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凤[1]2012年在《郭建中翻译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郭建中教授，中国当代资深翻译家，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曾担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副研究员，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校区研究员，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翻译协会会长，浙江省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现任浙江省翻译协会名誉会长、杭州市翻译协会顾问。郭先生在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及翻译教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兼译、教、研于一身，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上一直争论的问题都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运用到自身的翻译实践中。他撰写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汉英/英汉翻译：理念与方法》、《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等一系列有影响性的文章，他的翻译思想引起了我国翻译理论界的关注。在过去的叁十多年中，郭先生着作丰硕，他翻译的一些名家作品受到广泛的好评。已经公开发表了翻译研究论文和专着100多万字，有《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等译学专着。专着《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系统、全面介绍美国翻译理论研究成果的着作，尤其是介绍了旅美华人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填补了当时国内翻译研究的空白。专着《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科普与科幻小说的专着，标志着我国系统研究科普与科幻翻译的崛起,填补了我国（科学）翻译研究的空白。郭先生的主要文学译着有：英国文学名着《鲁滨孙飘流记》、《摩尔.弗兰德斯》，美国文学名着《杀鹿人》(合译)和《铁草》（合译）及当代外国文学名着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和辛格等作家的作品数十篇；翻译、编着了800多万字的科幻作品并主编“外国科幻小说译丛”50余册和电影剧本等各类文体材料，其中，他与美国科幻作家协会前任主席詹姆斯.冈恩联袂主编并译成中文的《科幻之路》（六大卷，300余万字），被誉为“科幻宝典”，在我国科幻小说家、科幻研究者以及青少年中间有广泛影响。因其在译介国外科幻小说方面的成就，1991年，他获得了世界科幻小说翻译界的最高奖——恰佩克(Carel Capek)翻译奖，这一奖项我国至今无第二人问鼎；1997年，他又获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科幻小说翻译奖——“金桥奖”。他在译学的家园中留下了一道道灿烂的彩虹，被享誉中外的着名翻译家叶子南先生称为当代“优秀的翻译研究者”和“科幻小说翻译家”，《中国科技翻译》副主编李亚舒先生誉他为“中国译坛上的一面旗帜”。他的名字已被编入《中国翻译家辞典》、《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中国翻译辞典》和《中国译学大辞典》等有关译学和社会科学的工具书中。然而，郭先生对我国翻译事业的贡献却曾被忽视，较少有人对他的翻译成果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进行系统、全面地论述。本文作者通过与被研究者面对面的交流，在广泛收集有关郭先生翻译活动的文献资料和深入学习郭先生关于翻译方面论述的基础上，从文化交际出发，以和合翻译理论为视角，旨在对郭先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做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梳理和描述，探究郭先生独特思考方式及其发散型的译论研究和丰富的翻译实践，进一步理解和思索翻译理论，以便对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译论进行反思，探究先生的和合翻译思想，进而发掘先生翻译思想及其翻译实践对于我国翻译研究和文学翻译、科幻小说翻译实践的启迪和指导作用，以此推动浙江省乃至我国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繁荣与发展，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和汉语语言文化特点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提出点滴有意义的建议。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简单介绍郭建中教授及其对译学的贡献，阐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及其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论文结构框架。