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二——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李达论文,史实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之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51-07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李达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曾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其内容涵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史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并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李达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多为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但也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例如，李达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最早中译者之一①，并曾应傅子东之请对后者所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1934)“完全审核一遍”，还曾承担了译稿部分校对工作②。由此，蔡尚思在其《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中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关于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或唯物史观一类新社会科学新方法论的书籍，盛极一时”，而“介绍此类思想最出力者，首推李达李季等”；李达“努力介绍最新的社会科学哲学，贡献之多，时人实罕其匹”③。但是，正如笔者在《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一——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考辨》一文中所说，迄今为止学界对李达著译和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人们甚至尚未完全弄清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到底做了哪些译介和有些什么译作。其表现之一，就是人们普遍断言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澄清相关讹误，本文拟对李达到底是否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作一勘查和考辨。
一、一种至今仍在延续的广泛讹传
现存于武汉大学档案馆的李达档案材料中，有一份封面上标明编写于1964年10月的《李达著作目录(初稿)》。分“专著部分”和“报刊文章部分”开列了1919年至1963年间李达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译，并附有“翻译书、文目录”、“现存手写稿目录”和“未发表过的讲稿或报告稿目录”三份材料。其中，“附一 翻译书、文目录”又包括“译书部分”和“译文部分”。与目录主体部分(含“专著部分”和“报刊文章部分”)的内容一样，附件一“译书部分”在列出李达诸译著时一般都标明了译著字数、出版地、出版年月、馆藏地及索书号，但其最后所列三部译著除书名外却没有提供任何其他信息，其中一部是“经济学批判”④，它实际上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李达所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上述《李达著作目录(初稿)》没有标明编写者，但其内页上写道：“由于目前能找到的有关资料很少，已编成的这个目录还只是一份不完整的初稿，现在把它打印出来，为的是使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不致散失了，以待有机会再慢慢补充。”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该李达著作目录绝非李达本人所编，也肯定没有经李达本人订正。同时还可断定，文中所说目录编写者“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中不可能有《经济学批判》的译著原件，否则该目录不会不标明这部译著的出版信息。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几乎所有的李达研究者，包括《李达文集》编辑组以及宋镜明、曾勉之、王炯华、丁晓强诸先生，都在有关论著中认定李达曾经翻译过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979年，《李达文集》编辑组发表了《李达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理论活动及著作编年》，最先提到了李达的这部译著：“《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著，1930年出版)”⑤。1982年，曾勉之先生发表了《李达著译目录(初稿)》，其中列有这样两部李达译著：“政治经济学批评(译著)(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原著马克思”和“经济学批判(译著)”⑥。曾勉之先生曾长期担任李达的秘书，并不是一位专业的理论研究者。他的这份李达著译目录显然只是综合了上述李达档案中《李达著作目录(初稿)》和《李达文集》编辑组所撰《李达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理论活动及著作编年》的有关内容，但他可能不知道人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和《经济学批判》原本是指马克思的同一部著作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故而竟把它们当成了李达的两部不同的译著。1985年，袁锦翔先生发表了《无产阶级译界前辈李达》一文，从翻译学的角度概述了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在文中首次明确了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该著汉译史上的地位：1928年至1930年间李达“翻译的马克思所著《政治经济学批评》，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⑦。