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从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比较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科学研究论文,史研究论文,原则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 09
文献标识码：A
科学史研究是科学史家挖掘、整理科学史资料，以语言形式在思想中重现科学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进而发现科学发展规律的过程。科学史家如何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他（或她）如何将其所持有的科学史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方法论原则。本文以自然科学研究与科学史研究的比较性考察为出发点，初步地探讨科学史研究所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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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史研究同属于人的认识活动，都需要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也都需要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这样才有可能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得必要的、可靠的感性经验，在此基础上抽象出研究对象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性。自然科学研究与科学史研究的不同，首先取决于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的不同，这种差异又决定了它们获取研究资料的途径和方式的不同。一般而言，除了研究自然史的研究活动之外，任何一项自然科学研究活动都像物理学那样，其研究对象是现实存在的自然物或客观现象，因而就形成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能够建立起直接的对象性关系，自然界是人们可以直接翻阅的“书籍”，在那里，研究者可以直接获得关于自然的感性材料或经验性的认识。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截然不同，科学史的研究对象虽然是过去的现实存在，但作为曾经是客观存在的科学的历史，是已经凝固化的，不变的状态和过程。对于它，任何研究者都无法直接介入其中，具体地讲，科学史的研究者要认识的绝大部分是昨天和前天，而科学史家本人却生活在今天。这种时间上的隔阂造成这样一种态势：研究者与客观的科学发展进程这一认识对象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活生生的客观历史一去不返，不可能进入后世研究者直接观察的视野。这决定了科学史的研究者无法直接面对作为逝去的科学历史的真实面目。所以，在科学史的研究者与科学的历史之间不可能建立起直接的对象性关系，即他们无法直接从科学的历史中而只能以科学史资料为中介，间接地获得关于它的感性材料或经验性认识。在收集资料的阶段，自然科学研究是直接认识，而科学史研究是间接认识。
研究者要抽象出研究对象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性，就必须以获取详实、丰富和真实的经验材料为基本前提。所以，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研究者如何保证他们所获得的感性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即求实性原则的问题上来。求实性原则是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史研究的共同要求和基本前提，但两者在如何实现这一原则要求的问题上，因获取感生材料的方式不同而产生重大的差别。
自然科学研究的收集资料阶段是直接认识的过程，也就是说，科学家利用实验手段来干预自然客体，通过观察收集大量的感性材料。自然客体具有稳定性，其表现是自然客体在相同的条件之下，其行为的一致性。凭借自然客体的这一特性，自然科学家可以使他们所研究的自然客体的某种表现形态重复出现。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在时空上的广泛存在，使科学家与研究客体达成一种默契，以至由于它的存在，科学家们便相信它们所获得的经验性认识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超越了时空。某一科学实验所宣布的结果如果能够不断地被重复地再现出来，那么，可重复性就成为其经验材料真实可靠的代名词。同样，不可重复性也就成为研究者所获得的经验性材料没有真实可靠性的代名词。自然科学经验性认识的求实性原则在观察和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中得到保证。
科学史家却远没有自然科学家那么幸运，他们无法直接获得关于科学发展的信息：他们所能够依赖并从中可以收集有关信息的惟一中介是科学史资料。但科学史资料在帮助科学史家“观察”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同时，也限制着他们的视野：因为它们不完全是科学发展客观进程直接在今天科学史家头脑中的反映，相反地，它们是经过一个或若干历史环节之后才获得的关于科学史事件的记述。历史学家巴尔格正确地指出：“①被记述的东西与作者想要记述的东西的关系，②内容与意义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乃是史料学的主要课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史料对于现实的中介与自然科学的实验有着原则的区别。”[1]科学史认识的间接性决定了研究者无法绕开科学史资料，必须考察从科学史资料所获得的对科学发展的感性认识的真实性如何。研究者对科学史文献的真实性必须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他所发现的有关某一事件记述的文献是否是真本（或善本）？如果这一文献是真本，那么其记述在何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即使我们排除了伪书的可能性，我们也不难发现，一方面史料作为中介并不能完全涵盖原本客体，因为不管史料如何丰富，它也只是记述了科学发展客观历史的部分片断和痕迹，因此，史料总是“小于”它所反映的原本客体；另一方面，作为史料重要成分的精神形态的文献、口碑，又“大于”原本客体，因为它毕竟是当事人或口述者主观反映的记录，由于当事人或记录者的立场、个人感受、认识水平和其它因素的影响，总要在所作的历史记述中不可避免地掺进一些外在成分和主观因素。所以，科学史资料并不等于科学发展的历史实际。求实性原则要求科学史家在科学史资料中抽取出科学发展的历史实际，排除其中的虚假成分，从而为科学史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是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必须对史料进行考证，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研究历史要从历史实际出发”的真实内涵。