第二章和合学与和合翻译理论。本章首先追溯了和合的语义演变与和合的文化理路；其次，论述了和合学与翻译的关系；再次，探究了和合翻译的东西方文化底蕴，并阐释了和合翻译的溯源、内涵，其内涵包含和合翻译本体观、和合翻译认识观、和合翻译审美观、和合翻译文化观及和合翻译伦理观五个方面。第叁章介绍郭建中教授和合翻译思想。郭先生的学术信念是“既要重视实践，也要重视理论”。本章首先概述了郭先生的和合翻译思想，接着探究了郭先生翻译思想在和合视域中的映射。即：郭先生对“翻译对等标准、翻译单位划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直译与意译和归化与异化”等诸多问题的真知灼见，贯穿其间的是他对翻译研究和中西译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章还论述了郭先生和合翻译实践中表现出的“和合翻译审美原则、和合翻译文化原则和和合翻译伦理原则”等翻译行为原则。第四章介绍郭建中教授和合翻译实践。在翻译实践中，郭先生认为，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译文语言应该通顺流畅。他坚持翻译应该在“信”的基础上做到“顺”，实现“信”与“顺”的有机统一。本文采用描写、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选取郭先生翻译的笛福经典小说译本进行文本分析。首先，文章从“话语通俗性及其转换”和“叙述真实性及其转换”两个方面探究笛福经典小说的写作特点及郭译本的翻译策略；接着，探究科幻小说翻译“文学性、通俗性和科学性”叁标准，分析了郭先生科幻小说译本中体现出的翻译策略，并对先生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和合特点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论证。第五章是论文的结论。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结果、研究局限与发展空间。本章首先总结了郭先生在翻译理论、经典小说翻译和科幻小说翻译中的研究成果，接着翔实地阐释了他在翻译理论研究中提出的独到见解，最后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发现。本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存在一定的可拓展空间。研究内容有待完善，研究方法有待探索，语料与实践研究的深广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利用语料库进行实证性研究将为文学作品的分析提供更充分的论证。
郭建中[2]1986年在《论西方的翻译对等概念》文中认为一翻译的"对等"(equivalence)概念,或称"等值"概念,不仅是二千多年来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且也是现代翻译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西方翻译理论从叁个方面探索了翻译中求得"对等"的途径,即1.语言学方面;2.交际学方面;3.翻译学方面。1.语言学方面雅可布逊(R.Jakobson) 和卡特福德
赖德聪[3]2003年在《论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对等概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的一个核心概念，对等的影响力存在了两千多年，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该学派的蓬勃发展中达到极致。以巴托、泰特勒等为代表的早期翻译理论家强调原作者的绝对权威，主张以原文本为中心的包括形式、内容和风格的对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学者卡特福德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学说对翻译中的所谓对等关系做了详细的分类和系统地描述。前苏联的费道罗夫、巴尔胡达罗夫、什维采尔和科米萨罗夫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为理论基础，关注对等的层次和翻译单位等问题，与当时的翻译的文艺学派展开了激烈论战。奈达的灵活对等和等效论以交际学理论及接受美学理论为指导，突破了之前的对等理论的原文本中心主义，强调话语的语用效果对等，是对对等学说的一大推动。从语言的叁维视角——语义，语法（形式），语用——出发，可以区分翻译中的叁种对等关系—<WP=6>—语义对等（指代对等和含义对等），形式对等和语用对等。语篇层面的对等既有形式上的衔接手段的异同，也有语用要素（连贯、关联性、意图性等）造成的语言效果的异同。语篇和语用对等是对等理论的最新成果，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对翻译中的种种对等关系作出分类和描述，它作为一种规定性的评价标准难免要招致众多批评。对等理论的脆弱之处首先在于它的相对性，不同语言间的异质性决定了完全对等之不可能。其次，对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与翻译的目的直接相关。最后，对等理论的科学主义的、以原文为中心（在等效理论中还以原文读者为指向）的价值诉求违背了艺术创造的根本原则，因而注定了它在文学翻译中不适用。
