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英国主流平面媒体的种族主义话语——兼论斯蒂芬#183;劳伦斯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蒂芬论文,劳伦斯论文,种族主义论文,英国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4月22日，18岁的黑人青年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和他的朋友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冒犯和挑衅的情况下，被五个白人青年无辜杀害。针对这场动机非常明显的种族主义谋杀案，警察却总是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逮捕五个白人青年，引起了劳伦斯家人和黑人群体的广泛不满。为此，劳伦斯家人在黑人和相关团体的帮助下，进行了争取正义的运动，促使政府部门对劳伦斯事件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最终政府于1999年2月公布并出版了“麦克弗森报告”(Macpherson Report)。该报告承认警察在这次调查中所出现的失误，并确认这是警察机构中的制度种族主义(Institutional Racism)所引起的。自从劳伦斯谋杀案以来，该案件本身、劳伦斯家人争取正义的运动、警察在调查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麦克弗森报告”关于制度种族主义的定义以及该报告给英国的种族关系所带来的变化，在政治家、特殊利益群体和媒体方面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成为20世纪90年代英国社会的公共性事件之一。虽然由于新证据的出现，该案之审理于2011年重开，至2012年1月法院宣判两名涉案嫌疑人有罪，分别被判处14年与15年有期徒刑，但是这一事件透射出的英国社会种族主义状况令人深思。① 说到媒体，按其目前的适宜性来讲，一般分为平面、电波、网络三种形式，平面媒体主要是指报纸、杂志等通过单一的视觉、单一的维度传递信息的传统媒体。虽然近年来电波、网络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传统纸质媒体几乎面临生存危机，但是与新兴媒体相比，平面媒体在信息的权威性、分类的齐全性、便于携带和储藏等方面的优势也很明显。尤其是，新兴媒体资源虽然丰富，但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而平面媒体经历了层层“把关”，其引导“主流价值观”的优势便凸现出来。主流平面媒体是指面对主流受众，运用主流的表现方式体现主流观念和主流生活方式，在社会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平面媒体。英国的主流平面媒体主要由十多家全国性报纸、杂志构成，②它们虽然风格迥异，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在代表主流社会利益的方面是一致的。本文旨在探讨战后英国主流平面媒体的种族主义话语源流、不同角色，特别是斯蒂芬·劳伦斯事件前后的媒体报道，以此来透视英国社会的种族问题。 一、英国的新种族主义文化与战后种族冲突报道 种族概念是种族主义存在的基础，属于生物学、人种学的范畴，是一种根据人们的皮肤颜色，头发形状与颜色，眼、鼻、唇的形状以及体格、血型等生理、生化性质而对人类群体进行分类的方式。“种族主义”通常表示着基于种族的偏见、暴力、歧视或者压迫，但也是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定义。③种族主义不仅仅是个人信念，还是使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合法化的一套连贯的观念。因此，种族主义也是一种权力结构，正如大卫·威尔曼指出的：“种族主义是从文化上认同的信念，不管其目的是什么，都是用来维护白人相对于黑人的优势地位。”④ 尽管人们对其定义莫衷一是，但关于种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旧种族主义到新种族主义的发展过程的观点却是一致的。早期的种族主义主要是生物学种族主义，认为那些非白人种族天生就是劣等的，并以此来规定不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因此非白人种族在欧洲历史上总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就英国而言，长久以来，白色始终与纯洁有关，而黑色则与罪恶相连，关于野蛮、异教和乱性的主题在维多利亚时期通常是与黑人联系在一起的，魔鬼通常也是由黑人来代表。1774年，爱德华·朗(Edward Long)在《牙买加的历史》一书中系统阐释了对黑人的偏见：“总起来说，他们(黑人)没有天赋，几乎不能在科学领域内取得任何进步。他们没有计划性，也没有道德体系。……他们确实是非常愚蠢、非常残忍的人。”⑤随着19世纪末的急剧殖民扩张，白人优越性的观点在英国的民族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英国人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不同种族的等级体系，英国人居于种族体系的最顶端，“白种人必须统治，因为他是通过许多步骤才被提升到高于黑人的地位的”。⑥这种“旧种族主义”理念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到二战结束时，作为大英帝国遗产之一的种族主义思想已经渗透到了英国人的民族意识中，因为“顽固的种族主义是没有固定边界的……它自身的潜在趋势，配合历史的机遇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使它不断改头换面”。⑦ 的确，种族主义观念随着“种族科学”受到一连串的质疑，并随着美国种族隔离的结束和南非种族隔离的崩溃而很少被公开表达，但种族歧视现象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因此，二战之后，新种族主义以各种形式粉墨登场，“南非的暴力、英国的限制移民法、美国的反对学校公交不同种族混坐以及一切确凿无疑的行为，都可以被简单地划分成某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粗鲁的、隐蔽的、象征性的、或者说是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即使这里的‘种族’术语，很早以来就被社会科学家看成是在社会意义上界定的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⑧ 新种族主义是一种族群或种族不平等体系，它是由诸如刻板印象、偏见和意识形态等社会共有的表征所维持的较细微的日常歧视性行为所构成的，因此也“更加间接、更加微妙、更加程序化、表面上也更加非种族主义”。⑨这种体系不仅是通过白人群体成员参与到日常种族主义各种各样非言语形式中再生产的，同时也是通过话语再生产的。正如澳洲墨尔本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教授西蒙·科特所指出： 关于他者的文本和谈话，尤其是来自于精英阶层的，是群体内部成员形成族群观念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制造群体内部一致性和合法统治地位的主要手段。这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话语、特别是新闻来说尤其如此。对于他者的体系性负面描述实际上促成了关于他者的负面精神模式、偏见和意识形态，因此间接导致了新种族主义的再现。⑩ 与旧的种族主义多表现为行为上的暴力不同，新的种族主义是话语的暴力、符号的暴力。