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望危机下的学术群体——当代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望论文,知识分子论文,群体论文,当代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关于学术群体身份地位及其形象的问题不时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如阿忆①的一篇博客文章所引起的争议。作为北大副教授，阿忆不过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工资收入以及日常开销，却引起非常大的讨论。网易新闻以“北大教授公布工资单叫穷引发争议”②一题在2006年9月21日发布后，网上批评他的人占了多数。如在网易论坛上，网友评论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7,459条（据2006年9月24日21时统计），除去口水贴和重复贴之外，反对他的人占到了2/3强。阿忆此举可能只是希望公众去了解真相，而为什么公众没有表现出我们想象中的宽容和理解呢？再如近年来一些重大的学术违规事件以及媒体中的“专家热”现象。不仅如此，社会上还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教授身份危机”问题的争论。这表明，在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学术群体也在面对现实的拷问，其身份地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阿忆博客文章所引发的种种争论，事实上反映了学者社会身份变迁这样一个深层次的社会机制问题。其中包括社会声望、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因素。不过对于此种社会现象，学术界目前尚缺乏深入的分析。
关于学术群体的地位在当代社会的表现问题，首先值得一提的应该是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的作品《制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和精英斗争》，他们基于东欧转型社会的实践提出的五个命题中，前两个④就关涉到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问题（李春玲，2005：42-45）。埃耶尔等认为，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推进着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产生的根源。诚然，此书的重心（从精英变化视角来解释整个社会变迁的过程）并非本研究强调的焦点，他们所定义的知识分子与本文关照的学术群体在内涵上也有一些差别。值得关注的是，此书作者对于转型社会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的关怀。相比较而言，对于中国知识群体在社会转型期的作用及角色⑤却缺少实实在在的研究，⑥甚至对于当代学术群体的身份地位到底是怎样的，也缺少脚踏实地的社会学探讨。
事实上，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学的分层研究领域，学者们一直关注的是农民工群体或者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研究，而且数据资料也非常丰富，相比较而言，对于学术群体本身地位或声望的探索几乎是个空白。在已有的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社会学研究中，多数学者只是简单地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中间阶层，而对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具体特征却缺乏细致的论证。
本文正是为了回应这些不足：以当代社会知识阶层的身份及其声望为核心，探讨相关机制对于知识阶层的微妙影响，即讨论当代社会背景下学者的社会地位及其声望。此提问背景来自于现实对学术群体的拷问，因此，很大程度上本文是针对学者声望危机（或者称之为“下沉的声望”）的一种讨论。鉴于知识阶层容易引起多义，本研究将对象界定为——在高校或者研究机构等类似“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这样一部分人，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学者”一族，也有人称其为“高级知识分子”。
一、两种研究传统之批判
关于学术群体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科学家共同体”研究传统和“知识分子”研究传统。但长期以来，关于“科学家共同体”的研究与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一直是被分割开的，似乎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事实上，我们很容易看出二者之间的勾连，但很少有人指出这点。“科学家共同体”研究是对自R.K默顿、T.S.库恩以来的传统的关照。而“知识分子”的定义十分复杂，众多研究者往往强化了其中的人文含义。事实上，二者之间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差别，它们还代表了不同的研究取向。
有必要同时关照这两个不同的研究传统。传统上“科学家共同体”研究过于关照科学界内部的特征，例如，科学界内部的社会分层等。知识分子研究虽然十分注重知识群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但是很多研究又过于强调一般性知识分子的概念，对于具体场景中的知识群体的具体身份，缺少细致阐释。
（一）科学家共同体研究传统
科学家共同体可谓“科学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J.科尔的分类（依照对科学发展有作用的影响的分类），“科学家共同体”属于“科学体制研究”中的第三类研究思路⑦：是科学体制内在的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科尔等，1989：3）。在科学体制研究中，长期以来，关于“科学家共同体”的研究思路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如早期R.K.默顿作品强调了社会结构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他特别强调科学和社会中的经济、军事以及宗教制度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互依存。在《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中，他使用了许多经验数据，去考察与清教主义有关的价值倾向是否影响了“科学革命”。R.K.默顿本人被认为是“科学家共同体”或者“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下的重要学者。关注科学家共同体的学者基本上都把研究对象限定在科学内部的社会组织，探索它的发展线索，并将分析的重点集中于科学本身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同上：9-10）。
不可否认这一研究传统的重要意义，但是，随着学术与社会之间关联的日益增长，推进科学知识发展所需的资源对社会的依赖性在不断增加（默顿，[1977]2004：3），对于科学体制外的社会因素分析也应该得到强调。更为关键的在于，面对科学体制或者所谓的学术体制，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深入分析对科学或者学术发展起作用的各种智力因素和社会因素，也需要重点分析社会因素与学术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群体在特定社会中的地位身份问题对于知识生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科学社会学或者科学家共同体研究传统下，也应该重视学术群体的社会地位身份问题。
（二）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及中国情况
