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1]2004年在《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流域生态经济系统为对象，以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自然资源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等为理论基础，以长江流域为背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运用耗散结构理论、自组织理论、突变理论和系统动力学理论等对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机理进行了研究。全文共分九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第一节提出问题，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第二节对论文的理论基础——生态经济学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评述；第叁节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第四节叙述了论文的研究的目标、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对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特征，总结概括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核心；然后建立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结构体系，并分析了结构体系的内部流程和结构体系的逻辑关系；最后建立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模型。 第叁章研究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演化过程。首先概述了生态经济系统的自组织形成条件；随后论述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耗散特征，并研究探讨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演变过程；最后确定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熵和负熵源。 第四章对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灾变理论与可持续发展调控原理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灾变的成因和特征，总结了生态经济系统灾变的预测方法；其次分析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演替动力机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调控原理，并根据突变理论建立了基于燕尾突变的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调控模型；然后对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灾害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建立了生态灾害投资治理模型；最后对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的生态灾害治理进行了实证分析。 第五章对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承载力理论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资源承载力的定义和理论内涵，估算了长江流域土地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并对流域的相对承载力进行了研究；其次分析了水资源承载力的基本概念，总结归纳了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分析框架；最后建立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水资源承载力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第六章对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制定及实现进行了研究。归纳总结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制定原则，并以长江流域为例制定了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论证了流域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复杂巨系统特征，并对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过程进行了探讨。最后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建立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预警模型，并以此构建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预警系统。 第七章研究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对国内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总结了流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并且构建了流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然后以长江流域为实例构建了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第八章对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对长江流域洪涝灾害与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然后对长江中游典型地区的湿地保护与生态旅游开发进行了实证分析。 第九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展望。关键词: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嫡函数灾变控制预警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冉瑞平[2]2003年在《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我国重要水源涵养地和重要生态屏障的长江上游地区，长期以来，由于没有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很好结合起来，导致了水土流失、荒漠化、耕地退化以及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并成为未来叁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安全运行，以及中下游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研究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极具紧迫性和战略性。本文研究的切入点是界定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基本概念及范畴，然后剖析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相关理论，力图全面把握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内在机理，以此为基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评判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状况；在全面分析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大河流域开发的经验和教训，设计出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探讨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研究长江上游地区重点区域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研究结果如下： 1．在现实生活中，环境保护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无论是在人们的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严重的“两张皮”现象，这是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 2．环境与资源虽然有差异，但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来看，共同性是主要的，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喜欢“环境资源”或“资源环境”这种提法。