毫无疑问，媒介是新种族主义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优势多数群体(英国的白人群体)的话语常常策略地、含蓄地或间接地表述并有效地传达种族偏见，他们界定“种族情境”，因而也就能够向自己群体内部的其他成员表述并极有说服力地传达他们的种族态度和目标。二战后，随着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英国成为多种族社会。面对日益紧张的种族关系，英国政府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给予各个少数族裔平等的文化权利。但是，英国社会的种族冲突并未因此而消除，这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必然在媒体报道中占据相当多的篇幅。那么，媒体又是怎么报道种族冲突的呢？ 早在1958年8月末和9月初，英国的诺丁山(Notting Hill)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种族骚乱。之后种族冲突逐渐加剧，据英国种族关系委员会的统计，1975年全国的种族袭击事件为2，690起，以后有逐年上升趋势，到1979年达到了3，827起。(11)这些骚乱事件发生之后，政治精英此时的定性言论被大多数媒体加以传达。《泰晤士报》上迅速刊登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看法，她将骚乱的责任归咎为“骚乱者”的家庭身上，“如果那些父母不能控制他们自己孩子的行为的话，那么政府又怎么能够阻止他们加入到‘小流氓’以及‘赤裸裸的贪心的狂热行为’中去呢？”(12)1980年，布里斯托尔地区爆发种族主义骚乱；次年4月，伦敦布里克斯顿(Brixton)地区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种族主义骚乱。1985年9月，在布里克斯顿地区，警察在行使搜捕权的时候，杀死了一名黑人妇女，引发警察与黑人青年之间的暴力冲突。10月，在伯明翰(Birmingham)也爆发种族骚乱。关于这场种族骚乱，媒体上大多呈现出一边倒的观点：“这些骚乱是城市年轻黑人的犯罪事件，是对民主秩序的根本抨击。……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这些暴力犯罪行为的适度回击，并且要支持警察镇压这种骚乱。”(13)《每日邮报》的态度则更为极端，“他们(有色移民)要么就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承认公民身份全部的权利和义务，要么他们就准备好在街道上遇到法西斯分子粗鲁而强烈的叫嚣，即要他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14)显然，政治家和国家报纸都营造了一种种族主义是受到“尊重”的气氛，他们认为受到指责的应该是受害者。而到了1993年，则发生了轰动英国的斯蒂芬·劳伦斯事件。 劳伦斯事件所赢得的广泛的关注和深远的影响，在英国的种族主义冲突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首先，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从斯蒂芬·劳伦斯遇害时的1993年4月份到2003年4月份，英国主流媒体有7，000条与劳伦斯事件有关或者以其为主题的新闻条目，这无论从哪种标准来看，数目都是惊人的。《卫报》、《观察家报》，以及《独立报》共有2，500多个独立的新闻条目；《泰晤士报》、《每日邮报》以及《每日镜报》各自有近1，000个新闻条目，这是几份报纸上其他文章的两到四倍……”(15)西沃恩·霍洛汉更认为，“劳伦斯事件成了当代英国种族主义暴力的代表……主要是因为该谋杀案被转变成了一个媒体事件”。(16) 其次，有关劳伦斯谋杀的调查在报纸、电视和录音机报道中占主导地位有很长时间；伦敦东南德福特镇建立了“斯蒂芬·劳伦斯中心”。记者布莱恩·卡斯卡特(Brian Cathcart)认为：“在斯蒂芬·劳伦斯谋杀案中，斯蒂芬·劳伦斯本人是非常无辜的。我们知道他不认识谋杀者们；我们知道整个事件中没有任何挑衅；我们知道该事件中出现了‘黑鬼’这样的词语。所以这是一次毫无缘由的种族主义袭击，这与任何其他的案例都不同。”(17) 劳伦斯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超乎寻常的关注度，还因为劳伦斯家人在反种族主义同盟和南非总统曼德拉的支持下，发起了争取正义的运动，从而使得该事件有着更大的曝光度；再加上英国是否存在着制度种族主义的争论，也使得该事件更为引人注目。(18)制度种族主义这个词汇首先是由美国黑人活动家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所提出的，(19)“麦克弗森报告”中将之定义为：“由于人们的肤色、文化和种族根源，一个组织不能向人们提供恰当的专业服务的集体失误。”(20)由此可见，斯蒂芬·劳伦斯事件涉及深层次的英国种族主义问题，作为一个个案，对于理解英国社会的种族主义话语极有说服力和代表性。 二、主流媒体推动下的斯蒂芬·劳伦斯事件：一个典型个案 斯蒂芬·劳伦斯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是在该地区乃至全英国范围内浓厚的种族主义氛围之下发生的，而警察和司法部门对种族主义谋杀案件的处理不力，使得两大群体之间的种族主义矛盾空前爆发。在以往的这些种族骚乱事件中，主流媒体大多将指责的矛头对准有色人种，而对于警察对待有色移民的种族主义偏见和羞辱行为，即使不是公开赞成，也是默许的。然而，在斯蒂芬·劳伦斯事件中，媒体的表现却有很大的不同。 劳伦斯事件发生后，很快成为各媒体报道的焦点话题。如《卫报》在承认这是一场种族主义谋杀案的基础上，对劳伦斯被谋杀的具体细节和场景及其本人进行了描述：“来自于伍尔维奇(Woolwich)的斯蒂芬·劳伦斯，刚刚十八岁，他和他的朋友在星期四晚上十点左右在埃尔特姆公交站点等公交车。他往前走了几步，看看公交车是否快要到站。在看似有种族主义动机的袭击中，他遭到四至六个白人青年的围攻，上身被刺了两次。”(21)《独立报》则对劳伦斯本人进行了正面评述：“劳伦斯……成绩优秀，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他的家人和朋友说他总是避免麻烦，他的父亲说，‘他总是避免与任何人发生争斗’。”(22) 另一方面，媒体从整个事件的开始阶段就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两面性态度，一边给不满情绪提供减压阀，一边又毫无疑义地站在主流的立场上。比如南非总统曼德拉声援劳伦斯夫妇：“我知道在如此悲惨的情况下，失去一个孩子对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23)曼德拉的言论自然在英国黑人群体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为了抵消其影响，《卫报》又迅速刊登了警察的反应：“埃尔特姆区的警察说：‘调查有了很好的进展，所有的线索正在被跟踪。’”(24)此外，《观察家》杂志也以“黑人的骄傲”为题，在与西方其他移民国家进行对比的情况下，指出英国的移民在教育、就业、政治等领域的状况比较乐观，还赞扬了英国政府给予黑人群体各方面的优惠待遇。对于种族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文中也指出，主要原因归咎于这些移民本身，“大多数孟加拉人和巴基斯坦人来自农村，他们缺乏受教育的传统。由于妇女不外出工作，所以她们不会说英语。”(25)这些文章的意图很明显，即试图转移注意力，使人们忽视白人群体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以及少数族裔长期以来所处的不利社会地位。 1993年7月29日，警察局进行了大量调查并逮捕了主要嫌疑犯，但是皇家检察署以证据不足为由，放弃对他们的起诉。该裁定对劳伦斯家人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卫报》如实描述了劳伦斯母亲的悲伤和愤怒：“尽管我们与警察合作并向他们提供了真正嫌疑犯的名单，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被捕或判刑，对此我们感到无比愤怒和灰心丧气。”