长期以来，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关于“知识人”的身份角色的探讨，如兹纳涅茨基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的探讨，曼海姆关于“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的想像，以及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乃至于新近古纳德的“新阶级”的思考，或者如布迪厄提出的相对自主的学术场域问题等。在这些理论传承中，我们发现，知识分子研究传统比较关注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对“科学家共同体”⑧的研究基本上被众多的知识分子研究⑨所替代或者遮盖了。而在做知识分子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内涵往往是非常不同的。在很多研究者的笔下，这个概念往往又与“公共知识分子”有着十分深厚的关联：强调其精神气质及其对社会的批判。可能正是这个原因，1949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研究一般都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完成的，如陶东风(1994：2004)、陈平原(2004)、许纪霖([1993]2004)等人的研究。这部分学者基本上属于他们所认同的“人文知识分子”⑩群体，在事实上，这也限制了他们的研究思路。他们基本从知识分子的理念出发，对人文知识分子怀有深厚的感情，(11)而对科技知识分子持一种“疏离”的立场。郑也夫(2004)的研究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如他关照到知识分子阶层收入等具体问题；不过，他往往也在普遍意义上谈论知识分子问题。而且，他定义的知识分子与本文研究的学术群体在概念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诚然，知识分子的内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重要原因，不过，在已有的研究中，这方面已经被过多地强调了，而且知识分子概念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基于具体时空的研究可能更接近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或阶层的本质（尤小立，2004）；即便面对公共知识分子，(12)波斯纳（[2001]2002；田立年，2005）也强调它的“地方性”特点。
在梳理这两种传统的时候，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现有研究对于学术群体的关照，事实上是相当模糊的，浩如烟海的材料要么沉浸在故事(13)的讲述中；要么过于抽象，在概念层次上反思知识分子的各种精神特性。本文尝试在这两方面有所超越：力图描摹在中国当下情境中，在现实拷问下，学术群体所处的地位及其声望问题；更进一步而言，试图思考这样一个群体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到底应该具有怎样的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在历史悠久的科学社会学领域中，R.K默顿([1977]2004：32-33)在1977年的作品中对此有过反思。他认为，以往的知识社会学传统以及更狭小的领域——科学社会学，由于缺少思考科学本身的社会文化结构而受到严重的妨碍。他谦虚地指出，为了研究科学与社会之间的那些相互影响的特征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有必要扩大他以前努力发现的一种思维方式，以研究科学中社会互动和认识互动的新问题。R.K默顿的反思，对于我们今天的问题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二、社会转型对学术群体的影响
面对中国学术群体，我们发现，影响他们的社会机制并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14)以及学术体制，还有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制度以及新兴事物的影响。尤其在当下社会中，学术群体的身份地位面临多重情境，已经不是简单的历史分期(15)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仅仅用“计划外”学术体制等“大词”就能解释得了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分层视角来切入学术群体的研究。
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传统而经典的领域，相关研究和理论也非常丰富。关于分层的社会基础问题也是这个领域中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家主要强调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声望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者注意到了在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和公民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理论都来源于M.韦伯的经典分层理论。M.韦伯在“阶级、身份、政党”一文中提出了三种分层秩序：经济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它们分别代表：财富分层、权力分层和声望分层。这就是经典的多元分层理论的基础。韦伯同时也指出，多数情况下，身份群体的确定标准与物质财富的拥有是相违背的（李春玲，2005：4-5、11-12）。本文在对当下中国学术群体身份地位的分析中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即学术群体在当下的经济状况较十年前有所改善，但社会声望反而下降了。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就M.韦伯当年的分层理论而言，尽管它在今天已经有了种种发展和改变，但仍不失为一个经典的分析工具。本文以这个理论作为分析基础，探讨当代中国学术群体地位以及声望变化中的种种表现：即在当下社会情境中，从财富分层角度，学术群体是“改革受益者”吗？在权力分层方面，学术群体的社会干预功能得到各方认可了吗？概而言之，学术群体的社会声望在干预现实中以及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得到加强了吗？
（一）改革受益者
1.“现在的收入基本能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
在学者的经济状况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数据和判断（祝洪娇，2005；陈坚良，2005；钟玉明等，2006）。如陈坚良(2005)曾于2004年下半年对南方的几所高校进行了调研，他发现，高校教师的收入较十年前有了很大提高。他对高校教师的住房情况也有一些数据和分析，他认为近几年是教师住房条件改善最快的时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钟玉明等，2006）在上海、广州、南京三城市进行了一些采访调查，(16)结果显示，不少教师认为“现在的收入基本能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一项由南京大学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2000年到2003年南京市知识分子平均年收入增幅达到31%。上海市社科院的调查表明，2000年，当上海从业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为1,500元时，近40%的知识分子平均月收入已经超过6,000元。据统计，2001年1月至7月，清华大学教师交纳的个人所得税达364万元，北京大学教师交纳的个人所得税达167.6万元（李瑞，2003）。(17)因此，这部分研究者认为，这些数字的背后实际上是学者收入的大幅度提高。
学者整体收入的提高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知识本身的状况、掌权者对它的态度倾向及现实社会对它的需要和依赖，决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而决定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郑秋凤，2005；萨义德，[1935]2002）。改革以来中国学者收入方面的变化首先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知识分子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从已有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政策变迁的研究中（刘芳、张高臣，2004；卢景辉、高云坚，2004），我们很容易看到，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论断“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到1978年后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再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国家战略，乃至于今天的“科教兴国战略”以及“人才强国战略”，知识分子的地位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而当下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知识分子内部生存状态的改变起到了一个基础性的作用。