1985年、1986年，宋镜明先生先后发表了《李达主要著译书目》和《李达年谱》，最早详细记述了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信息，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译名即《经济学批评》。他于1985年发表的《李达主要著译书目》载明：“经济学批评 (德)马克思著 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1930年 全一册 本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⑧一年后，他又在《李达年谱》中写道：1930年，“一月，所译的《农业问题之理论》(该书二七四页，河西太一郎著)、《经济学批评》(即马克思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本书，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⑨。宋镜明先生对于该译著译名、出版地和出版时间的记述，基本上为后来的李达研究者如王炯华、丁晓强等人所采信和沿用⑩。不过，宋镜明先生本人后来又说该译著的译名是《政治经济学批评》(11)。这样一来，在上述李达研究者们所发表的李达著译目录、学术年谱和相关文章中，李达所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便有了三种不同的译名，即《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评》和《经济学批评》(其中，“经济学批评”这一译名的采信者最为众多)。多年来，这些李达著译目录、学术年谱及相关文章关于李达在中国最早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其译为《经济学批评》、《政治经济学批评》或《经济学批判》，并于1930年1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说法，被人们普遍引用，至今仍在学界广泛流传。
由同一位译者翻译并在同一个出版机构出版的同一部著作竟有三个不同的译名，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易让人生疑的问题。照理说，如果李达确曾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定他到底使用了哪一个译名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而要确定这一点，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找到人们传说中的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始文本。然而，笔者用了很长时间在国内外各类图书情报机构和数据库中搜寻，结果却一无所获，不要说找到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何一个译名的原始文本，甚至也未发现对其只言片词的引证或评论。考虑到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殊重要性，如果李达确曾翻译(并且是首译)过这部著作，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大陆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12)，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曾被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人称为“全世界劳苦群众的圣经”(13)。众所周知，关于陈启修(陈豹隐)首译的《资本论》，学界曾有大量的文本研究。如果李达首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相信也会有一些对它的具体研究或评论。况且，近30年来，人们已分别从各个不同的学科对李达的译作进行了一些研究，甚至还有人从翻译学的角度对李达笔译的风格和特点作过考察(14)。如果李达真的有一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译著，它即使不是这部著作的首译本，也是李达翻译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必定会这样或那样地进入研究者们的视域，从而不至于出现上述情况。此外，李达的每一部译著都有多个版本，而上述李达研究者们却不能提供关于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一部特别重要的译著的任何再版或重印的信息，这也让人充满疑惑。据此，笔者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李达从未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李达在中国最早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其译为《经济学批评》、《政治经济学批评》或《经济学批判》，并于1930年1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讹传。
二、实际翻译者的证词与疑似的讹传之源
无法找到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始文本，没有发现任何对它的引证和评论，严格说来还只能使人对这部译著是否存在的问题表示怀疑。要真正否定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判断和论证笔者的上述结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在这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际翻译者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帮助。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于1858年11月至1859年1月，它是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原拟写作的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的前两章，其主要内容后来被马克思概括地写进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该书包括“序言”及“商品”、“货币或简单流通”两章。