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是“活的档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巧真巧，就在《中国档案》杂志编辑邓小军先生从北京给我打电话约写这篇稿子的前五分钟，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询问能不能找到当年我采访孙铭九先生的录音磁带？这位朋友所问的，正是邓小军先生所关注的话题。
我的这位朋友是记者，在一家电台工作，正在制作一套20世纪中国历史回顾的节目，“西安事变”是其中一个专题。他很想采访年已九旬的历史老人孙铭九，在电台播出孙铭九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当年，孙铭九奉张学良将军之命，亲自拘捕了蒋介石。很可惜，由于孙铭九患病，不能接受他的采访。他听说我曾采访过他，而且知道我在采访时总是录音，便问当时的采访录音带还在吗？我一手持电话耳机，一手敲电脑键盘，很快就从电脑中查到，我是在1992年7月20日采访孙铭九，录了两盒磁带。这两盒磁带编存在第22组磁带里。这样，我就答应复制一套六年前采访孙铭久先生的磁带给他……
采访孙铭九的录音带，只是我所保存的上千盒录音磁带中的两盒。我不写慈禧太后，不写康熙皇帝，多年来从事当代重大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直接采访当事人，记述口述历史，挖掘许多新的史料。
我注重采访。采访时，口问手记，同时用录音机录音。录音极为重要，笔记毕竟只能记录大概，不能完整地记录口述者的每一句话。很多记者在采访时也录音，但是写出文章后，为了节约磁带，就把那些录音磁带洗掉了。我却以为，这些录音磁带比空白磁带珍贵得多，所以洗掉那些录音磁带并不“节约”，恰恰是极大的损失！我宁可从磁带厂整箱整箱购进空白磁带，以保证我在采访时有足够的磁带可供使用。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采访，留下一本本采访记录，也留下上千盒采访录音磁带。
所谓文献，是由“文”与“献”所组成的。“文”即档案、图书等书面资料，“献”即口碑，也就是当事人的口述。“文”是“死材料”，而“献”则是“活材料”。“献”可以填补“文”的许多不足。在我看来，档案固然重要，口述历史也极为重要：
一、通过口述历史，可以了解重要文件的产生背景、起草过程，有助于了解这些重要文件。比如，1956年4月5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年12月29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苏两党论战时的“九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等等，这些重要的“文”，即便过几百年、几千年都能查到，但是这一文件是谁起草的，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起草的，写作过程中作过哪些修改，哪些话是谁加的，未必清楚。我采访了陈伯达、王力、关锋等当事人，请他们回忆起草过程，这些口述历名对于了解这些重要文件的产生背景是很重要也很珍贵的。
二、通过口述历史，可以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文”往往只注重政治行为，不注意细节。比如，1976年10月6日拘捕“四人帮”，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文”很少，种种传说却很多。我采访了执行拘捕江青任务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张耀祠将军。他面对我的录音机，口述了执行这一重要任务的全过程。他所说的许多细节，如他如何接受任务、他如何向江青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当时的神态、如何押走江青等等，都极具史料价值，而这些口述的细节却是“文”中所没有的。同样，孙铭九先生向我口述在西安拘捕蒋介石的过程，许多细节也是“文”中所未曾有过的。关于中共“一大”，我采访了年已九旬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对于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详细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
三、口述历史补充了“文”中所缺。比如，陈云“文革”中在江西的遭遇，在新华社发布的“陈云生平”中，只一行字而已。我去江西有关工厂以及陈云当年住所作了采访，写了上万字的文章，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史实。陈云的晚年生活、家庭生活，我请陈云夫人于若木口述，也补充了“陈云生平”中所缺。又如，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受到审查，为此成立了陈伯达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了仔细的审查，留下一批“文”。但是，当时的审查，只注重于查清陈伯达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我在采访陈伯达时，请他口述自己的童年、青少年时代，请他回忆如何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他的十三个笔名的含义及来历……这些大都是“文”中所缺的。另外，当国民党飞机空袭河北阜平毛泽东住所时，曾有几个人赶去报告毛泽东，其中有陈伯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各种回忆录中，从未提到陈伯达。在我访问陈伯达时，陈伯达最初也不愿谈此事。后来，经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四、通过口述历史，可以查明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比如，毛泽东和江青何时结婚，曾有过多种说法。我在访问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时，她说曾参加过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但是事隔多年，记不清日子。我请她细细回忆，她忽然记起，那天正好是日本空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我查阅了当时延安的报纸，查明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是在1938年11月20日。由于毛泽东和江青是分几批、几天宴请朋友，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和江清结婚的日子当在1938年11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1938年11月中旬。
当然，口述历史也有其局限性：
一是事隔多年，回忆有时不准确以至错误。比如，李达夫人王会悟回忆，在1921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时，杨明斋在会场外放哨。其实，当时杨明斋在苏俄，不在国内，当然也就不可能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场外放哨了。
二是当事人有意避开敏感问题。比如，何长工回忆红军长征前夕与粤军陈济棠的谈判时，说从红军阵地上抬出一顶大轿，前往粤军阵地，轿上坐的便是他。过了几年，他回忆说，从红军阵地抬出的是两顶大轿，分别坐着他和潘汉年！为什么何长工的回忆前后不一致呢？这并不是他记忆失误，而是出于政治因素：因为他第一次口述时，潘汉年尚未平反，他有所顾虑，不便提及潘汉年。过了几年，潘汉年平反了，他当然提到了潘汉年。
三是口述时，有的当事人护短，甚至歪曲事实。
不管怎么说，口述历史毕竟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是“活的档案”。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史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为了写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我曾准备采访方毅同志。我去北京时，他在福建。我想等我下次去北京时再找他，意想不到，他突然去世了，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把口述历史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献”也就转化为“文”。美国总统下台后，忙于口授回忆录，出版成书。就连赫鲁晓夫，也留下了那么多盘回忆录音带，被整理成两厚本回忆录。我国回忆录的出版也日益增多，但是重要首脑人物的回忆录仍颇为鲜见，其实这是很大的损失。如果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为我们留下一部口述回忆录，将使中国当代史库增加无比的光彩！
作为采访者和作者，采访录音带所记录的历史当事人口述，并没有全部写入作品。有的，甚至只利用了一小部分。正因为这样，这些录音带还有再利用的价值。特别是有的被采访者已经故世，他们凝固在录音带上的声音，益发显得珍贵。我以为，我的这些采访录音带以及采访笔记，既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社会、属于国家的。在一定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些录音带及笔记奉献给档案馆。
1998年3月25日，上海“沉思斋”
标签：口述历史论文; 陈伯达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江青论文; 潘汉年论文; 历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