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稀缺性是环境资源要素是否具有价值的根本标准，凡是稀缺的环境资源要素，我们都应认可其价值(或价格)特性，这对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3．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应包括彼此关联的叁个方面：经济的发展，环境的发展，以及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指环境系统、经济系统及各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相互配合与协作而耦合成的良性循环态势，其现实标志是经济持续适度发展的同时，各环境功能区能保持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境能得到保护或不断改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以环境资源承载力阈限值为限的发展，是环境与经济相互促进的共同发展，其特点是：阶段性、协调性、层次性、相对稳定性和绝对动态性。 4．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长江上游地区森林生态功能衰退，草地退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生态环境问题，给区域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同时进一步恶化区域环境，严重制约着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 5．导致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基础原因是长江上游地区环境的脆弱性；直接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们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对区域自然环境的高强度干扰；深层次原因是由于观念、体制、制度、管理等方面的缺陷，导致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缺乏宏观背景，以及对区域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不够。 6．提出了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五大机制 机制的构建对实现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这些机制包括： （1）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其要舀是在决策中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看作是两个同等重要的问题，进行综合考虑、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政策源头上预防和控制环境问题的产生。该机制的构建应包括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法律保障机制、部门协商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 （2）协调发展激励机制。遵循正激励与负激励相结合、外激励与内激励相结合、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叁大原则，针对长江上游地区不同的行为主体在推动协调发展中充当的角色设计出了相应的激励制度。 （3）有保障的环保投人机制。构建该机制的基本思路是：畅通现有的环保投入渠道，拓展新的环保投人渠道，增加环保投入的供给；加强对环保投入资金、环保项目及工程的管理，提高环保投入资金的使用效果，压缩环保投入的需求。 （4）协调发展的公众参与机制。目前，公众的弱参与极不利于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必须构建有利于协调发展的公众参与机制。具体办法有叁：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提 高公众协调发展意识，培养公众参与协调发展的能力；二是扩展公众参与的渠道；叁是加强 一 立法与执法，为公众参与提供法律保障。 （5）协调发展的区际协作机制。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跨区域特性，决定了构建协调发 展的区际协作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构建该机制，关键在于：一，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政 企分开，淡化政府的“经济人”特性，根治地方割据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不利于区际协作的社 会现象；二，建立或明确协作机构，避免管理混乱；叁，开展内容丰富的区际协作。 7，提出了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七条主要途径 O）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一方面造成有限资源的大量浪费；另一方面致 使大量的废弃物排入环境中，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 济发展失衡的重要根源。长江上游地区是欠发达地区，而且区内差异较大，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必须
黄蕾[3]2017年在《陕西渭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建设协调度测度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流域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提升的同时,流域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经济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协调关系,成为影响流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渭河是陕西的“母亲河”,自西向东流经了宝鸡、咸阳、西安和渭南四市,全省的63%的人口住在渭河流域,渭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陕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此,测度陕西渭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建设协调度,对认识和改善陕西渭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建设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论文主要研究陕西渭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协调度。首先对论文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进行具体描述,并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分析了陕西渭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建设发展现状并对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了分析。再次,论文构建了流域经济指标体系和生态建设指标体系,并介绍了陕西渭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协调度由①流域经济系统内部协调度②生态建设系统内部协调度③流域经济与生态建设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叁个部分组成,其中流域经济子系统和生态建设子系统内部协调度运用序参量功效函数协调度模型计算,流域经济系统与生态建设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回归拟合模型以及模糊隶属度协调模型综合方法计算,最终得出陕西省渭河流域四市经济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协调度,将四市流域经济与生态建设之间协调度运用算数平均法计算得到陕西渭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协调度。结果表明:(1) 2005-2014年陕西渭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建设复合系统协调度虽然不断波动,但是整体呈现不断提升的状态,两系统也在朝着不断协调的方向发展。(2)陕西省渭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建设发展协调度总体上分为叁个阶段,2005-2008年的“不协调”阶段,2009-2011年的“弱协调”阶段,2012-2014年的“比较协调”阶段。(3)运用灰色相对关联法分析出影响协调度的五大主要因素分别为环境保护支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水平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最后,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了陕西渭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促进流域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流域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流域生态建设水平;增强流域系统综合发展能力。
