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通讲”（一）
“四书”是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经典。一般认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故又被称为“四子书”，简称“四书”。四子皆有“圣”名，孔子乃“至圣”，曾子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且师承明晰，线索宛然。可以说，“四书”是当之无愧的儒家“道统”之始基，儒学“学统”之圭臬，后世学者通经致用，进德修业，鲜有不从“四书”下手入门者。汉代《太平经》有云：“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圣人之辞，以为圣经也。”根据此一说法，则“四书”者，足可与“五经”并列，皆为中国人之“圣经”也。
与西方文化重哲学思辨与逻辑推演不同，中华文化更看重躬行践履与生命印证。可以说，中华文化念兹在兹的不过是一个“道”字：知道、闻道、悟道、体道、求道、行道、传道、弘道、达道，不一而足。而儒学的全部学问，总不离于一个“人”字，故儒道者，亦可谓人道也。儒学之最终目标，是要解决人生的种种问题，故“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成己成人”“爱人亲仁”，即理想人格的不断完善与现实人生的全幅实现，才是儒学最初、也是最高的终极理想。因此，儒学者，“人学”也，虽“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又“不可须臾离也”。儒学不是执着名相、概念和逻辑的纯粹知识论体系，而是一整套涵容天人、沟通彼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修养论、工夫论和实践论，故其特别强调躬行践履、身体力行，学问思辨之外，更落实在“笃行”上；“致良知”之外，更注重“展良能”。儒家的学问和工夫，最终指向的是一个人道德生命的圆满、人格精神的挺立、仁德智慧的涵融无碍。今人虽与古典精神隔膜已久，然若欲理解《四书》以及孔子之道，当以上述判断为基本前提。
简析：7月份受天气影响，全国气温呈现南高北低的特征，传统的空调销售大省华东、华南等地区市场零售同比下滑明显，根据奥维云网数据监测显示，7月份线下零售量同比下滑31.6%，其中变频柜机下降幅度较小，为21.0%。
“四书”作为经典，虽非出于一人，然其“一以贯之”的，还是“夫子之道”。所谓“夫子之道”，亦可谓之“君子之道”或“圣贤之道”，诸如为学、修身、孝悌、忠恕、仁爱、义权、诚敬、正直、为师、交友、治平、中庸，等等，皆其荦荦大者，可俟诸百世而不惑。近百年以来，经典教育断裂，在体制内完成中小学教育者，一旦进入大学，除非文史哲专业的学生，大多与传统文化经典渐行渐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笔者多年来研读“四书”，前曾出版过《论语新识》一书，又曾在多种场合做过“四书通讲”的专题系列讲座，因较有系统性和通俗性而受到听众欢迎。今将讲稿加以整理和修订，以专栏形式在《名作欣赏》杂志陆续刊载，期能有裨于一般读者，且能就教请益于学者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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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
知行合一，成己达人
——“四书通讲”之为学之道
上海|刘强
“学习”的真义
打开《论语》，开篇便是《学而》，《学而》第一章，劈头便是一个“学”字！这一今天看来太过普通的汉字，却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大厦的基础，更是一个人开辟鸿蒙、成长壮大、安身立命的必由之路。对于广大青年学子而言，如果轻易将此一“学”字放过、错过，则损失大矣，遗憾多矣，悔之晚矣！
《礼记·学记》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又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由此可知，为学之道，不仅关乎个人成长，而且与家国天下在在攸关。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学”作为人生第一件大事予以彰显和倡导的，孔子可以说是第一人。《学而篇》开宗明义道：
这里的“谷”，本指粮食，引申为俸禄、名利、工作等，三年学还未想到这些身外之物，在孔子看来，真是难能可贵了！朱熹《集注》说：“为学之久，而不求禄，如此之人，不易得也。”相比之下，今天的教育动辄以饭碗、就业、生计、薪资、“钱途”等物质诉求相标榜，引诱青年学子汲汲于功利，正是彻头彻尾的“为人之学”。这样的为学目标固然也能学得一技之长，然格局和境界难免局促逼仄，难以获得生命的大愉悦。
“学而时习”，正是“学习”二字的出处。但“学习”的真义在文言被白话所取代的今天，却不易觉察地被“白话今译”的通俗化解读扭曲和阉割了。通常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学习了知识并且时常温习和复习，不也是很开心的事吗？”然而，这种理解实在太肤浅。试问如果白天听了一天课，晚上回去复习做作业到十一二点，哪有什么快乐可言呢？那么，究竟是孔子说错了，还是我们压根没有真正理解孔子的原意呢？当然肯定是后者。