其中，“序言”精辟地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因而历来都受到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别重视，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早在1903年，广智书局就曾出版了由赵必振翻译的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译《经济学之评论》)的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 “五四”时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开始在中国传播。1919年5月5日北京《晨报》“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陈溥贤所译的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中就节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陈溥贤译书名为“经济学批评”)。1919年9-11月，《新青年》第6卷第5、6号连载了李大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也从河上肇的日译文转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论述，并称马克思“以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15)。这些说明，《经济学批评》的译名最初源自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此后，很多学者都曾这样或那样地节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如范寿康(1921)、刘宜之(1923)、李一氓(1929)、剑青(1930)、许德珩(1932)、程始云(1935)、韬奋(1937)、何思敬(1949)等等。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有以下两个中文全译本。
一是刘曼译本(《经济学批判》，马克斯著，刘曼译，上海乐群书店1930年3月2日付排、1930年5月25日出版，上海棠棣书店1930年重印)。
刘曼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位中文全译者，他“采取的本子是1904年出版的Stone的英译本，并辅以宫川宾的日译本”，同时还参照了考茨基的德文本(16)。而Stone的英译本，则译自考茨基在1897年所刊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版，该版与1859年的原版有些微的变更，即曾由马克思在他自己的本书笔记的页边指明过的变更(17)。与考茨基所编德文第二版不同的是，Stone的英译本还以附录形式收入了马克思写于1857～1858年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它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过，是由考茨基1903年3月在德国《新时代》(Neue Zeit)杂志上第一次公之于世的。刘曼指出：“英译者的译文，是否最为可靠，我想凡是读过德文本和英文本的人，早就有一个定评，公认它是一部有权威的译本。若就我的所见，Stone的译本的确有这几个特点：第一，他译这本书时，曾费过极端精细的考虑(关于这一点，看过他的序文就可了然)，几番的审定；第二，他曾改正了原文上少数误载的引文；第三，他曾添上少数重要的附注，并在经济学批判绪言(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引者注)底前面，附有考茨基在Neue Zeit(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引者注)报上发表本文时所载关于补添各点底说明。”(18)这段话表明，刘曼选择Stone的英译本来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经过了审慎考虑的。
我们说刘曼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位中文全译者，可以刘曼的译序为证。他在该书“译者序”中开篇便说：“出版了足足七十年的这本经济学批判，谁也知道是马克斯先生的全部遗教中一本最重要的经济文献，是全世界劳苦群众的圣经，早已有了各种文字的译本。然而在中国，直到现在，直到马克斯主义所煽起的革命焰火渐次迫近我们四周底现在，直到我国劳苦群众正在觉醒地接受时代要求底现在，直到我国思想界起了进一步的转变底现在，直到旧社会将随历史的车轮转入万劫不复的深坑中底现在，这样一个可贵的宝物，才有我这一本卑之无甚高论底译本，毫无疑义是我国思想界一件不可怒的缺恨。我译这本书，虽然抱有解除这一缺恨底宏愿；我的译本，虽然对于目前迫不急待的大多数不请外国文的读者，多少可以给予帮助省识这个宝物底机会；可是原书底精确的迻译，觉得太不容易，除非国内有更美满的译本出现，这缺恨似乎仍旧解除不得。”(19)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刘曼清楚地标明他的“译者序”写成于1930年3月26日的上海。如果像上述人们所讹传的那样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已于1930年1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刘曼是断不会如是说的。因此，刘曼的译序在确证他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位中文全译者的同时，也否证了关于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930年1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讹传。
二是郭沫若译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著，郭沫若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12月初版、1932年7月再版，上海言行出版社1939年5月重排出版，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年3月刊行)。
1928年流亡日本以后，郭沫若便着手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30年4月左联编辑出版的《文艺讲座》第1册版权页后，就刊载有他的这部译著的出版预告。后来，这部译著由神州国光社于1931年12月首次出版。郭沫若的这部译著出版不久，北平的书店里又出现了一些与其内容完全一致却标明是李季译、上海政治经济研究会1932年3月印行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译本(据说有的还将译名改成了《经济学批判》)。获悉这一情况后，李季感到极为不满，遂给神州国光社的负责人及该社《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寄去一篇题为《被剥削的文字劳动者》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前接北平友人来信，问市场上发现署名我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出自我的手笔？当时疑该书即系郭沫若君翻译和贵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嘱友细查。顷接来信，果然是郭冠李戴！我所开的‘译书铺’本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店’，现在竟变成了北平王麻子和上海陆稿荐，这还了得！？我并不是怕打坏了招牌，而是不愿掠人之美，更不愿强盗们将郭君劳动的结果妄收入我的帐中，籍饱私囊。”(20)
