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爱情的呼唤——重读《爱，是不能忘记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纯真论文,爱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的人们很难相信：30年前，没有谁故意制造热点，可是，万把字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下简称《爱》)，竟会搅起那么多的波澜，进而持久地牵动整个社会的敏感神经，打开无数人的话匣子，引出说不尽的话题……乃至后来，这篇小说的篇名成了让人不能忘记作者的标志，不仅伴着两鬓斑白的张洁走进了新世纪，还如成语般悄然演化成一个稳固并具有象征意义的经典公共话语，顺理成章地嵌入各色人等的字里行间，或者直接被人用来命名自家的新作，于是，又有了不同时却同名的小说，有了同名且意蕴截然不同的——如歌颂延安大爱的——散文。
爱，是不能忘记的。
如此的爱情，该是一个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吧？
当年的一位评论者这样写道：《爱》就像它的主人公钟雨一样，笼罩着一种“淡淡的，忧郁的神情”；作品里的女儿珊珊对她母亲的镂心刻骨的爱情评价是：“这要不是大悲剧就是大笑话。”在我看来，既是大悲剧，也是大笑话。你看他们已经到了垂暮之年，爱情却那么强烈，他送她的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就是她精神的寄托，以致使女儿怀疑她是否爱上了契诃夫；她会不管气候怎样恶劣，总要到他们曾经散过步的那条柏油小路慢慢地踱来踱去，“和他的灵魂相会”。他为了看她一眼，天天从小车的小窗里瞧着马路上流水一样的自行车，担心着她的自行车会不会出车祸；他再忙也忘不了翻各种报刊，为的是看一看有没有她的作品。他们爱得那么深，然而甚至不能说一声“我爱你”，因为他有自己的家，他们是“患难夫妻”，“生活得和睦、融洽”，不能因为她的爱而去伤害“另一个人的快乐”；因为必须“遵从着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只得为这“不能摆脱的镣铐”而受苦终身，只有到了“天国”里，才能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这不是大悲剧么？悲剧的原因，在于爱情和婚姻的分离，在于婚姻受到法律和道义的制约。这一对白发老人的爱情也确有难以索解之处，他们爱得那么真挚，然而两人相处的时间，一生加起来也不足24小时，甚至“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更不要说到其它”。这种高尚的精神恋爱者的“精神”，一般人是很难有切实的体会的；他们毕竟是白发者了，然而他们那种表达爱情的方式，恰恰都像初恋中的少男少女，有点不那么真实了；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和干部，生活内容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有着较高的思想、道德的修养，精神世界应该是广阔的，怎么可能满心贮着的只有爱情的痛苦，而且明明知道这种爱情是与“法律和道义”相抵触的而又偏要折磨自己呢？他们都是唯物主义者，却“希冀着天国”，把希望寄托在虚无之中，像个虔诚的宗教徒，这只有徒然增加现实人生的痛苦。这又岂不是个“大笑话”么？(刘景清：《她还缺少些什么——也评张洁的创作》，《当代文学》1982年第1期)这些文字，表露了上世纪8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之初，相当一部分老实本分的国人/百姓对爱情婚姻讲求实际的态度；看到悲剧也好，看成笑话也好，一切都与“小布”/“小资”追求的罗曼蒂克无关，更与日后在全国上下膨胀的婚外情以及专门指涉“二奶”/“傍家儿”、“小蜜”/“小三儿”的地下明火或地上暗火无关。
张洁是富有诗情画意的人，在小说/散文之外涂抹出了许多精美的风景油画，足以办个画展。可是，在私人生活和创作中，爱情于她几乎既无诗情也无浪漫，如她所言：“从《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后，我再也写不出一部爱情小说。如果小说里的人物需要写一封情书，我得想半天。我的作品里爱情故事不太多。”(赵为民：《和美国回来的张洁聊天》，《海上文坛》1997年第6期)那么，她偏要挤牙膏似的挤干自己今世加前世的柔肠，直挤到“真是一点儿柔情也挤不出来了”(张辛欣：《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中国作家》1986年2期)，去叙写一场婚外的黄昏恋，这是为什么呢？追究起来，此中固然有某种个人经历/经验表达的需要，但更大的驱力是当年英雄式的知识分子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自觉与责任——那时候，张洁像许多在新时期文坛冲锋陷阵的作家一样，为自己挑选了思想启蒙者的位置，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与时代达成了社会精英的默契，因而多次强调《爱》是一篇探索社会问题的小说，是自己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后试图用文学形式写的读书笔记，她说：
