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劳动者利益与我国经济转型
——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周建锋

(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 “人口红利”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口红利”源于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趋于一致的时滞，在量上是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的差额。由于这一差额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家利益相互对立，经济增长与劳动者利益之间存在静态矛盾。在动态分析中，“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劳动者利益。“人口红利”消失，实现经济增长要求向“创新红利”时期的转变，但同时也要兼顾劳动者利益。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型，是由“人口红利”时期向“创新红利”与“分享红利”交融时期转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养老金缺口等相关问题，化解中国经济转型的风险；需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积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为“创新红利”模式的发展注入持续驱动力。

关键词： 人口红利； 创新红利；劳动者利益；经济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红利”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Andrew Mason教授首次将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相对较高等因素描述为“demographic bonus”。^[1]美国学者Bloom和Williamson用“demographic gift”一词表示人口转变期的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经济利益。^[2]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指出:“如果数百万拥有知识的青年自由地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经济发展贡献全部力量，这些国家将收获‘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的成果。”^[3]尽管在当今的英文文献中“人口红利”表述的单词不尽相同，但其含义都是一致的，即一国的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人口所占的比重较大，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人口红利”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在现有研究中，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被认为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率也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佐证。^[4]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与高储蓄率之间到底有何内在逻辑？相关研究虽然不少，但大多沿用西方经济学范式且未有定论,鲜有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文献。而且，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人口红利”对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尽管也有学者研究“人口红利”的负面效应，如“人口红利”会造成代际间收入不平等以及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5]，但鲜有研究关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利益问题。

当今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转型升级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本文将从劳动者利益视角探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试图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思路。

2.3师资力量雄厚。为做好巡讲课件,内容及方式的准备工作,依托区医院雄厚的师资力量,就面对农村群众讲什么,怎么讲以及课件制作、内容选择、表达方式作了讨论示范,要求宣讲员务必用老百姓听得懂的知识和喜欢的语言、故事普及合理膳食知识。通过言传身教、以身示范,培训了雄厚的师资队伍。

二、“人口红利”的内涵及其经济增长逻辑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是价值规律的基本表现形式：当商品供大于求时，商品价格低于价值；当商品供不应求时，商品价格高于价值；商品供需平衡时，商品价值等于价格。从某一时间点来看，商品供需平衡是偶然性的现象，等价交换是市场的本质性趋势反应。因为在某一时间点上，当商品价格大于价值，商品生产者有利可图，必然会扩大生产，增加供给，从而使得商品供给和需求趋于一致，并最终使得商品价格和价值趋于一致；同理，当商品价格低于价值时，商品生产者会逐渐减少供给，最终商品价格和价值会趋于一致。在这里，从供需不平衡到供需平衡存在一个时滞，而这种时滞也与商品生产本身的性质存在一定关联性。商品的生产从投入到产出需要一个过程，且一旦投入生产便会发生一定的成本。因此，即使市场上某一商品出现严重短缺且价格上升，其趋于平衡的态势也会显得相对缓慢，呈现出较长的时滞；同理，即使某一商品出现严重过剩且价格下跌，其供给仍是不断增加，价格也会继续下降，从而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供需也会逐渐趋于平衡，但这依然存在一个供求关系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时滞问题。

规划水资源论证工作是近年才启动的新工作，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本文结合湖南省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规划水资源论证工作，浅谈论证的技术路线及遇到的几个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属于特殊商品，因而也遵循价值规律，劳动力商品的价格等于劳动力价值也是一种趋势反应。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力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6]劳动力商品在交易前已经耗费了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交易劳动力商品就是获取劳动者生存的手段。当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时，若劳动力商品无法交易，劳动者将难以生存，劳动力由此成为一种供给无弹性的商品。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时，较为充裕的劳动力是这些国家较为普遍的国情，资本要素相对短缺，其结果是劳动力价格低于劳动力价值，劳动力商品价格显得相对较低。这些国家由此形成了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过剩的劳动力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时被吸纳完，并最终实现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平衡的状态。整体而言，由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供求平衡，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价值趋于一致也存在一定时滞，这种时滞也就是“人口红利”时期。

