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炳文易学的时中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学论文,中观论文,胡炳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5)06-0082-07 胡炳文，字仲虎，号云峰，婺源考川明经胡氏后代，是元代易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据载，胡炳文的祖父胡师夔和父亲胡斗元都精研易学，并与朱熹有师承渊源。胡炳文延续家学传统，同时继承和发展了朱子理学和易学，强调“学易不可不知时”①，形成了独特的“时中”思想。 一、随“时”以处中 许慎《说文解字》称：“时，四时也。”②《易传》中讲时也多言“四时”，如《文言》“与四时合其序”，《恒·彖》“四时变化而能久成”，《系辞传》“变通莫大乎四时”等。可见，时的基本含义还是指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可以引申为客观世界的规律。“时中”并称始于孔子，《中庸》云：“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③但孔子本人并没有对“时中”进行更加详细的解释，根据上下文仅可以推断出：时中是君子的特质，与小人之无忌惮相对。如果结合“时”的原初意义来看，可以将孔子的“时中”理解成遵从外部世界的规律，做到无过无不及，小人则无视“时”的存在，无所畏惧而肆意妄为。朱熹作《四书集注》将“时中”解读为“随时以处中”(《四书章句集注》，第22页)。据《朱子语类》记载，学生曾正面向朱子提问关于“时中”的问题：“问：‘孔子时中，所谓随时而中否？’曰：‘然。’”④这里的“随时而中”与朱子《四书集注》“随时以处中”含义基本相同，而对“随时”二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将“时”作为独立的名词来讲，可以延续《说文解字》中的含义，解为根据外部世界的变化规律来把握中庸；而如果将“随时”连用，当作时间副词，解为“时时”，则朱子的观点变为“时时刻刻都要符合中”。在朱子的论述中，似乎更偏向于第二种解读，例如，他在《答何叔京》篇中讨论“圣人之中”时说道：“以其无时不中，故又曰时中。”⑤明显是将“时”解为时间副词“时时刻刻”，在《中庸集注》中也有君子“无时不中”(《四书章句集注》，第22页)的说法，这说明朱子的主张是一贯的。 胡炳文是朱子的四传弟子，以解读朱子思想为己任，在“时”的问题上，他并没有完全因循朱子的思路，而是对其进行了引申和发展。在胡炳文的著作中，“时”字出现的频率很高，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独立范畴。他赞同朱子将“时中”解为“随时以处中”，但他所理解的“时”不是与“随”连用的时间副词，也不只是指《说文解字》和《易传》中的四时或者客观世界的规律，而是包括了事物一切具体情况的总和。胡炳文认为：“中”是人要达到的理想境界和效果，只有正确地了解“时”才能实现“中”，“时即所谓中也”(《周易本义通释》，第196页)。对人来说，一切行为的准则便是充分了解自身所处之时，然后因时而动，识时而变。一个人如果对“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必然会导致行为上失“中”。在他看来，整部《周易》就是在讲述各种不同的时，实质是教人如何处中。 《彖传》常论一卦之时，往往是指该卦的总体特征而言，如“大过之时大矣哉”、“豫之时义大矣哉”、“蹇之时用大矣哉”等十二叹卦。魏晋易学家王弼总结道：“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⑥这里的“时”也是就卦而论，爻是附属于卦中的。而胡炳文则把对“时”的讨论深入到爻。他主张：不仅一卦有一卦之时，一爻亦有一爻之时，即使六爻同处于一卦之中，也必因其独特性而各具其时，“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时字”(《周易本义通释》，第257页)，而三百八十四也是因六十四卦爻数所限的虚数，借以指代“时”之无穷。因此，他常通过广泛比较来突出卦与卦之间、爻与爻之间的差异，以明确卦爻之时。总体看来，胡炳文在其易著《周易本义通释》中所论述的“时”包括事物的内在性质和外部环境两大方面。 1.