江涛[4]2002年在《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文中研究指明长江流域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水资源丰富，许多矿种储量在全国占有显赫地位。长江作为中国第一大河，其流域经济的发展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以长江流域的生态经济系统为对象，运用系统理论研究了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利用耗散结构理论初步探索了其演化过程，提出实现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和实现方式，构建了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而找出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途径。全文分七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对生态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思想、基本概念作了较全面的综合评述，总结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点。 第二章建立了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结构体系的框架，对结构体系内部流程和逻辑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函数解析式阐释了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总能力与系统主要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第叁章分析了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本质特征，总结概括了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核心。 第四章运用耗散结构观分析研究了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耗散结构特征，并用耗散结构理论论证了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演变过程与演化特征，最后确立了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负熵源与熵值。 第五章论证了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复杂巨系统特征，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日标，并讨论探索了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过程与途径。 第六章研究了可持续发展主要评价方法，构建了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第七章构造了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预警模型，建立了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调控体系。
钟海燕[5]2011年在《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文中提出鄱阳湖区位于江西省北部,其范围包括南昌县、新建县、进贤县、九江市区、湖口县、永修县、星子县、都昌县、德安县、鄱阳县和余干县等11个县(区),土地资源总面积19761.5km2。近50年来,由于区域人口、经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地矛盾日趋突出,区域土地资源压力倍增,鄱阳湖区面临着水土流失、土壤退化、水质污染、水旱灾害频发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人类活动与自然条件变化直接引起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因此,研究鄱阳湖区近5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过程、辨析其驱动因素并进行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定量评价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强度,对促进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过程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主线,采用文献调查、“3S”技术、模型模拟方法、数理统计方法及实践调查方法,通过研究取得了以下主要成果：1.鄱阳湖区近50年各类土地利用变化以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为主线,6种地类呈现出不同空间形态的变化规律。①数量变化：近50年变化最为剧烈的是建设用地,仅1971～2008年,建设用地面积变化幅度达6.3倍之多；耕地和水域总量基本保持平衡,耕地呈现出先增后减再平衡的变化曲线,而水域呈现为先减后增再缓慢微降的变化趋势；草地和林地减少幅度较大,在1971～2008年间,总量减少约20%。②空间变化：运用空间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了鄱阳湖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的变化过程,耕地、林地和水域在鄱阳湖区空间分布均衡且年际波动小；草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空间分布较不均衡且土地利用有聚集的趋势,如未利用地集中分布于星子县、余干县、新建县和鄱阳县等县(区)。③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出用地聚集度上升、多样性减少的趋势,如1985-2005年,土地利用景观的斑块数(NP)从18040减少到17571、最大斑块指数(LPI)从13.3985增加到15.8938、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从1.6143减少到1.6091、聚集度指数(AI)从94.7527略增到94.6168。2.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变化以政策驱动为主、社会经济驱动为辅。通过选取1954-2008年间的经济、人口、投入和收入4类11个代表性指标,经主成分分析降维后形成主成分F1、F2,然后与标准化处理后的1954～2008年鄱阳湖区主要地类数据(耕地、建设用地和水域)进行曲线拟合,并结合期内土地利用政策变化综合分析,结果显示：耕地、水域变化和F1、F2的相关度不高,其主要驱动力是土地利用政策；而建设用地的变化与F1呈正相关、F2呈负相关,表明其主要驱动力为社会经济因子。3.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变化用CLUE-S模拟的精度好,但缺乏土地利用变化的机理支持,需要进一步完善。基于鄱阳湖区100m×100m土地利用格网,选用地均GDP、人口密度、海拔高度、平均坡度、到最近城市距离、到最近河流距离、到最近主要公路距离、年平均降水量、年平均气温和土地有机质含量等10个指标,建立了基于1995～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的CLUE-S模型并模拟2020年土地利用格局,模拟结果的KAPPA指数达0.879,总体模拟精度高,但建设用地分布的模拟精度较差。通过扩展土地利用生态位理论弥补了CLUE-S模型在机理上的不足,并在微观尺度用生态位宽度模型解释土地利用变化的原理、在全局尺度用经济生态位模型实证分析了鄱阳湖区建设用地的空间变化。4.鄱阳湖区生态环境质量呈下降趋势,而水域是维系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稳定的关键因素。以鄱阳湖区1985～2008年为例,根据生态丰度指数、NDVI、NDSI和NDMI数据,建立基于格网(30m×30m)的鄱阳湖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模型,结果显示鄱阳湖区生态环境状况较好,但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均值从1985年的50.03降到了2008年的48.73；通过基于格网的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耦合分析,结果显示：水域变化是维系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如“围湖造田”使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显着变差,而“退田还湖”使得区域水域扩大、生态环境质量显着变好；新增建设用地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林地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有重要影响。