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格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表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辞格，又称修辞格，历来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现代修辞科学，可以说是从对辞格的研究开始的。
现代修辞学研究的范围，虽然已经不局限于辞格，但辞格仍然是研究的一个重点，在中小学甚至大学的修辞教学中，辞格作为教学的重点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
从1923年唐钺出版了《修辞格》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0多年。人们对辞格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一、对某一个或某一些具体的辞格的研究较多，而对辞格整体的本质特点研究较少；二、对辞格的功能研究较多，而对辞格本身的结构形式研究较少。因而辞格的研究缺乏深度和力度。具体表现为对一些语言现象是搭配不当还是用了辞格，缺乏一个明确区分的标准；对一些语言现象是运用了写作手法还是运用了修辞手法存在不同的看法；对于一些修辞现象究竟是属于哪一种辞格，看法也有分歧。本文想从辞格的整体来探讨辞格的本质特点，特别是想通过对辞格的层次结构分析来凸现辞格的本质特点。
要想弄清辞格的特点，了解一下辞格的产生很有必要。人们说话或写文章的时候为什么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用修辞格呢？传统的说法认为是言语交际的需要，即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为了突出某种思想或某种感情因而采用了种种辞格以期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并不是很全面的。因为人们的修辞活动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原因，即满足人们创新的需要。日本池上嘉彦说：“当问及‘为什么要作诗’这样一个问题时，有个诗人回答说：‘为了打破日常语言的符号性。’在日常语言中，语形与语义的连接是约定俗成的。只要我们使用日常语言，我们就只能在这个已经被许多习惯性的日常语言所规定的日常生活中，进行习惯性的重复。诗人的意图是：动摇一下这种习惯，变动一下语形与语义之间原有的连接（如“冰柱形的火焰”这种比喻就是一例），并把这种由新鲜的语汇创新出来的意思，当作超越日常生活的手段。”（注：（日本）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页。）
修辞活动，特别是修辞格的产生也是如此。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往往不满足于日常语言的习惯用法，因而创造出一种有别于日常语言的习惯用法的新的语言形式。这种新的语言形式被创造出来以后，如果得到了推广，使用的人越来越多，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这种新的语言形式就会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一种修辞格。
因此，辞格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任何一个辞格都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部分。表层结构指作者（说者）已经写（说）出来了的新的语言形式，我们称之为语言变体；深层结构即为新的语言形式所取代的，作者（说者）并没有写（说）出来的那种日常的语言形式，我们称之为语言常体。例如：
(1)过去瑶家背背篓，一背风雨二背愁。（金玉宝《年年中秋闰八月》）
此辞格为拈连。表层结构中的语言变体为“过去瑶家背背篓，一背风雨二背愁”。深层结构中的语言常体为“过去瑶家为生活所迫，背着背篓风里来雨里去，但仍然摆脱不了困苦的生活”。
一种日常语言中的习惯提法可以被好几种新的语言形式所代替，因而从理论上说，与一个语言常体相对应的可以有不止一个语言变体。例如，谢安说：“白雪纷纷何所以？”他的侄儿谢朗说：“撒盐空中差可拟。”他的侄女谢道蕴却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当然，不同的语言变体之间有优劣高下之分。
