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晓[1]2001年在《财政供养人口影响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若干思考》文中研究表明从理论上看，合理的财政供养人口数量、规模是由一定时期内财政供养范围来决定的，马克思提出的“社会扣除”理论作为社会产品分配的一般原则，对我国财政供养范围的确定具有指导意义，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对于市场经济下社会共同需要的界定有一定的可供参考性。从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财政实践来看，财政供养范围是呈总量扩大和结构变迁趋势的。通过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对比分析，我国的财政供养人口现状显然存在一些与一般经济规律不相适应之处。 本文所分析的财政供养人口是指预算内行政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当前我国财政支出困境的突出表现是财政供养人口失控，规模庞大且增长迅猛，财政不堪重负，使财政支出运行表现出的“吃饭财政”特征不断加强。 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口过多，已经对财政支出结构、支出效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加剧了政府财力分散，降低了中央财政集中程度，引发财政供养“越位”与“缺位”，促使政府理财成本上升。 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支出效率的一个重要内容应是改革目前我国的财政供养制度及相应的支出预算过程。笔者就此问题提出的改革思路是： 1、根据市场经济下公共需要内容及主次地位的转变，借鉴公共产品理论，明确公共产品的界定，实现“吃饭财政” 向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的转变； 2、改革支出预算过程，建立健全支出的约束机制，加强支出管理； 3、建立严格、完备的财政监督机制。
李利平[2]2010年在《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中国的公务员数量、“公务员占人口的比例”问题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推动了6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机构和人员的精简上也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难以改变公众对这一问题已经形成的某种既定看法,即历次机构改革的成效不大,主要是由于在人员精简上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科学地确定中国公务员数量的基本需要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在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公务员的规模配置能否满足管理基本需要的问题。通过对部分有代表性的国家公务员规模总量、内部结构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各个国家在公务员规模总量安排方面存在某些规律性,大多数国家在通常的情况下,“公务员占人口的比例”一般不低于1%,甚至在政府财力允许和具有管理服务需求的情况下超过2%、3%。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社会转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大背景下,即使是在现阶段,将此比例定位在1%左右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中国公务员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基本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简单的“臃肿”问题,过分强调精简反而模糊了实际存在的核心问题,即公务员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和功能性难题。人员配置结构不合理,导致了政府内部普遍存在“人浮于事”和“人手不足”并存的现象,制约了政府的执行力、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下一步机构改革,应不断地调整机构编制改革的思路,将其与政府职能转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来对待,统筹规划改革进程,在人员问题上,用“结构调整”和“改善功能”替代“突出精简”作为主要目标,将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服务型政府已经被确定为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职能开始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机构和编制改革必然要主动适应这一新要求。面对公共服务职能的扩张,服务型政府要求有一个规模适度的政府,但也要切实考虑当前的各类制约条件。在短期内还是要坚持“适度从紧”的原则,严格控制公务员总量,争取时间解决结构性和功能性难题,不断提高政府运行质量和全面提升公务员素质,为今后的“增量改革”预留一定空间；从长期趋势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催生了大量的要求扩大公务员规模的因素,要科学地确定公务员数量配置的依据,适度地扩张,在改革中不断探索破解长期面临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与满足事业发展需要之间矛盾的具体办法,推动机构编制工作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本文共7个部分。第一章是对其他国家(地区)“公务员占人口比例”的经验观察,梳理了四类国家(地区)公务员总量规模和内部结构分布的特点,并做了横向比较,试图找出在公务员配置上的一般性。第二章是在得出经验观察结论的基础上,对公务员规模表现出的长期扩张趋势进行了理论分析,试图找出导致公务员规模扩张的因素,为分析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公务员规模调整的方向寻找理论依据。第叁章以日本作为个案,分析了日本公务员的总量和内部结构配置,验证经验观察结论和理论分析。第四章是对当前中国公务员规模总量、变化趋势和内部结构分布的分析,并且以湖北省随州市作为个案,梳理了公务员规模问题上实际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中国公务员规模的问题关键在于结构和功能的结论。第五章是对中国公务员规模影响因素的探讨,也就是探究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公务员数量的配置,本文使用实证方法对影响中国省级政区公务员规模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公务员规模配置受到了人口、政区数量、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也表明,公务员规模问题的未来调整要重点考虑这些因素。第六章在对中国公务员规模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务员规模调整和改革的基本思路,即既要考虑现实的制约性因素,更要考虑一些前瞻性的因素,坚持“适度从紧”和“适度扩张”相结合、“规模控制”和“结构调整”相结合、“总体从紧”和“局部扩张”相结合、“数量管理”和“结构管理”相结合。第七章是中国公务员规模调整和改革的具体对策,包括主要的对策和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提供了一些具体解决公务员规模问题的办法,供相关部门决策参考。总之,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的调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针对当前的突出问题,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准确把握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机构编制改革的逻辑关系,以更加积极、更加长远的心态来统筹规划改革,逐步实现公务员规模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目标。
