜任，早无复出山之想矣。”(54)称“迩者都下颇有议论，遂致报纸喧传，未免失实”。同时，他又不忘一再表白自己的忍辱负重和为社稷计的高风亮节，称“屡世受国厚恩，何敢淡忘大局。惟自忖羸疾之躯，断难更肩艰巨。诚以国计所关，不容再误，至一身罪谤，固所不虑也。”(55)或谓：“受业屡世受国厚恩，何敢淡忘大局。第以时艰方亟，诚不当以孱疾之躯，再肩巨任。若犹是委蛇伴食其间，不但为受业所深耻，亦师座所不取也。”(56)或曰：“时事日艰，杞忧曷极。惟是剧要之任，断非衰疾所能胜，只能息影空山，经卷药垆，消此宽闲岁月，殊不作用世之想矣。”(57)袁世凯偶尔也称赞部下所提有关他复出的建议“实获我心”。(58)
1910年夏、秋期间，为对付日俄签订第二次协约以及中国进一步出现的边疆危机(59)，清朝政府酝酿发起第二次中美德三国联盟。为配合这一外交活动，重新起用袁世凯问题再次被清廷提上议事日程。8月17日，摄政王发布数道上谕，命世续辞去军机大臣，吴郁生毋庸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以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另任命唐绍仪署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为邮传部右侍郎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60)如所周知，徐世昌和唐绍仪都系袁党的核心人物。因此，一时之间，国内报纸纷传袁世凯即将复出的消息，或曰载沣胞弟载涛“以开缺军机大臣袁项城，前在北洋锐意进取，现值整顿各项要政之际，置之闲散，未免可惜，曾商由枢府授意其公子袁参议电达乃翁，促其出山”(61)，或谓袁世凯将出任“督练军政大臣”(62)，或谓袁世凯将回京参与讨论清朝内政和外交等问题(63)，或谓在载涛和徐世昌的力推下，袁世凯可能接替去世的鹿传霖出任军机大臣(64)，等等，不一而足。与此同时，袁的同党也四处活动，为袁的复出献计献策。袁在8月16日及其后写给杨度、张士钰、商作霖等人的信中，亦都谈到他本人的复出问题，对一些部下关心他的复出问题表示感谢，谓：“昨奉手翰，备荷注存，并代商鄙人出处，语长心重，可谓实获我心，具仰相知之深，见爱之厚，不同恒泛。”(65)同时，又重演一年前的故伎，称报刊所传“不实”(66)，一再言不由衷地声称他本人并无出山之念，谓自己“衰病侵寻，精力迥非昔比，投艰遗大，断难胜任。林泉可乐，幸得长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67)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袁世凯迟迟未能出山，并非袁本人所说的那样，由于身体衰弱，“殊不作问世之想”，而是因为受到朝廷内外的极力抵制和反对，复出的时机未能成熟。在他回籍养疴之后，袁的政敌们就认为处分过轻，为防止袁世凯东山再起，纷纷要求加重处罚。袁的在野政敌康有为、梁启超就曾致函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建议劝说载沣对外宣布袁世凯罪状，加重惩罚力度，认为虽因种种原因，不予“明正典刑”，但“最轻亦宜加以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68)他们还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载沣驱袁辩解、叫好，宣传载沣驱袁既非排汉和排外之举(69)，也非反对立宪之举，指出袁世凯并非真正支持立宪之人，只不过“欲藉宪政以自卫”(70)，“袁氏开缺与立宪前途有益无损”(71)，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不但没有影响，“且于外交上新政上反得良善之结果”。(72)他们批评袁在外交上采取“媚外主义”，“于外人无丝毫之损伤，而于本国亦无几希之利益”，在内政上袁只“为个人之地位”(73)；他们还批评欧美国家干涉载沣驱袁，宣称这一事件并不会产生欧美国家担心的“袁党与非袁党之争”、“满党与袁党之争”和“新党与旧党之争”。(74)他们热烈欢呼载沣驱袁为“大快人意”之举(75)，大力称赞摄政王载沣“贤明敏决”(76)，“隐夺宵小之气焰”。(77)
在朝廷内部，袁的政敌们则鼓动御史赵炳麟、江春霖，频频上书摄政王载沣，建议应将袁世凯的党羽一概罢免，以免袁世凯东山再起，重新掌权。在袁世凯回籍养疴不久，赵炳麟便密奏载沣，一方面责骂“袁氏党羽布散谣言，倾陷监国摄政王”，“不徒布之本国，抑且告诸邻邦，其意盖欲鼓动内国之人心，使之蠢蠢思乱，然后求外人干预挟制朝廷，不能不用袁世凯”；劝说载沣“心志必须坚定”，绝不可听信流言，重新起用袁世凯。同时建议载沣进一步解散袁的党羽，消除袁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指出：袁党“所恃以无恐、敢于怨怼朝廷者，以庆亲王谊系懿亲而尚居枢辅之任，直隶总督杨士骧地在密迩，而兼操兵财之权。是以袁世凯虽罢，其党内有庆亲王为之应，外有杨士骧济其财，仍然固结如旧。万一朝政偶有疏虞，则遇事挟持，监国摄政王必束手受制。今欲自立于不败之地，则直隶总督必不可不调。应请英断在心，不动声色，将杨士骧设法调开，另选夙有声望、不避嫌怨而居心忠义可恃者，授为直督，则北洋之财，不致为袁氏私人耗尽而党羽可解散。”为此，载沣在养心殿专门召见赵炳麟，商议对策，“逾一点钟之久”。(78)