辞格的层次有时可以不止两层，可能有更多的层次。即某一个深层结构有一个与它相对应的表层结构，而此表层结构又可以成为深层结构而产生另一个与它相对应的表层结构。例如：
(2)看那倔强的皱纹，／多么象那龟裂的大地呀，／科学的春天，／又滋润了，／你快要干涸的信念。
“皱纹”，借代，深层结构中的语言常体为“年纪大”。“倔强的皱纹”，移就，深层结构为“年纪虽大但性格仍很倔强”。“龟裂的大地”，象征，深层结构为“古老的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上面两句合起来又是一个比喻，此比喻的深层结构中的语言常体为：“你年纪虽大，但性格仍然很倔强，这种倔强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的体现。”
由深层结构中的语言常体转换为表层结构中的语言变体不是任意的，除了受语境的制约外，还要受转换原则的制约。转换原则有两条：一是联想原则；二是功能原则。联想原则决定了深层结构的语言常体能否转化为表层结构中的语言变体；转换原则决定了深层结构中的语言常体转化为表层结构中的什么样的语言变体。我们将辞格的层次结构图示如下：
图中的转换是双向的，即作者在辞格的创造中是把语言常体转化为语言变体；而读者恰恰相反，在辞格的解释中是把语言变体转换为语言常体。“语境”在框外表示无论辞格的创造与辞格的解释都要受语境的制约。
联想原则是转换原则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由深层结构通向表层结构的一座桥梁。联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声音的联想与意义的联想两种。
声音的联想是指作者在深层结构中思考某一事物时，突然联想到了与此事物相同或相近的表示另一事物的声音，如双关中的谐音双关就是如此。如《蝶恋花·答李淑一》的作者在思念杨柳二烈士时，突然想到了与其姓声音相同的杨花和柳絮，因而脑海中就突然涌现出了“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诗句。顶针、回环、排比的产生也与声音有关。如排比，当我们说出或写出第一句话时，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与第一句话相同或相近的旋律，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按这种旋律说下去或写下去。
意义的联想是除掉声音联想以外的其他联想，有形状的联想、色彩的联想、性质的联想、因果的联想、范围的联想、综合的联想等等。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比、烘托、拈连等辞格都是由联想产生的。通感，有的书将其当作一种辞格。其实，通感在心理学中称为联觉，它并不是一种辞格而是产生辞格的一种心理基础。此点秦旭卿先生已在《论通感》一文中阐述得很清楚（注：秦旭卿《论通感》，载《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转换原则的第二条是功能原则。由深层结构中的语言常体转化为表层结构中的语言变体，总是有其目的的。人们使用某种辞格的目的大致有三个：一、为了突出某种思想或某种感情；二、为了使语言形象生动或含蓄凝炼或幽默风趣；三、表示一种气势或节奏，增加语言的音乐美。人们在使用辞格时，有时是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有时是数者兼而有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就要求表层结构中的语言变体具有实现某种目的的功能，就要采用不同的辞格。例如：
(3)可是当兵一当三四年，打仗总打了百十回吧，身上一根汗毛也没碰断。（刘白羽：《无敌三勇士》）
因为作者要强调身经百战而没有受到一点损伤，突出勇士的“无敌”，故采用了夸张这种修辞格。
(4)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刘勰：《文心雕龙·论说》）
这句话，从总体来看是对偶，上下联都是比喻中的较喻，同时又是夸张。作者用比喻和夸张是为了突出语言的重要性，用对偶可以使音韵和谐，便于记忆。因为作者说这句话时，有着多种目的，所以就用了三种辞格。
辞格的层次结构以及辞格的转换都要受语境制约。语境有时可以判定在一句话中是否有辞格或用了什么样的辞格。比如，孤零零的一句话“屋里有狗！”我们很难判定它是否用了辞格或用了什么辞格。现在我们给出语境：
语境一：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她的不满6岁的小女孩在一家小餐馆吃饭，这时突然从外面跑进来一条狗。这小女孩害怕极了，连忙躲到了妈妈身后，尖叫道：“妈妈，屋里有狗！”
