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位消费理论:福利经济学的前沿话题_期望效用函数理论论文

职位消费理论:福利经济学的前沿话题_期望效用函数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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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凡勃伦(Veblen)出版《有闲阶级论》以来,位置消费理论(Positional Consumption theory)作为一门经济学的新分支得以产生和发展。作为福利经济学和消费经济学前沿课题的位置消费理论,不像传统经济学只强调人们逐利的一面,而是强调人们争名寻位的一面。求名比之逐利更接近人的经济本质,对经济有着更为本质的影响。在基本需求满足之后,追求经济的相对量即相对收入、相对效用和相对消费量,也即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对经济地位成为人们更关心的问题。位置消费理论就是研究人们争名寻位的经济理论。

一、位置消费的含义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不过是争名逐利的动物。然而传统经济学却只研究了人们逐利的一面,即追求经济的绝对量,如绝对收入、绝对效用和绝对消费量,而没有研究人们争名的一面。实际上,追求相对地位是人的天性。无数证据表明人们更关心与人比较的相对量而不是绝对量的大小,西方俗语中“跟上琼斯(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指的就是一个人与其邻居之间生活水平的比较[1]。古语所说的“不患贫,患其不均”也是指人们更关心相对财富,“不均”比“贫”能给人造成更大的痛苦。

如果“不患贫,患其不均”是一种较为感性认识的话,1974年依斯特林(Easterlin)则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得出了“人的主观满足感即效用水平,更受相对收入的影响,而不是更受绝对收入的影响”的结论。

弗兰克(Frank)[2]曾做过给两个小孩分橘汁的实验。头两天早晨,给每个小孩都倒上一满杯橘汁;第三天早晨用同样大小的杯子每人只倒半杯,小孩都没有抱怨;第四天早晨给其中的一个倒一满杯,给另一个只倒3/4杯,结果后者感到十分气愤。为什么倒半杯感到满足而倒3/4杯反而感到不满呢?这说明小孩更关心的是相对消费量,追求相对消费地位的欲望是人的天性。

所以,位置消费的定义可以表述为:人们对包括相对收入、相对效用、相对炫耀性消费(relative consicious consumption)等在内的相对经济地位或名次的消费。位置消费是以显示人们相对支付能力为目的的消费。人们对相对经济地位的追求在空间上表现为与他人相比,在时间上表现为自己的现在与过去相比,这就是现实中的消费者攀比行为与消费的不可逆性。

二、现有的位置消费理论简介

自从凡勃伦出版《有闲阶级论》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对位置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在此对这些学者的研究做以下介绍[2]。

1.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效果

20世纪初,凡勃伦最先讨论了消费者为消费而消费的动机。凡勃伦把从显示财富和炫耀性消费财富中获得的满足称之为第二级效用,把从消费中获得的物质满足称为第一级效用。人们追求财富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对第二级效用的追求。不管一个人的绝对财富是多少,只要少于他与之比较的财富标准,他就会感到不满足,即使现有财富足以满足其物质需求,对第二级效用的追求仍会刺激他无穷地追求绝对财富以增加自己的相对经济地位。

凡勃伦认为炫耀性消费主要是为了满足心理的、精神的要求,而不是为了满足生理的要求。满足生理要求的消费有其有限性,因为生理的满足有极限,而炫耀性消费却没有极限,即没有绝对量的极限,人们可能在任何绝对量的水平上去争既定的名次。因此,炫耀性消费既是经济成长的无穷动力,也是任何程度的经济成长的无穷吸收器。

凡勃伦认为,对炫耀性消费的追求会导致社会浪费。他认为,从个人消费者的角度看,炫耀性消费与其他消费没什么两样,二者都为个人消费者带来效用。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这种消费就是浪费,因为它不增加人类整体的幸福和满足,因为一个人从炫耀性消费上的效用所得就是另一个人的效用所失,它们是相互抵消的。因此凡勃伦主张对炫耀性消费性为实行管制。