在谈到这起“郭冠李戴”事件时，学界常有人说这是郭沫若故意冒李季之名，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它足以证明“李季”是郭沫若所用笔名之一，其实不然。1947年3月，郭沫若的这部译著又被作为“沫若译文集之四”由群益出版社出版，他在为该版所写的序中对此事作了明确的说明。他写道：“二十年前大革命遭了挫折的时候，我亡命到日本。那时候因为大病初愈，我住在东京附近的一个乡下小镇。兼带养病。本来是起了一个雄心，想译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因为出版上有问题，终究没有动手。但我却把这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面读，一面翻译了。初版是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不知怎的，却把我的一篇序文失掉了。出版后似乎也遭过一些挫折，我在亡命十年后回国，看见坊间有好些印本是标名‘李季译’，这当然是李季先生所不知道，而且会认为不甚名誉的事，因为我的译文太生涩，那对于李先生岂不是一个玷辱吗？”“这事，我对于书店也不想责难，说不定连神州国光社的负责人也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事情在1930年前后的出版界很多，好些翻译版书都爱张冠李戴地把译者或著者的姓名换掉。”“换名的动机当然是出于生意经，有的是想换一个名气较大一点的以资号召，有的则是企图避免危险。‘郭沫若’这三个字有一个时期实在等于SOS，听说十几年前有些无辜的青年竟因为藏了我的小说而遭了难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很能了解，这部书的译者之所以由‘郭沫若’改换而为‘李季’的翻版家的苦心。”(21)
上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际翻译者的有关记述对于我们澄清关于李达也曾翻译过这部著作的讹传都是有益的。其中，刘曼的译序为并不存在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已于1930年1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事实提供了有力的证词。尽管郭沫若为其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译著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文丢失未刊，而其为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的同一译著所写的序文并不像上述刘曼译序那样包含着为我们所需要的明确信息，但他与李季之间的署名权纠纷也为我们的考辨提供了一些有用线索：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版界在著作署名问题上经常出现的张冠李戴的现象，很可能就是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讹传的源头之一。就是说，既然那时的出版界经常有翻版家出于生意经而张冠李戴地把译者或著者的姓名换掉，保不准哪位翻版家也曾把某个版本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译者张冠李戴地换成了李达。如果真的发生过这种情况、从而确实有过标明为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的话，那么，出现关于李达曾翻译过这部著作的讹传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三、昆仑书店的“近刊预告”：可以确定的讹传之源
虽然李达实际上并未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上述那种至今仍在延续的广泛讹传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除了上述30年代可能出现过被张冠李戴的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外，笔者还发现了这一讹传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也是能够完全确定的源头，那就是在人们的讹传中曾出版过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上海昆仑书店的“近刊预告”。
1928年冬，李达与熊得山、邓初民、张正夫、熊子民等人一起在上海创办了昆仑书店，其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1929年1月印行的李达所著《现代社会学》(22)。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出版商一样，昆仑书店出版的著作后面一般都附有该书店出版物的广告，包括“出版书目”和“近刊预告”两个部分。从1929年6月至1930年6月，昆仑书店出版的绝大多数著作，如《国际帝国主义史论》(马哲民著，昆仑书店1929年6月初版)、《唯物史观经济史》(上册，山川均著，熊得山译，昆仑书店1929年7月初版、1929年11月再版；中册，石滨知行著，施复亮译，昆仑书店1929年9月初版、1930年2月再版；下册，河野密著，钱铁如译，昆仑书店1929年10月初版)、《世界社会史》(上田茂树著，施复亮译，昆仑书店1929年8月初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李达著，昆仑书店1929年9月2版、1930年5月3版)、《社会科学概论》(杉山荣著，李达、钱铁如译，昆仑书店1929年9月至1930年3月3-5版)、《物观经济学》(住谷悦治著，熊得山译，昆仑书店1929年10月初版)、《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住谷悦治著，宁敦五译，昆仑书店1929年10月初版)、《政治科学大纲》(邓初民著，昆仑书店1929年11月再版)、《古代社会》上下册(莫尔甘著，杨东莼、张栗原译，昆仑书店1929年11月初版)、《帝国主义没落期之经济》(伐尔加著，宁敦五译，昆仑书店1929年11月再版)、《现代世界观》(塔尔海玛著，李达译，昆仑书店1929年9月至1929年12月1-3版)、《农业问题之理论》(河西太一郎，李达译，昆仑书店1930年1月初版)、《世界文化史纲》(威尔斯著，朱应会译，昆仑书店1930年1月初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昆仑书店1930年6月初版)，其书后的“近刊预告”都写有“马克思著 李达译 经济学批判”或“经济学批判 李达译”。不过，这一时期昆仑书店对于李达所译这部著作的预告也有个别例外。例如，《现代社会学》(李达著，昆仑书店1929年9月7版)后面“近刊预告”的书目中有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批评 马克思著 李达译”。显然，这些“近刊预告”所谓的“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评”，所指的都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既然1930年1月以后昆仑书店的出版物还在反复不断地刊载李达这部译著的出版预告，那么，像前述讹传那样说它在1930年1月已由昆仑书店出版是决无可能的。