在波浪式话语推进过程中，实体和命题评价相互转换（实体信息拓展成为命题信息；命题信息浓缩为短语，成为实体信息），语篇的自主层面和互动层面也相应过渡，作者邀请更多的声音加入，语篇由单声向前推进转换成多声向前发展。“声音是一个与人际意义密切相关的概念”（李战子 2006：26），语篇的多声推进实现了语篇与外在世界的交流，突出了人际功能中“人”的因素。
“学”的正体字写作“學”。大概有三个含义：一曰“识”，如《广雅》：“学者，识也。”二曰“效”，《尚书大传》：“学者，效也。”三曰“觉”，朱熹《论语集注》：“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此即孟子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
“习”的正体字写作“習”。《说文解字》：“习，数飞也。”朱熹《集注》：“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这说明，“习”字绝不是口头和纸上的“温习”“复习”，而是行为上的反复操练，也即“实习”“践行”“实践”之意。
根据2016年1月至6月对河流水质的调查评价，滹沱河上中游各功能区的水质除滹沱河山西阳泉饮用水源区外均不达标，其中水质最差的为滹沱河山西代县农业用水区（繁峙段）和滹沱河山西原平忻定工业、农业用水区（定襄段），地表水水质均差，主要是氨氮浓度高，超标倍数达到了1.5倍左右。
再看“说”字。“说”通“悦”。朱熹解释“说”字云：“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又引程子曰：“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质言之，学而不习，即学而不行，是无法真正体验到“进德修业”的喜悦的。进一步说，“学而时习之”，即“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意思，因为只有这样，学习才是喜悦的！
王阳明后来发挥“知行合一”之教，其大本大源，正在这里。阳明说：“知之笃切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真切处即是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一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卷上）实则孔子早已申明此意。《论语·述而篇》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这里的“学而不厌”与“为之不厌”，其义正合，故“学”与“为”，完全可以互训，皆有“行”之义。这已经是“知行合一”的意思了。为什么要“知行合一”呢？因为如果知行脱节，不能行其所知、习其所学，则不仅无法享受学之喜悦，甚至会让人心思散漫，驰骛外求，投机取巧，走向谄妄邪曲一途。这就牵涉为学的目的和方向问题了。
为学之目的
首先必须大造声势，旗帜鲜明地表明党和政府除恶务尽的坚强信心，表明党和政府是普通百姓的坚强后盾，解除其后顾之忧，使其勇于揭露基层腐败和黑恶势力，维护自身权益。同时，广开言路，利用发达的媒体，再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营造基层腐败分子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氛围。此外，针对农民群众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建立各种方便实用的举报平台，动员基层民众勇于揭露基层腐败和黑恶犯罪，积极投身到这场事关自身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斗争中来。
媳妇从哥们儿朝洛蒙手里抢过钥匙，开了门，三步两步冲进屋去。哥们儿朝洛蒙在后面打开灯。看样子狗蛋已经哭了好长时间，满脸都是鼻涕眼泪，灰儿画儿的。枕头被子都掉在地上，可怜的像没娘的孩子。媳妇赶紧把他抱起来，颠着拍打着哄。嘴上不停地说：“狗蛋别怕，狗蛋别怕，娘回来啦！娘回来啦！”哥们儿朝洛蒙也上前助阵：“儿子，看爹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他把从十元店买的玩具老鼠拿出来，放到地上，拉扯老鼠背上的线绳，玩具老鼠就晃荡着尾巴在地上一窜一窜地跑起来。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这句话看似毫无褒贬，其实大有深意。孔子究竟赞同“古之学者为己”，还是“今之学者为人”？通常以为，“为己”涉嫌自私自利，“为人”总觉义正词严。然而，所有冠冕堂皇的大词往往十分可疑，试问：如果无“己”，何谈有“人”？人不爱“己”，如何爱“人”？人不为“己”，又如何为“人”？孔子的智慧，在于他绝不说那些颠倒本末的豪言壮语，绝不讨好任何人，而是实事求是，直截了当。“为己”的“为”字，可两读，既可读作去声，当介词“为了”解；也可读作平声，作动词用，如此“为己”又可解作“修己”“克己”“反己”“成己”。孔子此言，是在告诉我们：为学的目的，不在“为人”（名闻利养），而在“为己”（自反自强）。“为己之学”不是为一己之私利，恰恰是为了摆脱一己之私利，追求纯粹的、超功利的人格精进和生命圆满。《论语·泰伯》篇载：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孔子以“为己之学”教育弟子，成效显著。像颜回、漆雕开、闵子骞、仲弓及曾子等人，都是力行为己之学、安贫乐道的典范！《论语·公冶长》篇载：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漆雕开比孔子小十一岁，孔子让他出仕为官，他却说自己在这方面并无自信。对于这样一个“不自信”的弟子，孔子反而“说（悦）之”，盖因漆雕开真能“不至于谷”也。宋儒说漆雕开“已见大意”，能“见其大而忘其小”，他哪里是“未能信”，实在是无暇废学和不屑做官罢了。