学术群体在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战略中整体地位的提高与全球所谓“知识经济时代”更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下，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从“生产”的政治经济学进入了“文化消费”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叶启政语），“知识”成为生产的核心。专家介入日常生活的范围和力度越来越大，如“减肥实践”的发展，(18)事实上，现代性（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后现代性）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知识权力扩张的过程。“知识就是力量”在这个时代表现得淋漓尽致；知识产权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冠冕堂皇的压制借口。在一国之内，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乃至知识精英往往是结盟的(19)（孙立平，2004）。研究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者(20)更早地看到了这个问题。
2.教授工资的民众想像
改革以来，学者在经济收入方面究竟有了多大的改观？事实上，目前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不过，针对高校教师收入的讨论在日渐增多。在阿忆博客文章所引发的争议中，我们发现，多数人对于教授的工资数额存在一个想像，在这部分人心目中，似乎这个数额还在无限制地增长，甚至成为神秘的“天数”。
……我是（在）省属一级学校，有幸经常看到教师的工资单，其中学校每月发到教师帐户上的工资：教授的有6,500，副教授4,500！除了这些收入，每年系里还会按职称给老师补贴，教授的补贴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讲师的是每人约12,000！除了这些，如果能承担课题研究，那又有一笔收入！每个校级课题最少也有2,000，如果是市级、省级、国家级的就是上万了！根据上述的统计，一个副教授在我们学校的月收入最少也有6,000！我们的学校是末流学校，BD的工资还低于我们？（发表ip：219.129.250.,2006-09-23 20:50:15）
……BD副教授是个金字招牌……可以给他带来很多光环，可以多捞点外快……一脚踩多船，钱呀是哗哗的……(ip：221.203.152.,2006-9-21 14:22:28)
针对阿忆工资单及日常支出状况，很多人表达了这样的情绪：一方面不相信他公布的数据，认为他的收入不仅如此；另一方面即使承认他的数据，也不认为他会“入不敷出”。总而言之，大学教师的工资对于民众而言，甚至近乎一个神话：是一种关于“多”的想像。
3.“民众情绪被挑动”
在中国，近年来社会上频频出现关于“知识精英”收入的讨论。有人认为学术群体总体上是改革的受益者。(21)根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说，中国已经告别“脑体倒挂”时代，知识分子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政策的典型受益者。而笔者认为，“学者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判断，而且获益者这个词容易让人误解甚至令人厌恶(22)（苏力，2003），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学者只是相对受益者，我们发现，改革并不仅仅令学术群体受益，事实上是很多群体都受益了。更重要的在于，我们的关注点也不应该仅限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断定性词语之中，而是应该深入分析问题本身：如他们为何“受益”、怎样“受益”以及“受益”结果的影响。可惜，目前尚缺乏系统而有力的分析。
显然，单纯的这样判断，容易引发很多不理性和不必要的讨论。如2006年下半年曾有新闻报道，有很多北大老师在山东日照买了别墅。而且，这个报道“恰巧”与阿忆博客事件碰到了一起，这个“巧”字更像是有人有意为之。对此，阿忆认为，(23)这是媒体蓄意“挑动”社会对高校教师群体的不满情绪。我们认为，如果仅局限于这些表面现象，那么，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我们可能很难对此事作出公允的判断。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改革，已经普遍达成的共识是：工人阶级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另外，有很多人认为农民也是近年来改革的利益受损者。而这两部分人口在数量上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如果简单地说学者在改革中获益了，那么会激化和升级一些现实问题。事实上，我们经常可以在网络和报刊上见到许多与此问题相关的争论，而对于这一块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对学术群体的批评。
这些批评首先与知识分子自身的特性有关，即学者往往具有很强的自我批判性。布迪厄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科学场域不再被看作是为了创造性的成就而竞争的专家共同体，而是为了垄断科学信用进行竞争性角逐的场所。“信用”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资本，这种资本既包括科学能力，也包括社会权威，并且像货币资本一样，它也能被转换成科学生产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资源（诺尔·塞蒂纳，[1981]2001：132-133）。有人认为，在目前学历社会中，学者的知识权力表现得更加突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使得文化资本换取经济资本更加便利。
当然，这些批评是内生于学术界的观点争论，其也是学者自身反思所达致的一种理论关怀和社会关怀，如果其仅限在学术界争论，那么，可能不需要很多人忧虑；在现实层面，当部分民众也表现类似方面的不满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成为一个发人深省的现实焦点了。
大学教师的收入到底是多少？相信社会上很多人并不清楚，只是凭感觉认为应该是很高的。前段时间网上有报道说大学教师已经属于“高收入”阶层，联想起很多贫困大学生交不起学费就更能使人相信大学教师高收入的说法！（发表ip：125.93.251.,2006-09-21 14:04:32）(24)
……阿忆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数据：4,786，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统计意义。他的工资……让草根恨到牙痒。(25)
我们发现，中国教育产业化对于学术群体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民众的眼中，高校扩招问题，事实上在另一方面表达了学者权力的蔓延；与之相关的事实是：老百姓所要承担的教育费用增加了。而教育在一些人眼中，基本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较低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也是优势社会阶层进行社会继承的手段。我们可以发现，在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之下，教育具有越来越保守的功能：拉大了精英阶层与底层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26)
清华大学学生李强(27)所在的家乡太行山区某村，据该村老支书估计，教育支出普遍占到农民家庭总支出的70%以上；教育反而致贫，甚至目前兴起了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很大一部分民众把这样的变化归结为高校教师的责任。如民间流传的“黑蛇、白蛇、眼镜蛇共同压榨百姓”的说法。暂不论这个说法之对错，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发现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乃至于相互之间的不理解。如在阿忆博客文章所引起的争议中，阿忆不过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工作数额和日常花销，显示入不敷出也是事实，整件事却出人意料地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在网易论坛中，多数网友以谩骂为主。网友这样的反映初看令人费解：阿忆只不过说出了一个实情，或者说只是说出了一种真相，为什么跟贴反对的人如此之多？可以看出，大家只是借了这个事实，表达了一种群众的愤怒。这里面，不仅是大众与精英之间的矛盾问题，而且还是各个阶层之间缺乏同情、乃至存在巨大鸿沟的表现。