对一国来说，劳动力是否过剩也可以通过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价值的偏离程度是与劳动力供求状况一一对应的映射。在t时期，定义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 _t )为劳动力价格(W _t )与劳动力价值(V _t )的比值。当θ _t >1时，工资(W _t )大于劳动力价值(V _t )，表明在t 时期劳动力是短缺的；当θ _t =1时，则表明劳动力供求达到平衡；当θ _t <1时，劳动者的工资(W _t )低于劳动力价值(V _t )时，劳动力价值与工资的差额(V _t -W _t )则是由于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必然结果，我们将其称之为“人口红利”。当劳动力越充裕时，劳动力价值与工资偏差的额度也越大，“人口红利”量也就越大。

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中，商品价值由不变资本(C )、可变资本(V )和剩余价值(M )三部分组成。其中，剩余价值(M )是在对不变资本(C )、可变资本(V )进行等值补偿后的剩余部分。剩余价值(M )一部分以消费的形式被耗费，另一部分作为资本积累被追加到下一轮的再生产中。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下，剩余价值量越大，其被追加到下一轮的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会相应增大。当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时，劳动力价值是资本家预付资本的一部分。这部分资本是有价值增值作用，即为可变资本。因此，劳动力价值与可变资本在量上是一致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严重过剩，使得劳动力价格(W )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V )以下，剩余价值在总量上存在一个增额，即“人口红利”(V -W )。当生产技术和生产要素的质量不变时，剩余价值总量直接决定了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从而“人口红利”时期是资本积累迅速膨胀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时期。随着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资本扩大再生产水平也不断提升，表现为一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的不断增长，会持续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求关系也会持续由不平衡向平衡转化。对于劳动力相当充裕的国家而言，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状态向供求相一致的均衡状态的调整过程(即由θ _t <1向θ _t =1的调整)，既是存在“人口红利”的时期，也是不断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因此，“人口红利”与一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劳动者利益的静态矛盾

证明 类似地，时不变永久性离散资源分配的最优方法应该满足极大相容公理组ESCA2，即要求分配方法满足{Ax.1,Ax.5,Ax.6,Ax.7}.

不知道当初驾照怎么考的？云南元阳，两男子在驾考科目一考场上作弊被抓。两人称此前曾接到陌生电话，说交钱就能保过，他们分别交了5000元后，被带至一宾馆为装上作弊器材身上被黑胶带“五花大绑”，不料却被民警当场识破。

劳动力价值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价值补偿。这种补偿可以还原于三部分：(1)维持劳动者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劳动者抚养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劳动者受教育或训练而花费的一定量的价值。在一家庭中，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即一部分劳动力刚出生，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和一部分劳动力因年老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来看，劳动力价值的补偿则可以划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未成年群体的抚养费，第二部分是养活自己的费用，第三部分是退休群体的养老费用。假定这三部分的价值补偿分别记为V ₀、V ₁、V ₂,劳动力价值的总量补偿记为V ^※，则V ^※=V ₀+V ₁+V ₂。对于参加工作劳动者来说，V ₀部分是对父母抚养费用的补偿，这部分抚养费相当于父母在子女未成年期间提供给子女的借款，待其参加工作后再逐步进行偿还。V ₂部分则是自己退休后的养老费用，这部分费用是劳动者在当期储蓄一部分资金，于退休后进行补偿。当劳动力充裕时，劳动者的工资经常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这也就意味着总有部分劳动力价值无法得到顺利补偿。由于工资水平不可能低于生存工资水平V ₁，这也就意味着劳动力价值中V ₀和V ₂的全部或者部分得不到补偿。当劳动力价值中V ₀和V ₂无法得到补偿时，这将影响到补偿父母养育的费用和劳动者自身退休后的养老费用。在总量上，“人口红利”对应的是未对劳动者的子女抚养费用(V ₀)和劳动者的养老费用(V ₁)进行补偿的总量的加总。由于对子女的抚养费用(V ₀)和养老费用(V ₁)是未来的延期支付，“人口红利”带来的当前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以牺牲劳动者未来利益为代价的。例如养老金的缺口等问题将随着退休人口增多的高峰期、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出现而显得愈发严重。

其中， n和W为文档集中文档总数和所有特征词项目权值总和，nI为I在文档集中出现的频度，wI为I在文档集中的项集权值总和，k为I的长度，∈(0,1)为插值系数.