无独有偶。《论语·雍也》篇载：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又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于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闵子骞言下之意，别用爵禄来干扰我的清静，若再来找我，我只有逃离一途了！由此可见，孔门弟子真是气象万千，其中既有安邦定国的能臣，也有视爵禄如敝屣的高士。你很难想象如此优秀超拔的弟子，是由一位俗不可耐的老师培养出来的！孔子对于人生追求和生命价值的理解是涵融阔大的，既主张积极追求人生价值的彰显，故能勇猛精进，奋发有为，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同时，孔子也主张审时度势，“不忮不求”，“从吾所好”，“用行舍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绝不因外在情势的改变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操守。这便是为己之学的纯粹境界。今人多以为孔子教育学生，就是为了干禄求仕，实在是无知妄说，误人子弟！
孔子的“为己之学”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荀子直接以君子小人来解读为己、为人之学，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又，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云：“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
王安石则以本末论学问，说：“为己，学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谬用其心者，虽有志于为人，其能乎哉！”①说明“为人”与“为己”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本末一如，只有坚实“为己”，才能切实“为人”。朱熹也说：“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使不著，盖不关为己也。圣人教人，只是为己。”（《朱子语类》卷第十三《学七·力行》）②
由于目前的中国债券市场中中国债券市场交易业务并未形成正式的交易平台，各项管理制度和法律政策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因此中国债券市场应该集中力量，借助于政府有关部门的力量，加强市场监管，全面构建一个健康合理科学的中国债券市场交易平台。这将全面，彻底地为中国债券市场创造一个合法，公平的国际交易平台，为中国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
前面说过，孔子之学绝非仅是博闻强记，更注重躬行践履、身体力行。这里“一以贯之”，亦可理解为“一以行之”。孔子痛感如子贡这样聪明的弟子，仅关注“闻见之知”，而不能力行“德性之知”，近乎赌咒发誓般地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言下之意，你们不要只听我说了什么，更要看我是如何做的啊！这是“行教”更重于“言教”的最佳实例！故《中庸》第二十章云：
为学之态度
为学之目的已如上述，为学之态度又当如何呢？检寻《四书》，略有以下三端：
一是诚实严谨。为学求知，要在诚实，切不可自欺欺人。《论语·为政》记孔子告诫子路：“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言下之意，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求知的最佳态度。《述而》篇又记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不知而作”就是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孔子说，我没有这种毛病。还有一次，孔子甚至说：“吾有知乎哉？我无知也。”从不讳言自己“无知”，这正是“为己之学”的应有态度。这种摆落一切名相俗谛的境界，如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本身便是一种大智慧。许多中外先哲常常自视阙然，认为自己所知有限，其实并非故作谦虚，而是智慧圆满的自然表现。
诚实之外，尤须严谨。《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知孔子发言遣论，著书立说，一定遵循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不能文献有征，言之有据，绝不信口开河，标新立异。这种实事求是、严谨笃实的学风，奠定了中华“学统”的坚实基础，影响了后世无数读书人。
二是好学乐学。在《论语》中，“好学”一词反复出现，且被提到极高地位。如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这是孔子唯一一次自夸，却将自夸的资本落在“好学”上，细思极让人动容。可以说，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舍“好学”之外，别无他途。孔子这句话，似乎隐含着“好学”胜过“忠信”之意。唯其如此，他才会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里的“性”盖指“忠信之性”，“习”便是后天“习染”，隐指“好学”。正是“好学”，让原本“相近”的人，渐渐拉开了距离，甚至凡圣之间，渺若河汉！《论语·季氏》载：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共享经济是最近几年出来的一种热门话题。在我国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都是通过“共享”来提供需求服务。
