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强学习，深化研究，弘扬瞿秋白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对瞿秋白同志百年诞辰最好的纪念。
半个多世纪来，瞿秋白的战友和一大批专家、学者积极从事瞿秋白研究，不论是研究中国革命史和党史上的瞿秋白，或是研究文学史、新闻史、思想史上的瞿秋白，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瞿秋白研究，冲破了“左”的禁锢和“现代迷信”的影响，有了新的开拓，出现了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纪念瞿秋白诞辰100周年活动的深入展开，又把瞿秋白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瞿秋白研究的演进
纵观70年来瞿秋白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一）前奏时期：20-30年代的瞿秋白研究。
瞿秋白在“五四”时期，便从事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30年代参与指导了左翼文艺运动，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与文学作品。因此，在他生前，主要是文化界人士就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和评论。早在1922年王统照（署名剑三），就写《新俄国游记》一文，在《晨光》杂志第一卷3期发表。热烈地赞扬这本书是“一个奋勇的少年人的人生观的自述”，“在游记中为最富感动的文学兴味的作品”。王统照撰写此文，“乃是为了引导当时的青年去阅读和深入理解《饿乡纪程》，希望他们思考和深悟人生”。从此揭开了研究瞿秋白的序幕。先后发表了10余篇文章。
这一时期的瞿秋白研究，虽然是初步的，仅限在文学创作和大众文艺和大众语方面的评述和研究，但这是前奏性的，它奏响了瞿秋白研究的乐章，揭开了瞿秋白研究的序幕，是整个瞿秋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二）开拓时期：瞿秋白英勇就义后的瞿秋白研究。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1935年4月，瞿秋白的亲密战友鲁迅确信瞿秋白被俘，且深知必将被害。5月22日，他在致曹靖华信中沉痛写道：“它（瞿秋白别号之一）事极确，上月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鲁迅高度评价了瞿秋白，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白即其一。……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之类——引者）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出于火一样的革命友情，鲁迅于6月11日拟好译文篇目，定名《海上述林》。鲁迅之所以决定先编印瞿的译文，意在求快。他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称赞秋白的译文“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路以益人，足以传世”。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英勇就义，在中国和世界引起了极大震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越南等国共产党曾发表过纪念悼文。1935年9月1日左联机关刊物《文艺群众》创刊号上，发表了《悼瞿秋白同志》一文（署名“本社同人”），它以昂扬的革命激情，高度评价了瞿秋白的一生。
1936年6月20日，党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第37期，刊出了纪念瞿秋白殉难一周年纪念专刊，发表了纪念文章和第一篇《瞿秋白先生略传》（南田）。该略传正确分析了瞿秋白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高度评价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功绩。同年7月3日，《救国时报》第40期又以《旅英侨胞纪念先烈瞿秋白》为题，发表了伦敦解放社同人作于6月18日的《纪念民族英雄瞿秋白烈士宣言》。同年10月30日，《救国时报》为追悼鲁迅逝世，发表了史平（陈云同志）的《一个深晚》，追述1932年11月底的一个深晚，陈云第一次到鲁迅家通知在那里避难的秋白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情景，文中生动地描述了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崇高的友谊和鲁迅对瞿秋白的关切。
1937年3月，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殉国烈士瞿秋白》。发表了杜宁（杨之华）的《纪念我们亲爱的战友瞿秋白同志》及《瞿秋白同志传》。她指出：瞿秋白被害“是一件震动全中国、全世界的事件，这是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一项莫大的损失”！这篇传记扼要评述了瞿秋白的一生，肯定了他对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
1938年6月9日和10日，《文汇报》连载了鹰隼（钱杏邨）《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一文，回顾了瞿秋白自“五四”以来的文学活动，指出其文学著译是十分丰富的。
1939年3月10日《文献》第6卷，刊载了《瞿秋白全集》发行预告一则。预告说：“瞿先生从事政治文化运动，前后凡二十余年，所作文字，不下六七百万言，在政治文化上，所起之影响极大，此伟大之历史里程碑，时至今日，实不能再听其湮没”。同年9月，李何林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书前刊有鲁迅和瞿秋白（称宋阳先生）像各一幅，并称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在序言中，说：“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界中，除鲁迅以外，瞿秋白也站着很重要的地位。”。“他二人的学识、思想、文章，在现代的中国实在可称‘双壁’！”
