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文化寻绎——评陈福郎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题材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评陈福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不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当历史被人们以某种方式讲述的时候，这就证明我们正在以某种方式进入历史。历史又是一个多维的意义空间，文学作为进入历史的方式之一，其切入历史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文学把握历史的审美方式，从具体艺术实践来看，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方式：1，浅表型。作家们着力于对历史本体的艺术再现，写作过程中首先确立的是历史事件、历史运动、历史人物的素材意义；2，深层型。写作方法上并不倚重对历史事件、历史运动、历史人物的演义式铺展，而是旨在历史的深层结构中提取出特定的信息系统，以此去返照和重新发现历史。援用叙事学的理论术语，不妨把这种信息系统称为“叙事视点”，它实际上代表着人们对待历史的某种态度、见解和个人关注，借助“视点”的窗口作用，文学才能完成同历史的深层对话。
陈福郎的历史题材小说就是选取文化学这一特殊视角，对近代中国社会外部结构形态以及人们文化心理的裂变、动荡、调整中所蕴存的悲剧意识进行了深刻的审视。从他相继出版的三部长篇：《混世龙王》、《浪迹天涯》、《怪味嬉皮士》来看，作者是想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审美范式：这就是本文题目所示的“历史的文化寻绎”。
一
从他的第一部小说开始，陈福郎注定了将要进行艺术上的探险。这样说有两个理由：其一，“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如果以近代史为创作素材来源，缺少“中西文化冲突”似乎有点抽空的感觉；其二，这一文化事件本身就是一种较为理性和抽象的概括，以此为背景，如果把握不准的话，同样会给人悬空的感觉。
文化学无疑是作者伸向历史的一个感知触角，借用这一触角，作家在历史素材的艺术转化、题材艺术价值实现方面体现出自己独到的艺术才思。
先看《混世龙王》。郑芝龙这个人物从历史上看是个品性驳杂的人物，他自幼刁顽、因大逆不道诱拐父妾而弃家远遁。他既是一个出没波涛、杀人越货的海盗，又是一个打击入侵的荷兰殖民者的海上贸易商；既是一个移民垦植台湾的先驱者，又是一个先后为明清两朝纳降的贰臣。对于这个人，如果纯粹从史学意义上给予价值判断，我们很难给他作出准确的价值定位，至今史学界对此好像也无定评。
经过文化学的沉淀，作者选取了郑芝龙这一具有复杂底色的人物，并且把他置放在“东西文化冲突”的大环境中加以审美把握，完整地传达出他身上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悲剧性品格。作品主要是通过两个“聚焦点”来塑造郑芝龙这个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海上贸易商形象。一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海上的贸易自由，他同朝廷海禁势力之间的斗争。大海的强悍与辽阔造就了他勇猛、刚毅、独立不羁的个人品格。他一方面利用金钱作后盾，加固自己的军事实力，以此作为同海禁势力抗衡的资本，几度武力交锋都使官府受挫，迫使海禁势力作出适当的让步；另一方面，他甚至处心积虑地周旋于官府之间，希望“利用合法的地位，统一海上，大开海禁。”这虽然是一种斗争策略，但也表明了他自身的软弱性。因为他毕竟脱胎于传统文化之中，尽管他思考、抗争，但不是从超越于时代的社会理想出发的，他没有想去改变他所面临的社会，而只是力图谋求得到朝廷的认同。小说结尾我们看到，这种软弱性终于酿就了他“被挟北上”的个人悲剧。为了凸现人物真实的精神内核，作者还设置了另外一个“聚焦点，”这就是嗜利本性与萌芽期资本主义的新鲜活力和富有创造性的历史精神。作品中写到郑芝龙移民台湾、打击荷兰殖民者这些历史壮举，但作者并不是把它们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角色”的情感行为（比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来写的，而是从其心理内驱力中找到人物的真实动机。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两个“聚焦点，”把人物的复杂底色亮现在我们面前。他以艺术家的敏锐洞察力，透过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表象，捕捉住人物身上颇具审美价值的真实内核并加以艺术表现，清理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体现出对历史真实的高度尊重。