1930年7月至12月，昆仑书店的出版物仍在继续刊载李达这部译著的出版预告，但均已将它的译名改成了“政治经济学批评”，如《唯物史观经济史》下册(昆仑书店1930年7月再版)、《现代社会学》(昆仑书店1930年7月10版、1930年12月11版)、《社会科学概论》(昆仑书店1930年10月6版)等后面的“近刊预告”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唯物史观经济史》下册(昆仑书店1930年7月再版)等后面的“昆仑书店近刊预告”共列了12部著作，包括“资本论 第一卷第二分册，马克思著 陈启修译”、“机械的唯物论批判 恩格斯著 蒲列哈诺夫注释 杨东莼译”、“马克思、恩格斯意特沃罗基观 森户辰男著 余思齐译”、“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著 杨东莼译”、“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之批判 河上肇著 钱铁如、张定夫译”、“宗教之起原 拉法格著 熊得山、张定夫译”、“浪漫派经济学批判 伊里基著 张定夫译”、“伊里基的经济学体系 宁敦伍译”、“唯物史观体系 熊得山译”、“政治史 邓初民著”、“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之破产 塔尔海玛著 杜畏之译”以及“政治经济学批评 马克思著 李达译”。这份书目旁边还有这样一行文字：“以上各书准于九月底以前完全出版”。这也就是说，按照昆仑书店的出版计划，上述包括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在内的12部著作一定会在1930年9月以前完全出版。
然而，昆仑书店的这一计划并没有如期实现，因为1930年9月以后昆仑书店的出版物并未停止对这批著译的出版预告。有趣的是，1930年9月以后昆仑书店出版的一些著作(如《社会科学概论》，昆仑书店1930年10月6版；《现代社会学》，昆仑书店1930年12月11版)后面不仅原样照登了上述12部著作的“近刊预告”，而且同样注明“以上各书准于九月底以前完全出版”。事实上，这12部著作中，除《机械的唯物论批判》和《宗教之起原》(23)外，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在内的其他著作，不仅1930年9月以前没有按计划出版，而且此后也没有出版(24)。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李达一直忙于其他的著译计划而没能抽身完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翻译。从1929年至1932年的四年中，李达先后出版了《现代社会学》(改正三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等4部专著和《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社会科学概论》、《现代世界观》、《农业问题之理论》、《经济学入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土地经济论》、《政治经济学教程》、《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10部译著，这种著译速度和这些著译的工作量已是相当惊人了。特别是随着上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刘曼译本和郭沫若译本的相继出版，李达或许感到，他所进行的这些著译工作与其原来计划的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翻译相比较已变得更为紧迫和重要。二是昆仑书店对原出版计划作出了调整。1930年12月以后，昆仑书店的出版物再也没有刊登上述那些尚未出版的著作的近刊预告。九一八事变后，昆仑书店开始组织出版“反日帝国主义丛书”，并在其出版的每部著作后面都附有“昆仑书店最新出版反日帝国主义丛书预告”。这些表明，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昆仑书店似乎放弃了上述尚未完成的出版计划。三是昆仑书店于1932年下半年完全停业。1932年6月李达实际上就已离开了上海，先是赴泰山为冯玉祥讲学，两个月后又受聘为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1932年10月14日，昆仑书店遭上海国民党当局查封，书店账房李叔民等人被逮捕，其罪名是“宣传赤化、危害民国”。李叔民接受审讯时称书店已有三四个月没印东西了，这与李达离开上海的时间正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昆仑书店此前并未放弃上述尚未完成的出版计划，它也不可能再继续出版那些著作了。
虽然昆仑书店最终没能完成它的上述出版计划，但它的“近刊预告”、特别是其1930年7月以后标明“以上各书准于九月底以前完全出版”的“近刊预告”后来却引起了很多误解。可以肯定地说，1929年6月至1930年12月昆仑书店关于“马克思著 李达译 经济学批判”或“政治经济学批评 马克思著 李达译”的次数众多的“近刊预告”，就是人们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讹传的最主要的源头；而人们讹传中的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译名即《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评》，就直接来自昆仑书店不同时期或不同出版物所登载的不同“近刊预告”。