这一章看似孔子将人之根性分作上、中、下三等，实则蕴含着一种更大的“平等观”，也即“学习面前，人人平等”！“人不学，不知道。”一个人若不能“下学”，又焉能“上达”？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正是隐含着对不学之徒的批评。孔子还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知学、好学、乐学，可以说是为学的三境界，孔子一生精进，“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三种境界皆已一一超越。
说到为学的方法，可谓见仁见智。通读《四书》，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好学”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智慧，可以规避许多弊端。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仁、知、信、直、勇、刚，皆属正面价值，然若一味追求，不以“好学”来调节，便会过犹不及，产生愚、荡、贼、绞、乱、狂等诸多弊端。《中庸》所谓“好学近乎知”，正此意也。
三是敏求不倦。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里的“好古”，实即“好学”，而“敏以求之”则是勤勉努力、毫不懈怠之义。孔子还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又赞美颜回“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这种锲而不舍、自强不息的精神真是令人高山仰止。《大学》第六章云：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这是说，世间万物之理，唯有用心用力、持之以恒地去钻研，才有可能“豁然贯通”，一通百通。所以，就为学的态度而言，大概不外乎“四心”——诚心、敬心、乐心、恒心。有此“四心”，为人必有主宰，为学必有所成，信可知矣。
为学之方法
1) 光电开关输出的信号需要通过开发板上的AD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因此需编写ADC驱动程序，ADC设备在Linux中可以看做是简单的字符设备，也可以当做是一混杂设备(misc设备)，系统中当做misc设备来实现ADC的驱动[7]。
一曰学思并进。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可见孔子在学与思之间，似乎更重视“学”。这一点被荀子继承下来，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之所在。古希腊哲学有“静观的人生”和“行动的人生”的二元分判，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以“静观冥想”为人生最高境界，直到近代，才形成了关注“公务事务”、注重“行动的人生”的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叔本华说：“不加思考地滥读或无休止地读书，所读过的东西无法刻骨铭心，其大部分终将消失殆尽。”“一种纯粹靠读书学来的真理，与我们的关系，就像假肢、假牙、蜡鼻子甚或人工植皮。而由独立思考获得的真理就如我们天生的四肢：只有它们才属于我们。”可见，在学思之辨上，西方哲学比较重视“思”，而中国思想则比较注重“学”。但总的来说，学与思当齐头并进，不可执一而偏废。
二曰博文约礼。《论语·述而篇》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教居首。孔子主张“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可见孔子强调博学多闻。子夏也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但孔子绝非唯知识论者，博学之外，同样重视践行。故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又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博文”强调“知”，“约礼”强调“行”，其实便是“由博返约”“知行合一”。孟子继承此点，提出：“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孔子还说：“下学而上达。”“博学于文”即是“下学”，“约之以礼”即是“上达”。又，《礼记·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意谓君子既要尊重与生俱有的善性，又要经由学习、存养发展其善性。朱熹《中庸》注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认为“尊德性”是“存心养性”，“道问学”是“格物穷理”。教人应以“道问学”为起点，上达“尊德性”，强调“下学”功夫。陆九渊则认为当以“尊德性”为先，所谓“先立乎其大”，然后读书穷理。窃以为，“博文”即“道问学”；“约礼”即“尊德性”。又，《易·系辞下》：“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殊途百虑，便是“博文”；同归一致，便是“约礼”。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执一而论，更不可偏废。