王鹏[3]2016年在《财政均衡、地方行政目标与民生预算安排》文中研究指明民生问题是公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经济增长又是解决民生问题的物质基础,因此,在本地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在改善民生与发展经济之间寻求平衡。然而,公众在遭遇民生问题时,常常把矛头对准各级政府,认为政府只注重经济增长却忽视了民生改善。为缩小地区之间的财力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帮助落后地区发展民生事业,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建立了分权财政管理体制和以转移支付为核心的财政均衡体系。叁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公众对政府改善民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因此,研究财政均衡制度的作用、地方政府行政目标与民生预算安排的关系,在应用上和学术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以下叁个方面做出了创新性工作。一是创建了分税制下评价地方行政目标的方法。文章构建了基于分税制及财政均衡机制,地方政府追求行政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经济模型,推导得到了评判地方目标的标准。根据以往地方和中央财政收入、财政资金转移和财政支出数据,可以检验地方行政目标是发展经济还是改善民生。二是发现了富裕地方的支出重点转向改善民生。本文利用1995~2013年的数据进行了计量经济检验,回归结果显示:1995~2006年,中国地方政府整体上追求经济增长;2007~2013年,贫穷地方仍然注重发展经济,而富裕政府可能转向民生改善。叁是提出了民生财政分区差异安排的理论观点。发达地区生产性支出需求稳定,并且财力相对充足,而落后地区生产性支出需求旺盛,民生性支出缺乏保障,中央应当根据区域发展状况实施转移支付差异化策略:即增加发达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强落后地区专项转移支付,便于地方结合自身特点优化资源配置,中央财政可以考虑直接统筹负责落后地方关键民生事务。文章内容可以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两章,主要内容是叙述研究基础,包括研究背景、意义、目标、内容和创新点,总结相关文献,评价文献,阐述本文的主要贡献。第二部分包括第叁、四、五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包括对中国民生财政的描述和分析,提出研究问题,构建数理模型,推导评判标准,利用1995~2013年经验数据,使用计量模型检验地方行政目标,分析地方各类支出的主要特征,考察了地方民生财政安排与中央补助收入、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等指标之间的关系。其中,第叁章介绍了中国分税制改革情况,阐述了财政均衡体系的衡量方法、地方财力的计算方法、政府贫富分类方法及民生支出和生产支出的分类方法,计算了主要指标数据。第四章构建了基于均衡性财政制度,地方政府在不同目标驱动下,将财政资金用于民生性事务和生产性事务的最优支出分析框架。根据最优控制问题的求解方法,推导出了判断地方政府行政目标的主要标准和方法。为准确判断地方行政目标,本章最后根据经验数据计算了模型假设条件,结果显示设定条件可以满足。并且估算了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分配份额与政府在民生性事务上的支出比重的大小关系,结果显示所有地方前者大于后者。根据这一结果,在计量经济检验部分无需再考虑其他情形。第五章是根据数理模型推导出的判断标准,利用1995~2013年的经验数据,检验在均衡性财政框架中的地方行政目标究竟是发展经济还是改善民生,同时考察了中央补助收入、财政供养人员等指标对地方文化教育类、社会保障类、生产建设类和行政管理类支出的作用情况。第叁部分是第六章,主要是结合前文的分析和检验结论,凝练中国民生财政安排的相关问题,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具体建议。地方民生财政安排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央对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偏离民生,导致地方行政目标倾向经济增长;二是中央与地方民生权责匹配不佳,导致地方在缺乏财力的情况下忽视民生改善;叁是地方民生财政对中央转移支付过度依赖,出现了地方在民生事务上绑架中央财政的状况;四是地方民生支出受众在区域层面、社会阶层上分布不均,体制内就业人员享受的民生补助普遍优于社会大众;五是宏观经济和财政收入形势严峻,民生支出空间受到挤压。根据问题剖析,本文提出了调增民生财政安排相关措施建议:一是中央应当建立以民生为核心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二是中央应当根据区域特征重新划分民生权责,中西部地区的民生事务全部纳入中央财政统筹管理;叁是优化民生转移支付结构与力度,加大东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强化中西部地区民生性专项转移支付约束;四是优先安排社会底层民众的民生性补助;五是加强弱税市场征管、增加政府举债规模、完善社会私人领域的捐赠制度,充实财政收入弥补民生支出短板。最后一章给出了全文研究结论,指出了研究局限。在研究意义中,本文提出叁个研究问题:地方政府的行政目标是什么,经验数据是否支持地方政府作出了改善民生目标下的最优安排;政府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如何;如果存在问题,财政制度应该如何改革。本章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了研究结论。最后从数理模型设定和数据采集上指出了研究局限。
沈素平[4]2006年在《国家级贫困县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和优化研究》文中认为本选题基于这样的背景。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是国家级贫困县财政最重要的功能。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扶贫与财政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1994年的财税制度改革以来,基层财政困境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无力提供,或改善农村公共产品,扶贫工作难以推进。 从意义和目的上看,本选题是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需要,是财政体制自我完善的需要,是减缓基层财政困难的需要,是反贫困的需要。选题的目的是期望对完善我国的财政体制、解决基层财政困境、提高财政的经济功能和扶贫效率,提供有价值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研究方法上,本选题以实证分析为主,并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系统和分类分析、动态和静态分析。