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二十年沧桑岁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二十年论文,沧桑论文,岁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光流转的速度的确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想到二十年后，觉得它是如此遥远和如此的不可思议。我们对于二十年后的憧憬和期望其实很像那首“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歌，虽然内容和那首歌唱的内容会有不同，但其天真和浪漫则似乎完全一样。那时我还是一个北大的研究生，刚刚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着迷于刚刚出现的一切新的思潮和新的运动，着迷于一波波的“新潮”的来临。我似乎是和“新时期”的文学一同度过一段难得的青春岁月的。这段青春岁月异常迷人，也异常单纯和异常的注重精神生活的解放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那段岁月的意义不是今天的分析和研究所能够概括的，它是一段感情的记忆，也是一段无悔的投入和付出。在今天看来，那段时间的期望和梦想似乎都已经远去，中国当下的文学和文化的命运也和当时我们的幻想有了不可思议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当时的先锋正是今天历史的开端和起点。
所谓“先锋文学”并不是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而是具有高度的暧昧性的一个模糊的存在，它是“新时期文学”的关键的、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也是一种新的文化想像的来源。它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运动？还是一种前卫文学实验的展开？是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还是不可追回的旧梦？它有许多不同的表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后来几乎被遗忘的石涛、谭甫成的象征小说，高行健等人的戏剧和有关“戏剧观”的讨论、“朦胧诗”的崛起和“后新诗潮”的兴起、阿城等人的“寻根文学”的潮流、有关“现代派”的持续时间相当长的论战和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再认识等等都为先锋的出现提供了核心的资源，它们无疑是先锋文学的关键的部分，是构成先锋文学历史的不可缺少的记忆。我们一般文学史叙述的从刘索拉、徐星的小说到马原、洪峰、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人的小说的历史应该说仅仅是这一历史氛围中产生的一个潮流和线索而已。这样相当广泛的文学运动正是所谓“新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对于它的书写和思考正是处于“新世纪”的我们必须面对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段历史有一种惊人的意义，它揭开了今天的一切的序幕，给今天的一切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来源”。对于先锋文学的再思考，其实也是对于今天急剧变化的文化和文学的再理解和再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从今天的“新新中国”回首往昔，“先锋文学”的意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中国内部来观察，“新时期”是一个中国的精神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当时的文化中弥漫着一种极度矛盾的氛围。一方面，人们从文革后期开始已经受到了物质性的诱惑。所以。“新时期”文学和电影早期一个被今天的人们忽视的主题就是反对“文革”后期的理想失落和物质主义，追求一种新的精神的出现。如刘心武的小说《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都凸现了这一点。这种精神性的想像当时的价值在于它试图在“文革”后期的瓦解式的困境中建构一种新的超越性。一种新的“精神”的渴望一再地被强调。过去极端的宏大理想在文革中已经幻灭和耗尽，失落和失望变成了焦虑的中心，但一种物质性的敞开我们还根本无法忍受和理解。因为当时的文化条件尚不具备对于日常生活和消费文化进行合法化的理解的必要的历史条件。中国的强烈的精神性的追求不能不用一种新的精神性的追求加以替代。所以当时走出“文革”的话语不仅仅要对于“文革”的价值和精神加以否定，还要对于文革后期的物质主义的期望进行回应。所以，如何寻找具有合法性的回应正是“新时期”初期的关键性的历史命题。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新时期”文学所围绕的一直是对于当代中国历史的清理和追问来进行自己的思考的。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一直是试图对中国当代历史提供与“文革”时代完全不同的解释，它所关切的乃是如何再度阐释当代中国历史，建立一套新的话语来提供对于未来的想像。对于当代历史的反思的结果是以“回到五四”作为自己的最终的诉求的，我们在历史中不断地偏离和背弃了五四的精神，于是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这种观念是我们在八十年代的文化中经常见到的。这个对于过去的清理和新的历史观的确立正是依赖文学想像建构起来的，当时的文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全方位的解决方案的提供。经过了这一段对于历史的清理，我们需要为“回到五四”这一相当抽象的目标填充新的内容。