这一时期共发表43篇纪念、评述、研究瞿秋白的文章，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瞿秋白研究的重要特点是高度赞誉秋白的革命精神、牺牲精神和崇高价格，初步肯定了瞿秋白在我党早期的领导人地位，并且敏锐地注意到，瞿秋白在新文学史上的开拓性、奠基性的建树与贡献。
（三）深化时期：40年代的瞿秋白研究。
进入40年代，更多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回忆、研究瞿秋白在政治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
40年代中期，瞿秋白评述和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瞿秋白所主持的“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重要作用和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对瞿秋白做出了正确结论，指出：“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这个重要历史文献，第一次正确地评价了瞿秋白，给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
1946年6月16日，重庆《群众》周刊第一卷第七期发表淡如的《瞿秋白最后的话》。同年7月1日，新华书店晋察分店印行了《乱弹及其他》一书，以纪念瞿秋白光荣牺牲十一周年。
1947年2月5日，上海《新文化》半月刊第三卷第三期发表了朱年的《关于瞿秋白二三事》。该文认为“中国近代大思想家中，瞿氏与鲁迅二人，堪称双壁”。
同年7月5日，胡绳在《秋草》第四期发表了《读秋白遗文》。首次提出瞿秋白1923年写的《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1926年写的《最近中国之中央政府问题》和1925年的《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等文都表现出瞿秋白的政治远见和深邃的洞察力，因此希望理论和学术界引起重视和认真研究。这是很有远见的。
1948年1月，王士菁的《鲁迅传》由新知书店出版。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鲁迅传记。传中写到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革命文学问题时，指出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有极精确的见解，首先指出了‘革命文学家’的阶级根性”，又指出了这些‘革命文学家’们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时期，通过纪念、研究、评述、特别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充分肯定了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功过；瞿秋白的文学思想、作品和地位作用，更为人们所重视和肯定，并开始注意到对瞿秋白的政治理论思想研究不够，急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四）崭新时期：建国后17年的瞿秋白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瞿秋白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建国后17年间，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直以仰慕钦佩的心情，追念为共产主义、为建立新中国献出生命的先烈们，并以此激励自己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发进取。瞿秋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而且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每逢6月18日，报刊上都发表大量纪念瞿秋白的文章，叙述他的革命事迹，颂扬他的革命精神。对瞿秋白的研究，不断加深，尤其是对他的文学活动方面，有更多的研究和评论。特别是1955年6月18日，党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瞿秋白同志遗骨安葬仪式，这是全国第一次正式悼念瞿秋白的活动。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称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党中央并决定出版《瞿秋白文集》（四卷本），极大地推动了瞿秋白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近300篇回忆文章和论文、资料，并有专著出版，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1953年10月，《瞿秋白文集》第一册（含第一、二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力地推动对瞿秋白文学思想的深入研究。
这一时期，瞿秋白的研究有以下显著特点：
1、革命前辈尤其是秋白的战友和亲人撰写了大量亲身感受和史料性的回忆文章。杨之华陆续发表了《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忆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等回忆、研究文章，评述了秋白多方面的革命活动和贡献，并编写了《瞿秋白同志著译年表》。吴玉章、茅盾、冯雪峰、郑振铎、曹靖华、夏衍、许文平、李伯钊、赵品三、郑伯奇、瞿独伊等在文章中回忆了秋白各个时期的感人事迹及留给他们的深刻印象。辛民的《瞿秋白同志年表初稿》和修订稿、温济泽的《瞿秋白同志革命史略》相继发表。他们都满怀深情追念秋白“不顾环境怎样困难、不问身体怎样衰弱”，始终不渝地坚持为革命而勤奋工作。即使在受到“左”倾错误的打击后，在他身上“仍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他们称赞秋白高洁的为人和学者风范。在他们眼中，秋白始终是一位正直的革命者、坚定的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战士和肝胆相照的挚友。这些都为瞿秋白思想研究和史传研究提供了丰富可信的史料。
