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特性、地理位置、流动范围与 广东农民工住房选择 ——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邓彤博 王子成
摘要 文章使用2013年、2014年和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估计了广东省农民工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民工以社会租赁居住方式为主，自有产权住房获取比例较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住房拥有率低于非珠三角地区，省内流动农民工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概率显著高于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少数民族群体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可能性低于汉族。为此，需完善户籍和住房保障制度，引导接纳少数民族文化，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
关键词 民族特性；地理位置；流动范围；农民工住房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和工业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引导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发达城市流动，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当年农民工总量已达2817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流动人口排名前五的城市——上海、北京、深圳、东莞、广州占全国总数的24.74%[注] 夏怡然、苏锦红、黄伟：《流动人口向哪里集聚?——流入地城市特征及其变动趋势》，《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3期，第13-22页。 。判断城镇化水平要依据农民工在城市居住方式和购置住房情况等市场因素[注] 叶鹏飞：《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第2期，第153-160页。 。由于受制于户籍、分割劳动力市场的约束,农民工住房拥有率很低，而且普遍面临居住条件差、居住拥挤等诸多问题[注] Coulson, N. Edward ，“Why Are Hispanic and Asian-American Homeownership Rates So Low: Immigration and Other Factor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45，No. 2，1998，p.209-227.[注] 雷敏、张子珩、杨莉：《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与社会融合》，《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31-34页。 [注] Sch nw lder, K., &S hn, J，“Immigrant settlement structures in germany: general patterns and urban levels of concentration of major groups”Urban Studies ，Vol. 46，No.7，2009，p.1439-1460.。部分农民工为了节省住房支出甚至聚集在租金相对较低的城中村或城市边缘地带的棚户区[注] Zhang L , Zhao S X B , Tian J P，“Self-Help in Housing and Chengzhongcun in China's Urbaniz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7，No.4，2003，p.912-937.[注] 王桂新、魏星：《上海从业劳动力分布变动与城市空间重构》，《人口研究》2006年第5期，第64-71页。 [注] 李志刚：《中国大都市新移民的住房模式与影响机制》，《地理学报》2012年第2期，第189-200页。 ，面临巨大的隔离风险[注] 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61-79页。 ，阻碍了农民工社会融入。
POD（过氧化物酶活性）测定采用愈创木酚法[11]反应体系为0.3% H2O2 1 mL、0.2%愈创木酚0.9 mL、pH 7.8 PBS 1 mL和酶液0.1 mL，测定470 nm处吸光值。
现有文献在流动人口住房的影响因素和留居意愿影响机制方面的研究较丰富，但是较少涉及流动人口的其他属性对住房选择和城市融入的影响。就农民工人群的分类来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加入农民工队伍，而少数民族存在“异地区、异社会、异文化”的民族特殊性，加之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他们的社会融入更显困难与复杂，那么少数民族群体对比于汉族农民工住房拥有率是否更低，更难融入当地呢？社会融入的差异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的人群间，也存在于不同城市间，从流入城市差异来看，Krugman和Fujita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提出，个人倾向于生活和工作在提供商品较多但是商品价格指数较低的区域，将此称之为“前向联系”，那么广东省的珠三角城市和非珠三角城市同样作为流入地，是否会对农民工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呢？迁移距离也是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属性特征，农民工根据来源地分为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现有研究多关注于省际流动，但是流入流出地距离越远，地域差异越大，克服差异的难度就越高，那么迁移距离是否会降低住房拥有率，从而造成更大的融入障碍？