(26)黑人群体的不满更为加剧，英国的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迫于各方面压力宣布要对劳伦斯事件进行一次公开调查，这一举动受到劳伦斯夫妇的“谨慎欢迎”，劳伦斯夫人描述了她对警察的愤怒和对司法部门缺乏信心，“我们想知道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查明真相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司法调查，但警察机关的调查是不够的”。(27) 当两大群体的冲突逐渐升级，仅向劳伦斯家人提供宣泄不满情绪的渠道是不够的，主流媒体还必须对警察和司法部门的失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以进一步缓解黑人群体的不满情绪，避免引发更大的社会骚乱。在1997年2月份的一次审讯过程中，五个嫌疑犯中有四个人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还坚持认为拒绝回答是他们的特权，而另一个人的回答根本站不住脚。此事引起广泛的愤怒，《每日邮报》首先对这一事件做出回应。1997年2月14日，《每日邮报》在头版头条名为“谋杀者——邮报控告这些人有谋杀行为。如果我们错了，就让他们起诉我们吧”的新闻中，刊登了五个人的照片和姓名：“在关于劳伦斯死亡事件问讯的时候，五个人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并且认为不回答任何可能导致他们受到控告的问题，是他们的合法权利。劳伦斯事件也许会对英国的种族关系和司法部门的声誉构成威胁。”(28)在同一天的报纸上，《每日邮报》继续坚持这一立场：“当令人失望的司法体系不能判决谋杀斯蒂芬·劳伦斯的嫌疑犯时，就有必要采取极端措施……警察们的确动用了大量资源试图抓住凶手……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体系却可悲地失败了。假如凶手仍然逍遥法外，那真的就是在侮辱我们每一个人。”(29)其他报纸也纷纷表示支持《每日邮报》的行为。(30) 不管媒体是直接刊登黑人群体的不满情绪，还是站在黑人立场上对警察和司法机构的行为进行批判，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黑人群体的愤怒情绪，进而缓解了两大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了更大的社会冲突。李良荣等在谈及媒体的社会整合作用的时候，就曾提到：“媒体成为社会的‘排气阀’，释放不满情绪，减轻社会的内在压力，把低频率、高强度的社会动乱变成高频率、低烈度的社会波动，从而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31) 1997年7月31日，英国工党政府最终决定任命前高院法官威廉·麦克弗森(William Macpherson)担任主席，负责调查斯蒂芬·劳伦斯谋杀案件，“以便于能从这次调查和对种族主义谋杀案的起诉过程中得到一定的教训”。(32)之后，经过69天的公开听证、88位证人出庭作证之后，英国内务部于1999年2月发表了一份长达335页的调查报告——麦克弗森报告。在此次公开调查期间，斯蒂芬谋杀事件的调查更是成为各主流媒体追踪报道的热点，然而主流媒体的角色相较之前却发生了一定变化。 尽管有些警察否认其内部存在种族主义，1998年12中旬结束的公开调查仍然得出了警察内部存在“制度种族主义”的结论。《卫报》指出：“这种坦率承认错误的做法在调查中是不常见的……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次由一名资深法官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认为在英国的警察队伍中存在制度种族主义。”(33)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出现了诸如“坦率承认错误”、“不常见”、“第一次”等词汇，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就是警察及政府部门对此事的重视以及劳伦斯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显然，这是在缓和两大群体的冲突，尤其是缓和黑人群体对白人群体的不满情绪。 耐人寻味的是，公开调查期间，主流媒体一方面报道警察机构对劳伦斯家人的“真诚”歉意以及对制度种族主义存在的认可，另一方面又将部分过错归咎于劳伦斯家人，同时还报道了白人团体某种程度上对劳伦斯家人的支持。这些报道又传达了另一种信息，即黑人群体似乎应该对此感到满足，因为英国警察机关承认了制度种族主义的存在并做出道歉，劳伦斯运动也赢得了部分白人团体的支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斯蒂芬·劳伦斯伸张了“正义”。 由此可见，当主流媒体推动劳伦斯事件发展到即将要触及既有社会框架的时候，主流媒体就迅速由原来的“推动器”向“调节器”的角色转换，以维护主流社会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1999年2月，随着“麦克弗森报告”以及其所提出的70条建议的出台，持续近六年之久的劳伦斯事件也就暂告一段落，但是媒体的任务却没有就此结束。自劳伦斯谋杀事件之后，劳伦斯家人经过数次努力却仍然没能为劳伦斯谋得正义，警察及司法部门遭遇到来自黑人群体严重的信心危机，那么媒体在之后这段时间的报道中又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三、走向激化的媒体种族主义倾向：后劳伦斯事件时代 “麦克弗森报告”的建议促进了关于解决警察队伍中制度种族主义政策的出台，内政部宣布将在消防、移民、缓刑以及监狱部门中引进雇佣少数族裔的目标，“与之相类似的另一个步骤就是增加黑人和亚裔警官的数量。这个举动是‘麦克弗森报告’的最为直接的结果……内政部还说，这些目标的引进就是为了‘确保少数族裔代表数量的增加以及提高已经在职的员工的职业等级’”。(34)除了这些措施之外，内政部还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的警察诉怨体系，“在这个新的体系之下，最为严重的事件，比如在警察逮捕过程中出现的死亡事件，将会得到在文职官员领导之下、由文职官员和警察共同组成的小组的调查……警察诉怨的新框架是政府对麦克弗森报告做出反应的一部分”。(35)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之后，主流媒体对改革产生的效果又进行了一些报道，比如关于警察记录的种族主义犯罪事件数目的上升，“在每年一次的对于苏格兰和威尔士警察机构的回顾中，大卫·奥多德(David O'Dowd)指出，劳伦斯调查的影响是有记录的种族主义事件的数目增长的原因之一……他进一步认为，这个增长表明了‘警察能够做出迅速反应以及少数群体对警察信心的增长’”。(36)1999年7月2日在天福镇(Telford)，34岁的中年黑人艾罗尔·麦高恩(Errol McGowan)在他朋友家门口被电线勒死，而他的侄子詹森(Jason)不久之后也在路边的电线杆旁被勒死。他们的家人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谋杀事件，并且谴责警察早期得出的所谓“自杀事件”的调查结论。2000年4月，在对这两起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的时候，一些高级警官与受害者家人一起呼吁，细究两个黑人死亡的详细信息。“这是第一次，警察和受害者家属携起手来试图寻找艾露·麦高恩和其侄子的死因……苏格兰警察局局长约翰·格里夫(John Grieve)明确表示，如果没有受害者家人和相关群体的帮助，警察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37)1999年4月，布里克斯顿爆炸之后，在寻找事件发生原因的时候，警察和当地群体也进行了合作，“城市警察署已经努力吸取了‘麦克弗森报告’的教训，与黑人群体的关系也得到改善。”