御史江春霖也一再上书，敦促载沣尽快清除袁在清朝政府内的党羽，指出：“三月以来不惟未退一人，且加委任焉……自古及今，未有始终行姑息之政而可以治国平天下者。”声称：“巨奸虽去，邪党尚多，非就京察，择尤罢黜，不足以惩既往而戒将来”，控告袁开缺后，“奉天巡抚出使大臣唐绍仪往来密电甚多；学部侍郎严修之请收回成命，实受世凯之子克定之嘱托；各处造谣，则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及苏松太道蔡乃煌居其大半；江西巡抚冯汝骙，安徽巡抚朱家宝，亦多附和”。(79)江春霖建议摄政王应速起用勋旧大臣，“不虞需才孔急”；否则，“异时更有请用袁世凯如严修者，不从，则驱爵于丛；从之，则为虎附翼。患至为备，害至为防，已无及矣。”(80)
1910年8月17日，载沣虽然下谕起用徐世昌和唐绍仪两位袁党官员，但他同时又起用贝勒毓朗和盛宣怀，实亦寓有牵制之意。盛和毓朗均为袁的反对派。其中，盛宣怀因袁世凯自出任直隶总督后侵夺他的路、邮权利而与袁积不相能。毓朗则为载沣倚重的满族官员，当初载沣在罢免袁世凯的第二天，就任命毓朗为步军统领。据说，庆亲王当时就对载沣令毓朗入军机处极为不满，以意见不合，以乞退相要挟。(81)当时，日本报纸对载沣任用袁的政敌毓朗大加赞扬，称此举“足见用人自有次序，不失偏颇矣”；认为毓朗年富力强，“四十有五，神识明敏，思虑周密”，与善耆为从兄弟，均为摄政王载沣最信任之人，足以“镇轻躁好事之徒”唐绍仪，“即有徐一人自旁助唐，亦未易逞其意也”。(82)江春霖则上书载沣，警告勿因美日外交问题起用袁世凯，指出：“都下谣言，二国(美日)交涉，非袁世凯断不能了。安保非该党人构此难题，挟制朝廷，为起废地步。臣知圣明在上，必不坠其术中。”(83)
可以说，在重新起用袁世凯问题上，摄政王载沣一直十分慎重，他本人并不愿让袁复出。1910年9月27日载沣的胞弟载洵在白宫拜见美国总统，答复有关袁世凯复出问题的问询时，就表示“此事正在由摄政王加以考虑，但还没有做出决定”，因此“不能给予肯定答复”。(84)稍后，美国驻华公使馆中文秘书丁家立(Charles D.Tenny)在向清廷中的线人了解情况后，也报告“摄政王虽已被说服重新起用袁世凯，但他并不是那么愿意。努力促成此事的是庆亲王和徐世昌二位军机大臣。”(85)只是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为对付国内革命危机，载沣才在袁的同党奕劻和徐世昌的一再劝说之下，迫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最终导致清朝权力落入袁世凯之手。
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围绕袁世凯复出问题，同样也夹杂着美、日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载沣罢黜袁世凯，希望袁能早日复出。对于摄政王载沣于1910年8月17日分别任命徐世昌和唐绍仪为军机大臣和署邮传部尚书，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W.J.Calhoun)给予高度重视，当日就将此任命电告国务卿。(86)随后，他在8月23日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便将它与袁世凯的复出问题联系在一起，指出这“可能是某种重要行动的第一步”。他分析说：任命唐绍仪署邮传部尚书，至少一部分是迎合美国的意见，这可能导致在铁路借款问题上采取一项更为坚定的政策。作为一名官员，唐的特点是富有活力和勇气，他以前在满洲时与徐世昌的友好关系使他能在军机处获得有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唐最近几年与袁关系极为密切，他的任命自然会引起有关袁世凯重新掌权的议论。使馆还未能得到这方面的证实，目前据说袁的条件是要求实际权力而不是名义权力，这使得摄政王很难让步。但如果帝国内部的困窘继续增大，那么，目前任命像唐绍仪那样袁的朋友，日后完全有可能促进袁本人的复出。(87)9月13日，嘉乐恒在向美国政府的汇报中，进一步认为清廷最近人事任免的斗争主要围绕袁的复出问题。他指出摄政王在努力由他本人控制国家之后，开始认识到他的不成功，并被内忧外患弄得焦虑不安，最后下决心召集那些同情改革的力量；载沣的弟弟载涛在访问美国和欧洲归来之后也建议重新起用袁世凯，但这一建议遭到以载泽为首的一派的激烈反对，摄政王则在这两派之间摇摆；而袁世凯本人并不急于复出，拒绝出任东三省总督，要求恢复直隶总督及在军机处的位置并控制北洋军。(88)为弄清清廷内部围绕袁世凯复出问题的斗争，嘉乐恒还指示公使馆中文秘书丁家立会见他们在清廷中的线人，了解情况。(89)此外，一位美国记者也曾就袁世凯复出问题专门致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称赞袁是清廷中一位独一无二的官员，与其他只会夸夸其谈的官员不同，袁具有办事能力和魄力，指出“中国目前的危机很大程度就是由于袁世凯未能在北京掌控局面”，袁遭罢免肯定是由那些希望中国虚弱的人策动；尽管唐绍仪重新得到重用，他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位强人，但唐如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袁的支持”，建议美国政府加以干涉。(90)而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和国务卿诺克斯也的确亲自过问了袁的复出问题。9月27日，他们在白宫接见到访的载沣胞弟、海军大臣载洵时，其中就谈到恢复袁世凯的权力问题，鼓励摄政王载沣尽快加以落实，指出“这个方向是可取的”。(91)