本研究以云南省国家级贫困为主,在云南73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又选择禄劝县、彝良县、勐腊县和沧源县为典型县。 本研究采用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两方面,首先是文献数据,包括(1)云南经济统计年鉴、云南财政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年鉴;(2)相关专着或论文数据。其次是调查数据。这些数据涉及云南省潞西市、盈江县、梁河县、陇川县、施甸县等,尤其是沧源县的数据较为完整。 从一般预算收入上看,目前典型国家级贫困县的财政收入具有以下不足:(1)没有真正能称得上主体税的税种;(2)地方税收不稳定;(3)造成税收结构缺损。从转移支付收入上看,(1)税收上划比例大,不利于地方关注经济的积极性;(2)转移支付的配套资金要求压力大;(3)有些项目重复设置,多头审批现象;(4)转移支付总量不足。从支出上看,目前典型国家级贫困县的财政支出呈现以下特点:(1)支出科目繁多,主体支出功能难以体现;(2)用于农林水气的财政支出与农业对财政贡献不相称;(3)“越位”与“缺位”并存;(4)“行政事业优先、行政第一”的支出特征明显;(5)财政供养支出居高不下。 本研究提出了国家级贫困县财政收支调整和优化对策:一是放弃目前部分贫困县进行的财政包干试点;二是通过调整优化现有税种和开征新税种,培育贫困县主、辅税种相结合的税收体系;叁是坚持“费改税”,扩大预算收入来源;四是按照公共财政要求,财政支出退出“越位”、弥补“缺位”;五是“公平”为标准,建立以纵向为主横向为辅、均等化转移支付为主专项性转移支付为辅的转移支付体系;六是云南省典型贫困县不能发行地方公债;七是取消乡(镇)财政级次。 研究方法上有两个创新:一是将公司所得税理论用以分析贫困地区的涉农税收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效应分析;二是运用乘数理论研究税收对典型贫困县GDP的收缩作用。 本研究中较为新颖的见解和发现包括(1)从经济增长和减贫的角度来看,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公共物品支出顺序没有一刀切模式。(2)贫困人口从转移支付中得到收益,并没有想像的多。(3)典型国定贫困县支出科目繁多,但主体支出功能难以体现。(4)用于农林水气的财政支出与农业对财政贡献不相称。(5)“行政事业优先、行政第一”的支出特征明显。(6)云南省部分国定贫困县,旧的致贫因素尚没有完全解决,新的致贫因素即毒品和因吸毒而感染的艾滋病更不容忽视。
王敬尧[5]2008年在《财政与庶政：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郡县治,天下安。郡县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和最重要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哪一级行政建制具有郡县这样的长期历史延续性和顽强的生命力。今天,县级政府在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以及社会管理方面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县级治理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广大农村的落实效果,事关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县制的基础是县治,县治的基础是县财。县级财政是县级政府运行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地方财政运行的晴雨表,因为县级财政是具有财政运行能力的最低政府级次,处于财政收入的最初端和财政支出的最末端,此乃县治的财政逻辑。财政压力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县级财政是影响县级治理的核心变量,研究县级治理必须关注县级财政。县级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民生财政关系到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和切身利益,事关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和基础。要使民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就必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改革财政制度,增强县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县级政府具有自主性,同时也嵌套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民间力量的参与和配合对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绩效具有直接影响。由于民众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县级政府不可避免地面临治理危机的考验。因此,考察县级政府的应急反应机制,是评价一个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治理能力的表现是服务能力,而服务能力以财政能力为基础,财政能力由其财政结构决定。因此,从地方政府的财政结构入手去观察分析其治理能力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具有理论价值。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中部地区的一个县级单位——中部Y县为个案,通过对其财政来源、支出结构、财政能力、服务能力及其管理和应急反应能力的深入考察,分析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具体而言,通过考察其财政关系及其制度变迁来分析其县级治理背景;通过其财政结构中所体现的收入能力、支出能力和财政平衡能力来了解县级政府财政能力;通过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来考察其服务能力;通过其财政支出结构及管理来考察其风险应急机制和危机管理能力,并通过这叁方面来评价Y县的治理能力。文章试图在此基础上理解中部地区的县级政府治理特征。本文坚持实证政治研究方法,遵循“现象→事实→测量→操作概念→概念→理论”的研究理路,以避免“用理论套事实”的先入为主路径依赖。每一个重要概念都争取有相应的测量指标,逐层推进。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应用,是一种追求本土化研究目标的尝试。第一,本文的研究建立在长期深入调研和大量实证材料分析的基础上。由于财政本身的敏感性和“神秘性”,带来获取资料以及观察行动的艰难性。在整个研究中,作者从2001年开始直到2007年底,多次进入现场,收集大量第一手材料,获得相关文本文件5717份;实施问卷调查2次,一次针对乡镇干部的关于县乡财政的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81份,另一次是Y县公共服务需求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2600份,其中针对农民的有效问卷2511份;在整个调研过程中有112人次接受访谈,采访录音90万字。这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与县乡村干部和农民结下了深厚情谊,为更好地理解县级政府运作提供了便利。研究县级财政的成果本不多见,对一个县级单位财政运行资料收集比较齐全、翔实的案例更是少见,这本身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的研究资料非常难得,对于研究县级政府治理具有基础性作用。第二,本文以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及其服务能力为重点。主要以县级财政支出作为研究视角来观察Y县“养民”的情况,这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现有研究成果涉及财政问题的主要集中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的村庄社区层面,近年来对乡镇财政困境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县级政府财政关注较少。