对科学史资料的考证是实现求实性原则的一条必经之路，是发现科学发展规律的前提和基础，但如果把考证方法看作是揭示科学发展的历史实际的惟一方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考证方法有其局限性，它只适用于对科学的微观考察，却不能把握作为整体和过程的科学发展实际，更不能依此方法发现科学发展的规律性。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研究近代科学的起源时正确地指出：“如果我们依然满足于仅仅采用一种传记式的论述方式，尤其是，如果我们的科学故事仅仅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伟大人物构成的话，那么，这样的题材就还没有转变成真正的历史，而是像编年史作者和年代史编者的工作一样处于有机体的低级阶段。”[2]科学史家萨顿也曾说过：“从文献入手是研究科学史的基本方法，但也仅仅是一种入手的方法，如此而以。”[3]如果说在求实性原则引导下的考证方法适用于科学的微观运动学考察，那么，在整体性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引导下，科学史研究就可以走向宏观运动学考察和动力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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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原则是指在科学史研究中，必须把分立的、联系松散的科学史资料，或把因研究者对科学史局部的关注而人为分开的诸方面，综合地、整体地加以考察，根据它们对科学发展影响力的比重和相互从属的关系来考虑一切方面，由此形成远远大于科学史事件的整体真实性的考察，并为提出关于科学发展的动力系统假说奠定初步的坚实的基础。整体性原则要求，科学史研究必须把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分析的基础上走向综合，从而达到对科学客观发展状况的、整体的具体性和概括性认识。
采用这一原则也是由科学史这门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决定的。自然科学家可以做可控性实验，而科学史研究则不能这样进行，因为不仅科学的过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不自觉的发展过程，而且即使是对于科学的现在，科学史家也无法进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验——任何科学事件都不是科学史家在实验室里为了进行研究，而以科学实验的精密性有意制造出来的。科学自身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它们与社会生活的众多因素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当人们想研究其发展的历史时，他们却无法获得像自然科学的实验那样从中可以排除许多因素的“干扰”的理想情境。因此，如果忽视了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对科学发展的影响，那么科学史研究就背离了客观历史的发展进程。
对于如何把握事实，列宁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末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4]列宁的这一论断揭示了事实的层次性。科学发展的史实有宏观层次史实与微观层次史实之别。微观层次的事实可以通过对科学史资料的考证来确定，而宏观事实必须是微观事实紧密联系起来的整体。当研究者们经过详细的考证而获得大量事实后，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发现这些事实是支离破碎的，不管一个科学史家抱有什么样的科学史观，他都可以从这些孤立的微观事实中找到“有力”佐证；用孤立的微观事实来研究科学发展的总体进程，很容易歪曲科学发展的宏观实际。整体性原则的作用就在于，在它的指导之下，科学史家既可以明晰考证方法如何能够确定科学史资料对事件描述的真实性，也可以超越事件的“微观”性，在宏观的范围内确定某一时期科学发展的总体真实状况。此其一。
如果整体性原则的作用仅在于此，那么它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了。自然科学研究往往因实验的可控制性而忽略研究对象之间的许多差异，对于那些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起决定作用的诸因素，科学家则用抽象的概念符号将差异涵盖进去。如经典力学研究中，人们所看到的是诸如质量、动量、能量、力等蕴涵差异的概念符号，却看不到像构成物体的材料、颜色等规定性，而全然不顾或只是间接地去关心它们在现实中对社会的意义。与把事物当作类来处理的自然科学研究不同，科学史研究同一般历史学研究一样，它强调事件的独特性主要源于它对事件的社会意义的终极关怀。但寻求科学史事件的社会意义只有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用联系的方法才能确立。伽利略的斜面实验与现在一个学物理的大学生所做斜面实验尽管结果相同，但不同的是，伽利略的实验是作为他创立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的有力范例，在改变自然科学面貌的过程中起到巨大作用，同时也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宗教、哲学思想产生强大冲击力的面貌出现的。而大学生的这个实验的意义，对他个人来说是在于自身的学习，对社会来说是对科学历史的继承和延续，无论如何，它不可能产生伽利略实验所带来的社会意义。相同的实验所带来的极其不同的社会影响力源于它们与社会环境（如实验水平、科学思想、公众对科学的态度等）的不同关联。整体性原则的重要作用，就是于广泛的历史联系中确立科学史事件的社会意义。此其二。
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科学史研究只关注特殊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唯物辩证法看来，联系恰恰构成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动力来源。既然在整体性原则的指导下，科学史家能够发现在某一历史时期内共时性的联系，那么，他就是在寻求影响科学发展的动力系统。这样的系统，不管在科学史家的头脑中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它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抽象性的或概括性的，是对影响科学发展的动力结构的揭示。因为，一旦人们从科学内史或科学外史的角度考察影响科学发展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就从根本上越超了考证性研究所回答的“谁”“哪里”“何时”“什么”等问题，把问题转移到“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上来，从而就是在解释科学的历史。整体性原则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实现科学发展的状态学与动力学研究的有机结合，为提出科学发展的结构性动力假说奠定初步的坚实基础。此其三。