与美国政府欢迎和支持袁世凯复出不同，日本方面则极不愿意看到袁世凯的复出。对载沣重用徐世昌和唐绍仪以及有关袁世凯复出的传言，日本舆论一片担忧和哗然，惊呼“中国军机大臣及邮传部尚书猝见更迭，属最须注意之事”，称清廷的这一人事任免“岂非由其间有一种政治的外交的阴谋以进退之耶”？指出徐、唐均属袁党分子，均为亲美派人物，徐“与项城谊同兄弟”，“且颇与美国派亲善”，唐“为袁派又纯为美国派，人人皆知。今得新补邮尚之重职，洵为我国所宜致意者。”(92)或直言清廷的这次人事任免为清廷内袁世凯亲美派活动的结果，曰：此事“虽出于内部朋党之排挤，然美国派之热心运动，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曲意允从起用唐少川者或致此耳”；警告摄政王政府须慎重，声称“误满洲之政局者，实袁、徐、唐三人也”，责骂唐绍仪“喜弄小智小黠，往往不免起波澜于平地”。(93)另一方面，为避免袁世凯复出传言变为现实，有些日本报纸又立刻放言徐、唐的升任并不意味着袁世凯的复出，称“以徐唐二人之荣进，即为袁出庐之前提，不亦太早计乎”？表示摄政王载沣当初罢黜袁世凯“其情事至为繁赜而且暧昧，然而一旦骤见起用，复占政府之要地，殆似无是理”。同时，日本报纸亦否认载沣胞弟载涛在欧美访问回国后支持袁世凯复出，表示此说“未之信也”，称：“摄政王之与袁，其间有一鸿沟，不可辄逾。除庆邸及徐唐二人外，北京大员之与袁，果有何等同情？是数者，皆涛贝勒之所夙已知悉，则今日骤欲起用袁氏，吾侪窃以为未也。”(94)有的则扬言“袁党卷土重来之说”不足信，“不过其党中人故意播扬，中央政府初不挂齿牙也；然项城党人乃声言当道有意起用，袁则自重不出，以糊涂世间耳”。并抨击某些国家之所以盼望袁世凯复出，“一则由政略上之利害；一则由谬信项城才识过甚”。(95)
在不愿看到袁世凯复出的同时，日本报纸还始终将它与中美德三国同盟问题联系在一起，抨击袁世凯是联美制日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指出：“盖倚美国后援以掣肘日俄两国之政策，创自袁世凯之为外务部尚书、徐世昌之为东三省总督、唐绍仪之为奉天巡抚之日，以及梁敦彦之为外务部尚书、锡良之为东三省总督，依旧绍述不改，即如军机处大臣中称为有力之那相、世续二人向与美国无甚因缘者，亦附和雷同，一意依赖焉，以冀一变满洲局面。”(96)强调袁世凯复出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对清朝内部亲美势力的增长和摄政王载沣态度发生转变、倒向亲美政策的可能性，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指出载沣“未至决意大用袁者，由皇太后反对最力故耳，民间所传如此，此须注意者一也。系袁派之王大臣、各部尚书以下，皆属亲美党，此其须注意者二也。宗室及各部尚书中有力者，亦有所谓亲德党者，此其须注意者三也。自政府大员以及民间人士有主张藉援美、德两国，以与日、英、俄、法两联盟相抗之说者，此其须注意者四也。美、德两国欲买欢中国，经营惨澹，无所不至，此其须注意者五也。夫其事情形势如此，袁之处于斯间，献联盟美德之策，无足怪者，而摄政王之心，不免为其摇动。”(97)为此，日本报纸一致抨击清政府推行中美德三国同盟政策是上了美国人的当，“徒蒙蔽于目前小惠，不悟为其牢笼，方且愉悦满意焉”。指出美国人所谓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不过藉此美名，以便瓜分豆裂之计而已”。(98)美国和德国之所以与中国倡同盟之说，其唯一目的“均图离间中日邦交，一面使日本不得助中国自强，一面使中国不便与日本唇齿相倚，终致中日两国，各各孤立，无从相扶，以阻遏其所谓黄种诸国隆兴之运”。指出美国一向不与其他国家结盟，中美两国国力相差悬殊，美国今日与中国结盟必有其私利，“或垄断筑路采矿之利，或总揽监督财政之权，以及兵马政治教学之权，必有所要挟，以便其私图”。断言“中美德三国同盟，名为藉力美、德，谋中国自强，以与列强相抗，实则不过举中国利权，付与美、德，独受其弊耳”。(99)批评清政府实行亲美政策，接受美国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和修筑锦瑷铁路，导致“日俄两国亦大不慊于中国”而使中国进一步陷于孤立境地的恶果，而美国方面并没有为中国提供实际帮助，责问：“中国之致意于亲美，如此其劳也，如此其苦也，然顾得其结果，窒碍纷出，不但无补于事，反招列国不平；而中国之侨民之在美国，排斥侮辱，莫所不至，竟未闻稍异曩时。则中国之一意亲美，果何为欤？”(100)对中美两国关系大加离间和挑拨。
并且，根据美国公使馆中文秘书丁家立的报告，日本方面也的确卷入了袁世凯复出问题的斗争。丁家立在1910年10月14日的报告中明确表示，“日本人正在积极活动，反对召回袁世凯”，指出虽然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私下写信给袁世凯，否认日本报纸有关他对召回袁世凯向清政府提出抗议的报道，但军机大臣毓朗却亲自告诉美国公使馆在清廷中的线人，“日本反对召回袁世凯，赋予独立的权力”，表示“如果袁复出，他必须置于某人的权力之下”。(101)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中也说到袁的政敌善耆曾与日本人川岛浪速合作，派密探前往彰德，刺探情报，监视袁世凯的动向，写道：“袁住在彰德洹上村之时，善耆对他并不放心。那时，日本人川岛浪速是善耆的警察顾问，亦即是他的心腹之人。川岛手下秘密侦探对袁的行动，随时都有密报。这种报告，善耆曾经给我看过。”(102)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一份《松字报告》，也证实载涛回忆所说内容不诬。该报告记述了宣统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间袁在彰德的动静及其与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等人的来往情况，虽然没有报告“紧要之事”，并坦承“因彰德袁舍离城五六里，四面宽阔，在田亩连绵之间，宛如小城郭，不便徘徊窥探，内面情形，实难察知，惟能看视由各处出入之形迹耳”。(103)但该报告的存在，充分反映了日本方面对袁世凯复出的戒心。
