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典文学中的“七”：以先秦两汉文学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先秦论文,古典论文,中心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十以前的基数中，“七”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无论对于民俗、文化、学术、宗教还是文学都有不寻常的意义。而它对于文学的影响尤为深远，几乎涉及各种文体，乃至于修辞、情节安排等各种环节中。连类而及的七十、七十二等，似乎都成为显数，具有一定的经典意义。笔者试对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两汉文学中的“七”略作探析。
先秦文学中的“七”
《说文解字·七部》：“七，阳之正也，从一，微阴从中邪出也。”①汉人视七为抱阳而负阴的数字，这与从先秦以来流行的阴阳五行说有关，而对后世影响颇大。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篆文七与十相似，惟直画屈中，书者易误。……本书‘丙’下云：‘阴气初起，阳气初亏。’‘午’下云：‘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申’下云：‘七月阴气成体。’馥谓：阳立于七，故七为阳正。阴生于阳，故阴从阳出。七与屯同意。”②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许慎说“纡远难通，造字之始，画以纪数，本无深意，但别其形耳”③。朱氏说法符合造字原理，许慎与桂氏之说则是言其后来赋予的文化意义，应是从本义而来的引申义。但其引申义后来居上，影响远大于其本义。
既然七为正阳，主南方，为壮盛之始，那么作为数字，就具有极数、大数的特征，似乎和九相侔。然九常与君王沾边，故缺少普泛意义。所以七就升居为臣下的、大众的极数，可以与表众多的三相当，然较三更具有特殊意义，这从先秦典籍可以看得出来。《诗经·邶风·凯风》：“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此七恐非实数，而是极言子数之多，烘托母亲的劳苦而已。同理，《曹风·鸤鸠》：“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七于此亦只表为数之多，言母鸟对众多幼鸟公平如一。《小雅·大东》：“跛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言织女星一日移位七次，故织出的布不多。这里的七亦为极数，带夸张意味。《唐风·无衣》：“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兮，安且吉兮!”《毛序》：“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所以孔颖达《正义》说：“侯伯之礼，冠服七章故请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秋官·大行人》云：‘诸侯之礼，执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诸侯之礼，圭、版制、旗帜、马饰、车辆、辅己行礼者，礼物等，诸侯均以七为制。故以《毛序》意，则“七”，即七衣，指七章之衣，属于诸侯的服饰。今人则以此诗与晋武公无涉，谓“七”言其多，并非实数。无论《无衣》诗意如何，“七”在新旧解说中都具有特殊意义，表极多则为其基本义。
“七”在抒情性的《诗经》中属夸饰性的极数、大数、显数，在严肃的先秦史著中亦复如是。《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杨伯峻注：“此言或太过，以生理言之，七日不饮水，不能生存。”④《左传》成公七年：“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谓其一年内疲于王命。“七奔”便成为成语，“七”亦非实数。又成公十六年载，楚国潘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注家谓当时革甲一般为七层，然此处不言“彻革甲焉”而言“彻七札焉”，可见力穿七札的“七”，仍然带有一定夸饰的大数意义。又文公十六年载，楚用骄兵之计对付庸地人，与庸“七遇皆北”。庸人即不设备，楚遂灭庸。此“七”显然为虚数，乃言楚数次遭遇庸人，都假装败逃。由此想到僖公二十七年城濮之战，开战的晋楚都是大国，晋国出动战车七百乘，似为实数，但审思则恐为虚数。何以见得?试再看襄公二十五年陈郑之战，子展与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宵突陈城。郑为小国，焉能出动七百乘?陈郑交恶，本属小战，又怎能用得上像城濮大战的车数?那么此七百乘显为夸张，而城濮之车数似乎也不能完全坐实。