总之，科学不仅受其自身内在的逻辑的支配，也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其发展的历程恰恰是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只是孤立地考察单个事件，撇开单个事件与其它因素的联系，科学的历史就成为不可解释的怪物。所以，整体性原则是科学史研究必须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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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强调指出，即使在整体性原则的要求之下所从事的共时性研究真的找到了某种假说，这种假说的正确性都还是值得怀疑的。它必须在历时性的研究中加以检验、修正和发展，因为在共时性的研究中所揭示的科学史诸方面的联系是否在历时性当中具有稳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这一点正是历史主义原则充分发挥作用的舞台。它要求研究者在科学史研究中，要用历史的观点来观察科学发展的历史问题，把科学的发展当作一个过程来看待：研究科学的发展应善于沿着历史本身的行程前进，不应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被考究对象的具体特点，尤其不应割断历史的联系，以为科学史事件是无缘由的突然产生或消失的东西。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5]按照列宁的思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史研究必须注意科学发展在时间方面、历时性的联系。历史主义原则在科学史研究中至少可以起到如下几方面的作用：
第一，按历史主义原则的要求，科学史家可以扩展科学史资料的作用，并揭示科学发展的历时性史实。科学史资料对科学发展的记述既“大于”又“小于”这个事件本身，那么，与事件不相符合的部分是否完全没有意义呢？假设某一科学史事件在过去某一时间T发生，而有关这一事件的历史记述Wn是在T+ΔT时间上完成的。这样，考实性的认识只能通过这些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述者之间无矛盾的陈述，来确定什么内容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事件，而它们之间所具有的不同记述和评价究竟具有什么作用，则考证性研究很难确立。恰恰在这一点上，历史主义原则发现了它全部的秘密。一般而言，不同的描述，尤其是不同的评价往往出于记述者本人的主观立场，并且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价值判断意味着记述者表达了这一事件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它乍看起来由于褒贬词的存在而夸大或降低了它所记述事件的客观性，仿佛那个科学史事件是绝对必然的或者根本没有存在的根据。然而正是在这些价值判断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历史联系。一方面它说明了记述者本人对他所记述事件的真实看法，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影响科学发展的各种力量分配的不断调整。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对那些记述事件的不真实表述部分，却反映出影响科学发展各种力量分配和变化的实际，说明了科学研究所处社会环境的变迁。李克特曾说过：“许多科学家并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取代一个在他们的专门领域中已经建立起来的体系，可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依然是在科学中的事情，而当回顾起这类事情中的某一个时，一般的情况似乎是某些科学家对它做出贡献但却不是有意在这样做，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是在这样做。”[6]这不仅仅表明科学史事件的当事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念并不完全与科学的历史发展相吻合，更预示着它们对科学发展的可能影响。正因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是可变的，科学史家才应该超越它来刻画它们在长时段内的变化，以此揭示科学发展历时性的实际。
第二，作为上述作用的逻辑后承，历史主义原则还可以把科学发展的运动学与动力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起到检验、修正和发展结构性动力假说的作用，同时为比较性研究打下基础。与一般性的研究一样，研究者并不是在较全面了解详尽的事实之后才提出假说的。研究者的创造性充分体现在，在发现极其有限事实基础上的理论升华。通过共时性研究，科学史家就可以提出关于科学发展的结构性动力假说，但这种假说是否正确则是有疑问的，这个问题必须放到历时性的研究中才能解决。
第三，历史主义原则为科学地规划科学发展政策及科学的预测未来科学发展的前景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既然历史主义原则要求人们不要人为割裂科学发展的历史，既然它有助于人们揭示科学发展的动力性结构假说，那么通过科学史研究，科学史家就能够发现什么样的条件（当然是系统条件）有利于或不利于科学的持续发展，进而为更好地规划科学发展政策和预测科学发展的前景创造可靠的前提条件。
至此，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发现，建立在求实原则和整体性原则基础上的历史主义考察，是进行科学史比较研究的可靠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较可靠的结构性动力理论，科学史的比较性研究由于不能客观地描述某个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实际作用如何，因而很难保证其科学性。结构性动力假说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它就能够揭示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链条的真实图景，从而使比较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科学史研究的非实验性特征和科学史事件非重复性特征的缺陷。
收稿日期：2001-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