(38)从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看，由劳伦斯事件所引发的黑人群体和以警察司法机关为主的白人群体之间较为明显的冲突形式，至此似乎以一种“和谐”的种族关系图景而告一段落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主流媒体通过对“麦克弗森报告”刚出版之后对报告予以一定程度的赞扬，以及对该报告给英国所带来的改革的报道，从而对已经破坏了的社会秩序进行修复，这也正是主流媒体在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时所扮演的角色。正如西沃恩·霍洛汉的研究所表明的，为了弥补法律的缺陷，当代正义体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机制实施控制和管制，而媒介正是扮演着这样一个机构角色；当法律被认为是失败的时候，媒介通过干预来支撑社会体系中任何一些可见的裂缝。(39)毫无疑问，媒体的报道对广大黑人群体重新树立对警察以及司法部门的信心起到了重大作用。 然而，我们却进一步看到，在最初的短暂赞美之后，英国主流平面媒体对“麦克弗森报告”的批判却更为猛烈和持久。其中《每日邮报》的表现最为明显，它最大程度地罗列了对“麦克弗森报告”的警告，其范围从警戒“过分热情的CRE(Commission of Racial Equality，种族平等委员会，简称CRE)”，到反诘“麦克弗森报告”中与警察无关的建议是不是“过分”；并且在没有任何嘲讽口吻的情况下，警惕诸如“种族问题将会主导我们的国民生活”等类型的社会反思。其强烈的不安感还通过焦虑性断言表现出来：“如果(麦克弗森报告中的)70条有广泛影响的建议最终得以实施的话……将不可避免地改变英国的生活。”(40)同时，其他媒体也表现出了不确定性和怀疑，如《卫报》上引用了影子内阁大臣诺曼·福勒(Norman Fowler)的警告，“他力劝政府要谨慎对待有关人们可以因为同一次冒犯而被审判两次的建议，‘在愤怒中制定法律，后来又后悔的例子太多了’”。(41)除了大幅报道“麦克弗森报告”中的“缺陷”之外，媒体还努力将英国描述成一个平等主义和宽容的国家，邮报记者斯蒂芬·格洛弗(Stephen Glover)就表达了年轻黑人通常会在这个国家制造麻烦的观点：“如果晚上我自己走在伦敦灯光暗淡的街道上，看到两个黑人向我走来比看见两个白人向我走来，那么肯定前者会更让我感到不安。这是因为我知道伦敦有80%的抢劫案——这是个你随便说说都会引起惊悚的数字——都是由年轻黑人犯下的，尽管他们只构成了英国年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42) 可以说，无论是就个人经历还是国家叙事而言，“麦克弗森报告”的出版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结局”。虽然2012年两名嫌疑人最终被判刑，但英国的种族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媒体对“麦克弗森报告”态度的转变，表明了其服务于主流社会的根本立场，这在21世纪之后的媒介关于种族冲突的报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其矛头也指向了其他少数族裔。 2001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奥尔德姆(Oldham)、伯恩利(Burnley)以及布拉德福德(Bradford)的种族骚乱情况相当严重，并具有以往种族主义骚乱的相同特点。同样地，媒体也继续着其一以贯之的“有偏见性地”报道种族主义骚乱的风格。骚乱发生之后，媒体鲜有分析骚乱发生原因的文章，而是着眼于报道骚乱发生的场景以及所造成的破坏。比如，《观察家报》上有文章说“大约有1，000名亚洲青年点燃了怀特修道院路(White Abbey Road)上的路栅，并且向警察投掷砖块和钢筋混凝铺路石”。(43)《卫报》上也报道类似内容的文章，并用了“俱乐部和汽车在布拉福德骚乱中被破坏”(Pubs and cars wrecked in Bradford riot)、“八个人在布拉福德骚乱中受伤”(Eight injured in Bradford riots)等标题。媒体对种族主义骚乱后果的过多强调，往往使得人们忽视这背后的真正社会根源，反而将种族骚乱的发生归咎于少数族裔群体。《卫报》上就刊登了一个奥尔德姆普通市民对这次骚乱的观点：“我认为今天最大的种族主义者是亚洲人，普通的奥尔德姆人不是种族主义者。”(44)《每日邮报》则报道了英国政治家尼克·格里芬(Nick Griffin)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对于这次骚乱的看法，他说：“奥尔德姆正在进行的、以及数月以来一直存在的是，一些针锋相对的种族主义暴力事件，其中60%的袭击是由亚洲人实施的，尽管他们只占到总人口的20%……如果你在奥尔德姆遇到一个种族主义暴徒，那么该暴徒有60%的几率是亚洲人。”(45)《观察家报》则通过引用相关数据进一步表明，白人才是种族主义骚乱的受害者，“在奥尔德姆，去年总共有572件种族主义袭击事件，其中60%是对白人的袭击……整个国家的趋势不是白人群体袭击亚洲人，恰恰相反”。(46) 种族主义骚乱的发生，不管是源自于白人对少数群体的袭击，还是少数群体对自身社会政治地位不满的一种发泄，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但是媒体对这些种族主义骚乱的有偏见性的报道，往往让人们忽略为紧张的种族关系寻求合理的解决之道，而是认为少数群体应该为种族骚乱的发生负责，这只能加深他们对少数群体的厌恶甚至是憎恨。 国内的种族骚乱余波未平，大洋彼岸的“9·11”袭击事件使得英国的种族关系再起波澜。其后，英国媒体对“伊斯兰”和“穆斯林”这两个词的使用率很高，像“伊斯兰恐怖分子”、“伊斯兰恐怖主义”这样的词汇更是随处可见。如《卫报》上有文章直接以“伊斯兰和爆炸者”为题，指出：“这些袭击是否由穆斯林恐怖主义者所实施的，目前尚不明确。在俄克拉荷马州爆炸(Oklahoma Bombing)之后，白人至上主义者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首先预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要为此事负责。”(47)还有“极端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滋长……追踪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之类，(48)以及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穆斯林爆炸时间的密集报道，均暗示了伊斯兰是恐怖主义袭击的原因。对那些很少接触和几乎没有接触过英国穆斯林的人来说，媒体的这种极端报道强化了他们简单的、教条式的思维，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将伊斯兰与恐怖分子联系起来，加深了对穆斯林的反感。(49) 2005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伦敦七·七爆炸事件”(7/7 London Bombings)。此后，英国的穆斯林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据来自英国警方的统计显示，在伦敦7月7日连环爆炸事件发生后的三天内，英国就出现了68起针对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袭击事件。英国媒体只是“客观”报道了穆斯林的遭遇，如《卫报》指出，“针对英国穆斯林的反击几乎在爆炸新闻一传播就开始出现了。英国穆斯林理事会收到了1，000多封邮件，其中包括威胁和憎恨的信息”。(50)《观察家报》上也有类似报道，“据伊斯兰安全论坛反映，第一次伦敦爆炸事件之后，仇恨穆斯林的犯罪数目急速上升”。