组成《浪迹天涯》的历史框架是人所皆知的“洋务运动”。作者没有一般化地处理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而是采用“以人写史”的作法，通过对容阂个人坎坷经历的追踪描述，展示出历史的风云动荡，折射出历史的丰盈内蕴。
容阂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历经百般坎坷。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在国外完成学业并取得学位的留学生。国外的留学经历，使他深切感受到拥有近代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与高筑樊篱、拒人千里的中华民族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中华民族饱受创痛之症结所在。他怀抱救国之志，希望通过输进西方现代科学文化使古老民族获得再生能力从而强盛起来。作者赋予容阂这一艺术形象以高尚的情怀和坚毅的品格。作者在人物身上注入了自己的现代意识，用批判的笔锋剖示了人物悲剧的内在动因所在，那就是民族守成主义的情性和自我封闭心理。对于一个讲究“忠、孝、节、义”这些“国粹意识”的民族来说，容阂引进西学的良苦用心并不能被接受。即使是观念较为开放的洋务派，他们尊奉的也只是以“伦常名教为原本”的“中体西用”哲学。饱受西方近代文明浸润的容阂回国不仅就业无门，甚至被视为“师敌忘仇，夏夷不别，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而几遭通缉。无疑，容阂“教育救国”的悲剧性失败，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认识近代民族悲剧的契点。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我生存状态和价值的基本差别能力，这本身就是酿造悲剧的可怕内因。抚追今昔，我们不难从小说中获得震撼人心的启示力量。这也可以说是《浪迹天涯》的现实主义感染力和深刻性之所在吧！
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这一大段历史，如果作者殚精竭虑去描绘历史事件本身，努力追求气势宏阔的“史诗”效果，那么，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另外一本历史题材小说。那样，或许读者也能窥视到历史的真实，窥视到近代民族的历史悲剧及悲剧根源之所在，但我们感受到的肯定是另外一种真实和美学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文化寻绎”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方法，也是一种观念——如何认识历史和审美把握历史的观念。
其实，历史题材小说的现实感并非只体现在作家写什么或怎么写，关键的一点是看作家以什么态度和价值判断介入其中。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现代的渗透与传统的自守似乎是陈福郎小说文本自在的一种语法结构。描写改革与守旧的斗争，这样的题材也不算太新，早先就有任光椿、周熙反映戊戌变法的《戊戌变法记》和《一百零三天》等作品。如果作家仅仅在内容或人物方面标新立异，而没有达到有别于它作的独特的艺术品味的建构，那么，因司空见惯的平庸而招致物议将是难免的。所幸的是陈福郎没有陷进题材自身的漩涡里去，他在对历史的全神贯注中并没有丧失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强烈自主意识。作者对容阂这一艺术形象进行了现代价值的“感光”处理，着力赋予人物形象意义的现实指向力。《浪迹天涯》中，容阂的个人遭遇实际上与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是深深地扭结在一起的，从容阂身上，我们不难领悟到文化蜕变过程中的矛盾和痛苦，不难领悟到民族自我角色意识在民族自立中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些地方，作者找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话语沟通，使人物形象获得了鲜明的现代感。