5.鄱阳湖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应结合区域资源特点,创新观念、多管齐下。鄱阳湖区土地资源地域分异明显,应通过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分区,划分土地利用功能区,合理布局农业用地区、生态林用地区、城镇及工业用地区和湿地保护区,创新流域管理理念,发展生态旅游,结合新型城镇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前人对鄱阳湖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扩展研究时限、更新研究手段、丰富研究理论,对鄱阳湖区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深度研究。本研究的主要创新有：1.构建了1954-2008年鄱阳湖区长时间序列土地利用数据库；以此为基础,基于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土地利用空间差异,尝试用土地利用生态位模型对鄱阳湖区1954-2008年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解释。2.应用“3S”技术、精细格网与CLUE-S模型模拟技术综合集成,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模拟搭建了新的技术平台,特别是100m×100m格网能够在CLUE-S模型中更准确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基于30m×30m格网的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精确地分析了各种土地利用变化方式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贡献。3.在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及预测,生态环境效应分析的基础上对鄱阳湖区土地利用进行分区并提出差异化的可持续利用对策。
任腾[6]2015年在《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效率评价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为测算区域生态经济效率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同时对促进区域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管理和决策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的粗放,造成了资源浪费,破坏了生态环境,代价沉重,正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实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如何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达到区域经济效益、社会文明进步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共赢”目标,并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最低的环境影响来赢取最优的经济产出,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实现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研究课题。基于系统论视角,以“区域生态经济效率”为核心,本文从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与作用机理、协同演化分析、效率测算两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推动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首先,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划分。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生态经济效率评价的理论框架。进一步,依据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并结合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构建了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指标体系。其次,为分析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特征,对区域生态经济的系统特性、各子系统之间的作用机理及其协同演化进行了分析。从因果关系、多重反馈、系统非线性和系统惯性四个层面对区域生态经济的系统特性进行了阐释,进而探讨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叁者之间的作用机理。随后,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协同演化现状展开了研究。本文利用分数阶差分方程来刻画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演化进程,并利用遗传算法对模型参数进行求解,以克服传统整数阶微分模型局部相关和拟合精度相对较低的缺点。有序度测算结果表明,各系统的有序度水平大体上呈现单调递增的变动趋势,且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显着。随后的协同演化估计结果表明,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之间以及经济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之间均存在双向竞争关系,但社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之间同时存在竞争与合作关系。此外,均衡点稳定性分析可知,生态经济系统的稳定点并非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在稳定点处,经济、社会和生态叁个子系统均处于协同状态,即向着更高的有序发展。接着,结合全局DEA测算框架,本文构建了矩阵型网络DEA模型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效率进行估计,克服了传统的生态经济效率测算模型将区域生态经济系统作为一个“黑箱子”进行处理,未考虑系统的内部结构且不能得到各子系统的效率值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对区域生态经济效率的敛散性进行了检验。效率测算结果表明,当前阶段我国整体、区域及省际生态经济效率均处于低下水平,社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是导致整体效率低下和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且生态子系统尤为关键。对比不同区域可知,东部地区在生态经济系统各层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中部地区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高于西部,但其生态效率低于西部地区。此外,效率收敛检验结果发现,生态经济整体效率和社会效率呈发散趋势,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呈现稳定态势。最后,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为推动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效率的提升、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绿色、健康、高效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柴茂[7]2016年在《洞庭湖区生态的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湖泊流域生态作为特殊的生态区域系统,其生态价值功能在生态文明建设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基础。洞庭湖地处长江中游,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集水湖盆与调洪湖泊,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生态基础决定了洞庭湖区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的重要性与价值性。尤其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被批准为国家级经济区,如何充分利用洞庭湖自然环境与资源优势,构建和完善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实现湖区生态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湖区地方政府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意义重要。