(51)另一方面，英国媒体很少有关于针对穆斯林当前遭遇所应该出台的相应保护措施的建议。此外，英国媒体理所当然地将爆炸袭击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与伊斯兰信仰联系起来，并敦促穆斯林群体为解决恐怖主义袭击做出相应的努力，如《观察家报》以“穆斯林必须解决极端主义”为题指出：“真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案来自于穆斯林自身，解决方案应是实际和紧迫的。……如果穆斯林不接受这个挑战的话，那么他们和我们的未来将是惨淡的。”(52)《独立报》也报道了布莱尔首相与穆斯林领导人会议的主题，“布莱尔首相向穆斯林群体领导人征求如何解决日益增长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建议……仅仅谴责这些爆炸事件是不够的，穆斯林必须行动起来……穆斯林必须带头应对穆斯林极端分子”。(53)不可否认，穆斯林中是有一部分极端分子，但英国媒体在报道这起爆炸袭击案中却倾向于将矛头对准所有的穆斯林群体，这本身就是基于宗教和文化差异而对这些穆斯林移民持有偏见的文化种族主义的一种体现。 英国种族冲突问题，是战后英国研究的热点问题。对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劳伦斯事件以及其前后的种族冲突事件的平面媒体报道所做的简要分析，折射了英国社会种族关系中的众多问题。笔者以为，以下两点尤为引人深思： 第一，种族主义话语的再生产与多元社会的实质。 当代西方种族主义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体系，它通过社会实践，尤其是通过话语再生产的。而主流媒体是一种社会制度，从属于它所为之起作用的社会。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影响着新闻生产，而它们对读者的特点或者偏好的已知或是猜测，影响着它们的内容以及它们所呈现的方式。所以，有学者认为：“要想理解英国社会的种族冲突因素以及主流媒体对这一进程的影响，不能脱离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控制这一进程的主要利益冲突”。(54) 虽然本文只探讨了平面媒体，但事实上其他媒体也存在着类似状况。保罗·哈特罗和查尔斯·赫斯本德有关英国主流媒体对种族冲突报道的分析中，注意到“英国的文化传统含有对外国人的贬损因素，尤其是对黑人。媒介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运行，不得不使用这样的符号”。(55)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媒介》一书中，把媒介中的种族主义分为“公开的”和“推论的”两种，其中他着重分析了第二种：“推论”的种族主义是指那些表面上对有关种族事件的自然化的再现，无论是“事实类”还是“虚构类”节目，实际上都包含着种族主义的前提假设。而英国学者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和美国学者米切尔·古尔维奇(Michael Gurevitch)在其研究中也发现，英国的新闻报道中，“种族总是被建构成问题或者冲突的症结所在。大部分节目都认为黑人给白人社会带来了问题，他们总是以违背者或者易于犯罪者的形象出现，总是被当作麻烦和社会混乱的集体动因。在许多报道中，只要黑人社区对种族主义者的骚扰或警察的挑衅作出反应，媒介总是用‘暴动’或‘种族冲突’这种语言，这只会加深对少数族裔的固有的刻板印象”。(56) 英国媒体的这种报道方式，会在无形中对受众之于少数族裔的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在努力地消除种族关系中的障碍，但是媒体在有关种族主义事件的选题和报道手段方面不仅不利于缓和种族关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深英国白人公众对少数群体的敌对情绪。在心理层面上，少数族裔群体仍然被英国白人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使得少数群体的处境更为艰难。 英国的新闻媒介往往自诩为代表公众监督政府的“看门人”，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四大权力，往往被视为制约、抗衡政府的“影子政府”，但这实际上也只是“小骂帮大忙”，那些有损政界和工商界名流的言论，是不会从根本上超越主流社会所规定的范围的。正如J.赫伯特·阿特休尔(J.Herber Altschull)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指出的，“政府和政治经济权贵们操纵报纸的事实贯穿于整个历史”。(57)由此可见，尽管大众传媒与政府、与各大企业、与各种社会群体经常发生冲突，互相指责，互相揭露，甚至上法庭打官司，吵吵闹闹不休，但几乎所有社会学者、新闻与传播学者都承认一个事实：西方媒体都在维护西方现存制度的合法性。 因而，英国媒体中所投射出来的种族主义话语促使我们反思：作为西方较早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度，英国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这当中既涉及英国的政策运作形式，也涉及不同群体、不同时期对何为主流价值的认定，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讨论。然而，由于种族主义文化在英国早已是根深蒂固，所以尽管媒体在报道种族主义事件的态度上不会赤裸裸地谴责有色人种，但必定会带上相应的文化符号，这在斯蒂芬·劳伦斯前后的种族主义事件的媒体报道中一览无遗。 那么，多元文化政策真的做到了尊重少数种族的权利吗？它的根本矛盾又是什么？名义上的多元文化和潜在的种族主义，究竟哪一个才是英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恐怕答案还是后者。或许，英国著名民族学家安东尼·D.史密斯的话能对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说：“在西方国家的这些例子中，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民族国家对地区的或移民族裔共同体的支持会真正地减弱普遍的民族认同，出现大规模运动指向多元文化和‘多元化’的国家概念。”(58)可见，“多元文化”背后依旧存在着“一元”的本质，英国社会的种族平等，任重而道远。 第二，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与政治话语的主控权。 现实环境的复杂性使人们不得不依赖各种媒介形式来获得对世界的认知，但媒体并不是将现实世界分毫不差地呈献给受众，在报道中真实不再被看成只是一组给定事实的组成，它是特定方式建构现实的结果。媒体不只是再生产现实，它定义了什么是现实。借着所有的语言实践，经由选择定义，再现真实的做法，现实的定义就被保存与生产出来。但是再现是一个非常不同于反映的概念。它意味着结构化与形塑，选择与呈现的积极运用，不只是传送既存的意义，而且是使事物产生意义的积极劳动。(59)这就是说，主流媒体是主流价值观的支柱，并精心维护着主流政治话语，像其他“很多社会制度一样，媒体起着对社会进行政治控制的作用”。(60)就像我们在种族问题上看到的一样，媒体往往通过对种族事务有关的新闻信息进行有倾向性的选择、编排，然后将这种“重构的现实”呈献给观众，种族主义话语也自然而然蕴含于其中了。 这就涉及一个议程设置问题。所谓议程设置，指的是主流媒体“有能力选择并强调某些话题，造成这些话题被公众认可是重要的印象”，(61)或者说是主流媒体“确定辩论的范围以适合有权势者利益的过程”。(62)换言之，主流媒体通过对其信息内容的选择和传播，能够决定什么内容可以讨论，什么内容不能讨论；什么是热门话题，什么会被排除在讨论的议程之外。