2.杜森贝里和依斯特林的相对收入效果

杜森贝里和依斯特林是相对主义者。杜森贝里把个人的效用看成仅仅是他的相对收入的函数,也就是说个人的效用水平与他的绝对收入无关。一个人的效用水平仅仅依赖于他自己的消费水平与他人的消费水平的相对比率。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就意味他人的满足水平减少。按照杜森贝里的观点,一个收入阶层的主观效用被比这个阶层更高的收入水平的阶层所扭曲(降低)。一个社会的嫉妒心越强,这种效用的相对贬值就越厉害。

依斯特林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增加总收入水平不会使人们更幸福。如果现有的国民偏好结构不变,那么按原有比例分配的国民总收入的增加将不会改变国民的幸福水平。他认为经济增长只会增加人们的抱负水平,消费标准会随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水涨船高会把经济增长带给社会福利的期望的正效果完全抵消。显然,他们是反经济成长的。既然耗费资源而换取的经济增长不能增加社会的福利水平,那么经济增长只会使社会变得更坏。

3.弗兰克的显示效果

弗兰克对人们追求相对经济地位与社会福利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由于人们追求相对经济位置,一个人的努力会产生双重效用:相对效用和绝对效用。对相对效用的追求会使人们过分投资在位置商品上,而由于在位置商品上的花费不能创造社会财富而只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所以像寻租行为一样,寻位行为导致社会的绝对损失。

同时,他认为人们对有利的相对经济位置的竞争将使许多竞争变成高赌注的囚犯两难竞争,这种竞争相互抵消使得竞争的社会结果是最坏的均衡而不是最好的均衡。因此,许多立法的、组织的和管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支持人们的合作竞争以取得对社会最有利的结果。

弗兰克还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劳动分工,他认为人们对相对位置的追求有利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因为,如果人们有宁当鸡头不做凤尾的偏好,那么在一些行业中当凤尾的人就会另辟蹊径去开创新的行业,这就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4.赫希的位置商品

位置商品是指那些不可能再生产出来的商品,如古董、文物、人们的相对消费名次等。赫希认为人们对位置商品的消费不是为了从消费位置商品的绝对量中获得效用,而是为了从消费位置商品时所产生的相对地位中获得效用。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购买和陈列商品的目的常常只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买得起该商品,而并不是真的使用它。这样,人们对相对位置的关心常常使人们从经济成长中获得的不是幸福而是失望与不安。

5.黄有光和王建国提出的短视效果和政治寻位行为[2]

黄有光和王建国表明,如果某人关心相对经济地位,那么即使他是一个考虑周到的人,他对自己增加收入的效用所做的估计仍大于社会对此的承认。因此,该人的努力大都带有对社会而言是得不偿失的短视效果。

王建国表明[2],如果人们的收入分配是由他们在政治阶层中的相对地位决定的,那么必然产生大量的政治寻位行为,这如同寻租行为一样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说经济寻位导致浪费性的经济成长的话,那么政治寻位则导致浪费性的经济停滞甚至后退。因为经济寻位活动导致过分的生产性行为,而政治寻位导致过分的不生产性行为。

综上所述,现有的位置消费理论不仅证明了位置消费的存在,同时也指出人们对相对经济地位的追求会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影响社会的福利水平。但位置消费对社会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下面我们对位置消费的经济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并进而提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或管制措施来引导或管制位置消费行为。

三、位置消费的经济影响分析

1.位置消费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2]