邹东旗[4]1991年在《西方译论与“信达雅”》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考察西方古今译论主要流派的角度,探讨它们与我国“信达雅”传统翻译理论的联系,认为尽管西方翻译研究的视角不同,翻译的术语使用不同,但都是在探讨怎样求得译文对原文的信、达和雅。作为翻译原则和标准,“信达雅”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范守义[5]1993年在《走向科学:回顾与展望——中国的翻译研究(1950-1992)》文中研究指明[二] 类型学研究:研究途径·等值定义·等值种类在上文中我们在概念系统、语言系统和风格系统的平面上简要地讨论了等值翻译的可译性和局限性。我们对此已经有了初步的理性认识。现在我们从等值的途径,等值的定义和等值的种类叁个方面来研究翻译的等值问题。<1> 研究途径: 等值理论研究的流派众多,研究途径各有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即(1)以文本为本的途径,包括内容对等、形式对等和风格对等;(2)以文本读者为本的途径,包括效果对等、文本语用对等,形式对应和动态对等;(3)以语言功能/交际(通讯)为本的途径,如功能对等和交际对等;以及(4)全方位对等。研究等值的途径的划分也
杨剑[6]2007年在《奈达翻译理论在古典和歌汉译中的接受与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诗歌翻译中有一句名言,“What is poetry?Poetry is what get lost intranslation.”(弗罗斯特,美国诗人1874—1963)。的确,长期以来,许多人都认为诗歌是无法翻译的,甚至认为“诗歌就是翻译中所丢失的东西”。日本独特的诗歌样式——和歌,无论在语言、格律,还是诗型上都具有强烈的日本民族特点,因此也成为了日本文学汉译的难点。和歌作为日本民族的传统诗歌,是与很早流传于日本的汉诗相对的名词,也被称为“倭歌”,即“日本诗歌之意”。和歌包括短歌、长歌、旋头歌等等;到了中古以后,一般意义上的和歌即指短歌。和歌的发生与发展是与日本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同步的,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独特的诗歌形式,成为日本民族喜闻乐见的“心灵之歌”。可以说,它最充分地表达日本人的内心活动和精神,最恰当地表达日本人的所思所感和喜怒哀伤,最准确地表达日本人的敏锐嗅觉和纤细情感,因此,研究和歌对于理解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艺术和文化,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和歌翻译始于明朝,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钱稻孙等人尝试翻译和歌,在实践上提供了日本古典诗歌汉译的经验。改革开放以后,和歌才真正受到文人学者的重视,并逐渐有了系统的译介。我国日本文学界不仅积极地推进日本古典诗歌的翻译与介绍,而且与此同时就日本古典诗歌的汉译理念与方法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讨论主要在1979年底创刊的《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上进行,多位学者发表了自己关于和歌汉译的看法和意见。这场讨论历时四年之久,是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史上少有的就日本文学某一体裁进行的专门讨论和争鸣,不仅吸引了读者对日本文学翻译问题的关注,同时对和歌的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于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建设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翻译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和十分丰富的经验。然而,在肯定中国传统翻译学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传统的翻译研究又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首先,中国传统译学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缺少开放、综合和跨学科系统性;其次,传统译学缺少基本的翻译理论体系;最后,传统译学局限于传统美学的方法论,强调把握和模糊形象思维,缺少精确分析和严谨的科学论证。相对而言,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方法、思想、研究角度日新月异。引进和学习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这无疑对创立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有裨益。翻译理论应“兼容并包,利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翻译着种种难题”。翻译对等论是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译界接受最广同时又颇遭非难的理论话语,它无疑给中国译界注入新的生机,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话语转型起到了先决作用。