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 共赢 感恩礼仪文化的运行逻辑
傅 琼 吴其佑
【摘 要】 礼仪文化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与道德法则，形塑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风骨和气蕴，演绎着中华文明独具特质的情感与智慧。礼仪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源于稳定的运行逻辑，和谐是其运行的价值追求，共赢是其理性力量的内在源泉，感恩是其情感认同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 礼仪文化 和谐 共赢 感恩
作为维系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规范与道德法则，礼仪文化纵贯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形塑出中华民族独有的风采与气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底蕴之一。于个体而言，礼仪文化是其内在修养和儒雅举止的保障；于社会来说，礼仪文化是各类社群精神风貌和公共交往的标尺；于国家层面，礼仪文化是民族自信和文化强国的重要基因。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历史上哪个时期，只要礼仪文化成为人们内心服膺的规约和法则，公序良俗便能得到自觉遵守。因此，新时代要深入挖掘我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合理内核，分析其运行逻辑，阐发其时代精神，以使我国“礼仪之邦”的国家形象更熠熠生辉。
和谐是礼仪文化运行的价值追求
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主导意识，追求和谐则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这种理念深入骨髓，成为中华民族温润品格及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早在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就以“和谐”为管理社会的基本追求。而在中国原生文化定型的春秋时期，孔子则告诫弟子，“礼之用，和为贵”。即礼仪文化的效能，就在于它是达致和谐不可或缺的方式。礼仪文化将礼仪节度与礼义道德有机结合，要求个体学会换位思考、保持中庸、追求和谐。并且再三强调，礼仪文化达致的“和谐”，不是完全同一的虚假“和谐”，而是承认差异性基础上的真正“和谐”。“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这种礼仪文化，以尊重差异为基础，以达成共识为取向，以和谐共生为追求，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礼仪习惯，承袭着儒释道有机结合后的独特行为体系及思维方式，以中国人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方式，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具体的运行逻辑中，礼仪文化作为突破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单轨模式、践行上下并举治理模式的重要支撑，注重以“和为贵”思想指导个体的道德修为和道德教化。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必须建立在追求和谐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引导，按照作为公秩良俗的礼仪文化来规约人际关系及人群关系，进而营造出充满活力的、安定有序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在多元文化不断交融的当下，社会流动性加速，政治生态与社会治理格局不断调整，依托礼仪文化来促成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礼貌沟通，保持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为状态，维系公共场合进退有礼的生动局面，自然尤为重要。因为，礼仪文化是礼和仪的有机统一，不仅是对他人尊重和敬意的表现，更是对他人的一种宽容态度，是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调节剂，通过向他人展现礼仪、表示理解和宽容，做到“和为贵”，将有效化解矛盾，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诚信友爱的社会秩序。
共赢是礼仪文化理性力量的内在源泉
共赢是人类交往的重要动机，也是礼仪文化开启人情往来模式的内在动力。社会性是人类最基本的特点。作为个体的人十分弱小，无法应对自然界的各种风险，合则共赢，分则俱败。与谁合作？如何合作？是人类交往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实际生活中，由于个体自身禀赋的异质性、成长环境的差异性、文化传统熏染迥异，会形成“性相近，习相远”的局面。面对复杂的自然界，人类应对生命困境的智慧彰显出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们自觉择其善者而交往合作。又由于人人期望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如何保持交往的得体与适度便成为一个难题。礼仪文化在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巧妙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摩擦，逐步确立起共同认可，约定俗成的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并且对这些仪制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反复论证、适时调整。通过理性选择与代际传播，礼仪文化成为维护人伦差异的标准，在差异化的个体之间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交往模式。这种立足于个体的他律、保证人类组织成社会的有效力量，是人们内心服膺自觉遵循的礼仪文化，有别于国家制定的“法律”，其影响力无论在精英阶层还是普通民众之中都取得了足够的认同。礼仪文化不等同市场规则下的平等、直接、快速的交易方式，而是差异格局下自觉、委婉、长效的诚信体系，镌刻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形象。