事物的内在性质 一般情况下，卦爻之时的决定因素主要在于自身的性质，而事物的性质首先由其上下卦构成来体现。胡炳文通过与屯、蹇两卦比较来分析解卦之时： 解上下体易为屯，动乎险中为屯，动而出乎险之外为解。屯象草穿地而未申，解则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蹇、解得中皆指坎中而言。蹇之中在五，往则得中。解之中在二，无所往而来乃得中。当蹇之未解，必动而免乎险，方可以为解。蹇之既解，则宜安静而不可久烦扰，故蹇之时以往居五为中，既解之时以复其安静则为中也，是之谓“时中”。故蹇之“时用”、解之“时义”，圣人皆极言而赞其大。(《周易本义通释》，第273页) 此段前两句论述解与屯的不同，二卦相联系之处在于其上下卦组成相同，但位置相反，解为上震下坎，屯则是上坎下震。坎为险，震为动，因此，屯是动在险下(动乎险中)，解则是动在险上(动出乎险之外)。蹇与解卦序上相邻，意义相近，都含有坎卦，而与险难有关。蹇卦下艮上坎，象征“行走艰难”，所以要有所行动，如“反身修德”才能走出险难，此时动而往居九五为得中。解卦坎居下卦，象征舒解险难，既然前方没有险难，便不需要前往舒解，因此以回复九二为中，即“复其安静”。这两卦看来相似，却具有不同的属性，理解了这一点后根据其自身特点有所行动，这便是“时中”。这里的屯、蹇、解三卦是因上下卦构成不同而有不同的属性，由此各具其时。 而有些事物的属性是隐含的，胡炳文用互卦来进行分析。例如，他指出：噬嗑卦三至五爻互坎，坎有毒象，因此，噬嗑六三爻辞为“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周易本义通释》，第63页)；渐卦“二至四互坎，故初有水涯之象”(《周易本义通释》，第139页)；贲卦二三四爻也互坎，因此“有濡义亦有陷义”(《周易本义通释》，第65页)。以上三例均为卦中互有坎卦，而取义却各不相同，其“时”也随之不同，体现了《易》灵活多变的特点。互卦所含的信息是事物内在的性质，需要挖掘才能呈现。朱子解易不用互卦，胡炳文解读朱子《周易本义》却增加了许多互卦的内容以进一步确定卦爻之时，这是他的易学特点之一。 事物出现的反常情况亦是时，胡炳文解升卦《彖》辞“柔以时升”曰：“刚在上者，常也，柔升于上，时也。识时者方可与言易。”(《周易本义通释》，第275页)升卦上坤下巽，朱子认为“柔以时升”是“以卦变释卦名”⑦。胡炳文继承这种观点，认为正常情况应该是刚在上，柔在下，即阳爻在上阴爻在下，而升上卦坤三爻均为阴爻，是柔在上的特殊情况，因而是“变”。“变”也是“时”的一种，是事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表现。“常”与“变”是胡炳文十分重视的一对范畴。“变”通常不是人们所期待和熟悉的情况，如何“处变”也是能否把握“时中”的关键。还有一种“变”是指同一卦爻对不同的对象显现出不同的时。如：恒卦六五爻辞为“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胡炳文解释为：“六五中矣。然刚而中可恒也。柔而中，妇人之常，非夫子之所当常也。呜呼！吾于咸、恒之五而悟《易》变易之道矣！……《易》贵于知时识变固如此哉！”(《周易本义通释》，第89页)六五为阴爻，虽得中但失位，对于女子来说柔而守中便可以得吉，而对于欲干大事的男子，柔而不刚则会导致凶险。在这里，区别“常”与“变”必须要看所面对的具体人和事，这也是“知时”的要求。 胡炳文谈论卦爻之“时”在有些语境中还指事物本身的发展程度。如他比较蛊卦初六与六四曰：“以时言之，初六蛊犹未深，故但有子则考可以无咎。四之时非初比也，而复宽裕以视之，蛊将日深矣，以斯而往，其见吝也固宜。”(《周易本义通释》，第56页)初六与六四均为阴爻，阴柔懦弱，而初六所处于蛊之始，弊乱较浅，柔性手段便可以将其治理，因此爻辞曰：“无咎，厉，终吉。”而六四已是蛊之正盛，并将日益深入，如果仍然采用宽缓不急的方式则会导致失败和悔恨，所以爻辞警示曰：“往见吝”。 要想充分了解卦爻之“时”，还要考虑其发展变化的情况，胡炳文用变卦来解读这些信息。如临卦“六三变则为泰九三，能改而自新则既忧之无咎，即泰之艰贞无咎也”(《周易本义通释》，第58页)。临卦下两阳爻，上四阴爻，阳的势力将继续发展而成为下三阳爻，上三阴爻，便是泰卦，因此说泰之九三来自于临之六三。胡炳文认为二者的联系在爻辞中也有所体现，临卦六三爻辞中有“既忧之，无咎”，意思是说：已经忧惧到自己的过失，努力改正就会不致咎害。泰卦九三爻辞中所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则正是基于临卦六三所带来的结果。