现有研究对于上述三方面的关注较少，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农民工的民族特性，选择流入地的地理位置，以及流动范围与农民工住房选择的直接效应。居住隔离会导致农民工由于被阻挡在城市资源之外，会一定程度加剧贫困甚至犯罪的聚集，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注] 郑思齐、廖俊平、任荣荣、曹洋：《农民工住房政策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第73-86页。 ，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因此，如何有效为流动人口提供必要的住房和居住保障，也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针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研究成为城市决策者和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从不同的视角和时空维度展开研究[注] 李志刚：《中国大都市新移民的住房模式与影响机制》，《地理学报》2012年第2期，第189-200页、第2页。 。
数据压缩技术虽然能减少数据量和提高存储效率，但同时也加重了计算结点的数据处理负担。考虑到存储空间和数据的性质，针对不同的数据采取不同的存储方式。核心业务数据依旧采用传统的并行数据仓库进行存储；时效性要求高的数据则采用实时数据库或内存数据库；对大量的累积数据和无结构数据则采用分布式文件系统。
从农民工居住特征来看，农民工仍以租房为主，拥有自己房屋所有权的农民工占比很少。农民工群体由于收入较低，为了缩减住房开支，大多选择租金相对低廉的单位宿舍或城中村，这些居所处于城市边缘地带，成本较低，缺少与当地居民进入同一社交网络的机会[注] 雷敏、张子珩、杨莉：《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与社会融合》，《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31-34页、第2页。 [注] 李含伟、王贤斌、刘丽：《流动人口居住与住房视角下的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南方人口》2017年第5期，第38-47页。 。此外，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差异，选择城中村等流动人口聚集地可一定程度获得情感慰藉，但也降低了与当地居民融入的可能性。
在对住房权属的研究中，中外学者多从房屋产权的角度切入，认为获得房屋产权是流动人口和移民同化过程的重要方面。而影响移民自有产权的决定因素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关注的方向[注] Sinning M，“Home-Ownership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s in Germany”，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 47，No.2，2006，p.387-409.：第一，认为经济社会特征是房屋所有权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注] Borjas G J ，“Homeownership in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52，No.3，2002，p.448-476.[注] Colom, M. C., &Molés, M. C,“Housing and labor decisions of households”，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Vol.11，No.1，2013，p.55-82.[注] 杨雪、魏洪英：《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新特征及影响机制》，《人口研究》2017年第5期，第63-73页。 。拥有房屋取决于能否支付首付款，是否有资格获得抵押贷款，以及如何支付每月的还款。收入较高的人更有能力承担这些经济责任，因此他们更有可能获得抵押贷款，从而拥有自己的住房。此外，更高的教育水平更有可能拥有住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有可能保持稳定的就业模式，带来更高的潜在收入，使其能够长期承担住房贷款[注] 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具备城市居留条件，增加了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可能性[注] 杨雪、魏洪英：《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新特征及影响机制》，《人口研究》2017年第5期，第63-73页。 。因此，教育为家庭拥有的永久收入、可支配储蓄和购买住房提供了保障。第二，生命周期因素是决定自有产权住房获取的关键因素。个人的年龄、婚姻和孩子的出生是从无固定住所向拥有住房过渡的重要因素，住房类型的变化(即大小、居住时间和位置)，这些都是由于生命周期中家庭空间需求的变化以及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导致的。且年龄较大的家庭有更多的时间积累资金，往往会获得更多的财富，流动性也更少，这两方面都增加了拥有住房的可能性。而结婚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它对成为业主有积极的影响。已婚人士的家庭规模往往更大，而且他们往往拥有更高的收入，更有可能拥有住房。同时，儿童的数量进一步改变了对空间的需求，而这种空间需求常常需通过自有住房得到满足。第三，迁移特征对于住房选择也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户籍属地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流动人口被排斥在住房系统的福利政策之外，而有限的居住选择造成了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的居住隔离[注] 袁媛、许学强：《广州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及影响因素研究》，《人文地理》2008年第5期，第61-66页。 [注] 冯长春、李天娇、曹广忠、沈昊婧：《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地理研究》2017年第4期，第633-644页。 。另一方面，在当地的居住时间是决定自有住房的关键性因素[注] Colom, M. C., &Molés, M. C,“Housing and labor decisions of households”，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Vol.11，No.1，2013，p.55-82. Ibid. [注] Módenes, J. A., Bayona, J., &López-Colás, J，“Immigration and residential change in spai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Vol.19，No.3，2013，p.294-310.。新移民到一个地区可能比长期居住的移民的住房拥有率更低，流入的时间与拥有住房的可能性高度相关。上述研究表明，中国农民工迁移下的住房情况既受到宏观层面的制度和经济社会的影响，又与农民工个人生命周期和迁移特征密切相关。
在t2n-3至t2n-1阶段,可以假设信标节点相对静止不动,因此节点B相对于节点A的移动距离即为dAB(t2n-1,t2n-1)-dAB(t2n-3,t2n-3).CB-Sync算法通过1.3节估计的多普勒规模因子η,可求得在t2n-3和t2n-1阶段的平均移动速度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日益发现，已有的住房选择模型不能全面解释移民和当地人口住房差距，尤其是在同样的住房市场，具有相似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家庭生命周期，移民的购买住房率仍然比当地人口低，此外，现有模型也不能区分移民群体的内部差异。总的说来，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分析农民工群体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上面提供了综合思路，但是仍有空间进行以下议题的探讨：第一，文献多集中在购房特征和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但房屋所有权是一项长期的决定，流动人口会基于迁移状态来决定是否购买自己的房产，从这一角度分析农民工住房选择的很少。而我国城镇化对于珠三角之类的一线城市和非珠三角之类的二三线城市的规划目标有着明显差异，因此从迁入地城市差异角度考虑农民工自有产权住房的异质性具有重大意义。第二，少数民族在社会融入过程中有其独特性，尤其近年随着少数民族流动规模的迅猛增长，关注流动人口的民族特性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方面。第三，除个别文献[注] 宋艳姣：《城市外来流动人口购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城市规模的异质性为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157-163页。 运用空间流动思维研究农民工购房问题，现有研究对农民工迁移的不同路径没有进行划分，大多单独分析返乡自建或购买住房，并没有针对不同迁移方式(跨省流动、省内流动)的住房选择进行区分，且调查数据较为陈旧，所得结论可能会因为地区的不同或某一年份的特殊性而存在差异和片面性。基于此，本文将利用广东省20个市61个区县2013年、2014年和2016年共三年的混合截面调查数据，描述分析农民工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现状，并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广东省农民工群体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为社会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促进不同群体居民之间的居住融合和社会和谐提供政策建议。
三、方法与数据
(一)数据来源
如表1所示，住房决策控制变量的影响因素包括三类：生命周期因素、经济因素、流动人口特征。
1．变量说明
(二)估计方法与模型构建
本文运用2013年、2014年和2016年三年混合截面数据，通过构建二元Probit模型来估计地理位置(是否属于珠三角区域)、流动范围(跨省/省内流动)、民族特征对广东省农民工住房选择的影响。
二元模型表明被解释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即只有两种选择的变量模型，分别用1和0解释事件发生与否。本文构建的二元模型为：
解释变量Y i 为二分变量。其中，因变量为自有产权住房中，Y i =1代表农民工居住在个人产权的住房中；Y i =0代表农民工没有居住在个人产权的住房中。因变量为社会租赁住房中，Y i =1代表农民工居住在社会租赁主导的住房；Y i =0代表农民工没有居住在社会租赁主导的住房。X i 属于自变量，包括研究对象的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解释变量：流入的地理位置、流动范围和民族特征，以及三类控制变量：生命周期因素、经济因素、流动人口特征，β为待估计参数；μ i 为随机干扰项。
(三)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样本基本信息见表1至表4。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2013年、2014年和2016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以下简称“调查数据”)。此次调查基于全国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按照PPS方法和地区随机的抽样方法，了解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由于流动人口并非固定群体，本文合并三年的调查数据，形成了混合截面数据。2013年、2014年和2016年的调查总样本量分别约为19.6 万人、20万人、16.9万人。本文选取广东省农民工群体，筛选后的样本量2013年、2014年和2016年分别为10574人、10560人和8695人。本文主要研究地理位置(是否属于珠三角区域)、流动范围(跨省/省内流动)、民族特征对广东省农民工群体住房选择的影响。由于2015年调查中未考虑受访者住房属性，因此本研究选取2013、2014和2016三年的流动人口检测数据。
(1)被解释变量