必须指出的是，共赢是礼仪文化演绎传承的内在动力，但礼仪文化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从各自文明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区分“自己人”和“外人”的重要标尺。礼仪文化首先适用于“自己人”之中，而“自己人”拥有的交往圈便构成了熟人世界。在一定意义上说，熟悉意味着一种信任感，且这种信任是交往与合作共赢的重要基础。或许有人以为，现代化所伴生的变化性与流动性，冲淡了人情，甚至冲散了熟人社会圈子，社会渐趋原子化了，合作共赢的运行模式发生变化了。礼仪文化作为共同经验及个体自觉遵守的规约力量日渐衰微，貌似失去了存在价值。然而，社会发展的现实景象是，居于共同生存与发展的共赢需求，当下既存在熟人社会陌生化现象，也普遍存在陌生人社会熟人化的现象。单位的拟家族化、社区的类大家庭化，都显现出通过交往将陌生人转为熟人，重构熟人社会的诉求。也就是说，无论中国社会如何变迁，人们出于安全的需要，依然首先依赖世代层累、约定俗成的礼仪文化，它们就像天然地长在人们的脑海一样，无需刻意，就会被选择、被传递。
感恩是礼仪文化情感认同的基本路径
互敬互爱、知恩图报是人际交往的基本法则。为彰显互敬互爱，人们往往选择“礼尚往来”，并进而将情感升华为知恩图报。施恩者和受惠者通过恩建立了联系后，依然能达到和谐的初始状态。知恩图报是双向的情感共鸣，首先施恩者所给予的恩惠是基于施恩对象的实际需要和内心需求的；受恩者在接受帮助后出于内心深处的感动，产生要力所能及地将关心再反馈给施恩者的念头，这是一个双向的良性心灵动态互动的过程。同时，施恩者与受恩者的身份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随着施恩与受恩活动在人们一次次不同的相遇中演绎，双向性的感恩得到了多向度的发展。
经法律分析，在定罪时，苔丝不幸被严格地定为“谋杀罪”而不是“杀人罪”；在量刑时，又被忽视了她的家族精神迷乱遗传和被激怒的事实，失去了辩护理由和减刑理由；在执行中，也被资产阶级粗暴地直接执行了死刑。而同样犯有重罪的亚力克，不但没有得到法律的惩罚，反而加入教会，担任了圣职。这充分地表明了维多利亚时代法律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同时也使读者更能了解当时贫苦人们的悲惨处境，也更理解哈代对法律的愤怒和批判。
在本次调查中，给员工提供英语培训的航空公司不足一半，但访谈表明，员工对公司提供英语培训的呼声很高，希望公司提供培训，航空公司应重视该方面的需求。此外，应对不同岗位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方向的培训。如采访中的飞行员表示，平时邮件写得多，因此希望有写作方面的培训。相比其他口语阅读类的普遍需求，此类需求属于较特殊需求，是对公文写作能力的需求，该方面往往在培训中被忽略，因此，在开展培训时，需将此类需求纳入考虑范围。
如果说西方人通过与上帝交流来诉说生命的意义，中国人则需要通过彼此间人心映照来表达自我价值。在现代的礼仪文化中，感恩是以个体平等性为基础，以情感互益为方式，以法制性为规范的表达，主要有孝、仁、忠等形式。孝要求尊亲、敬老，感念父母养育之恩，百善孝为先，对父母的回馈是理所应当的。但亲子也是两个独立个体，子代对父代的孝应该是情感自觉认同驱使下的感恩。同时，父代也要对子代怀有感恩，客观来看，作为父代生命延续的子代，自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给予了父代心灵上的慰藉。根据礼仪文化的要求，个体对他人、他物都不应有欠。但在现代化生活中，个体势必对他人存在欠，这种欠所引发的感恩之情则需要以还的方式回馈。按照礼仪文化的逻辑，这个过程应在现有法律的允许之下进行，其中交换的主体是情，介体是物，通过多向度的发展，知恩图报之情遍及社会，上升为更高层面的忠。忠要求爱国奉献，铭记国家的栽培之恩，国家是个体与社会在和谐的状态下应运而生的产物，它反应了个体关于共赢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正因为它的存在，个体才能心无旁骛地去提高自身的最小公倍数，因此，个体出于对国家的感恩应增强自身社会责任感，当万千个体迸发的情感汇聚到一起，就会上升为国家意志中的文化底色，从而滋养所属个体的精神世界，国家的政策、制度就在其中内化成礼，引导人们自觉地遵从。
【参考文献】
①杨伯峻：《论语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
②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③谢丹：《荀子注译》，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年。
④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责编/陈楠 美编/王梦雅
（作者分别为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礼仪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7BKS066）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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