在翻译对等论的研究之中,美国学者尤金·奈达(E.A.Nida)的贡献尤为突出,他综合了语言学、信息论、交际论、接受美学等理论的合理内核,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理论思想,强调译语接受者应该获取与原语接受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追求的是两种效果之间的基本对等。在中国,翻译对等论的接受最初由一批具有开放意识的学者完成,林书武、谭载喜、郭建中、包振南等翻译家从八十年代起相继翻译介绍奈达等西方学者的翻译对等观。奈达的动态对等曾经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主流话语,这与翻译家的努力和探索是分不开的。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以及围绕其一系列的翻译原则,将翻译的重心转移到翻译的功能上,确保接收者准确无误地接受原文信息。本文尝试创造性地运用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对日本古典和歌的汉译进行一番研究。相对于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严密的考证和精确的理论描述,中国传统译学理念有其历史局限性一面。因此,本文以日本古典和歌为研究对象,结合奈达的翻译理论研究,通过译案的比较分析对奈达翻译理论在日本古典和歌汉译过程中的接受和运用进行探讨,从而得出奈达的翻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的观点。本论文的构成如下所示:本论文由序论、第一章、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以及终论、参考文献和附录构成。序论:序论主要通过先行研究的文献总结,对研究课题的提起、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作简单阐述。第一章:日本古典和歌及其在我国的汉译情况简单介绍日本古典和歌和《小仓百人一首》的概况,并梳理我国日语学界的和歌汉译情况,对和歌汉译实践中所体现的中国译学理念进行整理与归纳。第二章:奈达的翻译理论总结和归纳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即“动态对等”(后改为“功能对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绍奈达为达到动态对等而提出的着名的逆转换翻译模式,以及奈达引用信息论的观点而提出的“动态对等”的翻译检验。第叁章:和歌翻译的标准之一:动态对等试将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思想作为和歌汉译的标准之一,结合我国学者针对和歌汉译的讨论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点,探讨和歌汉译中动态对等的实现,从而得出奈达的“动态对等”可以作为和歌汉译的标准之一,它为和歌汉译问题的处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第四章:逆转换翻译模式以及动态对等的翻译检验在和歌汉译中的应用探讨奈达提出的逆转换翻译模式以及动态对等的翻译检验在和歌汉译过程中的应用。由此得出,逆转换翻译模式以及动态对等的翻译检验在和歌汉译中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终论:概括本研究的结论和观点,反省本论文尚存的不足之处和问题点,展望今后的研究课题。
刘法公[7]2008年在《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隐喻研究中以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为代表的隐喻学派以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为基点开展研究,提出了很多隐喻新观点。国内许多语言学者近年来热衷于介绍和研究西方隐喻理论,却大多忽视将其用于汉英隐喻比较,使引进的隐喻理论未发挥出潜在的价值。本论文尝试把隐喻的思维观和隐喻的文化关联理论用于汉英隐喻分析,把隐喻与思维的关系同隐喻翻译与思维的关系相结合,开展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由此提升隐喻翻译的理论层次。本论文比较汉英隐喻的文化相互关联性和文化缺失性,分析隐喻翻译的主要困难、问题和前人的尝试,提出隐喻是思维方式可拓展到隐喻汉英翻译也是思维方式上,隐喻源于思维,思维决定隐喻的寓意;没有思维就没有隐喻,也没有隐喻的正确理解,同样,没有认真思维就无法实现恰当的隐喻汉英翻译。本论文用从西方隐喻研究理论新观点中得到的隐喻翻译新认识,剖析隐喻汉英翻译中比较典型的翻译缺陷问题,完成了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翻译方法论和与译文衡量标准等方面的基本研究,具体成果有四项:1.提出了隐喻汉英翻译的叁原则与内涵:(1)保持隐喻特征;(2)接通汉英隐喻的关联文化内涵:(3)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该原则总要求是:隐喻翻译完成后,汉语者思维中的喻体意象能够在英语译文读者的思维中“映射”;2.提出了保持隐喻特征,实现汉英隐喻的喻体意象转换的两条衡量标准:(1)泽文与原文喻源域的映射意象一致,(2)译文与原文的“喻体共知性”一致。该衡量标准可判断译文与汉语喻体内涵上是否一致,文化意象转换是否适当;3.