民众普遍认为学者是一个精英群体。当下，从很多案例中，我们发现，民众与学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已经悄然拉大，甚至演变成为“敌对矛盾”了。
（网友江流）去年夏天拜访一位老师，他痛心疾首地先是问我：八十年代以后对知识分子而言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自己回答：知识分子有钱了，只是不再关心老百姓了，只顾着从老百姓那里抢钱了。(28)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2006)在搜狐网发表《改革将迎来法学家主导时代？》文章不久，一位网友立即跟帖说：“专家害人还不够吗？”另一位网友也跟帖质问：“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老百姓主导呀？”
网友江流并没有交代自己拜访的老师的具体身份：是大学老师，还是中学老师抑或小学老师等，而且那位老师言语中对于“知识分子”一词的称谓也过于模糊；回应魏城文章的网友更没有论证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专家是如何害人的。很难说，他们说的是某个具体事实，这些来自民间的批评基本上是一种情绪宣泄。事实上，学术群体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冷漠，如很多学者已经旗帜鲜明地表达出他们的弱势群体立场；但是，我们也知道，仅靠学者的“良知”和辩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样一种情绪传达出的更多的是社会机制问题；而学术群体仅是社会机制中的一环而已。
4.“少数学者才有各种机会”
目前已经达成共识的是，学术群体内部分化十分严重，如教授和讲师之间的地位鸿沟、学术名人和普通教授之间的差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青年教师和普通教授们的“抱怨”。
我97年大学毕业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作，目前已经工作9年了，现在每月工资1800元左右（以前大概在1300元左右）！04年我在武汉买了一套房子贷款16万元，每月还贷款1400元，生活费基本靠家里父母接济！大学里边教授和处级干部或者有项目的老师生活得稍微宽裕一些，一些教基础课的年轻教师基本处于我这种状况，今年我也31岁了，没有钱也不敢结婚！（发表ip：218.199.41.,2006-09-21 13:59:19）(29)
……大学教师中确实有网上报道的那种“高收入”者，但这些人基本上是不上课的，他们通常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有“名人”效应，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搞项目、拿课题，他们能拿到项目，但不一定精于项目，常常也不是自己去做这些项目，他们可以交给“课题组”的其他人做、或者让研究生做。同事发给我的一条短信，使我感受颇深：起得最早的是老师和捡破烂的，睡得最晚的是老师和美容院的，吃得不好的是老师和要饭的，骑自行车的是老师和找活干的，整天挨整的是老师和犯了案的！（长沙某大学副教授）（发表ip：125.93.251.,2006-09-21 14:04:32）(30)
后来阿忆在回答网络记者提问(31)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如果请您数出你知道名头的北大老师，我敢打赌，你绝对数不出30名。这是因为你不在北大。那好，假设你在北大工作，熟悉各院、系、研究所、中心的情况，还知道一些不是公众人物但在圈子里很有名的老师，把这些老师和你叫得出名字的老师加在一起，列一个名单，我仍然敢打赌，名单上的老师不超过300位……其他人您可能永远见不到，但你见不到的才是大多数人。他们就像普通人一样……而我们却仅凭想象，把他们放在富人堆里去挖苦，良心何在？
可以看到，学术群体内部的分层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学者整体形象也是分层的。如果民众真的以为，知识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就代表了整个知识阶层，代表了知识阶层中的每一个人，那么，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某种误解。不过，这种误解是如何产生的呢？媒体引导、部分学者自身问题，以及现行学术体制乃至社会体制等可能都是该疑虑的关键。
（二）现实干预者(32)
1.有关“非议”
如果说关于学者收入问题的争论对知识分子整体声望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那么，从学者干预现实角度入手，我们也可以发现，学者的“声望下沉”的问题。
目前，学者干预社会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参与媒体（目前有一些传播学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社会兼职（甚至自己办企业）、参与国家政策讨论和推进社会现实改造（如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讨论(33)）。
而任何有关学者干预社会的种种行为甚至都会引发不小的争论。如对学者参与媒体实践方面，存在很多批评。目前，媒体中出现了一种“专家热”现象（王超群，2006）：专家言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记者不但在新闻性强的消息报道中引入专家的观点，还热衷于专家访谈或特约专家参与新闻评论，像《南方周末》的“视点版”和《中国青年报》的“时评版”，另外，如《经济观察报》之“观察家”专栏，《新京报》“时评版”，《南方都市报》“时评版”，《文汇报》之“文汇时评”等也都使用了“专家”的方式。一时间，专家成为各个媒体抢占的智力资源（田秋生，2005）。这些媒体专家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甚至有人谈到“谁来领导话语权”（成然，2005）的问题。
另外，学者兼职在当前学术界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瞭望新闻周刊》的记者发现在沿海发达城市，聘请专家作为决策的“高参”，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普遍行为。许多学者的名片上都印有“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独立董事”之类头衔（钟玉明等，2006）。这些学者受到政府和企业的信任，而他们与政治、经济的异常密切关系也都成为学术界和媒体讨论的热点。
这时候，学者往往会面临“信任危机”问题，这也是学者声望危机的另一个表现方面。在当前形势下，大众文化程度已经今非昔比，社会对于知识的需求，在质和量上都在日益增加，因此，在很多方面，公众对于学者的学识方面有了很大的依赖性；而学者也因此在社会上显得愈发重要甚至显赫起来。所以，在多方期待中，一些学者往往“频频出镜”，如电视媒体讨论某社会热点问题时经常去请著名学者坐镇，或者在某“农村建设”启动（发展、尾声）之时或者某商业性杂志在起步阶段，主办方都非常乐意请来众多学者“造势”。事实上，对主办方而言，“请学者去”这一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学者在社会上的权威形象。毋庸置疑，学者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赋予的。而民众对于学者的信任也不仅限于学识方面，还有对学者的道义期待。但是，如果学者一味只顾着在众多社会活动中频频“露脸”，而自己不去鉴定活动的意图，尤其是在那些遭公共非议的“社会活动”中，如果也出现了学者的身影，那么，在民众心目中，学者的信任危机也就出现了。如近年来，有人提出，“经济学家已经被妖魔化”了，而我们也发现，受到各方批评的专家已经不仅限于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了。
2.社会改造
从历史角度而言，学者干预社会现实，已不独是梁漱溟时代的传统，中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仕者，经世致用也。如学者们对士大夫(34)的讨论。而知识分子实现其自身价值的领域从来就不限于学术圈，尤其在多元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已经通过各种领域（如企业、宗教、专业团体、娱乐、自愿社群、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甚至政府机构等）而得以实现了（杜维明，2004）。
不可否认的是，学者在干预现实的过程中，对社会是有所改造的，甚至还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其他群体能像学术群体一样，能对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启蒙影响。
如郎咸平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批评；再如“孙志刚事件”中，上书全国人大常委的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及五位知名法学家。(35)这些学者参与现实，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