如果一个人的效用水平不仅由他的绝对消费量决定,更由与他人比较的相对消费量决定,那么任何一个人的消费都会造成外部效果,这样传统经济学中人们追求绝对消费量之上的帕累托最优可能就不再是资源的最优配置了。位置消费对倡导自由竞争的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它使经济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更加密切,因为个体为了竞争地位商品的决策提高了其他人为竞争这种利益的成本及拥挤程度。比如某人决定购买一座乡村小屋或竞争一个特定的管理职位,这都会对有同样需求的人产生溢出效应。因为这些商品的供给不能满足潜在的或明显的需求,如果某人得到这份工作或那间小屋,其他人就得不到,所以个人的决策对未直接参加决策的人的福利往往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它使“看不见的手”失去了魅力,因为当需求是对物质产品的需求时,需求的增长及更大程度的竞争可以引发供给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最终导致社会福利的增进;然而,当需求是对位置商品的需求时,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往往会给他人造成损害,一个人的获益将导致另一个人的损失。更加激烈的对位置商品的竞争既不能扩大供给,也不会提高效率,实际上,它导致无效率的大量产生,因为拥挤及为保持地位优势而使防御性商品的开支增加,同时取得成功要越过更高的障碍(如上涨的价格及资格的要求)。所以,当所有个体都去竞争地位商品时,最终会导致总福利的下降。这时,可能合作才是提高整体经济福利的最佳手段。

 2.位置消费可能导致得不偿失的经济增长[2]

如果人们只追求绝对消费量的满足,那么由于人们的生理消费有极限,经济增长也就有极限,并且在生理极限消费满足之前,经济增长总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人们追求相对经济地位或消费名次,由于就社会整体而言,相对消费名次的总数是固定不变的,它不会被经济增长所改变,因此经济增长不可能增加社会整体的相对效用。也即在单个人追求名次变动的时候,导致了社会整体的经济增长,名次上者感到更满足,名次下者感到更痛苦,人们之间为追求名次获得的相对效用是相互抵消的,社会整体并不因为经济增长而有任何相对效用的收获。然而人们为竞争相对地位而导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耗费了巨大的资源,这些被耗费的资源并没有相应地转化为社会整体满足感的增加,因此有可能得不偿失,即经济增长有可能导致社会总福利水平的下降(总绝对福利下降,总相对福利等于零)。

3.位置消费可能导致过度竞争行为

有两种办法可提高个人的相对地位:一是内耗竞争,即以偷盗、抢劫、毁坏他人财产等手段降低他人的财产,从而提高自己的相对经济地位;一是外耗竞争,如加班加点地劳作以使自己的收入和财富增加,从而超过他人,以提高自己的相对经济地位。内耗竞争是赤裸裸的浪费社会资源行为,因而各国都有相应的制度来加以限制,如严格的产权制度就是为限制内耗竞争而设;而外耗竞争在现代社会愈演愈烈,使得人们为保持地位优势而进行惨烈的竞争,这种过度竞争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闲暇时间减少,环境破坏加剧,因而整体社会结果是负的。

4.追求相对经济位置有可能促进劳动分工[2]

如前所述,由于人们有宁当鸡头不做凤尾的偏好,这就促使一部分人不断地去开创新的行业以求得相对地位的提高,同时会促进劳动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相对经济地位的追求会不断的创造出新的消费偏好和新的消费形式,从而影响生产,影响劳动分工。而且,这已成了现代社会有组织的行为,有组织地创造不满足感已成为经济繁荣的关键。

5.追求相对经济地位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影响

位置消费导致的经济增长对足够富裕的国家可能弊大于利,对足够贫穷的国家可能利大于弊。因为在足够富裕的国家,物质的丰裕程度已能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生理需求,争名寻位只是一种纯粹的浪费资源性的竞争或相互抵消的行为。然而,对基本的物质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国家,争名寻位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经济增长中虽然包含了人们为争名寻位所导致的资源浪费,但同时也包含了更多的物质消费给人带来的绝对效用的增加,后者所得在一个贫穷国家会大于前者所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富裕国家比一些欠发达国家有更多的不满情绪,为什么在物质日益丰富的情况下,人们的占有欲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

6.位置消费可能导致某些行业的萎缩和腐败的盛行

由于人们需花更多的钱才能维持其优势地位,所以有才智的人就不愿意进入工资相对较低但对社会有益的行业,如教育行业、传统手工艺行业等。这种行为必将导致某些行业的萎缩,并且对地位商品过度追求的社会风气有可能导致腐败的盛行,实际上很多腐败案件都是源于事主的攀比心理所导致的对地位商品的过度追求。