综观以上的考察，有关载沣驱袁事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驱袁事件首先为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其实质是以摄政王为首的满族亲贵借机打击和削弱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以确保其权力不受威胁；那种以袁氏确有足疾为由，认为载沣让袁世凯回籍养疴是一个正常的事件，并不涉及权力斗争或什么阴谋的观点难以成立。第二、载沣驱袁与当时清廷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有着直接关系；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直接导致袁世凯在朝中失势，并为袁的政敌要求他下台提供了借口，成为载沣驱袁的导火线。第三、在驱袁事件发生之后，载沣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加罪惩处袁世凯及其党羽，这固然由于载沣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培植的北洋势力，但同时与列强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强力干预有着密切关系。第四、由于袁世凯的影响力，围绕袁世凯复出的斗争几乎在驱袁事件爆发之际就在朝廷内外展开，并与中美日三国外交关系纠结在一起；而在重新起用袁世凯问题上，载沣一直十分慎重，持抵制态度，并不愿让袁复出。第五、就几个主要列强来说，它们对载沣驱袁的态度和反应并不一致，日本和俄国实际上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则极力反对。日本之所以支持罢黜袁世凯，主要因为袁世凯推行的联美制日外交政策妨碍了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而美国当时力挺袁世凯，一则为清政府的改革政策保驾护航，担心载沣驱袁导致清末新政发生逆转；二则在外交上压制清廷内的亲日派势力，抵制日本对清朝政府的控制及有利于美国与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争夺。第六、外国列强虽然对载沣驱袁事件的结局施加了影响，阻止了载沣将驱袁事件扩大化，但驱袁事件毕竟是清廷内政，列强的影响又是有限的；载沣最终重新起用袁世凯，主要出于国内因素，以应付国内的革命危机。总之，载沣驱袁事件首先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与当时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外交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历史背后，同时也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
拙文在最后定稿过程中，承蒙马忠文副研究员提出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另感谢李细珠研究员在借阅图书资料方面提供方便。
注释：
①以笔者有限的阅读，有关载沣驱袁问题的研究，以侯宜杰先生的《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和骆宝善先生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两书中的相关论述，以及杨天石先生的《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杀袁世凯的谋划》(《复旦学报》1986年第5期)一文，比较有学术价值。
②康有为：《上摄政王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8—639页。
③Kang Yuwei to President Roosevelt,November 14,30,1908,Telegram,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microfilm.详见拙文《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政府的反应》，《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④有关海外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的倒袁活动，详见杨天石《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杀袁世凯的谋划》(《复旦学报》1986年第5期)，兹不赘述。
⑤《劾军机大臣袁世凯权势太重疏》(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江春霖：《梅阳江侍郎奏议》第2卷，刻本，第11—14页。
⑥《论庆亲王奉旨世袭罔替覃恩过优疏》(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江春霖：《梅阳江侍郎奏议》第2卷，第29—32页。
⑦《劾袁世凯疏》，赵炳麟：《谏院奏事录》第5卷，刻本，第11—12页。
⑧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⑨赵炳麟：《宣统大事鉴》第1卷，刻本，第2页。
⑩《志庆袁两公之交谊》，《申报》，1909年1月15日，第1张第4版。