即便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们在感情生活上也是有缺陷的。为什么不承认这个缺陷呢？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有多少呢？而权衡利害的婚姻却随处可见。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书中，恩格斯断言：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婚姻中一切经济考虑消除后，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正是最牢靠的婚姻。这篇小说，就是想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我读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
——(孙五三：《一个普通的人——记女作家张洁同志》，《青春》1980年7期)
那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尚处于僵滞状态却开始激情燃烧的时代，或许因为有马克斯、恩格斯的照耀，让很多人以为可以大胆地向前走；或许因为焦渴万分的中国太需要雨露滋补，对爱情婚姻的敏感及对文学的关注度超乎寻常；或许因为刚刚在文化禁锢中松绑的男女老少，终于从《爱》里辨认出久违的爱情模样；或许因为张洁真的像个“女巫”(张辛欣语)——她骑着大扫帚，一下子就飞进荒芜的社会心灵，叩响了无数人锁闭在内心最隐秘最柔软/脆弱角落的一扇扇小门……无论有多少个“或许”和“因为”，都不能不承认，《爱》问世后所激起的强烈社会反响，不啻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奇迹。
最早力挺《爱》的研究/评论者，大都是现如今公认的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贤。黄秋耘1980年1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指出：《爱》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希望读者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谢冕、陈素琰夫妇在1980年2期的《北京文艺》上撰文，谈到《爱》鞭挞无爱的婚姻，批判交换和买卖的婚姻，在作家的思考还不十分活跃自由——“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忌讳，我们还有无穷无尽的忧虑，我们还有着太多的左顾右盼”的国情下，这篇小说在“题材与主题上”作了一番“认真的冲撞”(《在新的生活中思考——评张洁的创作》)；唐挚(唐达成)在《文汇增刊》1980年2期上发表的《读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随感》，发出《爱》是“纯真爱情的呼唤”的盛赞，充分肯定了女主人公“摆脱镌刻着私有制度烙印的一切习惯、情感、规范和传统”的渴求。随着热评热议的涌出，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也不断涌现，形成十分热闹的争鸣局面。此情此景，从当年的权威/主流媒体《文艺报》《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来稿综述”(1980年8月号)，可见一斑：
张洁的小说……发表后，在读者和评论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争论。本刊今年一月号发表了黄秋耘的《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其中涉及到对《爱》的评价；继之，本刊五月号又发表了李希凡与黄秋耘商榷的文章《倘若真有所谓天国……》和晓立评论张洁作品的文章《深刻细致，但也要宽阔》。《光明日报》也先后发表了盛英、肖林、戴晴等人的文章。围绕着这篇小说的一场争鸣，便热烈地展开了。
近来，本刊收到了很多来稿，对这篇小说和上述文章发表了各种意见，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但总起来看，少量来稿赞同李希凡、肖林的意见，绝大多数来稿是与这两位作者商榷的。来稿主要围绕着对小说的思想倾向和格调的评价展开争论，具体争论的是怎样评价老干部和钟雨的形象，他们的爱情是否合乎道德，产生他们的爱情悲剧的根源究竟何在等问题。
《文艺报》的这篇文章，是《爱》发表后9个月内的“来稿综述”，表明当年读者反应批评的跟进速度之快，参与人数之多，涉及话题之广，讨论问题之深。如果说，《文艺报》作为文艺批评的重镇赢得此局面并不为奇的话，那么，其他主流、非主流及文学、非文学媒体的情况足可证明这个奇迹：1980年7月2日，《光明日报》刊发曾镇南《爱的美感为什么幻灭——也谈〈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编后”说：张洁的《爱》发表以来，“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和争论。本刊不久前发表了肖林和戴晴同志的两篇持不同意见的评论文章，着重从小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的道德性上评价作品的意义。现在，再选发两篇从文学角度——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美感作用与作品的主题和主题表现上评论小说的文章。自从展开讨论以来，本刊陆续收到不少来信、来稿，对读者的支持，我们深表感谢”；《北京文艺》仅1980年就刊登了多篇关于《爱》的评论/争论长文，如李贵仁的《她捧出的是两颗纯洁的心——谈怎样理解〈爱，是不能忘记的〉》(1980年2期)、石天河的《理想的感情和革命的道德》(1980年9期)；还有《当代文学》，1982年1期上就发表了三篇有关《爱》的论文；此外，1980-1985年间，不计《读书》、《求是学刊》等重量级大刊、学刊，地方性的杂志如《江淮文艺》、《福建文学》、《四川文学》、《工人创作》、《红岩》、《湘潭大学学报》、《浙江师范学院学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衡阳师专学报》、《克山师专学报》等，都不失时机地参与了有关《爱》的评论/争论，推出了一批颇有见地的文章。