2、研究者目光集中于瞿秋白的文学活动及其在文艺战线上的贡献。这方面的研究，在50年代初步建立了基础。《瞿秋白文集·序言》首次全面评价了瞿秋白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贡献。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几乎都是论述他的文艺思想，评价他的散文、杂文和译文，研究他和鲁迅的战斗友谊。引起人们重视的研究成果要数丁易的《文艺第一次和工农兵结合》，曹靖华的《瞿秋白同志为介绍苏联文学所进行的斗争》，吴伯萧的《重读〈乱弹及其它〉》，夏衍的《追念瞿秋白同志》，丁景唐的《瞿秋白同志在上海紫霞路的时候》，史莽的《中国革命文学的不朽丰碑——介绍〈瞿秋白文集〉》，陈涌的《继承瞿秋白同志的文艺理论遗产》，温济泽的《瞿秋白同志在文学上的贡献》，周述曾的《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刘泮溪的《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1958年出版了丁景唐的《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1959年又出版了他和文操合编的《瞿秋白著译系目录》。曹子西编著的《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主要论述了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他的文学评论。上官艾明编写的《瞿秋白与文学》，则较多地论述了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50年代高等院校讲授的现代文学史，大都比较全面地介绍、评价了瞿秋白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和革命家的成就和地位。李何林、王瑶等最早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的有关章节，都是颇具影响的。当然，当时的几本《现代文学史》评价瞿秋白也存在不同情况。如有的对秋白早期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未多加评论；在论述同“民族主义文学”及“新月派”的斗争中，没有论及瞿秋白；对《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评价也有差异。
3、注重瞿秋白的革命实践的研究。许多文章论述瞿秋白是中共早期“最重视革命理论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者之一。他曾引用列宁的名言“与其写革命，毋宁做革命”，来勉励自己，投入很大的精力从事革命实际活动。学者们撰写了不少有关瞿秋白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
4、瞿秋白研究的范围比以前有所拓展。部分研究工作者已对瞿秋白的翻译工作，瞿秋白与《热血日报》，瞿秋白的笔名、别名，瞿秋白1927年起草我党最早的《文件处置办法》，瞿秋白早年的诗和画，瞿秋白与音乐，瞿秋白与戏剧，瞿秋白与《子夜》，瞿秋白与李大钊，瞿秋白与郭沫若，瞿秋白与高尔基，瞿秋白与胡适等，也都作了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瞿秋白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活动家，也是一位杰出的革命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理论，是秋白一生中“不可一日或缓”的任务。他留下了500多万字的著述。然而这一时期，研究这方面的文章很少，只有少数同志开始重视研究，撰写了《瞿秋白同志在介绍马克思列宁生平及理论上的贡献》的论文。十分遗憾的是瞿秋白革命理论贡献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同时，对秋白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指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力挽狂澜、纠正李立三错误，以及在共产国际开展工作等重大政治活动还缺乏深入研究。
总之，建国以后十七年瞿秋白研究进入了崭新的时期，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充满生机和活力。但还没有全面深入展开。一是研究范围窄，侧重文艺建树和革命活动的回忆；二是研究表面化，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三是缺乏阶段性、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四是未形成专门研究队伍。特别是1963年以后，对瞿秋白的研究已经受到影响。
（五）干扰破坏时期：“文化大革命”中的瞿秋白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在革命先烈中，瞿秋白是首当其冲的受诋毁者。“五·一六”通知公布不久，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指使下，瞿秋白就被公开称为“叛徒”，长达十年之久，讨瞿的浊浪一浪接一浪。这时期，瞿秋白被批判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和“老叛徒”。瞿秋白被置于与鲁迅相对立的地位。1967年1月、5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政法学院等造反组织出版了《讨瞿战报》，共20期（半月1期），流毒甚广。它发表了许多署名和不署名的文章，大肆污蔑瞿秋白，声称“《通知》是讨瞿工作的指针”，污蔑《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1963年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提供了新“论据”，并给瞿秋白戴上“大叛徒”、“老牌机会主义者”、“帝国主义的应声虫和辩护士”、“假革命”、“奴才”等种种反革命的帽子。1974年至1976年，适应“批林批孔”的需要，在一些大学学报上，陆续发表了“批判”瞿秋白“歪曲”、“贬低”鲁迅的文章。以极端简单片面、形而上学手法，指责瞿秋白在鲁迅研究中宣扬“天才论”、“直觉”论，贬低了鲁迅前期思想的革命内容，延迟了鲁迅世界观转变的时间，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对鲁迅的指导等等，胡说瞿秋白用唯心主义观点歪曲了鲁迅。