在这里，一种个人主体的解放的承诺，一种从计划经济的集体性的社会文化选择中脱离出去的个人的自由的承诺开始成为文学的主题。文学试图展开展现了一种无所畏惧的气质，一种要求从计划经济的集体性的话语中脱离的勇气和愿望。这里其实明明白白地将八十年代的“主体性”的召唤表达出来了。这个“主体性”的个人的展开，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从原有的秩序中“解放”的想像。应该说，这一问题通过李泽厚对康德的阐释得到了明确，一个“主体”的“大写的人”的解放为中国“现代性”的想像再度确定了目标和方向。这看起来是“回到五四”的诉求，而实际上，却意外地为中国的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未来做了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准备。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的1984年版有一个异常重要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的命题。李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批判哲学的批判》1984年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424页)。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同上，434页)李泽厚指出：“人的真正的自由感受……认识论的自由直观、伦理学的自由意志构成了主体性的三个主要方面和主要内容。”(同上，435页)这种“自由”的想像乃是八十年代的新的启蒙的核心。这一精神就是“新时期”的文化超越“文革”和“十七年”的文化的关键之处。它提供了一个远景和一个方向。一方面可以替代被“文革”的极端主义所败坏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将物质性的日常生活的满足作为一个部分纳入到未来的远景之中。回答了文革后期的物质主义的要求。它找到了“主体”的想像作为文化的中心。这种“主体”的想像其实是为当时的急剧的变化找到了合法性，也具有一种强烈的“解放”的冲动。它不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寻找具体的出路，而是谋求一种绝对的改变。这里李泽厚召唤的康德的幽灵其实是对于八十年代新的精神的召唤。“主体性”正是整个八十年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而这个“主体性”正是新的“现代性”的展开的前提。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寻找，变成了八十年代的“现代性”赋予我们的最大的梦想。这是一个新的“主体”的觉醒的道路。其实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先锋文学”其实是一条“主体性”的自我的追寻的精神道路被勾勒了出来。
这种“主体性”在“先锋文学”中是从两个方向上展开的：
一是体现为一种激进的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个人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表现，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作品就是这样的明确的表现。这里的个人变成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绝对的个体在世间流浪。他们的新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意外的来自于西方的“自由”的波西米亚式的自由。他们都是从事艺术和文化的青年充满了反叛的情绪。在西方用来反叛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的激进的现代主义的文化在此被用来尝试反叛计划经济对于个人主体的束缚。这种对于西方文化的挪用产生了不同的意义。到后来马原、洪峰等人的作品其实延续了这样的写作。流浪的、自由的个人的出现是这些作品发现新的世界的可能性的呈现。这其实开启了一个新的“精神性”的超越的空间，在这里物质和欲望也是一种仿佛“不及物”抽象性的理想，它们也被赋予了打破原有计划经济的压抑性的一种超越性的价值。所以，当时的先锋小说往往大胆描写一种自由的两性关系和自由地逃离压抑的犬儒的态度。这些都被表现为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呈现。
二是通过“寻根”回到五四的追问“国民性”的传统。由此确立一个主体的批判性的位置。这种寻根的反思，乃是将中国文化的两面性加以再思。“寻根文学”特别强调中国的特异的民俗的表现。如阿城的作品或者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韩少功的《爸爸爸》等等。这里的“民俗”并没有具体的、现实的根据，乃是一种“寓言”式的表征。它一方面提供了八十年代流行的“文明与愚昧”冲突和传统的压抑性的想像，另一方面，提供了现代以来我们关于中国民族生命力的表述。我们虽然充满悲情，但仍然具有一种强有力的生命足以超越过去。这种生命没有什么具体性，却是中国“现代性”的力量的来源。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历史辩证法的逻辑：批判和否定是为了民族的再生；而这种再生又不得不表现民族的强烈的生命力。八十年代的对于“民俗”的表现正是这种辩证法的运作的结果。这种“民俗”想像影响了“第五代”电影的发展，而且一直延续到了九十年代之后的“第五代”电影中，民俗变成了第五代电影的支柱，但其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后来被人批评为“伪民俗”的民俗表现一开始乃是为了中国“内部”的，是充满了一种“国民性”改造的热情的表征。但后来却变成了全球化之下的中国想像的一个关键的部分。这种“民俗”构成的“文化反思”的欲望正是当时文化的明确的潮流。这正好和文学界的所谓“寻根”的潮流相互联系和互相呼应。所以“寻根”的文学资源也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这些写作也成为九十年代之后不少作家的写作的基点。如余华九十年代之后的写作很明显具有这样的特征。
这两种先锋文学的基本标志都是具有一种高度激进的、和传统的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想像不同的“新形式”的追求。这种新形式的意义在于它是先锋的基本的标志，也是先锋的激进和探索性的保障。这种新的形式的探求一是以一种直接的自白的形态出现，如刘索拉和徐星；一是以一种复杂的象征系统的营造为中心，如寻根文学。这种形式上的特点也是其“主体性”的呈现。主体的解放不仅仅体现在内容上，也异常直接地体现在形式上。这种形式的追求也是五四以来“纯文学”想像的一种满足和完成。