在这一语境中，这“屋里有狗”没有用辞格。因为这话分不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
语境二：我游击队侦察员与一联络员正在茶馆里接头。这时突然从外面进来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联络员轻声地对侦察员说：“注意，屋里有狗！”
这句话中出现了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肯定用了辞格。如果此时屋里没狗，则用的是借喻；如果此时屋里恰巧有狗，则用的是双关。
语境还能帮助人们判定辞格用得是否恰当。比如，我们形容某人胆小，常说：“他呀，见了蚂蚁都害怕！”这是夸张。此夸张是否恰当，也得看语境。如果此蚂蚁是一般地方的蚂蚁，并不可怕，此夸张就恰当；如果在南美洲有食肉蚁的地方，这句话作为夸张就不恰当。因为食肉蚁猛于狮虎，人人害怕，因而“见了蚂蚁都害怕”已经没有胆小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夸张了。
研究了解辞格的层次结构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首先，我们可以用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理论来判定一个语句或语段中是否有辞格，从而弄清楚语言中的一些不合常规的词语搭配究竟是病句还是使用了辞格的结果。例如：
(5)他主动为这个系工程力学专业的两届船舶结构力学班挑起了薄壳力学、船舶结构力学等三门课程的主讲任务。
(6)啊，越来越急的雨，溶化了阻隔的严寒，扫去了别离的哭泣，唤醒了万物的新翠，撩开了烟雨的珠帘。
我们按照句法结构原则来看，例(5)中“挑起任务”为动宾搭配不不，因为常规的说法是“挑起担子”；例(6)中的“溶化严寒”也是动宾搭配不当，因为常规的说法是“溶化冰雪”。但例(5)是病句，例(6)并不是病句，它的所谓搭配不当，是因为作者使用了修辞手段而有意打破了日常语言的习惯用法而创造出来的超常规搭配的新的语言形式。
病句与修辞的超常搭配有什么区别呢？病句没有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而修辞中的超常搭配是表层结构中的语言变体，它一定有与之相对应的深层结构中的语言常体。例(5)中的“挑起任务”并不是“挑起担子”的语言变体，因为它违反了转换的两条原则。一、违反了联想原则，因为从“挑起担子”无论从语言还是语义都不能联想起“挑起任务”；二、违反了功能原则，因为用“挑起任务”来代替“挑起担子”并没有增加新的表达功能。(6)是用了比批。前面部分“雨溶化了阻隔的严寒”的深层结构中的语言常体是“春雨带来了温暖，迎来了春天”。此比拟的转换，符合联想原则，因春雨是温暖的，可以融化严寒的冰雪而严寒的冰雪正是春天到来的障碍；同时也符合功能原则，因转换的结果，语言变体比语言常体具体、生动、形象，含蓄而有韵味，给人以美的享受。
其次，我们还可以用辞格的层次结构理论辨析一个语句或语段中到底是用了哪种辞格。
我们认为，一个辞格与另一个辞格的主要区别，主要在于每一种辞格在其表层结构中的语言变体都有独特的结构形式特点。用语言变体的结构形式特点作为辨析辞格的主要标准，不但简明而且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比喻与比拟仅仅根据定义来区分有时是很困难的。因“比喻”是“把甲事物比作（当作）乙事物”，比拟是“把甲事物当作乙事物来写”，“把甲事物当作乙事物来写”不也是把“甲事物当作乙事物”吗？有人说，比喻重在喻，比拟重在拟，这种说法其实是同语反复，并无新意。故在早些时候，人们对比喻与比拟的区别并不十分清楚。例如，《修辞学发凡》中有这么几个例句：
(7)湘云慢启秋波，见了众人，又低头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
(8)这些雕，从古以来，几千年几万年的连接了燃烧着的一种希望。
(7)在《发凡》中当作比拟，(8)在《发凡》中被看成比喻。我们认为例(7)应是比喻，因为从结构形式上看，“秋波”代替了“眼睛”，“秋波”与“眼睛”是相似关系，故此例为比喻中的借喻，以喻体代替了本体。例(8)应是比拟，因为“希望”是本体，“燃烧”是比拟词语，拟体“可以燃烧的东西”并没有出现，此例中把希望当作可以燃烧的东西来写，是典型的比拟而不是比喻。又如：
(9)长鞭甩碎空中雾，／一车粪肥一车歌。