即便是对县级政府研究进行专题研究的政治学论文,也大多是集中于行政体制结构与运行的描述与分析,而财政是其运作的基础与核心,其成果不多。本文从县级财政的支出入手,对特定区域——中部地区县级单位的财政支出进行深入翔实的考察,为更好地理解地方财政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对丰富的资料进行分类处理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分析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即从财政能力、服务能力和应急能力叁个方面构成县级政府治理能力分析框架,这是在以往宏观层面研究成果基础上,研究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尝试。因为,不同层级的政府行动将体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不可能一个框架可以套用所有的行为主体,县级政府也不例外。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透过公共服务的政策执行得以体现,因此,提供了研究公共服务的新的视角。第叁,本文致力于地方治理的理论解释,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治理的互赖模型。随着社会转型,地方政府也不断转变其执政理念,关注民生成为目前和今后政策选择的重点,这表明,地方政府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管理。而应在具备相应自主性同时,关注民间社会的嵌套性,并与之合作。事实证明,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是一体两面,“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应在地方治理中体现出互赖性,培育和谐通感,产生合超效应,从而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田志龙[6]2004年在《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建立公共财政构想的提出，中国财政改革进入了以财政支出管理改革为重点的新阶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是中国财政管理改革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推进以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由于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技术性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应该坚持渐进式改革原则，积极探索，充分试点，稳步推进，建立一个结构优化、管理科学、公开透明、注重效率的财政支出管理新体制，最终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现在理论界十分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治本性措施，是从根本上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有效办法。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理论、实践、政策的结合上，就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指出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是确保支出结构优化的重要条件，为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和完善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提供参考。 财政改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财政支出改革比财政收入改革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加快改革财政支出管理制度，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已经成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后一个时期财政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重点。 本文立足我国国情，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总体方向，认真研究新形势下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思路和途径，希望能对我国财政支出管理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茹玉[7]2017年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财政状况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县域的兴旺发展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县一级在经济增长和国民公共服务的供给等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保证县级财力的稳定增长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居民幸福安康的必要前提。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我国五级财政管理体系的长期存在,使得层层制约下的县级政府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市县之间的利益纷争和资源截留更是进一步恶化了县域的财政能力。为了扭转县域财政困境,国家提出了省直管县的改革策略,通过减少市级环节,财政资金的往来关系由省直接到县,以此提高资源的传递效率,避免"市卡县"的历史弊端,从而改善县域财政困难。自2004年起,在中央的倡导下,各省积极地开展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截至2013年底,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已经覆盖了全国23个省60%以上的县。改革发展迅速,规模庞大,但是关于改革是否实现了预期的政策目标尚缺乏科学系统的评价,虽然有很多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立足于全国范围内、基于省市县财力关系以及不同类型试点考察改革效果的研究尚不多见。为此,本文以2000-2013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所有的县为研究样本,在明确省市县博弈关系和试点选择政策考虑的前提下,从县级财政能力、财政分权程度、县域间财力差异、改革后县域资金流向等多维度综合考量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财政状况的影响,以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通过政策解读、理论推理、实践分析和计量估计等多个角度的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几个主要的结论:(1)省市县财力博弈关系以及试点选择的考虑依据,影响改革的顺利实施。研究发现,在省市县的财力较量中,强市弱县更容易成为改革的试点。此外,政府在选点时也比较倾向于人口大县和市财力弱县,并且省财力强、省辖范围小也推动了改革的实施。