针对解释变量“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本文选取问卷中“您现住房属于下列何种性质？”的问题。为方便测量，针对广东省外来农民工群体，将其住房选择划分为两类，将解释变量处理为二分变量：一是自购住房或者自建房，表述为“个人产权主导的住房”，二是租住单位/雇主房或租住私房，表述为“社会租赁主导的住房”。本文借鉴吴维平和王汉生[注] 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92-110页。 对流动人口居住方式的分类，分为市场机制获取的自有产权住房，以及社会租赁获取的租住房屋。还有极小部分农民工群体选择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或公租房，由于比例过小，本文暂不考虑此类住房。
(2)解释变量
第一个因素是地理位置(是否属于珠三角城市)。广东珠三角城市相对非珠三角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快，本研究珠三角城市涵盖地区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门和肇庆，非珠三角城市主要集中在粤东、粤西、粤北，主要包括韶关、汕头、湛江、梅州、汕尾、河源、阳江、清远、潮州、揭阳和云浮。珠三角城市对于个人工作和生活具有较好前景，是否为珠三角城市，会一定程度影响流动人口是否愿意在此地停留和长期居住，但珠三角城市的高物价高房价也会造成农民工更大的购房压力。
最后，在国际贸易协定中进行输送。竞争中立制度在国际贸易协定或区域经贸协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其制度内容和规则理念都将成为其不可回避的条款。与其被动接受欧美竞争中立的相关规定，还不如将国内实践累积的竞争中立经验，特别是总结出的具体规则、模式在国际贸易协定中积极对外输送，从而获得国际贸易的主动权，充分保障我国企业的经济权益，同时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因而，我国在国内推行竞争中立制度的实践达到一定水平或产生积极效应时，就应在国际贸易协定中予以规定，以便积极对外宣传竞争中立政策，保障各方的互惠互利地位，预防中国企业受贸易保护主义危害。
第三个因素是民族特性。以往的实证研究也获得了不同种族群体在个人生活水平上存在差异的证据[注] Coulson, N. Edward ，“Why Are Hispanic and Asian-American Homeownership Rates So Low? Immigration and Other Factor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45，No. 2，1998，p.209-227. Ibid.[注] Borjas G J ，“Homeownership in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52，No.3，2002，p.448-476.Ibid.[注] Forrest, J., Johnston, R., and Poulsen, M，“Ethnic capital and assimilation to the great australian (homeownership) dream: the early housing experience of australia’s skilled immigrants，”Australian Geographe ，Vol.45，No.2，2014，p.109-129.。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特殊性决定了人数较多所处地理位置较优的汉族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而少数民族群体自购住房率较低，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收入和财富获取水平较低。本文将民族特性也纳入对住房属性影响的考察，主要考察广东省农民工住房选择上是否受到民族隔离的影响。
(3)控制变量
展览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又专程在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等地对横滨美术馆、国立新美术馆、东艺大美术馆、箱根雕刻之森公园、箱根美术馆、Forever现代美术馆和FARET立川公共艺术、金阁寺、白鸟庭院等处建筑、雕塑及城市雕塑、公共环境与景观设计、人文艺术等进行了近距离的参观考察……
广东省是全国外来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省外来人口为3139万人,占全省人口的85.28%。全国共有8588万外来人口是跨省流动的，其中广东省内由外省流入的外来人口数为2150万人，占全国的25.03%。此外,珠三角地区属于农民工聚集地区。因此,本文以广东省农民工的居住属性为切入点，通过定量分析回答上述问题。
第二个因素是流动范围(作为二分变量，表明家庭是否从省外迁移进来，或是省内迁移)。跨省流动人口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和语言相较于省内流动人口差异更大。通过研究流动范围是否会对广东省农民工住房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也是分析广东省流动人口住房是否具有地域隔离的性质。
3.农民工住房选择社会融入特征的比较分析
2.描述性统计分析
设计意图： 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社会责任意识不可缺，通过对艾滋病在全球、全国发病的现状分析，使学生对艾滋病有更多的了解，同时认识到艾滋病发展的严峻形势和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在课堂上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责任意识，鼓励学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培养学生责任意识。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特点，本文对农民工选择个人产权住房和社会租赁住房进行交叉分析，结果如下。(见表2)