四、政策建议:对位置消费行为进行引导和管制

一般来说,当社会福利是依赖于再生的物质商品的时候,经济增长就带来社会福利的增进。但在日常富裕的当今社会,位置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福利影响越来越大,因而为避免或减低位置消费的负面影响,社会应对位置消费行为进行相应的引导和管制,这也是当代混合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制的重要领域之一。

1.社会制度安排应限制人们之间的内耗和不必要的外耗竞争[2]。如果财产权利没有严格界定和保护,争名寻位必然会导致人们之间的互损和互毁行为,这将使人们创造财富的活动停止,社会将变得一穷二白。因而必须有严格的产权制度来保护个人的合法财产,这是社会进步和稳定的前提。对于外耗竞争,即通过自己的过量投入来提高个人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做法,则应有相应的措施加以限制,如欧盟社会宪章对一个人的工作时间加以限制。限制加班加点似乎违背了自由竞争的宗旨,但如果能通过这种方式抑制对地位商品的过度竞争,使大家都只获得有限的地位商品的份额而免于承受竞争的副作用的影响,这样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进行的对个人自由限制的总效用是正的。

2.弱化对相对经济地位的偏好以提高人们的效用水平。斯达克在1989年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认为既然人们对相对经济位置的关心是由于人们的妒忌心产生的,并且使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的正作用消失,那么通过圣经教育而改变和弱化人们的妒忌心态,就可以使经济增长产生正的福利效果,因此“好的宗教是生产性的”。实际上非理性的攀比和示范效应对消费需求的非良性膨胀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因此控制消费需求的非良性膨胀也应从理性的“消费示范”做起。如通过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加强消费教育,引导人们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帮助人们确定合理的消费期望,培养人们把握消费的自主意识及合理进行消费决策的能力,以减少消费随意性和盲目模仿性,弱化重名不重实的消费荣誉感对消费行为的刺激和扭曲。

3.人口的自由流动是消费行为合理化的必要条件。与弱化相对位置的偏好增加效用的办法相类似的是避开相对经济地位对自己不利的地方,“避开凤尾,去做鸡头”,以增加自己与人比较的相对效用。因此自由迁移对个人来讲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效用生产性的;对社会来讲也是必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社会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所以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壁垒,实现人口的自由迁移是实现合理消费行为的必要条件。

4.利用税收的重新分配功能去解决公平分配和社会稳定问题。由于对地位商品的追求会使那些无法满足自己欲望的人产生挫折和孤独感,同时也使那些可以获得欲望满足的人感到不安,因为随时有被别人超越的可能。这样即使经济有比较好的增长,人们也总是处于不安和不满足之中,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因为如果经济改革只使少数人的相对经济地位急剧提高,而大多数人的相对经济地位却下降了,那么尽管大多数人的绝对收入和绝对效用增加了,但相对效用却损失了,就会使大多数人对相对经济地位不满,尤其是当少数人的相对经济地位的提高是由不正当的行为所获取的时候,这时公平分配就更是一个中心问题,否则有可能导致社会富而不稳。因而如何通过税收的调节功能解决公平分配问题在位置消费领域尤显重要。

5.倡导合作以抑制对地位商品的无序竞争[3]。位置消费不仅对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变化有重要的影响,它对倡导自由竞争的传统经济理论也提出了挑战,因为当人们竞争的对象是地位商品时,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往往给他人造成损害,一个人的获益将导致另一个人的损失,这样在个人利益驱使下的竞争并不能增进整体的社会福利,因而社会和谐有赖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而社会进步又离不开竞争,因而基于合作的竞争才能提高整体经济的福利。当然,如何通过合作来抑制对地位商品的无序竞争和促进经济发展,这将是一项长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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