(2)改革提升了县的总体财力水平,特别是强市弱县和农业大县,县总财力提升更加明显。然而,通过对收入构成及动态效果的研究发现,县财力的提升是借助于转移支付的增加而实现的,县自有财力并没有改善,这说明改革只是一味地靠"输血"提高县财政资金总量,但并未激发县的"造血"功能。(3)改革加大了支出分权程度,降低了县财政自给度,但是对于收入分权影响不大。特别是在农业大县和人口大县,财政自给度降低更多。(4)改革拉大了县域间自有财力差距,而转移支付可以平衡这种差距,使总财力的差异控制在合理范围。(5)改革后,县域资金的分配向建设投资领域倾斜,对于民生支出和行政事务支出的投入力度有所降低。整体而言,改革并未有效提升县级自有财政能力,也没有提高县对于收入的把控权,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县域间的非均等化发展,还出现了"重建设、轻民生"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改革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针对这些突出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制定科学规范的试点选择标准,完善改革的法律和制度建设。(2)构建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丰富对落后县的帮扶形式。(3)与"扩权强县"同步实施,提高县的收入分权程度。(4)鼓励县域间互动合作,促进辖区内均等化发展。(5)加强县级财政资金的监管,改进官员的晋升考评机制。
谢宜豪[8]2012年在《地方政府支出绩效测度与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建立,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财政收入规模逐步增大,然而相对于财政收入机制的成熟,财政支出的管理改革还刚刚起步,财政管理从以财政收入管理为重点进入到以财政支出管理为重点的新阶段。但目前财政支出管理改革仍然步履维艰,财政支出管理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在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重收入轻支出、重分配轻管理、重项目轻效益”的财政资金管理弊端一直存在,地方政府支出绩效水平低下,财政支出绩效实际状况模糊不清,对关键影响要素没有共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盲目、随意,缺乏科学、规范的地方政府支出管理控制系统。论文以国家财务视野下地方政府支出绩效为核心研究基点,围绕影响地方政府支出绩效的因素、地方政府支出绩效实证、地方政府支出绩效评价、绩效预算和绩效审计等展开研究,重点对目前地方政府支出绩效水平、绩效变动路径、绩效来源以及影响地方政府绩效的各类因素进行定量化测算,在此基础上从地方政府支出绩效评价和作为其起点及结果应用的支出绩效预算以及作为监督保障体系的绩效审计着手探讨地方政府支出控制问题。基于此,论文首先通过引入全要素生产率模型量化分析地方政府支出绩效空间差异、变动趋势、影响因素等,同时以青岛为例对地方政府支出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全面深入剖析地方政府支出绩效状况。进而构建地方政府支出绩效评价系统,为地方政府支出绩效诊断和关键节点研判提供依据,并从绩效预算制度、预算管理体系等方面构建地方政府支出绩效预算控制体系,从绩效审计功能、绩效审计内容和重点等方面设计地方政府支出绩效审计体系,为地方政府支出控制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改革方案,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管理水平,保障地方政府支出绩效的有效实现。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创新如下：第一,对现有的研究进一步拓展,提出地方政府支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全面考量作为公共服务(产品)生产者——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绩效,以财政支出、财政供养人数和资本投入为投入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教育、收入差距等为产出变量建立地方政府支出全要素生产率(GTFP)模型,发现地方政府GTFP基本处于负增长状态,省际间GTFP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地方政府GTFP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第二,通过构建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发现造成地方政府GTFP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财政分权和教育水平。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GTFP呈U型关系,其最优分权度为2.95,教育水平是影响地方政府技术变动要素的主要因素,而各地区的财力水平并不能显着的影响到地方政府GTFP,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也能够通过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自身的努力弥补其财政能力不足所带来的劣势。第叁,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对青岛市1994—2010年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政府支出绩效表现为对经济建设仍然具有较大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民间投资,同时对就业的扶持力度不够大。从短期来看财政支出拉回到长期均衡状态的速度较快,表明地方政府支出短期调控能力较强。第四,从地方政府支出综合绩效一级指标体系出发,分别构建地方政府支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内部管理效益四个二级指标,以及26个叁级指标,构建完整的地方政府支出综合绩效评价系统,为地方政府支出绩效诊断和关键节点研判提供依据。第五,在回顾地方政府支出绩效预算发展历程以及对地方政府职能和支出范围重新界定的基础上,从地方政府支出绩效预算目标、绩效预算编制制度、绩效奖惩制度、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等方面构建地方政府支出绩效预算控制体系。第六,从绩效审计功能、绩效审计内容和重点、绩效审计方法以及推进绩效审计的措施等方面构建地方政府支出绩效审计控制系统。
石培琴[9]2014年在《我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六大尤其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以及公共财政、民生建设的大力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初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建立：2009年左右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呈缩小趋势,西部地区发展更快；覆盖面不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增多,标准不断提高、个人负担不断降低,已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全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养老保障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基本公共服务质量问题越来越凸显,优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足和不均衡越来越突出；区域内、省际内不均等比较突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基本公共服务结构差异等问题显现。