如果说在《浪迹天涯》中，作者还只是从文化大环境中寻找悲剧的外部因素的话，那么，《怪味嬉皮士》中，作者已不再注重外景的扫描，而是潜入到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发掘出悲剧的结构因子，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淬炼出深刻的题旨。读过作品的人肯定会对嗜痂成癖、愤世嫉俗的“怪杰”辛宏祖留下深刻印象。面对西学东渐，他对传统文化不分良莠，表现出狂热的推崇，并且以传统文化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化加以彻底拒绝。他放浪形骸、游戏风尘，用参加更换国体投票参政会的三百块银元逛窑子；他言辞怪诞，对“纳妾”陋俗却发表“一壶四杯”高论。其实，“怪味嬉皮士”只是他的一种精神外表，他的心灵深处却掩埋着深刻的精神痛苦。正是这位扬言“半部《论语》就可以救天下”的讲究礼、义、尊、卑的怪人，却竭力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举措。小说中作者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隐喻：露娜和刘梦琴，一个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典型，一个是传统文化的完美化身。由于价值观念的相异，辛氏和露娜的异国之恋最终只能是一场泡影。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他不得不把情感移注到镜花水月般的昔日情人刘梦琴身上。可见，辛宏祖对传统的畸形眷恋，只是一种寻求心理平衡的手段，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貌似变态心理使然，其实是变革期心态失衡者在焦灼中寻找精神家园，以求精神上的安慰。”（陈福郎：《心态失衡与精神家园——〈怪味嬉皮士〉的题旨解析》）
二
“历史的文化寻绎”是一种对历史生成方式的阐释。当然，理性层面的历史生成中必然包含着创作主体历史哲学意识的渗透。这种渗透在小说文本中的体现可以是多方面的，陈福郎所探索的是一条“以人写史”的路子，他想“从历史人物的漫旅中，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哲学意识，透现我们民族的今天是何处走来，何处走去。”（陈福郎：《探寻历史人物的精神历程——写在〈浪迹天涯〉出版之后》）
我们看到，在郑芝龙、容阂、辛宏祖这些人物身上，作者倾注了自己的心血。这是三个不起眼的人物，在历史题材小说领域也是陌生的面孔。但通过文化学眼光的打量，作者发现了他们的审美价值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三部小说在文化时空、历史时序的展现方面保持着内在的连贯性。从郑芝龙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商业资本萌芽期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汇与冲突，但这只是表面的。郑芝龙绞尽脑汁谋求的只不过是为商业资本争取一席生存之地。毕竟他所面对的封建势力还很强大，明清易朝就表明了它还有顽强的再生能力。中西文化冲突只能在社会历史生活的表层表现出来。而《浪迹天涯》却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化精神体系即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伦理习俗层面去展示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作为一种表达策略，容阂无疑是一位为“教育救国”的社会理想和“民主主义”的政治信仰而奋斗的革新派形象。借助这种表达策略，作者艺术地再现了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段历史生活的风云突变。历史的更迭与人物的精神历程紧紧地扭结在一起，历史借人物变得结构单纯，人物借历史而获得厚实凝重的艺术美感。
正是因为作者站在一定的历史哲学高度俯视，他笔下的人物才获得相当丰润的底色。由于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生存在历史空间中的人必然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东西方异质文化的冲突并不表现在泾渭分明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的直接对垒，而是表现出现代的渗透与传统的胶着力相互融合的一种矛盾的心理张力。按照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观点解释，对异质文化的接受首先应该是一种“拒绝性接受”，然后才进入相互同化、顺化的过程。传统始终是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我们的文化心理深处。陈福郎抓准了人物文化心理中的这种矛盾二重性，准确地传达出人物自身所具有的历史哲学意味。
例如郑芝龙。“出没波涛、杀人越货”的海盗经历培养了他崇尚个人独立的自由精神。他感觉到这一切与“抑制本能、节制欲望、克己内省的传统思想未免太格格不入了，”但他骨子里却永远存留着一道抹不掉的阴影。自卑与自强、软弱与强悍构成郑芝龙形象的复杂性。