四、“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劳动者利益的动态补偿

[6][7][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9、714、707页。

当劳动力严重过剩时，劳动力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从动态视角来看，在t 时期的每单位劳动力所造的“人口红利”(V _t -W _t )以及利润总量[其在量上和剩余价值(M _t )相等]的部分甚至全部将转化为在t +1时期的新增加的投资，会拉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从而在t +1时期会有对劳动力有新增加的需求效应。假定t 时期参加工作的劳动者为同质化的且数量为N _t ,“人口红利”和利润总量将按r _t 的比例(0≤r _t ≤1)转化为t +1时期的投资，投入到t +1时期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有机构成为q _t+1 ,那么，t +1时期由t 时期的“人口红利”和利润总量所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增量效应，将其记为ΔD _Lt+1 ,则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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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1)式可以看出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且供求失衡程度严重时，劳动力价格(W _t )不仅会低于劳动力价值(V _t )，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会不断拉大，即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 _t )越低，对劳动力需求增量效应(ΔD _Lt+1 )也就越大。劳动力需求增量效应(ΔD _Lt+1 )与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 _t )之间成反比关系，t 时期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状态在t +1时期将通过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产生雇佣更多劳动力的反馈效应。也就是说，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存在对劳动力供求平衡偏离进行自我纠正的反馈机制。换言之，“人口红利”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改善劳动者利益的内在动力。但与此同时，当劳动报酬与劳动力价值相等时，即“人口红利“消失时，劳动者利益改善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而实现劳动力改善的较高层次，其内在条件就是要求工资高于劳动力价值，这本身也说明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意味着 “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由此也可以认为，寄希望在“人口红利”时期实现劳动者利益第二个层次的改善是不现实的。

五、由“人口红利”到“创新红利”： 经济增长与劳资利益的均衡机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某一企业通过提高技术水平使其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获得一定的额外利润即超额剩余价值(M _s )。劳动者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V )的工资其实也暗含着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相一致的假设。但劳动力严重过剩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写照，从而工资(W )会压低到劳动力价值(V )以下，(V -M )部分形成的所谓“人口红利”被资本家所占有。这时，如果将“人口红利”记为M _p ，那么资本所有者所获得利润总额就不仅仅是剩余价值本身，还存在和超额剩余价值(M _s )一样，表现为剩余价值增加额的“人口红利”(M _p )，于是资本总利润公式可变为：R =M +M _S +M _p 。对于处于社会正常生产技术条件下，且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相一致的企业而言，也就不存在“人口红利”(M _p )和超额剩余价值(M _s )。对于处于社会正常生产技术条件下的企业，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时，尽管无法获得超额剩余价值(M _s )，但将获得相应的“人口红利”(M _p )。与此相对应，当某一企业通过技术水平提高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M _s )则可以定义为“创新红利”。对于资本家来说，“人口红利”(M _p )与“创新红利”(M _s )并无实质差异，都表示剩余价值存在一个增量。

[3]UNEPA,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Report 1998 ,ch2.,1998.