提出了接通汉英隐喻关联文化内涵的叁个翻译方法与内涵:(1)转换喻体,(2)扩展隐喻,补出寓意,(3)直译喻体,增加释义;为译文喻体在内涵上与不同的汉语文化喻体“一脉相承”确立翻译方法;4.创立了为实施“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翻译原则的一个新译法:“文化喻体直译+内涵“解”译”。该新译法是从汉语歇后语的构成引发的思维创新,能够基本保障“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这一原则,保全汉语隐喻的文化喻体及其寓意在译文中显现。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本章探讨了西方隐喻理论和隐喻翻译理论可以给隐喻汉英翻译研究提供的四点新认识、隐喻的本质与研究价值、隐喻的可译性与隐喻翻译研究的必然性、国内外隐喻与隐喻翻译研究现状、隐喻翻译的研究意义与目标、研究方法等问题。第二章西方隐喻学研究发展历程与对隐喻汉英翻译的启示本章简要回顾并解读了Lakoff前后的西方隐喻研究成果,联系汉语隐喻实际阐述西方隐喻观点对隐喻汉英翻译研究的思维启示:智力正常的语言者可成为隐喻能力的强者;同理,优秀译者必须先做隐喻翻译的强者。本章提出了隐喻汉英翻译衡量标准的思路,认为汉英概念隐喻具有较强的对比基础。第叁章隐喻的认知与隐喻翻译的探索本章认为西方“隐喻”概念非常宽泛,能够涵盖汉语“明喻”之外的许多比喻,而汉语的“隐喻”则是比喻中的一支,或曰“隐喻”,或曰“暗喻”,提出把“喻体共知性”作为隐喻翻译喻体转换的衡量标准之一,用具体的汉英隐喻译例验证了该标准的适用性。本章提出隐喻汉英翻译原则要保障隐喻译文能达到认知对应的目标,而传统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有限。第四章隐喻汉英翻译原则本章通过研究汉英隐喻翻译原则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汉英隐喻翻译的叁原则,用大量隐喻汉英翻译实例验证该原则的功能和应用价值,指出该原则可供我们理据充分地评判前人的隐喻译文,比较贴切地翻译隐喻,同时把目前的隐喻研究理论和隐喻翻译理论提升到更高的研究层面。第五章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的应用本章回答了“如何保持隐喻特征”、“如何接通汉英隐喻的关联文化内涵”、“如何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等问题,提出了实施前两条原则的检验标准,确立保障实施第二条翻译原则的叁个翻译方法,创立了一个新译法,以期解决“文化喻体缺失”的隐喻翻译历史难题。第六章研究的主要结论本章归纳了全文的隐喻汉英翻译研究结果,即;四点新认识、叁个翻译原则、两个衡量标准、叁个构建的翻译方法、一个创新的翻译方法,指出本论文的局限性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柯子刊[8]2014年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观照下的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林少华是我国当代着名的日本文学翻译家、作家、学者,至今已翻译90余部作品(含合译本),独译村上春树作品41部,出版5部文集、2部学术着作。林译在中国大陆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不仅引发了“村上春树热”,进而还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林少华在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然而至今为止,国内外对林译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日本学者根据西方译论对林译做出的评价,与国内学者对林译做出的评价大相径庭；林少华作家和学者的身份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线,但实际上,林少华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影响了他的翻译观和翻译实践,很大程度上帮助林少华奠定了其翻译家的地位。凡此等等,都说明林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目前的研究现状,笔者在合理吸收利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译论”为观照,对翻译家林少华及其文学翻译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附录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主要概述了本文的前期研究、选题价值、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为正文部分的论述提供必要的铺垫。首先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前期研究进行综述,提出需继承和发扬传统译论,并以传统译论作为理论基础解决实际的翻译问题。接着指明林译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介绍林译研究的现有成果。然后论述将林译置于传统译论下进行研究的理由。最后阐明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等。第一章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概括并提炼其核心内容。