其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像昆仑书店这样预告过某一著作而后来实际上并没有出版的情形是极为常见的。例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负责组建了人民出版社，并在当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5号上刊载了《人民出版社通告》，预告将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和其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9种)，其中，“马克思全书”中有一本是“经济学批评李漱石译”。这里所谓的“经济学批评”也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李漱石”则是李汉俊的笔名。《人民出版社通告》还在这些计划出版的书目后面注明“以上各书，已有十种付印，其余的均在编译之中，准年内完全出版”。但是，与这份《人民出版社通告》所预告的绝大多数其他书籍一样，计划由李漱石翻译的《经济学批评》实际上并没有出版。而《人民出版社通告》关于“经济学批评 李漱石译”的出版预告，与后来人们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取译名《经济学批评》的广泛讹传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总之，尽管昆仑书店的出版物曾反复多次地预告过李达所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李达实际上并没有翻译过这部著作。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各种版本的讹传该改正过来了。
作者曾撰写和发表了《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一——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考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6期]，本文是作者对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进行勘误的第二篇文章。
注释：
①李达译本为《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载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1923年第1卷第1期)，它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最早两个中译本之一(另一译本是熊得山1922年译出的《哥达纲领批评》)。
②参见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子东译，神州国光社1934年版，“译者序言”第9页。
③蔡尚思：《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天籁季刊》1936年第25卷第2期，第13页。
④《李达著述目录》，武汉大学档案馆，档号RW751966-3。
⑤陶德麟、李其驹等：《李达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理论活动及著作编年》，载《中国哲学》1979年第1辑，第362页。
⑥曾勉之：《李达著译目录(初稿)》，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页。曾勉之先生后来对该目录进行过修订，但仍然沿用了同样的记述。见曾勉之：《李达著译要录》，载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湖南党史人物传记资料选编》第2辑，1985年12月编印，第140页。
⑦袁锦翔：《无产阶级译界前辈李达》，《翻译通讯》1985年第6期。
⑧宋镜明：《李达主要著译书目》，《图书情报知识》1985年第4期。
⑨宋镜明：《李达年潜》，载宋镜明著《李达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
⑩参见王炯华《李达著译年表》，载王炯华著《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页；王炯华：《李达年表》，载王炯华等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0页；丁晓强、李立志：《李达著述年表》，载丁晓强、李立志著《李达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11)参见宋镜明《学界泰斗 一代宗师——论李达同志的学术地位与作用》，载宋镜明编：《李达与武汉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宋镜明先生在这里说：李达“1930年译出的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评》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后来，宋先生将此文收入了《宋镜明自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被收入《宋镜明自选集》的还有《李达年表(1890-1966)》一文，该文所记述的李达这部译著的译名却又是《经济学批评》。于是，仅在宋先生的同一部作品中，李达这部译著就有两个不同的译名。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页。
(13)(16)(17)(18)(19)参见马克斯《经济学批判》，刘曼译，乐群书店1930年版，“译者序”第1、3、1、3、3页。
(14)参见袁锦翔《无产阶级译界前辈李达》，《翻译通讯》1985年第6期。
(15)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1919年9月第6卷第5号。
(20)李季：《被剥削的文字劳动者》，《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5期。
(2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译，群益出版社1947年3月版，“序”第1－2页。
(22)《现代社会学》是李达担任湖南大学法科教授时所编著的讲稿，最初由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1926年7月1日初版并发行至再版)，经修订后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昆仑书店的第一个版本是1929年1月的“改正三版”)。学界广为流传的该书最初由现代丛书社1926年6月出版、后由昆仑书店1928年11月或12月出版的说法亦为讹传。
(23)其中，《宗教之起原》后改译名为《宗教及正义·善的观念之起源》(拉法格著，熊得山、张定夫译，昆仑书店1930年9月1日初版)；《机械的唯物论批判》后改译名为《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恩格斯原著，蒲列哈诺夫注释，杨东莼、宁敦伍合译，昆仑书店1932年5月初版)。
(24)关于李达翻译马克思《经济学批判》或《政治经济学批评》的信息仅曾出现在昆仑书店出版物后面的“近刊预告”中，从没有出版在其“出版书目”中。即使在1936年2月第8版李达著《现代世界观》(疑为其他出版商或书商翻印，因为此时昆仑书店已不复存在)后面所列昆仑书店已出版书目中，也没有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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