由上可见，西周至春秋时代，“七”即是弹性很强、张力极大的显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流行于社会上下各层。再看《论语·子路》孔子所言：“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宪问》：“子曰：‘作者七人矣。’”旧注家对此“七人”提出种种名单，未免穿凿。这句似说：这样作的人很多。“七”为虚数、大数而已。再看战国文献，《孟子·梁惠王上》：“晋国，天下莫强焉……而丧地于秦七百里”，《梁惠王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前者称其大，后者言其小，这是与七抱阳而负阴的特性有关。大为阳，小为阴，可见七是个可阳可阴，可大可小之数。《离娄上》：“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七年可以取得天下权力，则与上引《论语·子路》教民七年可以参加战斗一样，均为表大数的虚数。《荀子·富国》：“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宥坐》：“孔子适南楚，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以上“七日”“七年”的“七”，均非确数，都为时间很久的意思。
七的极数观念，也反映在先秦著述篇数的安排上。《庄子》分内、外、杂篇，一般认为，外、杂篇为庄周后学所作，内篇为庄周所作。而内篇正好七篇，且同样显著者，内篇每篇篇题都是三字。注家有言：“七篇篇名，各有其义，与外、杂篇取篇首二三字为名者迥殊。”又言：“内七篇分之则七，合之则只是一篇。观《逍遥游》以南冥北冥起，而《应帝王》以南海之帝、北海之帝收，首尾照应，应可见也。是故欲通《庄子》，当以内篇为本经，而以外篇杂篇为佐训。”⑤今论者谓庄书十七次运用了“七”，又把混沌在七日之内被凿七窍安排在第七篇《应帝王》的第七节，作为整个内篇的终结，“其匠心设计围绕‘七’之数而展开，给人以强烈的象征结构性的暗示”，“使之成为体现道的循环回归运行法则的形式载体，从而更加强化全书的体道悟道之召唤结构的效应”。⑥无论这种解析是否正确，对问题的发现都是有意义的。混沌在七日被凿七窍而死的两个“七”，旨在极力宣扬反自然之危害，这是显示作为极数的负面。就篇数为七而言，不仅《庄子》内篇，整部《孟子》也正好是七篇，真是无独有偶!
还有《周易》大传“十翼”，实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七篇。因前三篇各分为上下，故称“十翼”。《周易·复》卦的“七日来复”，前人谓卦的一爻代表一日，消乾卦六阳爻为六日，变为阴爻而为坤卦的纯阴。至第七变，才有一阳爻居卦象之上位，即一阳来复，故名《复》卦。“七”于此表示事物发生质变的周期规律，故言“七日来复”。还有《既济》卦的“七日得”，其理亦同。如此说法，亦和“七”的极数观念密不可分。
“七”在《离骚》中的结构意义
语言修辞的“七”及篇目数“七”，都是外在形式或外在结构，而“七”为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也作为极重要经营的数字，首先体现在《离骚》上。
历代对《离骚》结构划分不一，我们认为一分为三的处理最为简洁明了。全诗可分为十五个段落，又可再分为三大部分。前六段叙述自己的理想与遭遇挫折的经历，是标准的自叙传；接着的八段是千方百计地设想继续追求而不遂的苦思与郁闷；最后一段乱辞是长诗的结语。
历来大多以前六段为第一部分，而划分的不同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第一部分的六段，似乎还含有另外一种象征意义：主人公于四境六合之内，在政治挫折中苦苦追求——“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四荒”即四方遐远之地。此两句承上启下，不仅引出第二大部分，而且暗示在楚国朝野反复追求而失败的结局。我们看“反顾以游目”，即言楚之四境之内既无可求，那只能到更遥远的“四荒”了。“反顾游目”之四境，加之天上地下，构成六合。六合之内求而不得，只能向六之上的“七”继续求索。如果说“六”于此似乎是个隐形数字，不易觉察，那么“七”则在第二大部分就成为较明显的结构性数字，由它来组织更为浪漫曲折的“故事”，而进一步显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矢志不移的精神，可惜这个用来组织后半篇最宏伟结构的“七”，向来不易被人察觉。
我们知道，《离骚》的第二大部分，是对第一大部分自传性长诗的一定程度的变形复述，以对话形式为主，编织了七个故事性的情节，依次展开：
1.女媭詈予：假设一个老大姐急切的批评。
2.重华陈词：欲从女媭劝告而不能。重华则告以坚持正道。过去一直如此却处处碰壁。于是滋生寻求第三次的“对话”，上天去追求真理，找个说法。
3.上扣帝阍：上至天庭找说法，乃象征希望楚王醒悟，君臣复合，实现美政理想。然而帝阍“倚闾阖而望予”，暗示天帝不予接待，即象征楚王仍不醒悟，激发了又一次“求女”之举。
4.三次求女：地下天上都得不到一条出路，就萌生寻找“第三者”的想法。若有一志同道合者，能疏通与楚王的关系，此所谓另辟蹊径。于是自《诗》以降的比兴手法，可以用到香草，也可以用到美人身上。先后欲求宓妃、有娀佚女、有虞二姚。然三次求女均告失败。摆在屈原面前只有离国出走这条唯一的通路。