首先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对本文论述的中国传统译论做出了界定。接着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由语言、文字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语言决定并反映思维方式,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文字,思维方式最终可以由文字体现出来——入手,依据这一理论,“六书”造字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象形思维、会意思维、形声思维)即可视为汉民族的传统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同样适用于汉语语境下的“外译汉”翻译实践,把思维方式与传统译论两相结合,归纳出了中国传统译论的五个核心内容为(诚于译事、案本求信、以象达意、译以致用、文章正轨),并对这五个核心内容进行了初步的体系化探讨。第二章对林少华的身份进行认定。首先探讨林少华的翻译观及其文学观,突出文体在林少华翻译观、文学观中的地位,然后理顺翻译观与文学观、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翻译与创作共用一套思维方式,文学观、翻译观、创作和翻译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一套循环系统,文学观、创作在先,对翻译观、翻译产生影响,而翻译又影响了文学创作的主题,创作又进一步强化并巩固了文学观,文学观继而影响翻译观,如此循环反复。第叁章以中国传统译论之“诚于译事”为观照,结合相关材料,夹叙夹议,从林少华知识构成(双语能力、双文化能力、百科知识)、林少华对翻译对象的选择、林少华对译本的锤炼(手抄译文、研究原作、修改译文)、多方认可这四个方面,最后得出林少华作为译者,对待翻译事业的确做到了诚心诚意。第四章以中国传统译论之“案本求信,以象达意”为观照,从林译书名和译文两方面出发,将林译与他译比较,得出结论认为,林译书名赋予“原象”以“新象”,形不同,神相似,意相同；译文通过精心斟酌译词,恰当使用成语、灵活安排句式,准确传达出了原作的内涵与精髓。第五章以中国传统译论之“译以致用,文章正轨”为观照,从言辞中,发现林少华通过翻译想实现两个目的：一是用“古汉语”丰富现代汉语,维护汉语的纯洁性；二是再现村上原作文体特色,两个目的并不矛盾,而是并行不悖的。从句长、四字格、迭音词叁方面来考察林少华的创作和翻译,发现创作和翻译中都明显含有这叁种文章元素,说明翻译的确受到了创作的影响,实现了文章化,富有文学性艺术性。而带有文章元素的林译文体,从句长等角度而言,又准确传达出了原作“简洁、节奏、异质性”的文体特色。与此同时,林少华和村上春树都崇尚简洁、节奏,并与主流文学文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二人在文体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即是二人文体的契合。文体的契合是文体再现的重要条件,为文体再现提供了重要保证。总而言之,带有一定创作风格的林译实现了双重目的,并逐步走向经典化,既“译以致用”,又“以文行远”。第六章围绕林译评价论争展开。首先按时间顺序对各位学者的林译评价(包括林少华自身对译文的评价)进行客观评述,然后主要从“归化”和“异化’”、“直译”和“意译”两方面对学者们的立论依据进行详细地评析,最后站在“顺译”的立场上,对林译做量性分析,得出林译乃“形神兼备的顺译”。第七章探讨林译中的误译问题。首先对孙军悦、谢建梅、施小炜叁位研究者公开发文指出的林译中的误译进行分析,并指出误译的类型及成因,接着阐述研究者及林少华本人对误译的评价,最后以传统译论为观照,西方译论为参照,考察林译中的误译问题,仍可得出“瑕不掩瑜”的结论。接下来是结语部分。首先全盘扫描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及结论,中国传统译论符合中国翻译实际,将民族思维方式移植到传统译论的探讨中,可得出传统译论的五个核心内容。以此观照研究林少华及其文学翻译实践,可知林少华堪称“才子型”与“学者型”兼具的翻译家,继承并实践了中国传统译论。他对待翻译事业,诚心诚意。翻译过程中,象形、会意、形声叁种思维方式的综合运用,让林译既能跳出原作语言表层结构形式,又不至于偏离原作太远,还能准确传达原作的主旨内涵,同时兼顾原作文体,而且译文的遣词造句尤为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接着阐述了从研究中获得的启示,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译论、如何客观公正的评价翻译家及其文学翻译等问题,最后对论文的不足进行说明,并提出对后续研究的展望。附录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林少华翻译作品目录,为笔者首次编写,按照出版社进行分类,兼顾译作出版时间顺序,涵盖了林少华目前为止所有译着。第二部分是孙军悦论文,此文在日本期刊发表,国内较难读到,故全文录入,可为其他研究者参考之用。第叁部分是笔者对林少华的采访稿,里面详细记述了林少华对文学、翻译、误译、翻译学科建设等问题的认识,是研究林译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第四部分是林少华翻译手稿,清晰地再现了译文的生成过程,亦是林少华“诚于译事”的重要证明材料。第五部分是笔者对林少华创作与翻译中的四字格及迭音词的统计,这一量化统计为证明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第六部分是笔者从上海译文出版社得到的对译稿,可清楚地表明林少华和出版社为保证译文的准确所付出的努力。