总体看来，选择社会租赁住房的农民工有22816人，占比77.72%，而选择个人产权住房的农民工仅占比7.15%，说明社会租赁住房仍然是农民工选择的主要居住方式。本次调查的农民工群体，有71.85%属于跨省流动，仅有28.15%的农民工是省内流动；有大多数农民工选择珠三角地区为迁入地，占比例高达92.56%；调查对象中只有6.26%的少数民族。在个体生命周期层面，平均年龄为32.32岁，73.5%已婚，41.13%的家庭有同住的孩子。社会经济层面，广东省的农民工家庭在本地月均收入水平为6117.85元，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初中89.9%，高中31.38%，大专/本科7.2%。流动人口特征层面，本次流入当地的时间平均为4.27年。(见表1)
表 1变量及其定义方式
第二，云计算平台为“零工化”的需求和供给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储存和计算平台。云计算平台能够为供给方提供储存海量需求大数据的平台，使得服务供给方能够充分了解需求的分布以及各种个性化细节。此外，云计算平台也为大数据的计算提供了物质基础。
(5)定期对槽上阳极板的导电头进行清理，将阳极板导电头擦拭干净，减少槽上导电头硫酸铜的含量；对槽上导电棒包铅损坏的阳极板挑出，进行修补或替换，始终保持槽面干净。
在农民工迁入的地理区位层面，珠三角为农民工流入的主要区域，数据显示，流入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选择个人产权住房的比例为6.75%，仅有流入非珠三角地区的一半，但选择社会租赁住房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比例比非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高了5个百分点。
表 2广东省农民工流入的地理区位与住房选择
在农民工流动范围层面，跨省流动人数远高于省内流动人数，但省内流动的农民工群体比跨省流动的农民工群体更有可能拥有个人产权的住房。如表3所示，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拥有个人产权住房的比例为14%，比跨省流动的比例高了几乎10%。
表 3广东省农民工的流动范围与住房选择
在民族特征层面，流入广东省的农民工群体仍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占比较低。但在少数民族人数较少的情况下，选择个人产权住房的比例仍比汉族的农民工低。此外，少数民族群体和汉族群体选择社会租赁住房的比例都较高，说明流动人口群体的住房选择中，社会租赁方式仍为首选。(见表4)
表 4广东省农民工的民族特征与住房选择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构建了二元Probit模型考察地理位置(是否属于珠三角区域)、流动范围(跨省/省内流动)、民族特征对广东省农民工群体住房选择的作用效果，使用Stata13.1进行估计。在模型设置方面，本文在控制流动人口生命周期变量、社会经济变量和流动人口特征变量(见表5/表6模型一)后，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分别加入广东省农民工流入的地理区位、流动范围和民族特性变量(模型二至模型四)，共建立4个Probit回归模型。模型五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将地理位置(是否属于珠三角区域)、流动范围(跨省/省内流动)、民族特征全部纳入，综合考虑三个自变量对广东省农民工群体住房选择的影响。
(一)广东省农民工住房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
从模型五的结果可以看出，其伪决定系数(Pseudo R2)在五个模型中最大，说明模型三个解释变量的解释力综合作用最强。
Conclusion: hybrid technolog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shorter duration of surgical intervention,a low amount of blood loss and a lower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early periods.These findings open new prospects for revascularization in persons with severe comorbid pathology.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阐释“基于应用”的《体育统计学》教学模式的内涵、特征和优势。以方差分析、因子分析为教学案例，剖析“基于应用”的统计学教学模式的基本原理，演示相应的教学过程，并针对该方法在实际教学运用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其中，基年是2016年，2013年和2014年的年虚拟变量的系数在模型中均为显著，这在很大程度说明，在保持流动人口的地理位置、流动范围、民族特征和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2016年的广东省农民工，2013年和2014年的农民工选择自有产权住房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这与2016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的决定有关，决定指出：各级政府需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同时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十三五规划的时效性政策给予了农民工迁入城市的信心，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购买房屋。
1.流动范围与农民工住房选择