十年内乱，使已经深入开展的瞿秋白研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干扰，在党内外、国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六）黄金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瞿秋白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实事求是、解决思想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大量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学术界开始出现百家争鸣的民主空气。在社会各方面包括党史界、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等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过学术界新老专家学者的艰苦探索和创造性劳动，瞿秋白研究的春天来了，研究工作进入黄金时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创造了一大批具有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学术成果。据统计，到1997年止，共发表研究瞿秋白的论文1870余篇，出版专著、文集70种以上。许多论著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肯定瞿秋白的历史功绩，颂扬瞿秋白的崇高精神，重塑瞿秋白的高大形象，在学术界内外，党内外和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一时期的瞿秋白研究首先集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置瞿秋白于“死”地的两大问题：一是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二是所谓变节投降的《多余的话》。因此，新时期瞿秋白研究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多余的话》和左倾盲动主义问题。
1979年1月，《历史研究》第一期刊载的《打破党史禁区》一文，提出了应当重新评价瞿秋白的问题。陈铁健同志于1979年3月在《历史研究》第三期最早发表《重评〈多余的话〉》，以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打响了迈入新时期瞿秋白研究的第一声号炮。《重评》是对“文革”期间给《多余的话》错误定性的挑战和否定。作者有胆有识，运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对《多余的话》提出了基本肯定的观点：“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重评》的主要观点获得了茅盾、丁玲等人的支持。新时期瞿秋白研究的序幕终于揭开了。
专论“左”倾盲动主义问题的文章，首推李维汉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上发表的长篇论文《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回顾和研究》。该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产生、形成及其被纠正的曲折过程，进行了具体客观的考察和透彻的分析研究，认为所谓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是“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责任不是他一个人的，主要责任在“国际”代表。这不仅是关于瞿秋白左倾问题的公正而权威之论，而且对整个瞿秋白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和思想启导作用。
这一时期，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一）1979年3月至1985年6月，新时期瞿秋白研究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任务是推倒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
这一阶段有两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1980年6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的大型座谈会，周杨同志作了《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的报告，许多革命前辈、老革命家，即席发言，为瞿秋白研究作了思想发动并确定了基调。同时，烈士家乡常州市也举办纪念会、报告会，加强了舆论宣传和研究。
第二个高潮是同年7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纪委为瞿秋白的“叛徒”罪名平反的报告，10月向全党发出指示，恢复瞿秋白的名誉，为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作协江苏分会于1983年举办了“江苏省第一届瞿秋白研究学术讨论会”，成立了瞿秋白研究组；1984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徐州师范学院、徐州文联联合兴办“江苏省第二届瞿秋白研究学术讨论会”，交流了成果，组织了队伍，对瞿秋白研究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1985年6月至1989年10月，新时期瞿秋白研究的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把具有鲜明特色的瞿秋白研究深入下去，系统地研究和阐述瞿秋白所处的时期、他的思想、著作、生平事迹和艰难复杂的社会环境，以求对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对党的思想传统、民族精神和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提供珍贵的思想财富和人格典范。