(11)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页。
(12)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3页。
(13)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28页。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
(15)按：对于袁世凯如何事先得知消息，一说是得到庆亲王通报(见袁静雪《一生经营，猢狲散尽》，文斐编：《我所知道的袁世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一说1月2日袁世凯前往宫廷早朝时与袁关系密切的太监告知他将有大不利于他的事情发生，具体如何严厉不得而知，于是袁便急退出朝房，避往天津(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8页)。
(16)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6,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17)关于袁世凯离京回籍的时间，学者和史料有不同说法：侯宜杰先生说是1月6日(见《袁世凯全传》，第169页)，《申报》也在1909年1月7日报道袁于昨日即1月6日离京回籍(见《西报译要·袁世凯出京》和“专电·电一”，《申报》，1909年1月7日，第2张第2版、第1张第3版)；骆宝善先生说是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一日，也即公历1909年1月12日(见《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06页)。以上两说均不准确，袁世凯离京回籍的确切时间应为1月5日。学部侍郎严修为少数到车站送别袁世凯的官员，他在是日的日记中写道：“送项城于车站”(见《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严修日记》(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5页)。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在6日的电文中也报告袁世凯系在5日离京回籍，见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6.1909,Telegram,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18)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1909,Telegram,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19)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6,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20)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1909,Telegram,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21)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Mr.Rockhill,January 2,1909,Telegram,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按：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第一款规定：“嗣后大清与大合众两国并其民人，各皆照前和平友好，毋得或异；更不得互相欺凌，偶因小故而启争端。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9—90页。
(22)Mr.O'Brie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6,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23)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6,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24)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8,1909,Telegram,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25)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9,1909,Telegram; Statement of Report by Cable from Mr.Rockhill,January 15,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26)Memorandum Left by Mr.Rockhill with the Prince of Ch'ing,January 