主流媒体“提供给公众的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新闻媒介的议程——是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的有选择的报道”。(63)1963年，政治家伯纳德·柯恩(Bernard Cohen)在《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提出了经典论断：“告诉人们去想什么往往难以奏效，但告诉人民该考虑什么，都会惊人地成功。”(64)这被看成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滥觞，也是主流媒体的重要政治功能之一。 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还涉及了媒介的另一种影响，即“人们判断某一主题是否重要，主要看媒介对这个主题的重视程度。据说，媒介通过选择和提供某些消息而忽略其他消息，并对报道的新闻给予不同程度的重视，安排了公众问题的议程。至少有一项实验表明，媒介的议程虽然不能立即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却具有长远的影响”。(65)媒介往往会把那些“不可接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现实环境传递给人们，为人们提供了可知可感、并仿佛也能亲身经验的间接环境，这就满足了人们对各种信息的需求。毫无疑问，我们从媒介中看到的其实不是现实世界本身，而是被媒介选择、解释、转述后的世界。 由于人们对于媒介的这种依赖性，所以必然会受到媒体报道内容的影响，实际上是媒体间接地传递了主流社会的政治话语。当然，如前所述，媒体报道对受众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事实上，受众在接受媒体信息的时候，“人们会倾向于注意并回忆与他们的既有态度相一致的信息。所以，越是不太有敌意的人越会倾向于从媒体中了解有关有色人种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利地位，而越是有敌意的人越是会倾向于把有色人种与犯罪和骚乱联系起来”。(66)换言之，媒体在种族事务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种族主义话语实际上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受众潜在的种族主义观念。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媒体的议程设置也促使我们反思：有色人种如何打破主流社会既有的文化霸权？推行多元政策的英国政府又如何通过媒体来引导公众的意识？媒体这块阵地又该如何建构全新的民族文化？换言之，如何建立媒体舆论的主控权，这在未来的英国发展中，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67) ①关于劳伦斯事件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关劳伦斯事件以及劳伦斯本人http://www.guardian.co.uk/uk/2012/jan/03/stephen-lawrence-verdict-guilty-murder?newsteed=true；有关劳伦斯生平的著作，如Brian Cathcart,The Case of Stephen Lawrence(Viking Publishing,1999)，该书详细描述了这次谋杀、警察对这次谋杀案的调查以及导致这次谋杀事件的英国东南部伦敦的种族主义文化；由Prue Goodwin,Verna Wilkins,Lynne Willey三人合著的The Life of Stephen Lawrence(Tamarind Publishing,2001)一书则详细描述了从劳伦斯童年到小学和初级中学的生活；另外，斯蒂芬的朋友——既是当时最重要的见证人同时也是这次种族主义袭击的受害者Duwayne Brooks的著作Steve and Me:My Friendship with Stephen Lawrence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Abacus Publishing,2003)则详细描述了劳伦斯的谋杀案以及随后对那些嫌疑犯的审判。其次是探究警察以及警察机构中的种族主义问题，相关方面的论著有Michael Rowe所著Poliang,Race and Racism(Willan Publishing,2004)，该书认为种族一直是英国警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论文集Institutional Racism and the Police:Fact Or Fiction?(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ivil Society,2000)则试图提出关于警察在自由社会中的性质等方面的深刻问题，探究了人们对于由“麦克弗森报告”所提出的制度种族主义的指控。相关方面的论文还有Anthias,Floya.,"Institutional Racism,Power and Accountability"(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1999)；Lee Bridges,"The Lawrence Inquiry.Incompetence,Corruption,and Institutional Racism"(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Sep.,1999)等等。此外，还有关于“麦克弗森报告”之后英国的种族关系变化方面的研究，在“麦克弗森报告”出版一周年纪念的时候，Alan Marlow,Barry Loveday两人将很多专家和学者聚集到一起，反映“麦克弗森报告”的效果以及对该报告的反应，后来将这些讨论编译成书After Macpherson:Policing After the Stephen Lawrence Inquiry(Russell House,2000)。相关论文还有Hannah Sell,"After the Lawrence report"(Socialism Today,Issue 37,April,1999)，J Eugene McLaughlin,Karim Murji,"After the Stephen Lawrence Report"(Critical Social Policy,1999)等。 ②分别是《泰晤士报》、《卫报》、《观察家报》、《独立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每日邮报》、《太阳报》、《镜报》、《每日快讯》、《星报》等，以及《经济学家》等杂志。《太阳报》、《每日邮报》虽属于通俗类杂志，但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与严肃类报纸杂志并无二致，尤其后者为英国当今发行量最大之全国性报刊。关于主流媒体的界定，参见邵志择：《关于党报成为主流媒介的探讨》，http://xwjzl.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59/200203/class015900002/hwz567053.htm。 ③比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指出：“种族主义的理论认为人们在遗传上的体质特征同个性、智力、文化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从而认为一些种族天生就比其他种族优越。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包括种族偏见、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1988年，第50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则指出：“种族主义宣扬人类在本质上有优劣之分，‘优等’种族应统治和奴役‘劣等’种族的政治主张。