可见，学者对社会的干预，事实上也回应了学者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不可否认，他们在干预社会的过程中参与了社会再造。
沈原(2006)在社会学学科研究方法论层次上提出这样的问题：学者在干预现实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增加对社会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参与改造了社会。这种研究方式不同于M.韦伯的“价值中立”的立场，更不同于涂尔干早年对于“社会事实”的强调。这样一种研究传统，将学术对于社会的认知和社会改造高度关联在一起。事实上，这样的研究传统，不仅受启示于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似乎中国士大夫一直就有这样的关怀，近代如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也自有一套理论和方法，只不过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强调。
3.学者何为
我们发现，学者干预现实并不简单意味着学术群体的社会权力地位乃至声望的上升。事实上，学者们在“是否应该干预现实”的问题上一直面临着两难甚至几难的选择：漠然公共关怀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似乎枉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形象；(36)参与公共事件争论的学者就有争夺话语权和赚取社会资本实现自身利益之嫌，更别提学者亲身践行现实了（如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等）。对于学者干预现实问题，在学术界和现实生活中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批判(37)和赞赏。(38)
对此，有人提出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作为现代社会的独特受惠群体，作为中国二十多年改革的受益者，知识分子何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何为？”（刘进，2005）显然，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是难以给出具体答案的问题。
不过，仅有这几个案例，依然让我们无法回答“知识分子何为”这样的宏大问题：他们参与社会问题讨论、承担社会职务是为了开启民智？还是为了赚取资本？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理论界，关于知识分子干预社会问题一直都有比较强大的理论支撑。如西里奈利认为，仅仅从文化功能上定义知识分子，是不够的；知识分子还必须满足另一个条件：“介入”，也就是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参与可以是直接参与，也可以是间接参与。(39)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雷蒙·阿隆对此问题有更为慎重的讨论。在比较低调的雷蒙·阿隆看来，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上应担当“介入的旁观者”的责任（阿隆，[1964]2005；鲁小双，2004）。
不过，理论是灰色的。在现实层面，“学者该如何干预社会”始终是一个值得反复讨论和深思的大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在于学者能否对社会形成干预或者干预的行为是否能够发生；其次在于干预的结果是否能够如学者的预期，对于意料外的后果该如何处理？社会和知识分子往往提出学术良知和学者立场的要求来关照这个问题，不过，这样的一种学者自律或社会他律能否达致一种被社会所称道的结果？显然，仅依靠学者自律是难以圆满解决事情的。学者不仅囿于单一的学术圈内，其面临的处境也不仅是学术体制；学者在学术场域之外，还要直接面对宏大的社会氛围和历史背景乃至全球情势。因此，“学者干预现实”问题，尤其在面临民众“拷问”的时刻，从根本上而言，更像是一个社会体制方面的问题。
（三）学者传统形象受到挑战
学者们在当代社会声望如何？一方面，他们依然是社会权威（在学术知识生产和社会知识生产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感受到，学者的公众影响力在日渐增强，如央视“百家讲坛”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专家与民众的互动方式；另一方面，在媒体（如电视、报刊、网络）等种种因素作用下，学者的社会声望面临着危机，这是一个去魅的过程。如在阿忆事件争论中，很多网友对于当今教授的德行提出了质疑。
“一切向钱看”，现在的大学教授，真正用心教书的已经不多了，都是为了那份稳定的薪水，而且还不断地努力评职称，哪有心思教书！现在还拿着4,000多的工资单喊穷，请问一下，那些辛辛苦苦供个大学生的家庭向谁喊穷去？（发表ip：219.135.40.,2006-09-21 13:24:48）
你们这些所谓的教授……你有什么特殊贡献，所谓的著作还不是东抄西抄？（发表ip：59.44.78.,2006-09-22 03:54:49）
目前教授身份危机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指其学术权威的“合法”地位呈令人置疑的状态；二指其公共道德影响力日趋式微（黄俊伟，2004）。前者一方面有社会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则包含了学术内部的评价标准等学术体制问题，如造成种种非学术本位的因素，这是一个关涉到学术体制本身的大课题，暂不成为本文讨论的重点。后者是本文关注的重心。当然，前者也可能是形成后者的内部原因。
不过，如果认为学术体制内部的种种问题（如“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等）就是学者公众形象下降的主要原因（同上），那么，这个结论在事实上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我们可以从钱钟书的《围城》中看到三闾大学中的种种学术违规现象，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诸如“造假”、“腐败”的事情，但是，当时的大学教授地位并没有面临今天这样令人忧虑的声望危机。这是为什么呢？
1.大众的学者形象想像
中国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与目前的种种“丑闻”形成过于强大的反差。我们知道，中国民众对于知识分子身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在阿忆事件的争议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选择教师这一职业，注定了清贫，需要牺牲与奉献……比富的心态出自平常人可以理解，但他可是BD教授啊，丢人啊，这能配叫文人吗？（发表ip：219.137.37.,2006-09-21 13:52:30）
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向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分子……正在啃噬中国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声誉土壤。（发表ip：219.135.40.,2006-09-21 13:24:48）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被称为“士”，也就是读书人；而读书与做人是关联在一起的。民众心目中和学者自己认同的师者具有三方面的作用：传道、授业、解惑。而“传道”居于首位。学者自身讲究“为天地立心”、“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邢兆良，2004），中国学者在百姓心目中自古以来就有“清高”的传统形象，即使十分在意名利，在表面上也要显得淡漠。(40)世人对于知识分子的德行和声望是十分看重的。民众认为有知识者就是智者，就是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对于学术群体有很高的道德期待。而这样一个整体形象的建构，事实上，是在学者自身表述(41)和百姓内心认同中同时完成的。与此极为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民间的尊师重教传统，阎光才(2006)认为，这个传统是制度型构的结果，而文化意义上的教师身份“显贵”不过是一种幻象。是否为“幻象”这里有待讨论。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群体在民间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崇高形象。