15,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27)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5,1909,Telegram; Statement of Report by Cable from Mr.Rockhill,January 15,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28)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6,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29)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Mr.Rockhill,January 19,Telegram,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30)Mr.James Bryce to Mr.E.Root,January 18,1909; Mr.E.Root to Mr.James Bryce,January 21,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31)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8,1909,Telegram,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32)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1,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33)Mr.O'Brie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5,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34)最近，有个别学者以袁世凯确有足疾，曾因此提出休养的请求，便将载沣罢黜袁世凯回籍养疴看作一个正常的事情，认为不存在什么权力斗争或阴谋，这只是后人的想象，这一观点实在过于简单化，不足为训。
(35)有关唐绍仪赴美前后推动中美德三国联盟的具体活动及美国方面的反应，详见[美]查尔斯·威维尔著，张玮英、李丹阳译：《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7—64页；另参见拙文《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6)《西报译要·中美联盟失败》，《申报》，1909年1月1日，第1张第3版。
(37)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4卷，1913年印行，第28页。按：袁世凯当时是支持宣统皇帝继任皇位和载沣担任摄政王的重臣。事实上，在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上，张之洞、侍郎俞廉三、御史赵炳麟有意立皇室中年长者为继承人，在光绪皇帝去世前夕赵炳麟为此专门上书。参见赵炳麟《谏院奏事录》第5卷，第1—4页。
(38)《复署南汝光道邹观察道沂》(宣统元年二月十一日)，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33—34页。按：袁世凯在稍后写给吴品珩、何昭然、陈昭常、伍廷芳、桂君芳、刘燕翼、徐抚辰、严修等人的信函中，都有“自顾回旋中外，罔补时艰，循省之余，方深悚疚”词句，这说明袁的这一表述绝非泛泛而谈，而是寓有为己辩解之意，参见该书第41、47、61、63—64、69、75、79、89、139—140页。
(39)《致端方函》(宣统三年五月廿六日)，《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95页。
(40)Memorandum on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China by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January 7,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41)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6,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42)Mr.O'Brie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5,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43)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6,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44)Mr.O'Brie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5,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45)Mr.Baron Takahir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1,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23日，代理国务卿培根将日本大使送来的这份备忘录转寄给美国驻英国、日本和中国使馆。