本文思路是将碰撞核中的b(cosθ)分割成两部分，其中，此时，对应于b(cosθ)的分割，碰撞算子也分成了两部分， 即 Q=Qc+Qr，然后对Qc和Qr分别进行估计.下面的两个引理在第三部分估计中有很大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主导了一切，而利润是刺激资本家的内在动力。在劳动者创造出新价值(V +M )后，这部分新价值将在劳动者和资本家进行分配，从而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家利益之间形成了对立：当工资(W )大于劳动力价值(V )时，资本家应得利益(M )会减少；反之，当工资(W )小于劳动力价值(V )时，劳动者利益(V )得不到保证。当劳动力供需平衡时，劳动者和资本家各自获得的报酬分别为V 、M 。在形式上，利润是预付资本的衍生品，并由资本家所占有。当工资(W )大于劳动力价值(V )时，资本家的利润会相应减少(减少的量为W -V )。此时资本家可以通过调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关系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减少劳动力需求，最终实现劳动力供求的平衡。而且当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资本金也将获得“创新红利”。换言之，技术进步主要得益于资本家的调整，也是资本家维护其利益的有效手段，这与马克思所强调资本雇佣劳动、资本主导生产的资本强势逻辑相一致。而且，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会直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价值会相应降低，劳动者收入份额(即相对工资)也会不断降低。因此，对于劳动者而言，资本家主导技术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保证劳动者利益得到改善。对于国家而言，这种劳动者收入份额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降低的资本主义分配规律不但使劳动者利益不能随经济增长而提高，还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宏观经济失衡，乃至引起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

“创新红利”来源于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而劳动者本身就是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推动的主体，“创新红利”不仅是资本家的 “红利”，也应成为刺激劳动者进行创新的“红利”。但如果“创新红利”只是作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全部归资本家所有，那么劳动者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就会被泯灭。由此可见，劳动者利益的改善需要重构资本主导生产、劳动者只是被动接受的资本强势逻辑。当“创新红利”带来高速经济增长时，劳动者只有能够分享“红利”，才能在原有的劳动力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进行追加投入，才能使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从而维持高质量的、稳定的经济增长。“创新红利”应是推动劳动者进行技术创新的有效激励，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共同参与创新、共同分享经济成果的良性局面。因此，劳动者分享剩余价值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强势逻辑的纠正，也是对“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获得利润”的资本主义社会分配逻辑的颠覆，这也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一增长模式。我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给予了劳动者在国家中的主体性地位，理论上具备了实现劳动者分享“红利”的条件。

六、“创新红利”与“红利分享”的交融：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型的启示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里，我国拥有的丰富劳动力资源成为“中国增长奇迹”的最重要解释变量。^[9]但我国的充裕劳动力资源在2011年以后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我国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表明，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11年的9.25亿人峰值水平逐年下降到2017年的9.01亿人，尽管劳动力数量仍然庞大，但劳动力供给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与此同时，自2004年我国东南沿海以及珠三角地区初现“民工荒”以后，尽管劳动力工资也进入快速增长的通道，但招工难的问题仍是当下企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劳动人口日益短缺的事实也说明依赖于“人口红利”的快速经济增长模式已后继乏力。尽管学术界对于我国是否还存在“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劳动力逐渐短缺的事实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问题。我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虽然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但不同性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其共性的一面。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型，是由“人口红利”时期进入“创新红利”时期。虽然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更应成为我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进行“分享红利”的弊端，进入良性循环、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养老金缺口等相关问题，化解我国经济转型的风险

“人口红利”来源于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部分，表现为劳动报酬被压低。同时，“人口红利”从产生到消失，也是一国劳动收入不断增加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充裕的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也由低收入国家逐渐进入到中高收入国家。但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不仅没有像其他工业化国家那样逐步上升，反而出现了在低水平上保持稳定甚至下降的“非典型”状况。中国迅速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但中国的工业化似乎仍然处在较低的层次上，这也意味着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巨大。^[10]和大多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一样，目前我国的主要产业是属于充分利用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人口红利”消失后，其比较优势也随之不复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也随之剧增。我国正处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阶段，面临着寻找发展新动能，迈进“创新红利”的经济转型期，处理好我国劳动报酬过低、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新时代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

“人口红利”意味着劳动力价值补偿中未来需要延期支付的部分无法实现。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01年达到7.1%，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的阶段，而且老龄化问题还有不断加重的态势。有机构预测，到2050年，养老保险抚养比将由目前的2.8下降到1.3，也就是说，平均1.3个参保人就要供养一个老人。^[11]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使得养老金缺口的问题集中爆发出来，早在2012年就有学者指出养老金缺口已达到18.3万亿元。^[12]我国存在养老金缺口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新时代如何破解养老金缺口困局的严峻问题，直接关系到新时代经济转型以及社会的稳定。