从计量回归结果来看，流动范围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跨省流动的农民工群体相比于省内流动人群居住在自有住房的概率减少了7.1%。农民工流动的住房选择问题需要考虑流动成本，流动距离会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成本，相比于省内流动人口，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大多仍属于城市底层的“无根群体”[注] 宁光杰、李瑞：《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工流动范围与市民化差异》，《中国人口科学》2016年第4期，第37-47页。 ，由于户籍制度和各省不同的人才引进制度，他们在教育、养老、医疗和居住方面的需求短时间内都无法在流入地实现，更愿意选择投入较低的社会租赁住房。这也印证了表6的回归结果，是否属于跨省流动对农民工选择社会租赁住房在1%水平上影响显著。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比省内流动的农民工高了7%的概率选择社会租赁住房。反观省内流动人口，若农民工选择省内城市迁移，不仅进入门槛较低，由于缺少户籍制约，更易受到住房保障和社会保障的庇护，在城乡之间游走更加便利，且较小的文化差异进一步促进农民工融入当地城市的意愿，并选择在工作地购买房屋。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选择与户口所在地属相同省份的城市作为居留地[注] 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第78-90页。 ，省内农民工“过客心理”较弱[注] Zhu, Y，“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 beyond the hukou reform，”Habitat International , Vol.31，No.1，2007，p. 65-76.，更愿意在住房上消费，从而拥有个人产权的住房。
表 5影响广东省农民工选择个人产权住房的 probit回归分析
说明：表中报告的是df/dx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p< 0.1, p< 0.05, p< 0.01。
2.流入的地理位置与农民工住房选择
表5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农民工流入的地理区位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说明农民工流入地是否属于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在迁入地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重要因素。样本数据中，流入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拥有自己房屋的可能性比非珠三角地区低了5.1%。珠三角城市群在广东区域由于其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和产业也快速集聚[注] 刘涛、曹广忠：《大都市区外来人口居住地选择的区域差异与尺度效应——基于北京市村级数据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5年第1期，第30-50页。 [注] Liu, T., Qi, Y., Cao, G., & Liu, H，“Spatial patterns, driving forces, and urbanization effects of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 county-level analysis based on the 2000 and 2010 censuses”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地理学报(英文版)，Vol.25，No.2，2015，p. 236-256.，更好的就业机会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农民工有较强的拉力作用。但十三五规划在指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同时，要求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意味着珠三角地区的流动人口由于政策限制难以获得当地户口，或享受低息购房贷款[注] Samantha F. and Emily R，“Nativity status and racial/ethnic differences in access to quality housing: does homeownership bring greater parity?”Housing Policy Debate ，Vol.15，No.4，2004，p. 865-901.。同样的，子女在当地就学和享受城市福利设施也很难实现，这在珠三角城市中表现明显。定居压力巨大导致流入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社会租赁住房(如表6)，流入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比非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选择社会租赁住房的概率高10.81%，且表现显著。其次，由于珠三角地区的人才引进政策，多数的农民工只能从事较底层的工作[注] 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92-110页。 ，对于技术和工资水平较低、家庭积累有限的农民工群体更是难以支付起高速攀升的房价，负担高昂的居住成本，也从一定程度降低了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成为房屋业主的可能性，选择社会租赁住房成为了首要选择。
3.民族特性与农民工住房选择
回归结果表明，民族特性对广东省农民工群体住房选择影响显著。汉族比少数民族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可能性高1.17%。流动人口是否选择在当地购买房产，和社会融入程度高度相关。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大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在城市中的低收入情况导致难以在城市定居以外，还有语言障碍、风俗差异显示出的独特民族文化特质，大多少数民族群体的城市社交圈狭窄，在这种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中，也导致一定程度的心理适应问题，这些都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造成了一定阻碍[注] 王振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研究——对江苏省的实证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5期，第72-77页。 