从国际的角度理解当时的“先锋文学”的这种发展，可以发现在当时的全球冷战，美苏对立的格局中，中国乃是一个希望之地，一个西方的新的发现。中国一方面乃是一个新开放的空间，一个具有新的希望的空间，一个渴望参与世界进程的空间，这通过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与西方的合作直到改革开放向西方开放和发展经济的努力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落后”也完全暴露在世界的面前，它的贫困和落后的形态提供了一种跨越意识形态的差异的新的可能。中国当代历史方向的深刻转型所带来的新的可能已经显示出来了。与此同时，西方在七十年代以来的信息革命和产业更新的成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所产生的资本的外扩的欲望，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剩余资本。这些资本正在寻求新的可能性。中国正是一个拥有巨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也是一个潜在的、几乎无限巨大的市场。中国无疑已经成为处于冷战末期的全球性的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的表征这些都构成了对于中国的新的想像的基础，这种想像虽然有自己明确的物质基础，但也是具有某种“精神性”的。这种“精神性”其实和中国内部有关“主体”的想像正像契合。它也在急切地寻找中国的新的表征。“先锋文学”的出现可谓是应运而生，为这种新的想像提供了可能的资源。于是许多西方汉学家都对“新时期”的“先锋文学”的译介相当执着和热情，许多当时的先锋文学作家也成了国际性的“中国”写作的象征。
所以，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后期乃是一种“新时期”精神的最佳的表征。它所提供的两个形态和形式变革的激情都是这一精神的直接体现。
进入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我们却发现一个物质性的日常生活在一个新的市场逻辑中的展开。没有物质性的变化，我们就不可能有新的未来。虽然我们可能丢失八十年代宝贵的东西，但这丢失却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必然。八十年代的文化中我们的想像是建立在精神的基础上的，我们好像是用头脑站立在世界上，我们虽然仍然面对匮乏的生活和新的来自外界的物质性的诱惑，但我们的纯粹的精神追求和抽象的理想支撑了我们的想像和追问。所以，八十年代的“新时期”虽然有极大的物质性的吸引的背景，却是在精神的层面上展开自身的，它依然是不及物的。“先锋文学”在当时就有这种在匮乏中的“不及物”的精神的展开。这里的追求几乎忽略了“物质”的诱惑和吸引。
但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却是将八十年代的抽象的精神转变为物质的追求。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不得不面对直接的最初的消费的诱惑的力量，也点出了当年抽象的“主体性”今天在现实的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的困局。其实，这是将康德的玄虚的用头脑站立的状态，转变为用双腿支撑自己的“主体性”。从“先锋文学”的命运来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其实在断裂中自有其连续性。九十年代将八十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八十年代的“主体”是以抽象的精神进入世界的，它仅仅表达了一个真诚而单纯的愿望，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展开。它的没有物质支撑的空洞性，正需要九十年代的填充。而九十年代的这些中国的“个人”以实实在在的劳动力加入了世界，用自己的具体的劳动和低廉的收入寻找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世界。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正是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给了抽象的八十年代一个具体的、感性的现实。八十年代的那些抽象而浪漫的观念正是被九十年代的消费愿望和物质追求所具体化的。八十年代康德的自由的“主体”变成了九十年代黑格尔式的“理性的诡计”拨弄下的“个人”于是，九十年代之后的“先锋文学”不得不在对于当时的物质性的反应中再度建构自身。同时，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速度愈来愈快，中国的生产和消费的全球性也已经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在这样的景观之下，我们往往讨论的是先锋的终结和先锋不得不面对市场的景观。原有的“先锋文学”的转型也不可避免。在这时，先锋一方面变成了绝对小众的“纯文学”，如前卫诗歌在九十年代的发展就是一个越来越极端小众化，越来越走向特殊的“圈子”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是走向了一种高雅化的，与一个新的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读者相互依存的大众化的文学之中。后新时期中国文学市场的主流正是这部分读者的存在。他们所需要的是在激进的前卫实验和通俗小说之间的文学。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的开始。这种形态的文学不再是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呈现，也不是形式革命的自由的表现，而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市场社会的表征。它当年对于计划经济中的解放的承诺，如今似乎已经实现。但这种解放却是以先锋文学自身的消逝为代价的。“先锋文学”所形象已经变成了一种怀旧的对象和神话般的过去的一部分。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社会中，这种“先锋性”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消费性”。“先锋性”的表征必须在“消费性”的空间中才可能展开。
先锋在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的渐渐消逝，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先锋的尝试还是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对于今天“新世纪”中国的“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的历史性的崛起来说，“新文学”本身已经成为问题了，如何面对新的挑战，面对新的文学和文化的变化，乃是我们今天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