(二)“人口红利”发展模式的瓶颈使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

“人口红利”依赖资本驱动、资本受益的发展模式，劳动者利益一定程度被忽视。由“人口红利”发展模式向“创新红利”发展模式的转换，既要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也要改善“人口红利”发展模式忽视劳动者利益的问题。“创新红利”既要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共同去创造，也需要两者共同分享。近年来，党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强调在新时代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7]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8]指明了我国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体现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本质。在新时代，实现由“人口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既顺应了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深入贯彻和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创造出了新的价值，即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在这两部分中工资是劳动报酬的体现，但工资以外的部分就自然表现为由劳动者创造但并不为劳动者所占有的无酬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言：“工资按其本性来说，要求工人不断地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7]从静态分析的视角来看，在某一时期创造的新价值一定时，被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量越大，劳动者所提供的无酬劳动也就越多；反之，当劳动报酬越高时，资本家收益也就会相应降低。因此，劳动报酬和资本家收益是两个负相关性的对立概念，体现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博弈。进一步来讲，如果劳动报酬小于劳动力价值，资本家收益必然会侵蚀部分原本属于劳动者收入(即劳动力价值)一部分，从而资本报酬在新创造价值的比重中将有所提高。从总量上来看，资本家不仅获得了剩余价值(M )，还获得了由于劳动力过剩带来的“人口红利”(即V -W 部分)。由于在“人口红利”消失前，工资都低于劳动力价值，劳动者的利益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这意味着资本投资者将获得更多利润，资本报酬的增加将直接转化为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

[1]Andrew Mason，“Population and Asian Economic Miracle”，Asia -Pacific Population &Policy , 1997, 43(11),pp.1- 4.

(三)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为 “创新红利”模式的发展注入持续驱动力

在劳动者获得足额劳动力价值补偿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应由“人口红利”模式转向“创新红利”模式。当一国“人口红利”消失时，人力资源优势也逐渐消失殆尽，单纯依赖于生产要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已作用渐微，一国也由此由以往高速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进入了依赖于追求超额剩余价值即“创新红利”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了我国进入了经济新常态的判断。^[13]我国近些年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证明这一判断的准确性：近年来，随着劳动力短缺以及引致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也日益下降，依赖于劳动成本优势推动的高速增长也难以为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4]当前，人口老龄化加速、适龄劳动力人口在总量上不断下降，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是我国的客观现实。

只有创造出更多的“创新红利”，才能为分享“创新红利”奠定物质基础。只有给予劳动者“分享红利”，才能充分调动一切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创造出更多的“创新红利”。简言之，由“人口红利”发展模式向“创新红利”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良好氛围，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创新的积极性。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居于首位。我国领导层也多次强调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激发各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是新时代推动我国快速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我国需要按照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精神，构建人人共享的“红利分享”机制，最大限度释放人民的创造潜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注释：

“创新红利”模式下利用技术优势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其本质要求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使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5]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高质量的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主要议题就是终结我国长期以来依赖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低附加值的中低端产业的发展模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求提高资本要素的效率，强调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还要求提高劳动力的效率，强调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6]因此，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既是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引领我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必然选择。

[2]Bloom，D. E.，Williamson, J. U.，“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 1998，12(3)，pp.419-455.