5.灵氛占卜：走投无路的苦闷者，往往会求神问卦。占卜高手灵氛为屈原得到吉占：“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楚求合。楚材晋用自春秋以来即成一种风气，负有“国际”声望的屈原，不会没有这种念头。然而当如此想法涌上心头时，他必然又会想到，楚国不能没有他，他也不能没有楚国。故对吉占不免“心犹豫而狐疑”了，故只好转而求神。
6.巫咸降神：大巫巫咸告诉的大道是留楚待合，就像吕望等到七八十岁终遇文王。屈原从二十七八等到至少中年，占了他人生一半的时间。如此说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他深感“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不由引起他的冥思。这就是第二大部分第七自然段，这一段像一篇“天问”，质问了许多大惑不解的问题。经过一番苦闷的思考，最终作了最为痛苦的抉择，准备再次“周流观乎上下”。
7.漫游西极：又是一次寻求探索。从结构看，前以连续的六个故事，接着的第七段是唯一没有故事的段落，它好像是紧锣密鼓后的间息，属于艺术上的“休止”。前六故事与此没有故事的盘旋段，张弛相间，起伏交错。而漫游西极，从结构上看，段首“灵氛告余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越过第七自然段的盘旋，而与第六段的第六故事灵氛吉占——留楚待合，前后相接。然在内容上却是“历吉日乎吾将行”——远行西极以追求真理。西方，在五行中对应秋季，所以，西方代表生命熄灭。人死了即谓驾鹤西游，或曰魂归西天。屈原所写的漫游西极，就是想到自杀。当漫长人生在经过多方追求而反复失败以至山穷水尽的时候，是会想到自杀的。《离骚》第一大部分述怀时就说过：“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彭成为殷商贤臣，谏君不听，于是投水自杀，希望死谏能警悟君王；他又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反复表白自己做好了死的准备。在他看来，只有“死谏”，或许可使楚王一悟。所以，在第二大部分里的前六次多方追求无门之后，他就编织了一个浪漫而恢宏的死亡故事——漫游西极。屈原是贵族，既然是自杀，可以设想得轰轰烈烈，但为什么又描绘得那么兴高采烈?当想到用死亡代替苦闷的追求，或者说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唯一的选择——死亡上，人生还有什么苦恼不可以释怀!何况其行为是为了追求真理!
然而，当他奔向西极，“忽临睨夫旧乡”时，则“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不忍心离弃所哀怨的楚国。曾经身负重任，始终想使楚国强大的屈原，又怎能离得了这一片热土?虽然现在对他来说是一片冷地。于是，他又否定了漫游西极的第七个故事所向往的行为。
回味《离骚》第二大部分这七个故事，是屈原以惊采绝艳的才华编织出光彩夺目的七次不同追求，显示了失望——追求——再失望——再追求的心路历程，也是对他长期追求经历的象征性展示。故事以“七”为限，七为极数，亦为圣数，亦为竭尽全力的自足的虚数，“七”在这里显示了生命与心理的历程。而唯有“七”，才能展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唯有“七”，才能构筑这篇光照古今的长诗的结构框架；唯有“七”，才能显示《离骚》“气往轹古，辞来切今”的思想魅力与艺术感染力。“七”的文学的、民俗的、文化的诸种内涵，在中国文人第一首长诗中得到第一次丰富的展现。诞生于战国晚季的《离骚》，是对先秦关于七的理念的集大成运用，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七体及汉代文学中的“七”
汉代“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而盛极一时的辞赋创作中，《七发》与《七谏》先后以“七”命篇，直承屈辞“七”的创作手法，并逐渐形成“七体”之制。
枚乘《七发》在汉大赋发展史上具有标杆式意义，自两汉以至魏晋六朝，拟作者络绎继踵，达数十篇之多。由于蔚然成林，故《文选》专列“七”为一体。洪迈说：“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⑦所言“上薄《骚》些”，当所谓上承《离骚》与《招魂》。刘熙载《艺概·赋概》承其绪，谓“出于宋玉《招魂》”。可惜至今仍未引起学界注意⑧，而讨论“七体”者甚多，然“七体”终属缺乏创新的模仿之作，虽在当时连绵不绝，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并不显著。