这一阶段有两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和在常州举办的全国瞿秋白研究学术讨论会，以及以重新树起纪念碑的瞿秋白烈士殉难地福建长汀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这是第一阶段瞿秋白研究成果集中展示和光辉总结。杨尚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的长篇讲话，对瞿秋白作出了历史性的科学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第二个高潮是1989年10月在常州召开的全国“纪念瞿秋白诞辰90周年暨学术讨论会”。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研究工作趋向深入化、系统化和学术化，致力于从整体联系和内在逻辑上对瞿秋白进行开放式探讨和深层次研究。对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文学家、翻译家和“人”的瞿秋白纵横捭阖、时空交叉的综合研究。力求运用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甚至形象的方法，从学术高度和美学眼光审视论证，在主体与客体、外在与内在、个性与共性、史学与人学的结合上追求整体美，追求真理，追求永恒的时代精神。
（三）1989～1999年，新时期瞿秋白研究的第三阶段。
这阶段贯通整个90年代。将以迎接和纪念瞿秋白诞辰100周年为中心，把瞿秋白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分析综合，拓展提高，更注重重大问题的开掘研究，更注重学术研究与发扬革命传统、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相结合。其主要特点如下：
1、分学科研究有了新拓展。这一阶段对瞿秋白的思想著作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把政治理论、文学、哲学、美学、史学、佛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语言学、翻译学、社会文化观等专题，作为瞿秋白完整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一一加以探讨；科学地阐明其基本内容、文献、特色、地位、作用，以及纵向的形成发展轨迹和横向的辐射联系影响等；写出了一大批有较高水平的文章，论证了瞿秋白在中国无产阶级思想史上作为前驱之一的功绩和一系列首倡、独创之绩，闪耀着智慧和真理的光彩。丁景唐等的《瞿秋白研究文选》、陈铁健等编的《瞿秋白研究文集》、瞿秋白纪念馆编的《瞿秋白研究》（10集）中的许多重要文论就是这方面成果的反映。
2、综合研究有了新水平。对瞿秋白的思想著作进行综合研究，以专著形式的最终成果奉献给党和人民。其中总体研究的代表作当推丁守和的《瞿秋白思想研究》，丁著突出论述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比较全面、深入地探讨了瞿秋白思想贡献的其他内容，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哲学理论、文艺理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等等，还包括他的错误思想。其鲜明特色是秉笔直书，重在分析，把瞿秋白思想放在现代思想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认识，概括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风貌，开拓的深、广度前所未有。专题思想综合研究的代表者和代表作是王铁仙和他的《瞿秋白文学评传》，既论文又评人，史论结合，情理交融，把社会性、必然性与特殊性、个性有机结合起来，把握准确，结论服人，在瞿秋白文艺研究方面独领风骚。此外，韩斌生的《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邓中好的专著《瞿秋白哲学思想研究》等各有特色。
3、理论思想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是专家、学者开始注重瞿秋白革命理论思想的研究。包含：瞿秋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瞿秋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农民和土地革命思想、武装斗争思想及党建思想等方面。这说明，我国瞿秋白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始重视研究瞿秋白革命理论思想，承认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伟大先行者之一，赞扬他善于总结经验、勇于承认错误，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4、革命实践活动的研究逐步深入。不少文章论及瞿秋白与鲁迅、瞿景白、蒋光慈、茅盾、冯雪峰、郭沫若、胡适、蔡元培、布哈林、普列汉诺夫、列宁、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密切交往和关系。大量文章生动地叙述了瞿秋白的革命实践活动，包括：瞿秋白与五四运动、瞿秋白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瞿秋白与“五卅”运动、瞿秋白与“八七”会议、王明集团对瞿秋白的迫害、瞿秋白的被捕与就义等，都作了深入研究。
生平事迹研究有了新发展。学术界对此付出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劳动，不断地回忆采访，挖掘开拓，整理考辨，分析论证，许多信实宏富的新材料、新判断、新论述陆续问世。瞿秋白平生业绩的容涵丰厚而透明化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致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回忆文章，多系熟悉和敬仰瞿秋白的革命前辈和亲友所提供的史实和立论，大多是第一手和权威性，是新时期瞿秋白研究兴起以来最有影响的成果。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的《忆秋白》一书，其中茅盾、羊牧之、丁玲、瞿独伊等的新作，成为读者阅读、学者引证的重要文献。
第二类是年谱，以周永祥1983年出版的《瞿秋白年谱》为代表。周作“承乏催生”，历时三载，读书二百，访老问贤，第一次完整地客观地记述了瞿秋白一生的基本史料，为瞿秋白研究提供了一部系统而翔实的参考书。1992年修订后的《瞿秋白年谱新编》又获专家推荐得到上海市学术基金资助出版。姚宁中、耿易、马光仁编著的《瞿秋白年谱长编》于1993年2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