与此相比照，在学术群体世俗化的过程中，这些想像的成分加重了对学者批判的分量。很多关于学者形象的批判都是非常情绪化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目前关于学术群体的流行关键词：如，学术腐败、(42)剽窃、造假等等，讨论这些问题的人往往都是以道德立场来批判其中的种种问题的。事实上，在其他群体中的某些成员也都存有各种问题，但是，对其他群体成员“讨伐”的力度和声势都没有这么强劲，没有达到像现在对部分学者的讨伐力度。可以说，道德评价不适用于某一个群体，如我们不能说农民没有道德，工人没有道德。讨伐部分违规学者本无可非议，但如果批评污名化了整个学术群体，就显得不妥当了。
目前，很多人对于学术群体的批判达到如此力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众对于“学者应该是什么形象”的想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而这个民间想像已经令很多学者深感重负。
2.大众传媒及其他
大众眼中的学者形象呈现出声望下降特征与目前的大众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关系。在《围城》中，如果说伪造文凭这样的造假行为还仅限在几个人知道的范围，那么，当下则成为整个社会都参与讨论的公共事件，如近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的学术“剽窃案件”。
疑虑仍然在于：在钱钟书的《围城》中就已经有了三闾大学的种种问题，《围城》中大学教授的形象也不甚好，为什么今天才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市场体制下的世俗化以及媒体化是一个方面，群众识字率高可能也是一个原因（阎光才，2006）。不过，如果从民众和精英的视角可能会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如孙立平(2006)(43)对电影“无极”的分析，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解释部分现实。
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发展方面的原因，可能如斯蒂尔(2004)提到的，这些情况的变化是由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在起作用：科学共同体、专业科学家、社会以及公众四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现代社会是通过社会体制来控制新科学知识的；所谓的知识社会中，所有领域都渗透了科学和技术知识。民众对于专业知识的反应方式，不仅取决于具体问题，而且取决于民众心理、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在知识社会中，个人想做什么和成为什么的能力显著增强了，个人和小社会群体领悟自主性的程度增加了。而民众之于专家，不再是被指导与指导的关系。虽然我们多多益善地聘用专家，但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却日渐减少。专家手中的权力已经不像现代社会理论所说的那样影响深远，与此相悖的是：反专家现象日益增多。当一些政策领域，如食品、安全政策领域一旦与知识结为紧密联盟，而且，当这样的政策领域一旦引发争议，尤其是引发公众问题争议时，专家的信誉就会遭遇危机。如“郎顾之争”落幕时，大陆主流经济学家所面临的舆论处境。
四、讨论
第一，学者的身份或地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知识分子是否已然成为一个阶级”这个研究传统是相互呼应的；而对知识阶层的分析基础，我们采用了M.韦伯的三分法：财富、权力以及声望。不过，已有研究中关于“知识分子是否已然成为一个阶级”这个问题存在着争议，本文并没有纠缠于这个看起来更像是具有群体内向特征的问题，而是着眼于一种相对开放的关系视角（如学术群体与来自群体外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当下的中国学术群体的声望问题。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是在无形中将学术群体定位为一个稳固的阶层或者阶级。事实上，在讨论中我们发现，这个群体内部是有着巨大差异的。我们所强调的重点是，面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境，尤其是面对来自民众的针对学术群体形象的质疑，研究者应该作出怎样的回应？
第二，在已有的关于学术群体研究的传统中，“科学家共同体”研究传统暗示了学术群体的共同旨趣或者共同的社会利益。事实上，在学术群体内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这个“共同体”的称谓是值得推敲的。在知识分子研究传统中，关于“学术群体是否已然成为一个阶级”这个问题，本文并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应，一方面在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本文认为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学术群体是否为‘共同体’（或者阶级）”这样一个“科学家共同体”研究传统下的类似问题。本文力图阐述，在中国当代社会情境下，在学术群体面临声望危机时，学者们的地位身份及其机制问题。
第三，在声望方面，民众是将具有“学者特征”的人群划分为一类的。这个整体判断来自于民众眼中的知识分子代表，这个代表多为学术群体中的知识精英。这样，表面看来似乎存在着“共同体”这样一个铁板一块的知识阶层，但这仅是问题被想像的一个方面而已，或者只是学术群体在大社会背景下被赋予的一种外在定位而已。这会使一部分学者有了一种自我“阶层化”或者阶级化的想像。事实上，在学术群体内部，不同职位甚至不同地域的学者之间，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这差异不仅体现为外在的收入、地位权力上，而且还体现为各派观点上的差异乃至对立。因为学术群体具有这样的特点，也难以将它等同于农民或者工人一样的群体。本文是在“阶层”这一面向之下，关注“他们”（如参与阿忆事件讨论的网友）眼中的“学者”群体形象，并带出值得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即来自“他们”的针对学者群体的“非难”问题。
在权力方面，学术群体对社会现实是否有话语权以及有多大的话语权是相对的。很多学者所做的或全部学者大多时候所做的只是在圈内将学术作为一种职业，他们所发表的文章也仅出现在传播范围相对较小的同行杂志上，而不是出现在影响广泛的报纸或杂志上。当然，这并不排除其中一些人会时而转向大众，做一些学术普及的工作（如“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讲论语），不过，这毕竟不是传统主流学者的主要特点和他们定义自身职业价值的所在。
第四，学者在财富收入方面较十年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其干预社会（学者权力）的方式（如深度和广度层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并不简单意味着学术群体的社会权力、地位乃至声望的上升。面对民众，学者的社会身份地位是一个很难定性的话题。我们注意到，这个群体的社会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悖论：一方面，与改革前相比，学者在财富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改观；另一方面，在公众心目中，学者道德化的形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因为如此，本文才将重心放在了与学者声望密切关联的“收入问题”以及“现实干预”问题的讨论上，并将学者的身份地位问题直接面向了“民众”层面，如面对阿忆事件的网络大讨论。
第五，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下，笔者以为，讨论学者们是否形成了一个阶级(44)并不应该是问题讨论的重点。问题应该在于，当大量批评涌向这个群体的时候，当这个群体意识到制度出现问题的时候，学术群体应该发挥什么样的社会作用？也就是在社会变迁下，“学者何为”的问题。
知识分子在社会阶层再造中应该具有怎样的作用？在所谓后现代的浪潮下，知识分子是否就该抛弃“立法者”的形象定位，而自甘沦为“阐释者”？这个思路可能会有问题，“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当下的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是近年来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问题，而大学生能否就业以及如何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学生父辈地位高下的较量，这也是一个不争的现实。面对这样一种悲剧性的现实：在这样一种封闭趋势（至少在部分人看来如此）的社会流动体系下，甚至生发了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浪潮。而这些悲剧对于传统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民众信心构成巨大挑战。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结果对于学术群体的地位声望事实上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百姓对于大学教授的“眼镜蛇”称谓（这种价值判断当然具有很强的情绪性）。但不可否认，这种情绪显示了民众对于学者的不了解乃至产生了误解甚至仇恨。在我们看来，问题症结显然并不仅在知识阶层本身，那么，还该是谁的责任？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吗？问题何在？作为学者应该何为？对于这样一个反思能力极强的群体，学者并不应该被动地接受阶层再造，而人文知识分子也不应该自甘“边缘化”（如果有人认为它已经“边缘化”(45)的话）。