除了直接与公共/公开媒体对话外，活跃于民间或私下的读者反应批评，也见证了《爱》所带来的奇迹。比如，一位当年采访张洁的作者说：有人对我说，“张洁害了一批人。”他的意思是说，张洁的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使很大一批已准备草草成就的婚姻破裂了。也有人说，“张洁救了一批人。”他们的意思是说，这篇小说使那些青年人能够严肃地认识婚姻问题，也使很多人从那种权衡利害的婚姻中跳出来，重新寻找真正的爱情。在张洁那里，我也看到积压的各种各样的读者来信，有感激的，有求教的，也有咒骂的，甚至还有匿名信(孙五三：《一个普通的人——记女作家张洁同志》)。再有，何满子、耿庸分别写于1980年4月5日和1980年9月8～9日的《关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的通信》，1985年1月在《女作家》发表时附“前记”说：“时隔四年之久，将我们两人私下议论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的两通陈旧的函件公之于世，不是想附庸现时一些作家鱼来雁往，叙交论文、谈笑风生的风雅”——原来，二位对《爱》的私下大讨论，是有感于“几种有影响的报刊上登出了几位评论家的批评文字，大抵是从小说的社会效果来立论的”，而他们认为“不触及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中的时代生活的内容，以及作家张洁如何以她特有的艺术性格感受生活并作出她自己的反应，道德观点便只是道德观点”；没想到的是，私下里的讨论形成了文字后投寄给公开媒体，竟遭遇多次退稿——而这曾被退稿的通信，不过是“两人意见的一小部分”，他们“私下有六七封关于这篇小说的书信往来，似乎也和评论家意见是相左的”。
实际上，在这场争论中，无论人们评价《爱》的个人观点有多大差异，在对马克思、恩格斯著名论断的理解与遵从上绝无异议，这意味着，所有论者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大家对没有爱情之婚姻是不道德的认同/认可十分相似——没啥大不同，只是人人衡量爱情和道德的标准或埋在骨子里的尺度，各有各的不同。所以，李希凡、肖林为代表的一方同样以为“不应否认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国已基本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尚不发达，由于物质生活的种种限制，也由于旧意识的深远影响，恩格斯所预言的那种最符合道德的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还没有完全实现”(肖林语)。区别在于，李肖一派看《爱》中老干部和妻子的婚姻，不觉着二位生活在无爱之中——“几十年来，他和她既然生活得那么和睦、融洽，能说相互没有爱情吗？”(李希凡语)再说了，“几十年同舟共济的亲密生活，也足以产生亲密的感情了”(肖林语)，因而才认为这老男人与钟雨的爱情关系是不道德的，是渺小可鄙的；同此立场，讨伐之声也升级到了认定《爱》宣扬男人背弃妻子另觅新欢，女人企图占有有妇之夫，这种爱是应该忘记的。肯定《爱》的众多论者呢，更喜欢钻到作品的字缝里，通过扩展理论依据的范围，生发出各式各样的道德辩护及阐释，或大力赞颂老干部的自我克制、自我牺牲，把快乐给予别人，痛苦留与自己的高尚情操和道德；或将男女主人公视做社会道德的楷模；或提升到共产主义道德的渴求与呼唤。当然，也有力主不折腾的和谐之论者，说：“我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我并不提倡现在没有爱情的夫妇都去离婚(倒是要劝这样的夫妇学习喜旺、李双双‘先结婚，后恋爱’，建立团结和睦的家庭)”。(秦吉了：《有甚于画眉者》，《文艺报》1980年8月)
30年过后回头看，惊觉社会已进入西方学者说的“大叙事崩溃”的时代，昔日结伴于“启蒙叙事”的知识英雄一个个散去——当刘震云《手机》里那个猥琐男(拼音代码：WSN)严守一让《爱》的故事不仅着实变成了大笑话，还变成了大傻帽儿，笔者终于明白了维护知识分子现代性自律主体立场的西人，为什么说这个现代型自律/他律的理性主体被“消解”了，成了零度主体。如此，我们还有必要再去追评关于《爱》的那场争论是对还是错？还有必要较真分辨孰优孰劣么？
因为：无论当年的参与者/发言者持有怎样的立场，发出怎样的声响，都已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曾经作为现代型自律/他律的理性主体，这些知识英雄，共同留下了一个纯粹的姿态，一个执着的手势。这就够了。
如果要记住《爱》，首先应记住的是这个姿势，这个手势。
至于《爱》，在长达数年的争论平息了之后，可谓“已无风雨也无晴”。它被网进了女性的批评视野，随着女性文学批评/研究的崛起和发展，被各路女豪杰更加理性地重新打量，她们发现了它不曾被看到的好处，也看到了它曾经被肯定的缺失。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女性论者都会一如既往地抓住它不松手，把它视为探究张洁女性意识的重要起点，或者作为女性文学里程中不能忽略的标识。除了硬着头皮撰写正宗文学史的人，至今都不能忘记《爱》的，恐怕大多是女人。
至于张洁，在《爱》之后开始渐变并转型，她不再“人已被撕碎，梦却没破”，不再人已到中年“还在像一个小女孩儿一样，眼巴巴地期待着人世从来没有肯真正地、平稳地降临给她的一点点可靠的温存”(张辛欣语)。她转向了人性之恶、人性之弱的探源，变得老辣尖酸又刻薄，女狂人般跳将起来恶狠狠地诅咒，或者阴阳怪气地嘲讽；再后来，似乎又回到“原点”，经过一番炼狱似的大反省，陷入大绝望，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