郭亚银[9]2011年在《论文学作品中的语用模糊及其翻译》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致力于探讨语用模糊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及其翻译。“语用模糊”这一概念自1990年由何自然在其文中论及以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它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交际手段,还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方法。其研究综合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以及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出于特定语用目的而采用模糊语言或清晰语言传达模糊的言外之意。语用模糊研究一直以来被归入言语行为的理论框架下,用于分析言语交际中的“模糊其辞”,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用模糊及其翻译的论文着作目前并不多见。在本文作者看来,文学作品翻译是原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一种叁元交际。文学作品中的语用模糊不仅见于人物言语当中,从原作者的角度来看,对于作品中的其他描写部分,也会采用一些修辞手段或一些句法、词汇手段传达一些模糊的意境和美感。比起模糊语言的翻译,语用模糊翻译更加注重语用模糊的效果。因此这一翻译过程更多考虑怎样在传达最佳语用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转换模糊的语言形式。以上两方面原因,构成了本论文选题的依据。本论文采用案例分析及文献回顾的方法从写作者和对话双方的角度,在参考现有各位学者相关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以《围城》为语料,对文学作品中的语用模糊现象进行具体定义以及详细分类。通过对模糊类型的翻译转换方式的分析,比如模糊语音、模糊词汇、句法和文化层面的对等方式处理,最终总结出文学作品中语用模糊翻译应该遵循语用等效的原则。为了达到语用等效,可以采用直译、解释性翻译、直译加注释和省略译法。其中直译加注释能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文化背景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保留原文中的模糊形式。另外,语用等效的实现途径是多样的,所以在语用翻译中也没有绝对的、唯一的译本。与此同时,本文还探讨了语境在语用模糊翻译中的作用。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语用模糊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翻译也是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此方面进行有益尝试,为完善翻译研究做出微薄贡献。本论文致力于探讨语用模糊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及其翻译。“语用模糊”这一概念首先于1983年由利奇提出,自1990年由何自然引入国内以来,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它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交际手段,还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方法。语用模糊翻译研究综合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以及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出于特定语用目的而采用模糊语言或清晰语言传达模糊的言外之意。语用模糊研究一直以来被归入言语行为的理论框架下,用于分析言语交际中的“模糊其辞”,分析文学作品中语用模糊及其翻译的论文和着作目前不多。笔者认为,文学作品翻译是涉及原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一种叁元交际。文学作品存在多种形式的语用模糊,不仅见于人物言语当中,从原作者的角度来看,对于作品中的其他描写部分,也会采用一些修辞手段或一些句法、词汇手段传达一些模糊的意境和美感。比起模糊语言的翻译,语用模糊翻译更加注重语用模糊的效果。因此这一翻译过程更多考虑怎样在传达最佳语用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转换模糊的语言形式。以上两方面原因,构成了本论文选题的依据。本论文采用文献回顾及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写作者和对话双方的角度,在参考现有各位学者相关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以《围城》为语料,对文学作品中的语用模糊现象进行具体定义以及较详细的分类。通过对模糊类型的翻译转换方式的分析,比如模糊语音、模糊词汇、句法和文化层面的对等方式处理,最终总结出文学作品中语用模糊翻译应该遵循语用等效的原则。为了达到语用等效,可以采用直译、解释性翻译、直译加注释和省略译法。