(46)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1)，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页。严修系因袁的援引，由编修超擢侍郎。
(47)《复严侍郎修》(宣统元年五月廿四日)，《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第140页。
(48)《致赵芷荪侍御书》，赵炳麟：《文存》第2卷，刻本，第28—29页。
(49)《奏电·电一》，《申报》，1909年1月6日，第1张第3版。
(50)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29页。又见《专电·电二》，《申报》，1909年1月8日，第1张第3版，“庆邸足疾已愈，准明日销假”；《要闻·庆袁之关系》，天津《大公报》，1909年1月6日，第4版。
(51)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6,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52)《袁克定致袁世凯函》(四月二十三日)，《袁世凯等人函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甲147—6。
(53)Mr.Fletch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6,1909,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
(54)《复邓观察际昌》(宣统元年十一月四日)，《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第331页。按：袁在《复李观察清芬》(宣统元年八月十日)、《复崔知县耀章》(宣统元年十月十一日)、《复程军门文炳》(宣统元年十一月五日)等函，以及下面文中所引的书信中，均有相近的文字表述，见该书第212、308、336页。
(55)《复朱中丞家宝》(宣统元年八月十六日)，《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第218页。
(56)《复张观察》(宣统元年十二月四日)，《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第360—361页。
(57)《复刘观察燕翼》(宣统元年十月廿六日)，《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第321页。
(58)《复王饶州祖同》(宣统元年十月十日)，《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册，第301—302页。
(59)有关此一时期的中国边疆危机及清政府的危机感和反应，参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295页。
(6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255页。
(61)《申报》，1910年8月29日，“京师近事”，第1张第5版。
(62)《中外大员更调之先声》，《申报》，1910年8月30日，第1张第4版。
(63)《袁项城确将起用》，《申报》，1910年9月9日，第1张第4版。
(64)《军机大臣尚难即简》，《申报》，1910年9月5日，第1张第3版。
(65)《复杨京卿度》(宣统二年七月十二日)，《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667页。
(66)《复商观察作霖》(宣统二年八月七日)，《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册，第685页。
(67)《复张总办士钰》(宣统二年七月十七日)，《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册，第673—674页；相似的表述又见该书第685—686、690、699—700、733—734、796、798、917—918、932、999—1000页。
(6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9—480页。
(69)《读去腊十七日某报铁尚书论书后》，《申报》，1909年2月6日，第2张第2版。
(70)《十一日上谕恭注》，《时报》，1909年1月5日，第1版。
(71)《论袁氏开缺于立宪前途有益无损》，《时报》，1909年1月14日，第1版。
(72)《论袁宫保开缺事》，天津《大公报》，1909年1月8日，第3版。
(73)《论袁宫保开缺事》，天津《大公报》，1909年1月8日，第3版。
(74)《袁宫保开缺后之三大问题》，天津《大公报》，1909年1月10、11日，第3版。
(75)《国人之于袁世凯》，《申报》，1909年1月7日，第2张第4版。
(76)《综论近日臣工之进退》，《申报》，1909年2月17日，第1张第3版。
(77)《论今日之朝局》，天津《大公报》，1909年1月4日，第3版。
(78)《密陈管见疏》，赵炳麟：《谏院奏事录》第5卷，第13—18页；赵炳麟：《宣统大事鉴》第1卷，第3页。
(79)《请罢黜袁世凯党羽疏》(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二日)，江春霖：《梅阳江侍郎奏议》第2卷，第34页。