资本家在组织生产时，预付资本将被分成不变资本(C )和可变资本(V )两部分，这两部分的比例关系也反映了技术水平的高低，而技术水平的高低是通过资本有机构成来体现。马克思把这种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8]它的公式是:资本有机构成=C (不变资本)/V (可变资本)。在预付资本一定的情况下，当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时，大量利用劳动力资源是最优选择，从而表现为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反之，当劳动力价格较高时，资本家也会更多地用不变资本对劳动力进行替代，形成“机器排挤工人”的局面。进一步来讲，相对于“人口红利”(M _p )，“创新红利”(M _s )来源于技术进步，从而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拥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生产价值链上游产业，而“人口红利”(M _p )较多与劳动力密集型的价值链低端产业相关联，表现为依赖于要素投入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一国发展初期，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裕，也能获得相当于超额剩余价值的“人口红利”。这些国家在发展初期即被锁定在利用“人口红利”以及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增长模式。由于不通过技术进步亦能获得一定利润，这些国家对科技进步的内生激励就显得不足，过度依赖于资本积累带来的投资，导致经济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产业升级困难。然而，基于资本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基本规律，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和消失时，这些国家将无法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因此，由“人口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在于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即由靠生产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追求经济效益的内涵式发展方式转变。

[4]Higgins M，Williamson J G.，“Age structure dynamics in Asia and dependence on foreign capital”，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7,23(2),pp.261-293；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尖顶的城堡阁楼上，少女垂下耀眼的金发；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起，一双水晶鞋被主人仓皇留下；野兽般恐怖的王子，笨拙地为善良的少女递上鲜花。

[5]Macunovich D J.，“Relative cohort size and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88(2),pp.259-264；张国旺、王孝松：《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教育人力资本视角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商品交易需要遵循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即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价值相一致的等价交换原则。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商品就是其生存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价交换意味着工资仅是对劳动力价值的等值补偿，劳动者只是收回了生产劳动力商品的成本，而并未在成本投入上获得利润，即劳动者的状况未得到改善。只有在补偿劳动力价值后有所剩余，劳动者才能在原有的劳动力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进行追加投入，唯有工资高于劳动力价值才是劳动者利益的真正改善。从劳动力供求状况与经济增长阶段的关系来看，存在从劳动力严重过剩，到劳动力供求平衡，再到劳动力短缺的阶段演变，劳动者利益的改善也呈现两个层次性：其一是较低的层次，即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由小于1到等于1的转变；其二是较高的层次，即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由等于1到大于1的转变。

[9]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Choudhry M. T.，Elhorst J. P.，“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India and Pakistan”，Economic Systems ，2010，34(3),pp.218-236.

1.2.1 纳入标准 ①西医诊断标准：重症肺结核：参照《中华医学会第六届全国结核病学术会议纪要》标准［4］，包括血行播散型肺结核、干酪型肺结核、肺结核病变累及一侧肺野或大于3个或3个以上肺野出现损害的继发型肺结核；②中医症候诊断标准：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阴虚火旺证型标准［5］；③病程加重时间小于2周；④初治结核病患者；⑤年龄15～65岁。所有患者知情同意，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0]王延中：《社会保障绿皮书：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7年。

[12]曹远征等：《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财经》2012年第15期。

[13]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14][16][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30、21页。

空气储罐是空气压缩机的配套设备，一般安装在室外，其工作流程为：空气进入压缩机经过增压后送入储气罐，然后再由储气罐管道供到各个用气地点，储气罐在空气压缩系统中的主要作用是保证供气稳定。

[1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1日。

[1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93页。

“Demographic Dividend ”,Interests of Laborer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arx ’s Economic Theory

ZHOU Jian-feng

(School of Marxism,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Fujia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economics, “demographic dividend” stems from the time lag between labor price and labor value when they are tending to be consistent, and in terms of quantity, 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ince this difference is pocketed by capitalists,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laborers and those of capitalists, and there is a static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nterests of laborers. In dynamic analysis, “demographic dividend” has also improved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while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 the realiz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requires a transition to the “innovation dividend” period, but this need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In the new era,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s in a transition from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period to the “innovation dividend” and “sharing dividends”. To achieve this transformation, we need to avoid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pension gap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and to eliminate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isk. Moreover, we need to actively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of the new era and actively carry out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urthermore, we need to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and inject a continuous driving force into the “innovation dividend” model.

Keywords :demographic dividend, innovation dividend, interests of laborer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中图分类号： F0.0；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3-0079-08

收稿日期： 2018-11-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国际比较视域下坚定中国道路自信研究”(17JD710018)

作者简介： 周建锋，男，湖北红安人，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叶颖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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