。相当大比例的少数民族外出工作是为了返乡为家庭带来更好的生活，因此在流入地城市的投资如购买住房方面投入很少，更愿意选择更为灵活、支出较少的社会租赁住房。本文的计量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如表6)，少数民族群体选择社会租赁住房的概率比汉族流动人口高4.23%。此外，城市居民是少数民族的农民工在生活中直接交流面对的人群，双方之间的交往是衡量外来少数民族群体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注] 盘小梅、汪鲸：《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进程——以广东珠三角城市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01-105页。 ，而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容易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如缺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禁忌的了解而引发社会纠纷，这会阻碍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以及减少在流入地城市购买房屋的概率。因此，少数民族群体在工作地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可能性要低于汉族。
表 6影响广东省农民工选择社会租赁住房的 probit回归分析
说明：表中报告的是df/dx值；括号内为标准差；p< 0.1, p< 0.05, p< 0.01。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民工群体的年龄、婚姻状况、孩子数量、家庭收入、参加社保、初高中教育程度、大学教育程度、本次流动时间、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均对选择自有产权的住房具有显著影响，且回归系数均为正，研究结果符合基本预期。从生命周期因素的边际效应值看，年龄较大的家庭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增加了住房的可能性[注] Haurin, D. R., & Rosenthal, S. S，“Language, agglomeration and hispanic homeownership，”Real Estate Economics ，Vol.37，No.2，2009，p.155-183.。此外，儿童的数量也会影响农民工群体购房的决定，往往有孩子的家庭希望给予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会选择购房[注] Coulson, N. Edward ，“Why Are Hispanic and Asian-American Homeownership Rates So Low? Immigration and Other Factor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45，No. 2，1998，p.209-227. Ibid.。从经济因素的边际效应值看，家庭收入、是否参加社会保障，以及受教育程度都对于居住方式呈现显著影响。一般来说，倾向于购房的家庭是那些已经达到一定收入水平的家庭，他们有能力支付首付，偿还贷款和利息[注] Colom, M. C., &Molés, M. C,“Housing and labor decisions of households，”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Vol.11，No.1，2013，p.55-82.Ibid.。就教育程度而言，初高中教育程度和大学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如果农民工移民群体接受过中学或者大学教育，成为房屋所有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较高的教育水平表明未来将拥有的潜在收入以及家庭财富[注] Painter, G., Gabriel, S. and Myers, D，“Race, immigrant status, and housing tenure choice”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49，No.1，2001，p.150-167.，这一结果与Friedman and Rosenbaum(2004)的研究结论一致[注] Samantha F. and Emily R，“Nativity status and racial/ethnic differences in access to quality housing: does homeownership bring greater parity?”Housing Policy Debate ，Vol.15，No.4，2004，p. 865-901.Ibid.。从迁移特征的边际效应值看，流动人口在迁移地所呆的时间与拥有住房的可能性高度相关，新的迁移者是流动的，到一个地区一般比长期居住在此地的居民呈现更低的房屋产权拥有率，农民工在迁移地的居住时间越长，其融合程度越高，拥有自有居所的可能性也提升。
(二)农民工群体住房选择因素的稳定性分析
表7是2013年、2014年和2016年农民工群体住房选择影响因素的趋势分析结果，统计结果与预期耦合：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比省内流动的群体选择居住在自有产权的房屋概率更低，更有可能选择租住单位/雇主房，或住在单位/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里。其次，流入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选择自有产权的住房比非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可能性低。少数民族农民工相较于汉族的农民工群体更不可能居住在自己购买或建造的房屋中。三年的变量影响效应趋于一致。
表 7广东省农民工居住选择因素分析