这些都表明,我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处于一个新的起点上。在推进中是继续坚持以前渐近式的扩大投入、增加项目、提高标准思路,还是要进行调整?需要深入研究。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寻找答案。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不断缩小。公共服务主要源自于正外部性,一类是让大家生活得更好,比如接受教育、享受公共文化、免于贫困(社会救助、保障住房等)、免于疾病等；一类是与劳动力流动相关,能够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比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公共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公共服务”,特指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提供、需要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基本”是指与人们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紧密相关、还受国家财政供给能力约束的公共服务。社会扣除理论、公平正义观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公平正义论等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我国包容性发展中的财政选择、民生财政、区域平衡发展等理论,都为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在具体供给中,要处理好两个基本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政府、市场、社会各得其所、共同发挥作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提供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机制包括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行分税制、建立公共财政、实施转移支付等。实践层面,首先回顾了国外的做法与经验。选取典型国家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成后,从上个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起,到近期欧债危机后欧盟各国快速推进的福利改革都表明,改革完善已成为主流。主要经验有：公共服务提供不是一个模式,而是各国不同、量身定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修正、不断改进的逐步完善过程,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方式要与发展阶段相匹配等；改革未有尽头,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各国都“在路上”,并且会一直“在路上”。主要教训有：跃进式、追赶式、渐近式福利,都会遇到财政汲取能力的天花板,只要超过了财政收入,就会遭遇福利困境或福利陷阱；由于制度惯性,福利困境会滞后一段时间才显现,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旦显现,任何国家都会遭受福利改革之困,新兴国家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老牌福利国家会遭遇利益集团的阻挠。我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建国至今,大致经历了叁个时期：“事项少、广覆盖、区域均等、城乡分割、个人负担较低”的低水平均衡时期(1949—1977年),“覆盖面不断缩小、区域差距不断加大、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群体差距不断加大、个人负担不断加重”的逐步失衡时期(1978—-2002年),“广覆盖、趋于均衡、个人负担降低”逐步迈向新的均衡时期(2003年—至今)。从理论和实践分析看,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生于经济社会发展,尝试建立了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分析框架。由于公共服务需求单边增长、公共服务供给受财政能力约束有上限,故公共服务供给在经历瓦格纳增长后,必然会在财政能力约束下出现瓦格纳调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一般会经历较低且相对稳定、持续增长、水平合理且相对稳定等叁个阶段。进入瓦格纳调整即相对稳定阶段后,公共服务供给就要从扩大投入、数量扩张到提高质量和提升效率转变,从满足需求到引导管理预期的转变。按照供求框架的分析,当前我国推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难点在财政收入增长空间变窄、公共服务支出压力增大,由此判断我国正在向第叁个阶段转变：即将进入巩固完善时期,要更加关注机会均等、更加关注质量效率、更加关注预期引导,主要目标是：全面覆盖,公平均等,负担均衡,要把握四个基本原则：公平正义,一体化；基本适度,可持续；政府主导,多元化；事权清晰,均等化,要在数量标准的基础上,关注质量标准及可及性标准。
姜扬[10]2017年在《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文中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显着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在某些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已经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党和政府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大了对民生问题的关注,积极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近年来,我国的民生实践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重点民生领域中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应该看到,在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中,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的倾斜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财政理论。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政府财政收入减缓的情况下,如何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集中力量把民生财政支出投向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领域,更好地发挥民生财政的经济社会效应,是关乎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焦点问题。