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落差，“文化自卑情结”作为一种历史规约性，深深地根植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中。尤其在一些有识之士身上显现得更为明显。他们的自卑往往也是一种自我拯救。容阂身处异国所表现出的强烈自尊就是与自卑感交织在一起的，他爱波西娅却又不愿主动地表露心迹，甚至嫉妒她同卡特伦的交往而缺乏一种竞争心理。不难看出他的行为背后潜藏的东方式容忍哲学。辛宏祖的“阿Q式”自足自慰、对传统文化的变态崇拜，其实也是自卑心理的一种能量释放。作者的这些人格化描写，比较完整地传达出人物形象的本源意义，具有相当的认识和审美价值。
老实说，作者运笔的重点并不在细腻的心理刻画，甚至还可以说这是他小说的一个很惹眼的弱点。人物心理活动的展示不足，缺少层层推进的成份。对容阂这一形象的塑造就是如此。作家似乎让人物承担了太多的历史任务，没有自觉地从人物的意识流动中把人物的性格生发开去，塑造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他更多地是把人物性格的刻画交给“叙事”来完成，或者把它外化到情节中去，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中去展示人物的复杂性。郑芝龙潜意识中向传统文化回归的复杂心理，作者就是通过他的几次武力讨抚表现出来的。同时，武力讨抚的真实动机中又揉合进他对传统叛离的复杂文化因素。商业资本家的嗜利本性驱使着他去争夺海上的霸权，投靠朝廷只是他实现自己海上贸易自由的一枚棋子。两种矛盾的动机就这样交织在一起，成为推进故事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的两条逻辑线。陈福郎从中把准了故事延展的节奏，把人物放在故事框架中进行交叉透视，稍稍弥补了他心理刻画笔力的不足。
三
陈福郎的历史题材小说触及到一个艺术上的难题：即形而上视点选择的艺术创作如何才能纳入大众读者的接受心理，顺应众多读者欣赏习惯的问题。毫无疑问，由于读者文化修养、审美经验、艺术趣味的个体性差异，一部作品要真正做到“雅俗共赏”是很困难的。作者对“雅俗共赏”作出了颇见成效的尝试。
阅读陈福郎的历史题材小说你会意识到一点：从《混世龙王》开始，作者似乎就在确立自己的独特艺术品格，即内容结构的单纯与理性审思的深度始终在作品中保持着一种自在的反差。
尽管他的小说文本总会让人去琢磨一些什么，但他的叙述策略显而易见。以《混世龙王》为例，作者首先交给读者的是新奇的人物，让人物进入读者的期待视野。郑芝龙就是一个逆子与教徒、海盗与海商、英雄与贰臣的角色。作者有意引导读者进入他的故事，他把人物的一举一动纳入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框架中去，调动起读者对人物评价的强烈的反差和判断力，这一点表明了他对人物形象和读者期待的态度。作者借用传统演义小说的写法，把郑芝龙的生平铺演成一个富有传奇、冒险色彩的曲折生动的故事。
当然，作者的意图不会到此为止。被叙述的事件和未确立的人物只是作者诱导读者介入文本的一种方式而已。陈福郎的创作心理中，有着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愿望。作者注意对历史生活作图式清晰的构建，也轻易不让自己面对历史（人物）的思考渗进他所刻意营造的生活图式中从而影响或模糊了图式的清晰度。但当他面对历史的思考到了无法自拔的时候，难以遏止的理性热流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牵引力，使读者无法再保持某种自足的阅读心境，从而发生对作者的认同。《浪迹天涯》和《怪味嬉皮士》中读者会明显地感觉到作者抽象理性所具有的同化力。作品中很多地方穿插着作者自己的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论。
这些评论并不是游离于人物之外的一种生硬的“导读”和观念自解，而是一种驾驭读者的观察角度，一种沟通读者与人物情感交流的艺术手段。当陈福郎所精心营构的“故事”不再仅仅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而具备了特定的主体意向传达功能时，故事的完整无疑会拓宽了作品的审美层面，获得“雅俗共赏”的美学效果。
当然“雅俗共赏”作为一种自在的文学品性，倒不一定是雅者见“雅”，俗者见“俗”那样泾渭分明的。我们前文说陈福郎刻意营造小说文本中内容结构与理性思考的反差，只是一种批评的阐释而已。其实，雅与俗除了在形式与表达内容方面的断裂之外，还有特殊的共生现象。如何达到雅与俗的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共生关系，小说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除了注意编排故事和情节之外，在《怪味嬉皮士》中，作者还有机地把“意义”与“意趣”两种文学因素揉合在一起，寓庄于谐，庄谐相生。真正意义上的雅俗共赏，不仅仅体现在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上，也并非取决于艺术素材的雅或俗，关键是看作家如何在审美实践中开阔自己的艺术思路，发掘题材对象自身的多元价值，拓宽作品的审美层面，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