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度安排或结构设计而形成的湖泊流域生态治理体系内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等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运作模式和作用方式。其具有利益调节、行政监督、资源优化和绩效提升等功能,主要内容包括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的目标生成机制、责任履行机制、资源保障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等四个完整的系统结构。近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指导下,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具体表现在生态治理意识得到提升、生态治理制度不断完善、生态治理机构开始设立等,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譬如湖区生态政府治理职能履行机制不科学、府际协调机制不通畅、资源保障机制不健全、绩效评价机制不合理以及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等,生态治理体制不顺、生态治理责任不明、生态能力不足等,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政绩观的偏差、制度建设滞后、体制机制缺陷、政府监督不严等。目前,国内外关于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和实践探索极为重视,并形成了一些典型经验,从国外来看,日本“琵琶湖”、北美“五大湖”和欧洲“莱茵河”等在制度建设、职能构建、府际合作等湖泊流域生态治理机制积累了较好经验;从国内来看,鄱阳湖流域、云南滇池、珠江流域等在生态理念树立、生态责任明确、生态治理评价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与此同时,洞庭湖区也在生物生态型灾害治理机制建设中作了一些尝试和实践,为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积累丰富的经验。综合国内外的典型经验与个案分析,认为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应该重点从生态理念建设、制度体系建设、政府府际合作和生态责任建设等方面加以强化。因此,在构建和完善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中,首先要明确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总体要求,包括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强化湖区政府生态治理职能、以责任政府构建为导向提高湖区政府生态责任意识、以坚持绿色发展为路径重构湖区政府政绩评价标准、以发展生态经济为目标推进湖区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并重点的从优化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实施推进机制、构建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府际协同机制、健全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支持保障机制、构建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绩效评价机制、完善洞庭湖区生态治理政府的责任追究机制构建和完善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一是完善和丰富了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体系。以湖泊流域特殊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学科视角对湖泊流域生态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模式和治理评价等政府治理机制构成要素,以及治理机制的本质和运行方式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完善了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理论框架体系,为地方政府实现对湖泊流域生态科学有效、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二是建立和优化了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的对策建议。重点分析了国内外在湖泊流域生态政府治理中的典型经验与启示,并在梳理和总结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取得成绩、存在问题与成因分析基础上,提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着力从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实施推进机制、府际协同机制、支持保障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完善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为有效提升湖区生态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供了相关研究参考。
张彤[8]2006年在《论流域经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流域经济活动是人类经济活动起步和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形式。迄今流域区仍然是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空间载体，是产业集中、城市发达和人居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我国的经济崛起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中上游的开发治理密切相关。长江叁角洲、珠江叁角洲和环渤海地区成为我国率先现代化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流域开发和流域经济发展是实现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载体。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方针，实现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流域的合理开发和有效治理。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我国“十一五”规划对流域和流域经济发展方向作出了一系列安排。指出要“尽快改善重点流域、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加大‘叁河叁湖’等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力度”，“从注重水资源开发利用向水资源节约、保护和优化配置转变”，“健全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把流域开发治理和流域经济发展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流域开发和流域经济发展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重要轴线。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我国区域经济呈东高西低、东中西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而我国大江大河则由西向东，横贯叁大地带、涵盖综合经济区和主体功能区各类区域。流域区的开发治理是加强区际联系、促进区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缩小发展差距的有效途径。所以，“泛珠叁角”的合作开发，长江流域的合作开发，引起了上上下下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关注。我国“十一五”规划将长江及陇海线作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横轴，把“长叁角”、“珠叁角”、环渤海等区域作为增长极和辐射源。 但是，我国流域开发和流域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如过度开发、水