说明：表中报告的是df/dx值；括号内为标准差；p< 0.1, p< 0.05, p< 0.01。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广东省农民工住房选择的三个层面因素的统计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珠三角属于农民工流入的主要区域，跨省流动人数远高于省内流动人数，流入广东省的农民工群体仍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占比较低。住房选择方面，社会租赁住房是广东省农民工群体的首选。农民工由于户籍、信贷政策以及收入方面的约束，城中村、城市边缘地带的租住房屋对于节省住房成本是最优选择之一。第二，跨省迁入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居住在社会租赁住房中，省内迁移的农民工居住在自有住房的可能性更大。拥有自有产权住房反映农民工的居留一样，可见跨省迁入农民工的“永久居留意愿”比省内迁移的农民工低，且受到户籍制度、公积金制度隔离的影响，阻碍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第三，农民工的居住选择在不同类型的迁移地呈现异质性。迁入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难以实现拥有自有产权的住房，由于居住成本较高，更有可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居住成本较低的社会租赁住房，珠三角城市的高房价和住房保障制度将农民工群体排斥在外。第四，拥有独特民族文化特质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由于社会文化的融入问题，比汉族农民工更难以实现自有产权住房的居住选择。相当大比例的少数民族农民工会选择在迁入地赚到一定金钱后返乡，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循环类型。
基于广东省农民工流入地区的地理区位、流动范围和民族特征因素均对其住房选择具有的显著影响，为促进农民工成功迁入工作地城市和农民工的城镇化和市民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针对农民工制定相关居住政策，促进社会融入。对于农民工居住在棚户区和城中村这类条件较差的住所，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拨款和专项基金的形式帮助他们改善居住条件，促进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融合。各地政府可逐步放宽落户条件，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分地区，分梯级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的住房保障体系，使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也能感受到归属感，提高农民工留居和购房意愿；逐渐扩大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公积金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探索政府保障房、公租房和廉租房面向农民工的倾斜政策，努力缩小农民工群体与当地居民在城市福利方面的差异。其次，在文化接纳和社会心里适应方面，政府和社区通过活动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依托政府和社区开展社会关怀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活动，加强外地人和本地人、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增强农民工的文化理解和城市认同，促进农民工对自我城市身份的强化。最后，珠三角城市应发挥大都市的辐射作用，推动周边非珠三角地区的产业优化和城镇化。农民工流动决策本质上是追求成本收益更高效用的结果，广东省区域珠三角城市成为优先选择，因此为了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应加快带动周边非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产业发展速度，减少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根据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分配公共资源，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吸引农民工群体在城乡间、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城市间顺利迁移，促进农民工市场参与、社交网络搭建和心理认同等方面的融合。促进和谐社会发展，从而更快地实现市民化和城镇化。
研究数据表明，全球每年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有将近7成来自于电力企业的发电过程。我国作为全球能源生产及消费大国，必须加大电力企业改革力度，从根本上转变电力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创新发展高新技术，提高电能转化效率[2]。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逐渐引导会计核算的转变，促进我国电力企业逐步向环境友好型企业转型。
作者简介： 邓彤博，广州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系教师；王子成，通讯作者，博士，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项目编号：16YJC79010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GD14XGL38)；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6A030313077)；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5G16，2016GZYB06)。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08-0169-15
责任编辑： 尚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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