第三类是考证性的研究成果。瞿秋白的家庭、父母、世系、笔名、交往、亲友、赴俄、入党、被俘、就义，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光辉足迹，都有专题文章考释析论，许多文章史论兼优，信而且达，对所考证的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第四类是专论。即对瞿秋白生平重要事迹或问题进行充分的考察论述，如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瞿秋白，党报党刊主编的瞿秋白，“五卅”运动中的瞿秋白，“左联”领导的瞿秋白，鲁迅知己和战友瞿秋白，以及作为散文家、杂文家、诗人和“囚犯”的瞿秋白等等。这些专论大多出自名家之手，指深论宏，透辟而有力度。
第五类是传记或评传。先后出版的传记类专著有6部。作者都怀着深厚感情，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和思考，旨为瞿秋白立传，全面、系统地反映瞿秋白的真实全貌，包括生平、业绩、思想、著作等，树立崇高形象。
陈铁健的《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一次全方位而简练严整地再现了瞿秋白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的伟大一生，恢复了瞿秋白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光辉形象，成为党史研究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卓越的科学成果。王观泉的50万言巨著，运用时间与空间交错，抽象与具象交融，传主与时代照映的恢宏构思和多重奏手法，表现了一个威武雄壮的时代和这个时代所造就的、又推动这个时代前进的瞿秋白的史诗般的人生，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十月革命经验从莫斯科经由远东进入国境的“红色丝绸之路”，这在马克思主义东渐史研究和瞿秋白研究中是一个重大突破和新的开拓。王士菁著的《瞿秋白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史洪的《革命先驱瞿秋白》和叶楠的《瞿秋白评传》等也都各具特色，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
5、重点研究有了新进展。党史界和学术界对《多余的话》展开了较长时间和充分的研究和争论，取得了新的进展。
首先是对《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经过反复研究，取得了共识。《多余的话》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手稿，但从大量事实和内容、文风来看确系瞿秋白所写，而不是伪造。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以断定。故作为附录编入1991年10月第1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
其次是对《多余的话》的评价问题，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彻底否定了“叛徒的自白书”的谬论。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纪委《关于瞿秋白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报告明确指出：瞿秋白同志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至于《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由此而推翻了‘文革’对瞿秋白同志的诬陷之词，平反昭雪”。
同时，对《多余的话》科学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主要有这样几家之说：1、陈铁健的“光辉为主”说。2、林勃等人的“揭露王明路线”说。3、康杰的“临终表”说。4、以刘福勤为代表的“心忧”说，……等。
6、研究成果由逻辑形式和历史真实转化而成为文艺形式。如电影电视剧本《秋白之死》、《秋之白华》、《文坛双壁》，广播系列剧《永久的青年——瞿秋白》（冒昕著）、《人生难忘少年时》（郝赫等编），王保林编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怀霜诗钞》、梁衡发表于1996年第8期《中华儿女》上的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冒昕的传记文学《瞿秋白·杨之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书联、美术作品等。由史学到人学再到美学，借助艺术形象使学术思想向社会辐射、普及，具有艺术观赏和历史文献的两重价值。
二、21世纪瞿秋白研究的历史机遇
我们正在以崭新的姿态，满怀信心地迈向21世纪。21世纪是人类的新纪元，是经济科技发展的新时代，也是瞿秋白研究的新时期，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瞿秋白研究在新世纪里将有新的突破、新的开拓、新的发展、新的提高，将以更加丰硕的成果，更加辉煌的业绩，谱写新的篇章。
新世纪对瞿秋白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瞿秋白研究工作者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更加深入、全面、系统地开展研究，繁荣瞿秋白研究，拓展瞿秋白研究，进一步弘扬瞿秋白精神，以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塑造人，提高全民族素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内容。瞿秋白研究工作者肩负着光荣、艰巨的历史重任。
在迈向21世纪进程中，瞿秋白研究将出现以下新的发展趋势：
1、瞿秋白研究的科学化
瞿秋白研究的科学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深入研究瞿秋白的科学体系、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及其科学价值，使之更为系统、全面、完善。
首先要求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瞿秋白研究的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概括，总结，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瞿秋白研究理论体系、概念和观点，说明新时代瞿秋白研究的总体面貌和观念，使之更为科学化。
第二，运用系统论的理论，进一步全面地探索瞿秋白的思想、理论、精神、人格和贡献，揭示其本质，全面深入地论述其科学性和系统性，完善其系统的结构。