因此，以时解卦要求研究前后卦变情况，应事接物也必须同时考虑事物的过去与未来。 2.事物的外部环境 构成事物之时的外在条件首先是时机。这一释义是《周易》之“时”最常用的解释。胡炳文也主张做事要善于把握时机。例如：损卦《彖》曰：“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胡炳文评论说：“益曰‘与时偕行’，损于时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则不当损之时而损，可乎哉？非特二簋之用有时，以卦画推之，损刚益柔有时，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损益盈虚皆有时也。”(《周易本义通释》，第273页)这里的“时”是从总体上论时机，当损则损，当益则益，时机不对，损益便不当了。 胡炳文解释无妄卦时详细分析了此卦六爻所代表的不同时机： 六爻皆无妄也。特初九得位而为震动之主，时之方来，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刚之极，时已去矣，故其行虽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学易者在识时。初曰吉，二曰利，时也；三曰灾，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时也。初与二皆可往，时当动而动，四可贞，五勿药，上行有眚，时当静而静。(《周易本义通释》，第73页) 胡炳文认为，在无妄卦中，六爻都讲无妄，但结果各异，原因在于各自得位失位和所处时机不同。初九得位但时机刚到，所以是“无妄往吉”；六二也得位而且时机已较为成熟，所以有“无妄之福”；六三失位且不得时而有“无妄之灾”；九四失位但为阳刚乾体，下无应失时而只能“贞固守之”，“不如初之吉亦不至如上之凶”(《周易本义通释》，第72页)，所以仅得“可贞无咎”；九五得位又刚健中正且有正应，时机刚好，即使有疾也可以不药而自愈；上九失位而且处于乾卦顶端，时机已经错过，因而爻辞称“有眚而无攸利”。在这里，“识时”的确是胡炳文解易的重要方法，每一爻的得位与失位都需要与所处之时相结合，也称为“时位”，占者应当据此决定其行为之动静。 胡炳文还经常通过卦爻的相应相比等情况分析一爻之时，而这里的“时”不依赖于自身性质而是主要由外部环境来决定。例如，屯卦九五爻虽中正，但所处众阴之中，胡炳文称其“刚陷于柔，非济屯之才”，“故占者以处小事守贞犹可获吉，以处大事，虽贞亦凶也”。随后，他总结道：“学易者贵于观时识变。卦有二阳，初阳在下，而众方归之，时之方来者也。五阳在上而陷于阴，时之己去者也。时已去，虽阳刚亦无如之何矣，故凶。”(《周易本义通释》，第16页)“卦有二阳”指屯卦的两个阳爻：初九与九五，按自身性质和爻位来说，九五应优于初九，但考虑其外部环境，初九为阳之初发，上面有六二、六三、六四众阴爻争相归附，可谓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而九五在上，上下分别被上六和六四所包围，难有作为，空有阳刚之性也无济于事。所以，屯卦初九的爻辞为“盘桓，利居贞，利建侯”，九五的爻辞则是“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差别显而易见。确定了初九与九五的所处之时，胡炳文又指出：“盖初得时，二比初亦得之；五失时，上比五亦失之。”(《周易本义通释》，第16页)对于六二和上六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自身属性，而是其所比附的初九和九五。由此可以看出，外部环境对于事物之“时”亦有重要意义，有时甚至可以颠覆事物本身的性质。这种情况下，必须敏锐地意识到所处之“时”的复杂状况，然后“观时识变”。 通过这种多方位的解读，胡炳文想要强调的是：每一卦每一爻的表象、内涵、过去、未来以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时”。他特别注意通过广泛比较从爻辞、爻位、爻性等各个方面区分爻时的不同，目的是要告诫人们，现实中各种事物都有其具体特点，没有雷同，所以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够不僵化不拘泥，实现无过无不及。 二、“时中”与“权”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胡炳文所探讨的“时”不是单一的某个方面，而是包括事物所具有的一切内外条件。