李柏山[9]2013年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影响及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江流域是长江第一大支流,分布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占长江流域技术可开发量的7.2%。开发汉江流域水资源是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汉江流域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之必需。但当前过快的水资源开发速度,导致汉江水资源开发面临众多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流域内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许多生态环境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同时影响到汉江流域水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和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从流域层面开展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及生态系统健康影响研究,可为流域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及科学依据。本论文以汉江为对象,研究了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针对汉江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流域水环境承载力、流域水生态承载力、水电梯级开发对汉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汉江水华发生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汉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构建基于距离指数法的汉江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概念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汉江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等级状态为：从流域来看,汉江全流域为“中等”,上游流域为“较高”,中游流域为“中等”,下游流域为“中等”；从地区来看,汉中市、安康市、十堰市、商洛市、神农架林区为“较高”,应城市、汉川市、南阳市、武汉市、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为“中等”,荆门市为“较低”,襄阳市为“低”。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水资源产生巨大影响,对中下游流域影响更为强烈,汉江中下游水资源承载力较上游下降明显。采用GIS技术,结合水资源承载力综合分析,将计算结果集成汉江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图。此外,建立了汉江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了2010-2040年不同方案下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综合变化率,提出了包括开源、节水、治污等措施的的汉江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提高的最优方案。(2)构建流域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汉江流域水环境承载力评价结果显示：从流域来看,全流域为“较低”,上游流域为“中等”,中游流域为“较低”,下游流域为“较低”。从地区来看,神农架林区为“较高”,汉中市、十堰市、商洛市、安康市为“中等”,汉川市、荆门市、南阳市、应城市、潜江市、仙桃市、天门市为“较低”,襄阳市、武汉市为“低”。采用GIS技术,结合水环境承载力综合分析,将计算结果集成汉江流域水环境承载力评价图。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水环境各承载指数均有影响,造成汉江中下游水环境承载指数呈显着下降。此外,构建了汉江流域水环境承载力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了2010-2040年不同方案下流域水环境承载力指标变化值,提出了新建引水工程、供水管网改造、新建污水处理厂相结合的汉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化调整方案。(3)在分析汉江干流水电梯级开发的基础上,构建基于PSR模型框架的水电梯级开发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水电梯级开发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显示：随着汉江干流梯级大坝的逐步开放,汉江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综合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水电梯级开发将会对汉江流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水电梯级开发对汉江生态环境的压力影响较为明显,汉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在王甫洲和黄金峡运营时期呈现下降趋势,在崔家营电站运营后,由于防洪功能和水资源调节功能的增大而使得生态系统综合功能有所改善,但随着大坝的增大使得生态系统综合功能又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将标准化后的各个水电开发阶段的压力指数和汉江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综合指数利用SPSS进行拟合分析,建立水电梯级开发生态环境影响预测模型,定量预测汉江干流水电梯级开发生态环境影响程度。(4)对汉江流域水华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汉江水华的发生主要受到气象、水文、水质和社会经济系统因素影响的结论。根据汉江水华发生的限制条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影响汉江水华发生的显着因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建立汉江仙桃段和武汉段多个影响因子间的线性回归方程,进一步确定影响水华发生的主要影响因子。基于响应面分析建立汉江仙桃段和汉江武汉段水华发生年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汉江仙桃段和武汉段水华可能发生的限制条件。此外,构建汉江流域水华发生系统动力学模型,选取气温、流量、流速、总氮、氮磷比和COD排放量这6个指标作为决策变量。通过改变决策变量的值来得到不同方案下相关指标的模拟结果。再将模拟结果进行量化即可得到不同方案下藻类细胞数量的大小及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在实施引江济(补)汉工程、丹江口水库与引江济汉工程联合调度、加大治污力度、实施生态补偿与湿地保护相结合,可使得全流域的水华发生的可能性大幅下降,对汉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有了很好的促进作用。(5)构建流域水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汉江流域水生态承载力评价结果显示：从流域来看,全流域为“中等”,上游流域为“中等”,下游流域为“较低”,中游流域为“较低”；从地区来看,安康市为“较高”,十堰市、汉中市、神农架林区、商洛市、潜江市为“中等”,武汉市、荆门市、仙桃市、南阳市、汉川市、应城市、襄阳市、天门市均为“较低”。采用GIS技术,结合水生态承载力综合分析,将计算结果集成汉江流域水生态承载力评价图。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流域水生态各承载指数均有影响,造成汉江中下游水生态承载指数呈显着下降。此外,构建了汉江流域水生态承载力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了2010-2040年流域水生态承载力变化情况。(6)构建基于综合健康指数法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对汉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汉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结果显示：从流域来看,全流域为“不健康”,上游流域为“亚健康”,中游流域为“不健康”,下游流域为“不健康”；从地区来看,汉中市、神农架林区、安康市、十堰市为“健康”,商洛市、荆门市为“亚健康”,南阳市、汉川市、应城市、潜江市、仙桃市、天门市、襄阳市、武汉市均为“不健康,,。说明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生态系统均有影响,并造成汉江流域中下游生态系统健康程度下降明显。采用GIS技术,结合生态系统健康综合分析,将计算结果集成汉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分布图。此外,构建了汉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了2010-2040年不同方案下流域生态系统健康指标变化值,提出了汉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化调整方案。