通过此次对二灰碎石基层的施工质量问题展开分析，得到二灰碎石基层的施工质量主要受到原材料的质量、配合比、施工工艺工序(拌合、摊铺、碾压)、养护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合理选择材料的基础上，应该对施工工艺工序严格控制。同时施工现场对人员的管理也会间接影响二灰碎石基层的施工质量，因此，同时还需对施工现场的人员展开科学的调配、责任到人，对加工机械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合理的安排，保证施工质量。其次，加强监督管理，只要科学的管理、良好的监督，才能使二灰碎石基层的优良性能发挥的名副其实，才能确保施工质量达到最大化。
三曰温故知新。《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里“温故”与“知新”非并列关系，实递进关系，意谓只有能够在已有的旧知识中悟知新的道理者，方可以为人师。这与《礼记·学记》“记问之学，不可以为人师”的说法，如出一辙。又，《论语·子张》篇载：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日知其所亡”正是“知新”，“月无忘其所能”便是“温故”，二者结合，自可举一反三，盈科后进。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即表示，自己的治学方法深受子夏此句教言之影响，可见好的学习方法见效之速，化人之深。
四曰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载：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由此可知，“为己之学”是一种“向内求”而非“向外求”的学问。向外求，只会驰骛于名利，无休无止；向内求，则可“学然后知不足”，深造自得，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土地之于农村社会来说有着某种特殊的“共同属性”，也就是所有农户的土地共同组成一个村庄，即便制度上的规定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然而，当土地发生流转时，意味着土地权属的共同边界就会受到影响。法律条文之所以确立集体成员流转优先权，可能也考虑到农村土地的这一特殊属性。宋某为了顺利流转Y乡的农村土地，于是在流转实践过程中也依法建构“村里人”对土地流转享有的优先权。这一社会建构的意义在于规避和消解村庄土地流转带来的群体认同冲突。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在孔子的心目中，为学的目的究竟何在呢？且看《论语·宪问》如下一章：
学、问、思、辨、行，缺一不可，而最终必须落实在“行”上。宋儒程颢“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近思录·为学》），正为矫正学者重知轻行之弊。此儒学所以为实践之学也，亦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之教也。
为学之境界
儒学乃人需之学，故为学之境界必落实在人格的养成及修为的提升上。约略言之，盖有四境：
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战略有重要影响。让高管与企业签订长期合同，有利于高管稳定工作，充分发挥其职能。企业高管注重企业技术创新研发，可以保障企业技术不断更新，适应现代市场的发展变化。同时，通过高管薪酬激励方式激发高管潜能，可以让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突破，保障企业发展活力，促使企业可持续发展。
一曰自信不惑。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经过十五年努力，“三十而立”，这个“立”，便是立于学，立于礼，立于道，此时的孔子早已有“自信”，故能“守死善道”，一往无前。至其四十岁，终于“不惑”，这时的孔子，便是一“智者”，因为“知者不惑”。孟子也说：“我四十不动心。”这个“不动心”，正是“自信不惑”。何以能“自信不惑”？舍“好学”末由也。《中庸》说“好学近乎知”，又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说的正是此意。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自得之也。”为学若能“深造”“自得”，“居安”“资深”，则自然能达致“自信不惑”之境。
对此，王阳明亦颇有会心，曾说：“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则喜，闻毁则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君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答友人》）我们今天常说“文化自信”，其实若无“文化”，又何谈“自信”？