他主张：人必须“知时达变”(《周易本义通释》，第159页)，这便是“权”。在儒学史上，各家对“权”有过不同的理解：“公羊子言：‘权者反于经而后有善’，韩康伯谓：‘反经合道为权’，程夫子谓：‘权只是经’，朱夫子谓：‘经自经，权自权’。”⑧可见，“权”一般是与“经”相对而使用的范畴。例如，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章句上》)礼是通常所遵循的规则，属于经，而权是特殊情况下的选择，看起来似乎与经相悖，但又从根本上符合道的要求。朱子在此段后解释道：“权，称锤也，称物轻重而往来以取中者也。权而得中，是乃礼也。”(《四书章句集注》，第334页)可见，朱子将权看做对事物的权衡，并肯定了在非常规的情况下，人要通过权来把握中。 胡炳文继承并发展了朱子关于权的思想，将原来只应用于特殊情形下的权普遍化，并与时中密切联系起来。他提出：“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时’字，能随时以取中，即是此一‘权’字。”(《可权字说》，《云峰集》卷四)胡炳文的主张是：任何事物都有各自的特点，都是独一无二的，各具其时，因此要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而“权”。“权”意味着承认事物的多样性，更代表着人的主动性。在胡炳文这里，“权”不再是“经”的对立面，而是泛指人对事物的一切取舍和衡量，从广义上说，“权”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所谓的“经”也要通过“权”表现出来。 胡炳文非常重视权，认为“权者，圣人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而用权鲜有不差者矣”⑨。所以，权虽然重要却不能滥用，对用权之人有着很高的要求。要想正确地行“权”，必须先有所“立”，“学者有可与立而未可与权者，然亦未有不能立而遽可与语权者。”(《可权字说》，《云峰集》卷四)所谓“立”即“立天理”，指本心与天理“浑乎为一”，树立符合天理的行事原则。“立为律己之常”(《可权字说》，《云峰集》卷四)，有所立之后，才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取舍以达到无过无不及。儒家经典出于慎重往往不直接论“权”而是强调“立”，如《周易》乾卦讲“立诚”，坤卦讲“立敬义”，表面都不讲“权”，而实际都是在教人如何用权。 卦言立不言权，权固伏于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而不露尔。学者能卓尔有立，至于义精仁熟，凡事理精粗曲折处，自然无不相入，殆如风之入物有不见其迹者，是之谓“巽以行权”。……苟平日无自立之志，无特立之行，而遽欲言权，必流之而为权术权变之权，非圣人所谓权也。(《可权字说》，《云峰集》卷四) “权以应事之变”(《可权字说》，《云峰集》卷四)，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处事都要有权，只是程度大小的差别，权如果使用得当便是圣人之中，不当则会离经背道，成为小人之权术。胡炳文强调：“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权度，非自外来也。轻重长短之则本心中自有之，在于自度而已。”(《四书通》，第344页)用权的能力内化于人心而不可外求，能达到圣人的修养境界，自然可以随时而变，恰到好处。所以，“权”的前提是“立”——立天理，立人之本心。 胡炳文用《周易》中“巽以行权”来论述“立”与“权”的关系。“巽以行权”本是《易·系辞下》所言，历代注家多解为“以巽顺之德行权”⑩，而胡炳文则引申为“如风之人物不见有其迹”，意指人心倘有所立，行事自然能权，以此来论述权之根本在于立的观点。权不是根据各方利益而费心权衡，与之相应，中也不是经过思量辨别的刻意执中。胡炳文引朱子语录曰：“盖圣人义精仁熟，非有意于执中，而自然无过不及，故有执中之名，而实未尝有所执也。……若学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谓中者而执之，则所谓中者，果何形状而可执也？殆愈执而愈失矣。”(《四书通》，第557页，朱子原文详见《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16-1817页)他赞同朱子的观点，强调中不可执，必须要有权，而权应是圣人对待事物的一种本能反应，能够分辨事物之“时”，便能够同时行“权”。