种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其极端发展是种族灭绝”(《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582页)。 ④David T.Wellman,Portraits of White Rac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x. ⑤Paul G.Hartmann,Charles Husband,Racism and the Mass Media(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1974)24. ⑥Lord Milner,"Address to the Municipal Congress,Johannesburg,18 May 1903," George Bennett ed.,The Concept of Empire,Burke to Attlee,1774-1947(London,1967)343. ⑦[法]巴利巴尔著，卜永坚译：《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载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种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 ⑧Lewis M.Killian,"Review:Race,Racism,and Power around the Worl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5.5(Sep.1986):713-15. ⑨Paul M.Sniderman,Thomas Piazza,Philip E.Tetlock,Ann Kendrick,"The New Racism,"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2(May,1991):423-447. ⑩Simon Cottle,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Changing Cultural Boundaries(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48. (11)参见洪霞：《和平之途：当代世界移民问题与种族关系》，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12)J.Solomos,T.Rackett,"Policing and Urban Unrest:Problem Constitution and Policy Response," in Ernest Cashmore,Eugene McLaughlin,Out of Order? Poliang Black People(London:Routledge,1991). (13)Teun Adrianus van Dijk,Racism and the Press(Taylor & Francis,1991)2. (14)Gary Younge,"The Death of Stephen Lawrence:The Macpherson Report," Political Quarterly 70.3(July,1999):329-334. (15)Simon Cottle:The Racist Murder of Stephen Lawrence:Media Performance and Public Transformation(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2004)52. (16)Siobhan Holohan,The Search for Justice in a Media Age:Reading Stephen Lawrence and Louise Woodward(Ashgate Publishing,Ltd.,2005)130. (17)"UK Why Stephen?"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278369.stm. (18)麦可劳夫林和穆尔吉尔认为，劳伦斯事件具有公共性，因为城市警察署的警察史无前例地处于公众的详细审查之下；警察对于非洲—加勒比海少年作为街道犯罪分子和毒品经销商的形象建构受到了挑战。See J Eugene McLaughlin,Karim Murji,"After the Stephen Lawrence Report," Critical Social Policy 19.3(1999):371-385. (19)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对“制度种族主义”的定义是，“起源于社会既定的和受尊敬的力量的操作，依赖于活跃的、无处不在的歧视黑人的态度和实践。它表现为优势团体对其位置之优越感的盛行：白人比黑人好，因此黑人要服从白人。这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态度，它以隐蔽或公开的形式，渗透到社会上的个人和机制层面。”Kwame Ture,Charles V.Hamilton,Black Power: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in American(Penguin Books,1967)20-1. (20)Richard W.Race,"Analyzing Ethnic Education Policy-mak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http://amanacohesion.files.wordpress.com/2007/09/analysing-ethnic-policy-making-in-england-and-wales.pdf (21)Duncan Campbell,"Gang hunted after bus stop race killing," The Guardian,24 April,1993. (22)"Police Appeal for Calm After Racist Murder," The Independent,24 April,1993. (23)(24)Edward Pilkington,"Mandela Meets Family of London Stabbing Victim," The Guardian,7 May,1993. (25)"Black Pride",The Economist,24 April,1993. (26)"Family Demands Race Killers Be Brought to Justice," The Guardian,14 September,1993. (27)Alison Daniels,"Straw to Call Inquiry into Lawrence Murder," The Guardian,25 June,1997. (28)"Murderers—The Mail Accuses These Men of Killing.If We are Wrong,Let Them Sue Us," The Daily Mail,14 February,1997. (29)"A Tragic Failure of British Justice," The Daily Mail,14 February,1997. (30)"How the Right to Silence Unleashed the Mail's Moral Ire," The Guardian,15 February,1997. (31)李良荣、林晖、谢静著：《当代西方新闻主流媒体》，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6页。 (32)William Macpherson,The Stephen Lawrence Inquiry,Para.3.1. (33)David Pallister,"Police Face Shake-up as Lawrence Inquiry Ends," The Guardian,14 November,1998. (34)Colin Blackstock,"Straw to Set Job Targets for Minorities," The Guardian,5 July,1999. (35)"Home Office Unveils New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System," The Guardian,19 December,2000. (36)Nick Hopkins,"Big Rise in Reports of Racist Incidents," The Guardian,28 October,1999. (37)David Ward,"Police and Family end Feud to Nail Killers in Telford Murders," The Guardian,8 April,2000. (38)Tom Butler,"Cold peace on Earth," The Observer,24 December,2000. (39)(42)Siobhan Holohan,The Search for Justice in a Media Age:Reading Stephen Lawrence and Louise Woodward,p.143,p.135. (40)Sarah Nea,"The Scarman Report,the Macpherson Report and the Media:How Newspapers Respond to Race-centred Social Policy Interventions,"Social Policy(Jan.,2003):55-74. (41)"Lawrences Insist Nothing Has Changed as Condon Admits Shame," The Guardian,24 February,1999. (43)Paul Harris,"Race riots ignite Bradford," The Observer,8 July,2001. (44)David Ward,"People look at Asians and See Them All As Paki," The Guardian,28 April,2001. (45)"Second night of riots in Oldham," The Daily Mail,28 May,2001. (46)"Paul Harris.Bloody Riots Waiting to Happen in The Ghettos That Divide a City," The Observer,22 April,2001. (47)"Giles Foden.Islam and the Bombers," The Guardian,12 September,2001. (48)"Lessons From the Front Line in The War to Counter Terrorism," The Guardian,13 September,2001. (49)参见洪霞：《当代英国穆斯林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0)Vikram Dodd,Matthew Taylor,Tania Branigan,"The Evil People Who Planned and Carried Out This Want to Divide Us as a People," The Guardian,8 July,2005. (51)Anushka Asthana,Dana Gornitzki,Lorna Martin,Tariq Panja,David Smith and Ned Temko,"Bombers,Racists,the Law:They're All Out to Get Muslims," The Observer,24 July,2005. (52)"Leader:Muslims Have to Tackle Extremism," The Observer,17 July,2005. (53)Colin Brown,"Confront extremists,Blair Tells Muslim Community," The Independent,19 July,2005. (54)Unesco,Ethnicity and the Media:An Analysis of Media Report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Canada and Ireland(United Nation Education,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publishing,1977)10. (55)(56)[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编，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80、318页。 (57)[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J.Herber Altschull)著，黄煜、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65页。 (58)[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59)[美]米切尔·古尔维奇等著，陈光兴等译：《文化、社会与媒体》，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84页。 (60)Dennis Howitt,Crime,the Media and the Law(Wiley Publishing,1998)4. (61)陈昭郎：《传播社会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105页。 (62)[英]戴维·巴特勒著，赵伯英等译：《媒介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9～51页。 (63)[美]M.德弗勒等，[美]丹尼斯著，颜建军等译：《大众传播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41页。 (64)Jim A.Kuypers,Press Bias and Politics:How the Media Frame Controversial Issues(Westport,CT,U.S.A: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2)5. (65)[美]Ｍ.德弗勒等，[美]丹尼斯著，颜建军等译：《大众传播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67页。 (66)paul G.Hartmann,and Charles Husband,Racism and the Mass Media,p.94. (67)1972年和1976年，美国传播学者M.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总统竞选分析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提出了“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对这一假说进行了证实。赵黎：《社会危机中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决策探索》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