第六，在文章最后，笔者强烈意识到，对学术群体进行研究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事情。因为，学术群体内部分化和分类十分复杂，(46)他们在创造力和思想概念方面更加复杂（即使在同一个学科内，身处不同研究传统的学者之间，可能也秉持着针锋相对的观点和价值），其社会内涵更是十分丰富。另外，本文基本上是面对学术群体的，所以，任何一个评论人都可以从自身状况及各种立场来对“学术群体”问题指点一二，甚至提出反证，在这方面，本研究与当下正在进行的工人阶级研究和农民研究所处的情境完全不同。而且，本文也难免有立场倾向。因此，这个研究可能还没有令人满意地回答“在当下中国学术群体的身份是什么”这样一个大问题。本文只是尝试着从学术群体面临的声望危机入手，来部分回应这个问题。而认识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还要做更详尽的资料收集工作（如深入访谈或者问卷设计），更关键的在于研究者应该具备一定的视角能力，即提出问题的能力。
注释：
① 阿忆：《无脑人，请你给俺指条出路，让俺们都照着去走》，2006年9月15日，http：//blog.sina.com.cn/u/48dcce8e0100061k。
②网易社会新闻，http：//news.163.com/06/0921/03/2RGVE20100011229.html。评论见网易论坛之社会跟贴4版“北大教授公布工资单叫穷引发争议（组图）评议”。
③本文多处引用了网友评议。对于网友评论的研究价值，笔者以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声。孙立平在分析电影《无极》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确实有人质疑网络的代表性，其理由是：“工人、农民以及农民工都是不上网的，网民只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网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联结着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其中，一些人的家庭可能刚刚经历强制拆迁或征地的变故，有些人的父辈可能因国企改制而失业下岗，“而本人或为沉重的‘按揭’或为未来的就业而焦虑的，可能更不在少数”（孙立平，2006）。而且，“代表性”本身的含义是值得推敲的。在社会学方法领域，“代表性”一般是对定量研究的要求，定性分析遵循的是另外一套逻辑，如创见，或者生发出一种辅助理论建构的力量（卢晖临、李雪，2007）。关于网络评论对于社会研究的意义，应该是一个有待探讨的方法问题。另外，本文所引用的网络材料起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旁证作用，而整体判断则来自笔者所见到的一些学术实践以及与圈内人的讨论。
④命题一：后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文化资本是权力和特权的主要来源；命题二：由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限制了私有财产阶级的发展，因而，只能由文化资产阶级承担起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历史使命。
⑤孙立平(2006)曾提出，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相互联盟，但他并没有对文化精英的社会身份以及声望等方面作更详细的分析。
⑥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如讨论国家知识分子政策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知识分子在建构国家理念（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作用。
⑦类型1是科学体制内的智力因素的影响；类型2是科学体制外的智力因素的影响；类型3是科学体制外的社会因素的影响。
⑧关于“科学家共同体”的概念讲述，有类似教材的读本，如刘珺珺(1990)、李汉林(1987)的作品。
⑨关于知识分子的中国研究传统，尤小立(2004)认为，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路径大体上有三种：其一，输入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并引发学界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行思考；其二，在关注中国历史的同时，尤其关注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其三，道德批判：以西方知识分子的道德为准绳，以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为批判对象。尤小立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可能有两个转向：其一是由注重抽象理论向注重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生存状态及精神状态方面转向；其二，研究方式由单纯普适性的演绎转向全球化视域下的特殊性研究。本研究可以归为尤小立所说的2000年之后的转向之一：学者的实际生存状态方面。不过，在阅读大量知识分子文献之后，我们发现，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现有研究还是十分薄弱的，尚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范例。
⑩古纳德将知识分子划分为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有学者认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都是科技知识分子；当然，这个划分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⑾如陶东风([1994]2004：262-293)认为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对于中国而言，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在衰落，而科技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中心；陈平原([1993]2004：171-184)也关注“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许纪霖(2004：28-49)指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历史事件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影响，进而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被彻底地边缘化了”）。
⑿请参见学界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和争论。
⒀很多研究是针对那些在学术或者社会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并享有声望的学者的个案分析，如对胡适、鲁迅、王选、费孝通等人的分析。
⒁目前很多研究都重点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地位的影响。
⒂参见陶东风、陈平原、许纪霖等人对于知识分子的历史分期以及相关论述（陶东风，2004）。
⒃根据记者的了解，目前三地高校教授年收入一般在7万～10万元之间，讲师月收入3,000元左右。另外，还有外出讲课、出书、课题项目等其他经济来源。
⒄高校教师被划入高收入行业（参见《全国建立重点纳税人档案逾660万个》，《人民日报》2005年8月29日第六版）。
⒅专家介入减肥实践，更细致入微地干涉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吉登斯，[1991]1998）。
⒆另外，请参见《路透专访郎咸平：只有坚决反贪腐中国经济才能进一步发展》，多维网，http：//www2.fhy.net/cgi-bin/anyboard.cgi/collections? cmd=get&cG=1323830333&zu=3132383033&v=2&gV=O&p=。