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稍有滞塞，便不是圣人之权、圣人之中了。因此，胡炳文主张：知时的同时自然能权，也就自然得中，时—权—中在逻辑上有先后关系，在实践中则是一体的，统称为“时中”。这不只是其易学思想的创新，还代表了他对易学和理学的整体认知。“知时”、“行权”、“得中”都是应事接物之“大用”，而人之本心所立之天理则是“本体”，其体立则其用行，其用行而其体显，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三、“未发之中”与“时中之中” 胡炳文认为，中是人对于理的正确把握，因理有未发与已发之分，中亦有未发之中和已发之中的区别。他用理一分殊的方法来理解“未发之中”与“时中之中”，主张“中”只能体现于“时中”上。 故粲然者全体之分，即所谓率性之道，即所谓时中之中；浑然者万殊之本，即所谓天命之性，即所谓未发之中。(《四书通》，第647页) “浑然者”和“粲然者”是胡炳文经常使用的一对概念，浑然者即未发之理一，粲然者指已发之万殊，二者仅可以在思维领域进行分辨，在现实中，“其粲然者即是其浑然者”(《四书通》，第625页)，理一就蕴含于分殊之中。中也是如此，现实存在的都是已发之中，即“时中之中”，“未发之中”作为根据和本体，只能通过“时中之中”表现出来。 胡炳文指出，儒学与佛老都讲“中”，但却有着本质的差别： 吾儒亦有所谓中，所谓一。但吾儒之中也，随时以取中，异端之中也，执中而无权。吾儒之一也，一以贯万，异端之一也，一而废百。(《四书通》，第557页) 所谓“随时以取中”正是要人根据具体事物各自的条件和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达到最理想的效果，无过无不及，以实现事物之理。中无定体，必须以“时中”的形式展现出来。而“时中”看起来是强调了事物的多样性，却并非不讲统一。胡炳文认为，真正的儒者必定是“一以贯万”的，既可以由“理一”至“万殊”，又能够从“万殊”而达“理一”，既把握“中”的根本原则，又实现了“随时而中”。“理一”与“分殊”、“中”与“时中”对胡炳文来说同样重要，而且在现实中是一体的，能够在二者间自如往来便达到了圣人的境界。相反，如果忽视了这一原理，仅执着于某一方面，则会走向歧途。 基于这一主张，胡炳文非常重视理论的贯通。他给自己的著作取名《四书通》和《周易本义通释》并非吹嘘学问高深，而是要表达其治学理念。在胡炳文看来，六经是圣人之学的承载，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易学博大精深，看起来自成一系，实际也不出于圣学之外。他强调： 天下之动非但阴阳之运动，凡人之动而行事与夫一念之动皆是也。观会通以行典礼，不会则于理有遗阙，如之何可通？不通则于理有窒碍，如之何可行？通是时中，典常是庸，如此而行则吉，背此而行则凶。系辞以明之，故谓之爻。(《周易本义通释》，第209页) 胡炳文肯定了世界是运动变化的，大到四时更替，小到一念之动，要想在运动中时刻把握中的原则，一方面要树立“典常”，另一方面则要会通万事万物，如此才能实现“一以贯万”，以不变应万变。对事物的会通必须建立在充分理解事物特殊性，即“知时达变”的基础上，因此说“通是时中”。所谓“典常”则是千古不易之理，是中庸之道，“观会通以行典礼”正是要求在变中把握不变，通过时中来实现中庸。 就其主要著作《四书通》和《周易本义通释》来看，胡炳文经常在二者之间相互说明，如引《周易》解《中庸》或者用《论语》说《周易》。在这两书之中，他都大量运用了比较说明的方法，如《四书通》中论“复心”、“复性”、“复气”；《周易本义通释》中对相关联的卦、爻、爻辞、爻位等的广泛比较。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四书通》中，胡炳文比较的目的多是求同，如：他认为“复心”、“复性”、“复气”其实都是要“复其初”，而方式归根结底都是要“寡欲”；而在《周易本义通释》中，诸多比较却都是为了求异，即要通过分析，得出此卦此爻不同于其他的独特之处，上文论“时”部分的引文亦可体现这一特点。 求同与求异并非偶然，胡炳文擅于用“理一分殊”的方法来构建其思想体系。