与我国丰富的民生实践相比,民生财政的理论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本文在充分借鉴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和共享发展的理念,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从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现实情况出发,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对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研究的思路是:首先,通过梳理基础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明确民生财政的定义,其政治经济学内涵,以及其支出范围;其次,从规模、结构等角度考察了我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现实情况;再次,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并从促进居民消费和创业行为两个角度分析了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和潜在的作用;复次,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民生财政支出在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方面的作用;最后,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与民生相关财政支出的成功经验,得到了相应的启示。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的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本章阐明了论文选题的背景、论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研究中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论文主要内容和结构框架、以及论文主要创新点等。第二章,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回顾。本章系统梳理、归纳、评述了与论文研究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其中,民生思想渊源主要按时间顺序,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西方福利社会思想、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四个方面进行回顾。财政支出相关文献回顾主要从财政支出职能、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财政支出与主要经济目标关系等方面进行。民生财政支出的直接相关文献回顾主要从民生财政支出的概念范畴、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方面展开。第叁章,我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现状分析。民生财政是我国民生实践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相关的理论研究目前尚处于初创阶段。本章通过对民生财政相关概念范畴的界定,给出了民生财政的定义,并对民生财政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解读,进而明确了民生财政支出的范围。在概念范畴界定的基础上,本章从民生财政支出的规模、趋势、层次、结构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当前民生财政支出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第四章,我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研究。本章主要针对我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首先,将民生财政支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其次,通过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民生财政支出通过刺激消费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现实影响;最后,通过民生财政支出与创业活动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民生财政支出通过促进创业行为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潜在影响。第五章,我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效应研究。本章通过民生财政支出与公共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了我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效应。进而研究了民生财政支出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住房保障四个分项支出对公共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民生财政支出对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第六章,国外经验和启示。本章通过借鉴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在与民生相关的财政支出成功经验,并结合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给出了相应启示和对策建议。最后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 财政供养人口影响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若干思考[D]. 戴晓. 河北大学. 2001
[2]. 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研究[D]. 李利平. 南开大学. 2010
[3]. 财政均衡、地方行政目标与民生预算安排[D]. 王鹏. 重庆大学. 2016
[4]. 国家级贫困县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和优化研究[D]. 沈素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6
[5]. 财政与庶政：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研究[D]. 王敬尧.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6].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若干问题的研究[D]. 田志龙. 长春理工大学. 2004
[7].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财政状况的影响研究[D]. 茹玉. 中国农业大学. 2017
[8]. 地方政府支出绩效测度与控制研究[D]. 谢宜豪. 中国海洋大学. 2012
[9]. 我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D]. 石培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4
[10].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D]. 姜扬. 吉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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