西汉子史关于孔子传闻最多，其中干七十余君之说流传极广。《淮南子·泰族训》：“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盐铁论·相刺》：“孔子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说苑·至公》：“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又《善说》：“仲尼委质以见人主七十君矣，而无所遇。”《史记·儒林传》：“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司马贞《索隐》：“后之记者失辞也。案《家语》等说，云孔子历聘诸国，莫能用，谓周、郑、齐、宋、曹、卫、陈、楚、杞、莒、匡等。纵历小国，亦无七十馀国也。”汉人诸说或源于《庄子·天运》“(丘)以奸者七十二君”，或又与《韩非子·难言》“(伊尹)七十说而不受”有关。其实“七十”与“七十二”都是“七”的扩大数，与“七”表极数意义等同。如《史记·高祖本纪》谓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犹如言“蛟龙于其(刘邦母)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以及酒肆主人说刘邦醉卧，“见其上有龙”，因“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前者是自造的政治广告，汉人长袍大袖，又重礼仪，谁能知其大腿上黑子之数?后者则花钱请人代做广告。刘邦运作时恰利用了“七十二”这个极数。《论衡·儒增》对孔子干七十国，则说：“案《论语》之篇，诸子之书，孔子自卫反鲁，在陈绝粮，伐树于宋，并费与顿牟，至不能十国。传言七十国，非其实也。”这类数字具有的正是增饰夸张的修辞作用。
《史记》言征战、劳役等，亦好用“七十”。《周本纪》记武王伐殷，纣王“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乐毅传》言其伐齐“下齐七十馀城”，《田单传》：“齐七十馀城皆复为齐。”《秦始皇本纪》：“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又言：“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刘敬叔孙通传》：“今陛下起丰沛……大战七十，小战四十”，《项羽本纪》：“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李将军传》：“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曹相国世家》谓曹参“定齐，凡得七十余县”，《陈丞相世家》记陈平离楚降汉，刘邦使“平等七人俱进”；又记在平城刘邦“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则与孔子厄于陈蔡的时日相仿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史记》五体结构：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其数各有意义。尤其是70列传，总括上古三代至汉武帝时人物，其篇目亦是取其极数之意。总之，太史公尚奇，带有神秘的“七”及其倍数，往往汇聚笔端，从中亦可见出汉人对七的钟爱。
作为极数的“七”可以伸入到各个领域，甚至早期的目录学著作也不例外。刘向整理皇家图书，亦分作七大类，名曰《别录》，相当于汉代皇家图书总目提要。刘向身后，其子刘歆嗣业，总括群籍，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凡七卷，每略一卷。刘向开创了中国图书提要法，刘歆开创了中国图书分类法，“七”便成了分类目录的先河，后来刘宋谢灵运《七集》，萧齐王俭《七志》、萧梁阮孝绪《七录》，都依七部而分类。影响所及，齐梁间道教经典目录也悉归七部。
余论
七的文化与文学意义自先秦奠定，经两汉而拓展，影响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历程之中。
建安魏晋文学创作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七哀》。《七哀》为汉末乐府新题，王粲、曹植、阮瑀以及西晋张载等人均有所作。《文选》曹植《七哀》吕向注曰：“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也。”⑨不知何据。七为极数，七哀似为最悲痛之哀。吕向之解似为望文生义。王粲《七哀诗》今存三首，互不相贯，或非同时之作。曹植等皆各为一首，并未见七首同题者。由此可见《七哀》诸作，承继《七谏》之意而不用其体，篇名之“七”乃用极数的引申义，而非表具体数字，此其善于变化耳。
曹植《七哀》抒发思妇之悲哀，似有所寄托，或借此以讽君。其名作《赠白马王彪》为连章诗，计七章，可称其“最悲哀的诗”，实际上是够得上“七哀”了。他能以“七哀”为题，而用别题创作数为“七”的连章诗，也在情理之中。曹植与建安诸子的与“七”相关的诗，比起所谓为数甚多的“七体”，可算是最得屈辞之精神。