周学红[10]2012年在《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人类居住环境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下不断恶化，人居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深度都在随之不断拓展和延伸。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是在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体系中，在流域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范式的指导下，综合环境科学研究的内容，以水环境为介质，重点研究流域自然系统、人类系统及其相互耦合关系，构建流域“建筑、地景、城市规划”叁位一体的人居环境。流域本身是一个水文概念，在流域人居环境研究体系中，流域已经超出了地理水文意义，由自然封闭的区域转化为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开放复合的区域，是以人与自然的协调为中心的人居环境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域人居环境科学是指以河流（水系）的集水区域为边界或范围，以该区域人类聚居（包括村庄、乡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构建以“流域”为区域单元的人居环境建设体系，着重探讨人与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论文在文献法、调查法等常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运用人居环境科学融贯的综合研究法，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水资源节约型、人居环境友好型”两型型流域人居建设的总体目标，运用类型学研究方法归纳出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的核心内容—流域统筹，在借鉴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论文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研究框架。在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体系的基础上初步构建流域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体系，为流域人居环境科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以嘉陵江流域为实践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考证法对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自然系统及人类系统演化过程进行了纵向研究。针对嘉陵江流域全江渠化及生态文化资源丰富的典型特征，论文在对嘉陵江流域自然系统及人类系统发展演化的特点分析基础上，重点从流域人居环境区域发展统筹、空间结构及城乡统筹、文化旅游统筹、流域水资源开发及管理统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统筹五个方面分别进行了专题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为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经济发展及城乡建设实践提供参考，促进流域人居环境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在现状研究部分，论文从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自然系统特征分析入手，研究了嘉陵江流域自然系统对人类聚居选址的影响，归纳了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山水一体”的形态构成要素。在对嘉陵江流域城镇发展现状调研的基础上，梳理了流域人类系统聚居演变过程，以区域规划研究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区域统筹发展的不同模式，建构了流域区域统筹格局。流域空间统筹是流域综合发展的基础，是以流域城镇空间发展为载体，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以中心城镇为依托，以流域为发展轴，在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人居空间地域综合体。论文在总结人居环境空间形态演进的一般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了流域人居环境结构形态扩展的动力机制，针对嘉陵江流域传统人居环境结构要素演变的不同类型特征，分析了规划调控的不同模式。在流域文化体系统筹研究部分，论文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流域文化及文化体系进行了界定，针对流域人居环境文化旅游开发现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对嘉陵江流域文化旅游资源分布现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分类及资源评价，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旅游统筹开发策略并指出，流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即呈饱和状态，代之内部的振荡与冲突，如果没有新的文化因素的融入，这一孤立的社会系统便会趋于停滞、内耗，甚至灭亡。流域作为一个自然—人类复合系统，自然属性的系统性决定资源开发利用必须遵守流域系统原则。在水资源开发与统筹管理部分，基于流域内部水资源的整体性及关联性特征，论文指出，流域水资源应在充分考虑局部人居环境建设特征及整个流域的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统筹开发，才能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论文通过对嘉陵江流域水资源的综合评价与供需分析，提出了嘉陵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与思路，并从流域灌溉与供水、航运开发及水电开发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规划思路。流域生态环境统筹是影响流域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流域水生态环境统筹研究部分，论文从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的生态现状问题分析入手，针对嘉陵江流域含泥沙量多、中上游水土流失严重、工业和城镇生活对江河水质造成的污染较大、流域原生植被残存面积不多、森林覆盖率低等问题，研究分析了嘉陵江流域地表环境与水土保持、水环境与水资源保护、流域防洪、河道的生态整治、节水问题及流域水资源开发，提出了水土保持治理措施、明确了流域干流范围内水功能区的划分原则及划分方法，提出了节水减污策略，推进流域内自然保护区、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和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强调了通过对行洪区的有效管理来减少损失的防洪策略并提出了梯级开发的环境保护思路与措施。结论部分对全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进一步阐明本研究验证并构建的有关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科学的部分理论框架及本文的创新之处。指出由于研究学科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及研究对象的广泛性，有关流域人居环境研究范式的建立尚需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机理研究[D]. 江涛. 武汉理工大学. 2004
[2]. 长江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冉瑞平. 西南农业大学. 2003
[3]. 陕西渭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建设协调度测度研究[D]. 黄蕾. 西安理工大学. 2017
[4]. 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D]. 江涛. 武汉理工大学. 2002
[5]. 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D]. 钟海燕.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6]. 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效率评价研究[D]. 任腾. 湖南大学. 2015
[7]. 洞庭湖区生态的政府治理机制建设研究[D]. 柴茂. 湘潭大学. 2016
[8]. 论流域经济发展[D]. 张彤. 四川大学. 2006
[9]. 水资源开发利用对汉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影响及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D]. 李柏山. 武汉大学. 2013
[10]. 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D]. 周学红. 重庆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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