其中直译加注释能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文化背景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保留原文中的模糊形式。另外,语用等效的实现途径是多样的,因此在语用翻译中也不存在绝对的、唯一的译本。与此同时,本文还探讨了语境在语用模糊翻译中的作用以及语境条件考虑不充分时产生的语用失误,即误译现象的解决途径。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语用模糊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翻译也是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此方面进行一定尝试,为完善翻译研究做出微薄贡献。
汪东萍[10]2012年在《佛典汉译传统研究》文中认为佛典汉译从东汉到宋朝,历时一千多年,翻译佛典五千多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翻译研究的源头和根基。本文选取“从支谦到玄奘”这-佛典汉译由兴盛走向高潮的阶段,对佛典汉译传统进行专题研究。传统是指传承已久和具有特点的因素,佛典汉译传统是指佛学僧人和译者在佛典汉译中形成的传承已久和具有特点的因素。这些因素尤以佛典汉译的思想、信念和方式叁个方面最具代表性,本文分别从这叁个方面依次展开论述,构建佛典汉译的文章学翻译传统,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原创性。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综述佛典汉译传统研究的国内外现状,介绍本文研究的意义、目标、思路与方法、基本观点和研究内容等。第二章传统,收集资料,查找中西方关于传统的定义,分析传统的内涵、特性和外延,介绍佛典汉译传统研究的思路。第叁章佛典汉译思想发展的主线——“文质之争”,主张从头说起,探讨文质概念的出处、演变和厘定；提倡回归历史：解读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文质之争”是关于译文语言风格是文丽还是质朴的争论,始于《法句经序》,历经叁国、两晋,直到唐朝,玄奘“新译”是“文质之争”的结果。第四章佛典汉译的信念——“文以明道”,阐述安世高开辟佛典汉译“文以明道”的道路,自此“文以明道”成为评判译文是否成功的首要准则,论述鸠摩罗什翻译“诚实誓”是“文以明道”的表现,释彦琮对译者的“八备”要求是“文以明道”的发展。第五章佛典汉译的方式——合作翻译,论述从佛典汉译初期外国人主译的私人合作、佛典汉译中期中外人共译的译场合作到佛典汉译盛期本国人主译的译场合作,佛典汉译一直以独特的合作翻译方式进行。第六章佛典汉译的文章学翻译传统及其历史回音,从文章谈到文章学,论述“文质之争”是文章学翻译传统的表征；“文以明道”是文章学翻译传统的内核；合作翻译是文章学翻译传统的成因；叁者耦合,构建了佛典汉译的文章学翻译传统,阐述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是文章学翻译传统的历史回音。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七章结语,阐述佛典汉译的文章学翻译传统是一种译学范式,有待传承；总结本文在研究范围、材料收集和理论论述等方面的得失,提出后续研究的设想。本研究横跨佛学、译学、文章学和史学等学科,属于交叉研究,有助于深化佛典汉译思想,有助于充实我国翻译史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时间问题,本文对佛典汉译传统采取“从支谦到玄奘”的断代研究,材料有待继续搜集和整理,以便将来能够完成佛典汉译从东汉到宋朝的完整研究；此外,佛典汉译传统的学理论述有待提升。
参考文献：
[1]. 郭建中翻译思想与实践研究[D]. 王晓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2]. 论西方的翻译对等概念[J]. 郭建中. 中国翻译. 1986
[3]. 论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对等概念[D]. 赖德聪. 广西师范大学. 2003
[4]. 西方译论与“信达雅”[J]. 邹东旗. 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 1991
[5]. 走向科学:回顾与展望——中国的翻译研究(1950-1992)[J]. 范守义. 外语研究. 1993
[6]. 奈达翻译理论在古典和歌汉译中的接受与应用研究[D]. 杨剑. 四川大学. 2007
[7]. 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D]. 刘法公.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8].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观照下的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D]. 柯子刊.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9]. 论文学作品中的语用模糊及其翻译[D]. 郭亚银. 兰州大学. 2011
[10]. 佛典汉译传统研究[D]. 汪东萍.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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