⒇如前面提到的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的作品：《制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和精英斗争》。
(21)也有很多人反对这样的观点。如于祖尧认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暴富群体”中，基本上没有知识分子的影子。翟勇指出，高校教师收入与他们的付出仍有很大差距（于祖尧，1998；翟勇，2000）。
(22)苏力分析的对象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并认为由于年龄（多在40-50岁之间）原因，这些人实际上基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获益者。
(23)阿忆：《谎报北大教授在日照买豪华别墅，是蓄意误导人民！》，阿忆博客，http：//blog.sina.com.cn/u/48dcce8e010006dm。
(24)网易网友针对阿忆博客文章的一个争议。
(25)陈天恩：《每一个中国人都是阿忆，我们都很穷》，http：//culture.163.com/06/0922/10/2RK9GND600280004.html。
(26)杨东平对部分高校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热门专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趋势（杨东平，2006）。
(27)《清华学生调查报告直面农村痼疾 惊动总理》，清华新闻网，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 id=10853。
28《中国学术有多腐败》（亦明著）网络发表后(http：//turbulence.kmip.net/doc/Science/WebPage/7788/ysfb.htm)，网友江流的回应，2004年9月13日。
(29)资料来源于阿忆博客文章在网易论坛上引发的争议。
(30)资料来源于阿忆博客文章在网易论坛上引发的争议。
(31)阿忆：《把绝大多数普通教师推到富人堆里去挖苦，良心何在？》，阿忆博客，http：//blog.sina.com.cn/u/48dcce8e010006dq。阿忆：《兼职致富的老师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省吃俭用》，阿忆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48dcce8e010006dm。
(32)关于知识分子现实干预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往往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公共知识分子问题，如波斯纳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但本文并不是从这个角度进行问题分析，而是针对作为整体的学术群体在当下中国的种种干涉现实的行为，进行一些有关知识分子声望方面的分析；并不限于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件的争论。如果从公共知识分子角度来看待问题，那么本文要受到很多限制，按照苏力的定义以及他列举的个案，中国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数量似乎不超过50人，而且年龄也多在40一50岁。当然，苏力也声明并不试图做一个全面的研究，而是希望开拓领域。他研究的客观立场以及他提出的一些观点，确实具有开创性意义。
(33)中国学者对中国农村研究领域的拓展非常丰富，与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在农村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影响的幅度最大，也带来了很多社会效益（参见2006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社会学工作坊”周雪光的发言）。
(34)参见阎步克的观点：士大夫融知识、道义与美为一体，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事（张涛，2005）。
(35)2003年3月17日，湖北省青年孙志刚在广州因为没有携带任何证件外出，被当地一个公安派出所收容，并被殴打致死。在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后，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石卫岩，2004）。
(36)很多做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都强调了这一点。
(37)孙蔚(2005)对部分经济学家的当下的某些行为进行了批判。
(38)有人提出，学者进入媒体讨论，对公民社会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
(39)他认为：直接参与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直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担当角色，成为“当事人”，和其他社会政治因素发挥同样的作用；第二种是充当“见证”，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形态内部的争论，知识分子能将当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和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者梳理清晰。间接参与指的是本身不直接参加前两类知识分子的活动，但是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要素（朱晓罕，2005）。
(40)亦明：《中国学术有多腐败？》，http：//turbulence.kmip.net/doc/Science/WebPage/7788/ysfb.html。
(41)现有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强化了这样的认识。如孙立平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理想、批判、分析。马立诚则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维系着社会的主要价值，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发表《谁是公共知识分子？》文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一，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参见杜光：《驳“吉方平之析‘公共知识分子’论”》，http：//wlccg.bokee.com/594356.html）。
(42)《中国学术有多腐败》作者亦明于2003年底用google检索“学术腐败”四个字，总共有17200个中文网页含有这个词条，其中87%是简体中文网页。这个数字(17200)是“政治腐败”的1.6倍（10700网页），“官僚腐败”的5.9倍（2900网页），“经济腐败”的9.1倍（1890网页）。这些数字当然不能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程度比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更严重，但至少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所受到的关注程度。
(43)在孙立平看来，大众对于《无极》的种种丑化，表现了民众对于精英阶层的一种反感和抵触。
(44)如1949年以来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以及现有的大量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社会阶级定位研究；再如布迪厄关于“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的论述，到古德纳的未来新阶级等观点。似乎大家都希望能给它一个整体的定位。笔者认为，整体评价的意义不是很大，重要的在于目前正在发生的关于学者的现实及有关学术群体的种种张力。
(45)参见关于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的一些研究。如袁海军(2000)、陶东风(2004)的相关研究。
(46)研究者们往往从不同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不同的分类，如公共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等等。并形成一些讨论，如波斯纳和苏力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波斯纳，2001/2002；苏力，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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