第三，深入探讨瞿秋白研究的科学方法，使研究工作，不断发展，不断更新，不断完善。
2、瞿秋白研究的学科化和综合化
在新世纪，瞿秋白研究将沿两个方向向纵深发展：
其一是学科化。
瞿秋白的伟大实践和《文集》是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内容丰富，涉及众多学科，要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多层面，多层次，加强研究，逐步建立学科分类，形成多种分类学科，使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和协作。
其二，综合化。瞿秋白研究是统一的整体，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统一和完整的系统。随着对瞿秋白研究的不断深化，分类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瞿秋白的综合化，总体化越来越明显，需要我们团结协同，以“立体作战”的形式，对瞿秋白进行综合的研究。
3、瞿秋白研究的国际化
瞿秋白研究，必须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要收集、整理、评价世界范围内瞿秋白研究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取长补短，共享成果，共同进步。
要有计划、有组织地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准备地邀请国内外专家，共同交流，互相探讨，进一步繁荣瞿秋白研究。
4、瞿秋白研究的普及化
加强瞿秋白研究，要两手抓：一手抓提高，进一步加强系统性、理论性、学术性研究，使之在理论上、学术上不断提高，不断升华。同时，一手抓普及，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进一步学习、宣传《瞿秋白文集》，使瞿秋白的革命精神、思想、知识和方法，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积极出版故事及连环画等普及读物，运用新闻媒介、文艺刊物、电影电视、戏曲小说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瞿秋白。
三、加强瞿秋白研究的重要举措
1、全面规划
需要制订一个长期研究的总体规划。包括指导思想、任务、目标要求，分门别类，有步骤、有序地开展研究工作，按地区、分时期、有组织、有领导地推动瞿秋白研究不断深化。
2、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瞿秋白研究会已在常州成立。江苏省也正在积极筹建。
瞿秋白生前工作和活动的地方，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瞿秋白研究会，使他们在全国或区域性研究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机构与基地建设。徐州师范大学已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其他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要积极筹建，建立研究基地。
切实加强已建立的瞿秋白纪念馆（室）的建设，并在有条件的地区创建瞿秋白纪念陈列馆（室），使其在瞿秋白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3、加强基础工程建设
搞好瞿秋白研究资料基础工程，建立瞿秋白研究资料中心。
进一步加强海内外瞿秋白研究工作者的联系与交往。
4、建立瞿秋白思想理论教学体系
在有关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开设《瞿秋白思想》、《瞿秋白文艺思想》等选修课；在中小学中通过第二课堂活动，讲述瞿秋白献身科学的精神和故事。
5、出版更多更好的瞿秋白研究著作和刊物。
要集中力量办好《瞿秋白研究》学术刊物，成为瞿秋白研究的总汇，为全国瞿秋白研究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园地。通过这个刊物，也可以加强海外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
有关刊物要常刊登瞿秋白研究的信息动态和重要文章。
6、瞿秋白研究要同现代化建设结合
瞿秋白研究要贯彻古为今用，利于当代的原则，面对现实，讲究实效，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结合，因而要善于发挥瞿秋白研究中对现代化建设有用的东西，进一步面向实际，加强同现实的联系，拓展研究范围与视野，使瞿秋白研究更有生命力。
7、加强瞿秋白研究队伍的建设
瞿秋白研究在未来发展中要有新的突破、新的开拓、新的发展、新的提高，关键在于进一步加强瞿秋白研究队伍的建设。
在瞿秋白研究的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吸收有识之士，不断扩大瞿秋白研究队伍。努力建设一支德才双馨、老中青三结合和专业队伍和业余研究相结合的瞿秋白研究队伍。充分发挥老一辈瞿秋白专家的传帮带作用；发挥中年瞿秋白研究者的中坚、承上启下的作用；满腔热情地培养、支持青年瞿秋白研究人才，积极创造条件，让他们健康成长。积极倡导和创造条件，在高等院校培养瞿秋白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倡导学术民主，形成瞿秋白研究的学派。
8、建立瞿秋白研究基金、设立瞿秋白研究奖
要积极创造条件，开辟渠道，多形式、多方面筹集研究经费。
建立瞿秋白研究奖，每两年一次，奖励从事瞿秋白研究取得成就的单位与个人。
9、把瞿秋白研究与加强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要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广泛、深入、持久地加强瞿秋白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要发扬浩然正气，保持民族气节，自觉地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一句话，要象瞿秋白那样，无限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转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的强大力量。
瞿秋白研究的过去基础坚实，瞿秋白研究的现在充满活力，瞿秋白研究的未来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