二曰乐以忘忧。为己之学，学到一定程度，便是乐境，无往而不乐也。《论语》中“乐”字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雍也》篇：“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述而》篇载弟子所记夫子平日气象云：“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又载夫子自道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类似例子，所在多有。孟子也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颜回“不改其乐”，孔子“乐以忘忧”，孟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无不是“见其大而忘其小”的乐道境界！
明代儒者王艮《乐学歌》云：
人心本是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
根据单亲子女的心理特征及问题表现，作为一名高中学生学生工作者，有责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单亲家庭学生的心理教育工作：
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如此妙语，读之真令人神往！我们熟知的一副对联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窃以为将“苦”字改作“乐”，方得为学三昧。若读书只是痛苦，如《儒林外史》中“名士”“举人”“选家”之流，恐怕还是为学道路上的“弃材”，只能劳碌终生而“不得其门而入”了！
三曰变化气质。学问到了一定境界，人的气质会发生变化，佛家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通常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正是此意。孔子一生进德修业，最后的气质也是雍容廓大，达到了“致中和”的境界。弟子记录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温”与“厉”、“威”与“不猛”、“恭”与“安”，皆情态之两极，极难折中，而孔子偏能调和于一身，出入无间，自然自得，此即未发之中、中节之和。此即所谓“圣贤气象”，中节适度，直与天地相似，无一丝造作勉强，故能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也。
后儒对此多有发明。如程颢说：“学至变化气质方是有功。”又说：“不学便老而衰。”“涵养到着落处，心便清明高远。”（《近思录》）明道为人，气象雍容，温和纯净，朱光庭见而叹之曰：“光庭在光风中坐了一个月。”其门人刘安礼说：“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近思录》）又，张载《语录钞》也说：“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
四曰超凡入圣。与西方文化以神为本，强调“神人之辨”，主张“原罪”和“救赎”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并不乞灵于“上帝”，故强调“人禽之辨”，主张“自别于禽兽”，从而获得人的价值和尊严。不仅如此，在“人禽之辨”基础上，还有一“凡圣之辨”，认为哪怕是一普通人，都可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人的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从而完成人的“内在超越”。没有此一种本源性文化价值观，中华文明不可能走到今天。
孔子正是这一本源性文化价值观的开创者和力行者，他用一生的努力，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内在超越”。从十五岁志学开始，孔子一生不断攀登，学不厌，诲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人、知命而知天，终于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之化境，这便是通常所谓的“天人合一”“超凡入圣”。
这一“超凡入圣”之境界，固非我辈凡夫所可企及，然切不可因自己达不到而全然不信。须知人的根性有不同，努力有差别，追求有分歧，以己之局限而度人，正是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又须知圣人也是人，不是神，既然西方人连“神”都敢信，为何我们就不敢信“圣”、不能信“贤”呢？圣贤追求而不是神灵崇拜，正可见出中华文化之理性精神和人道情怀。
①〔宋〕王安石：《杂著·杨墨》，《王安石全集》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②〔宋〕朱熹撰，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2页。
作 者： 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集刊《原诗》主编。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已出版《世说新语会评》《竹林七贤》《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魏晋风流》《论语新识》《古诗写意》《世说三昧》《穿越古典》等著作十余种。
编 辑： 得一 31217632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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