(80)《请召复勋旧大臣疏》(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江春霖：《梅阳江侍郎奏议》第2卷，第30—31页。
(81)《庆邸乃亦乞退》，《申报》，1910年9月10日，第1张第4版。
(82)《中国大官之更迭》，《大坂每日报》(中七月十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清末)》，乙F35，以下不一一注明藏处。按：“中”指农历，下同。
(83)《请防奸党藉外交束手挟制起用袁世凯片》，江春霖：《梅阳江侍郎奏议》第2卷，第44页。
(84)Memorandum by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sia,September 29,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Microcopy.
(85)Confidential Papers by C.D.Tenny,October 14,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86)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17,1910,Telegram,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87)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3,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按：当时国内报纸分析摄政王载沣任命唐绍仪为邮传部尚书，也认为是出于外交的需要，并暗示系受美国等国的影响。见《中央政界大更动之种种原因》，《申报》，1910年8月23日，第1张第3版；《再志中央政界之大更动》，《申报》，1910年8月24日，第1张第3—4版。
(88)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13,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89)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17,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90)Walter Krit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1,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91)Memorandum,by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sia,September 29,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有关载洵访美详情，请参见拙文《海军大臣载洵访美与中美海军合作计划》，《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92)《中国大官之更迭》，《大坂每日报》(中七月十五日)，《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清末)》，乙F35。
(93)《北京官场之小移动》，《大坂朝日报》(中七月十五日)，《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清末)》，乙F35。
(94)《袁世凯果否出山》，《大坂朝日报》(中七月十八日)，《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清末)》，乙F35。
(95)《中国政界及袁项城》，《东京日日报》(中九月六日)，《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清末)》，乙F35。
(96)《中国承认日俄协约》，《大坂朝日报》(中六月十九日)，《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清末)》，乙F35。
(97)《中美德三国同盟说》上，《大坂每日报》(中十月十九日)，《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清末)》，乙F35。
(98)《美国之势力及中国之外交》，《大坂每日报》(中二月廿七日)，《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清末)》，乙F35。
(99)《中美德三国同盟说》下，《大坂每日报》(中十月廿日)，《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清末)》，乙F35。
(100)《中国之亲美策》，《大坂每日报》(中正月廿八日)，《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清末)》，乙F35。
(101)Confidential Papers by C.D.Tenny,October 14,1910,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102)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4页。
(103)《松字报告》(原件无时间标识)，《日本报纸评论中国译件(清末)》，乙F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