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可谓最具七的文化内涵。在这个人物画廊里，包括自己在内，凡咏七位贫士。叙写形式先叙后议，赞美性的评论带有对话性质。组诗实际是在“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的理念中，表达“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的精神境界。既借古先贤前修而言己之怀抱，为什么偏偏写了七位贫士?为什么偏偏采用七首以尽怀抱?我们试作如下解读：七不仅是个极数、自足之数，而且是带有悲剧性的哀痛意义的数字。它的悲剧性，显示了一种不懈的人生追求。屈原《离骚》第二大部分七个伟大灿烂的故事，显示了七次无休止的壮丽的人生追求，奠定了它哀恸的悲剧特征。陶渊明在这片悲剧性的热土中，也撒播了自己艰辛而悲愤的种子。只有“七”的自足性和悲剧性，才能发抒他心中长期交织的苦闷，所以他不选五或八，而锁定七，形成了七位贫士与七首诗，这给后来杜甫的《同谷七歌》提供了新的契机。屈子以七作为追求的形式，是为了悟君强国；陶公的咏贫士出之以七，则尽显其悲悯情怀，二者悲世精神与高洁人格是一致的。陶诗与屈辞确有许多惊人的相似，诸如美人香草、飞鸟幽兰的比兴寄托，对话式的结构，浪漫的表现手法，在在处处息息相通，今论者已有专文发掘⑩，此不赘述。陶诗无疑又有继承建安风骨的一面，《咏贫士》与《七哀》的悲剧性也是一致的，此即陶公七咏之所由作。
而安史之乱中的杜甫，载负着与屈子相似的历史使命，上承屈子悲剧性七之母题，再续建安《七哀》开辟的诗体，以及陶公用七篇构成之组诗，发抒心中的苦闷，而有《同谷七歌》之作。从其五的“我生何为在穷谷”，“魂招不来归故乡”，分明昭示由屈辞《招魂》母体之所滋生。而哀诸弟妹与自己处境，又有胎息陶公《咏贫士》之声气，故陆时雍“稍近骚意”的看法，具有一定的眼光。
杜甫《同谷七歌》一出，又成为一种新经典，追模者亦络绎不绝，似乎将成为一种“七歌体”。首先集中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诗人群中，如李新《龙兴客旅效子美寓居同谷七歌》，丘葵《七歌效杜陵体》，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王炎《杜工部有〈同谷七歌〉其辞高古难及而音节悲壮可拟也，用其体作七歌……》。明李梦阳《空同集》卷一九有长题仿效《同谷七歌》之作，杨爵《杨忠介集》卷九有《七歌》，徐熥《幔亭集》卷三有《途中感遇效同谷七歌》。到了清代，有趣的是《乾隆御制诗集》卷四三亦有仿效之长歌。名臣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一七有《七歌》。可见杜甫此诗确乎成为一种新经典，也可看出“七”的魅力经久不衰。
如前所言，七是个抱阳而负阴的数字，这在古老的《诗经·豳风·七月》里已见端倪。这是农夫一年十二月的辛苦之歌，头绪纷然，为国风第一长篇，偏从“七月流火”唱起一年的辛苦，发端就由盛夏带出寒冬，即显示七抱阳而负阴的特性。自屈辞至杜诗，运化的都是七的负阴的一面，其负阴的悲剧内涵似乎更拥有感动人心的魅力。
注释：
①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07页。
②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283～1284页。
③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4页。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84页。
⑤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⑥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306页。
⑦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⑧关于《七发》的来源，说法甚多。摘举如下：(1)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谓“来自鬼谷子《七箝》之篇”。(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诗教上》言：《孟子·梁惠王上》谓齐王大欲遍举轻暖肥甘、声音色彩的铺叙为其始祖。(3)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认为出于《大招》与《招魂》。(4)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以为《七发》为《九歌》《九辩》之流亚。(5)今人则谓与《管子》的《七法篇》与《士臣七主篇》相关。(6)或谓源于东西南北与上中下七方空间。(7)或以为与北斗七星、七曜崇拜有关。(8)或谓与王国维《生霸死霸考》的月亮的圆缺盈亏以七天为周期相关。(9)或据《周易·复·彖传》“七日来复”与生命运动节律与“天之道唯七”为本源。(10)或据字形以为七的甲骨文原本字形是“十”，指四方、交叉点为上中下三方，其本义即指七方。
⑨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页。
⑩魏耕原：《陶诗与屈原及楚辞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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