从这一角度看，他注解四书之意重在探求理一，解《易》的任务则是要讲明分殊，这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胡炳文在《四书通》中多次论“中”，如“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四书通》，第324页)；“尧舜以来相传只是一中字”(《四书通》，第242页)；“大中至正所以为圣道之准，过中失正便易为异端之归”(《四书通》，第115页)。而他在讲“本心”时，也曾说过“自尧舜以至夫子，圣圣相传，只传此心。”(《四书通》，第63页)以“理一”的标准来看，似乎自相矛盾：圣贤所传，究竟是“心”还是“中”？胡炳文认为，“中”是人的意念行为与理相合，无过无不及，“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四书通》，第652页)，太极即理，而本心又与理“浑乎为一”(《四书通》，第139页)，传此心便是传此理，也是传此中。“守其本心之正者即所以守此中”(《吴守中字说》，《云峰集》卷四)，二者是一体的，恰当地存有本心便可以自然得中，“天下之大，运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过不及，即非中，非中则四海困穷，而天禄亦永终矣。”(《四书通》，第323页) 如此，“本心”与“中”为“理一”，凭借本心之发用在具体事务中实现“时中”则是“万殊”。胡炳文强调：“一部《周易》只是一时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时也。”(《四书通》，第495页)“知时达变”、“随时以处中”是《周易》的主题，也是对分殊的探讨，想要教会人在具体的情境下该如何自处。而“达变”与“处中”最终所依赖的还是可以“具众理应万事”(《四书通》，第15页)的人之“本心”。因此，要想完全把握时中，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理学存心而致知的方式不断修养自我。 综上所述，胡炳文认为：“中”是儒家之道的第一原则，在实践上必须通过“时中”来显现。他把《周易》的主旨归于“时中”，通过对卦、爻的多角度解读大大丰富了“时”的内涵，使“时”、“权”、“中”合一，还将“时中”与“心”、“理”、“太极”等概念相联系而进行阐发，实现了“理一”与“分殊”、四书与《周易》的融会贯通，推动了元代理学与易学的发展。 ①[元]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影印版，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80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②[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年，第380页。 ③[宋]朱熹撰，徐德明校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④[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66页。 ⑤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16-1817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册数与页码。 ⑥[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周易注》(附周易略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09页。 ⑦[宋]朱熹撰，廖名春点校《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9页。 ⑧[元]胡炳文《可权字说》，载《云峰集》卷四，《四库全书》本。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篇名、书名及卷数。 ⑨[元]胡炳文《四书通》，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影印版，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179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⑩[宋]胡瑗《周易口义》(《系辞下》)，《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