郑远汉在《辞格变异》中，把“一车粪肥一车歌”当作比拟，说：“‘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何以载车？这都是把甲事物当作乙事物来写，也属比拟。”（注：郑远汉《辞格变异》，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我们认为，郑只看见了“一车歌”而忘了“一车粪肥”。“歌”固不可装，但“粪肥”是可装的。因此“一车粪肥一车歌”不是比拟而是拈连，即连接说甲乙两项事物时，将只适用于事物的词语顺势地用在乙事物上。在此拈连中，“一车粪肥”是本项，“一车歌”是拈连项，“一车”是拈连词语。比拟与拈连不同的是，比拟只有一项，拈连至少有两项。又如，“春天，我们播下了种子，也播下了丰收的希望”是拈连，因“我们播下了种子”是本项，“也播下了丰收的希望”是拈连项，“播下了”是拈连词语，如果只说“春天，我们播下了丰收的希望”则是比拟，“丰收的希望”是本体，“播下了”是比拟词语，拟体“种子”并没有出现。
又如，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很多人都把它看作暗喻，其实它根本不是比喻。
(10)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诗的第三段说“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第四段说“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很多人根据诗中出现了A是B这一形式，就简单地把它们当作暗喻。前面提到过，并不是所有的具有A是B的语言形式都可以看成暗喻的，必须要能变成A象B，A与B有相似点。上例将“是”改“象”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乡愁”与“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之间没有相似点。它们之间不是相似关系而是相关关系。为什么“乡愁是邮票”呢？因为“乡愁”在这里是儿子对远在故乡的母亲的思念，而信件又是最能寄托“乡愁”的东西，因而邮票就与“乡愁”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因而“乡愁是邮票”不能改为“乡愁”象邮票，倒可以改为“乡愁在邮票上”。宋贺铸的词，“借问闲愁多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此词中也没有说闲愁象烟草，象飞絮、象雨，而只是说闲愁在一川烟草里，在满城风絮里，在梅子黄时雨时。上述修辞方式的语言形式可以概括为A是B（A与B相关），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这种形式造出大量的修辞例子。如“小时候，我的幸福是一只小盒子。一打开盒子，里面就有许多糖果”。这种辞格究竟叫什么名称，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绝不是暗喻。
辞格的层次结构、转换原则理论还能对辞格的恰当与否作出理论的解释。如前所述，由语言常体到语言变体的转换是要符合转换原则和受语境制约的。转换原则中的联想原则虽然是一种心理活动，但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其客观基础的。其客观基础是甲事物与乙事物要有相似性或相关性。就拿比拟来说吧，比拟是“把甲事物当作乙事物来写”，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可以把任何甲事物当作任何乙事物来写。如我们可以说“红心飞向北京城”而不能说“巨手飞向北京城”。为什么呢？因为在语言中，“心”是表示思想感情的，思想感情可以超越时空，因而具有“飞”这一特征，而“手”具有不能离开人的身体而自由移动的特性，即绝对不能“飞”，因而人们也就不可能产生“手”离开人体而飞的联想。有人要问，拟人，这种把无生命的东西当作人来写，难道也有客观基础吗？我们说，拟人当然是有客观基础的。这客观基础是人类早期的泛神论。在人类文化的积淀中，人类是认为万物皆有灵的，现在儿童还普遍存在万物有灵的思想就是明证。在不同辞格中，语言常体与语言变体之间的客观联系，有的紧密些，有的松散些。借代中的借体与与本体的联系就是十分紧密的，如我们以“红领巾”代“少先队员”，以“老人头”代“100元人民币”就是如此。
一个辞格是恰当的，必须是由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时，联想要有客观基础，即应该合乎事理，合乎逻辑；同时它的转换功能要能达到它应该达到的目的。反之，则认为是不恰当的，例如：
(11)她扫兴地扭开后，我发现她那截从旗袍下露出的大腿很象麦乳精。
(12)漫天风雪，封住山，阻住路，却摇撼不了人们的意志，浇灭不了人们心头的熊熊烈火。
(13)她们被幽闭在宫闱里，戴了花冠，穿着美丽的衣服，可是陪伴着她们的只是七弦琴和沸腾的梧桐树。
上述三例的修辞格都用得不恰当。例(11)说人的大腿象麦乳精，这些喻就莫名其妙。人的大腿与麦乳精没有相似点，从人的大腿联想不起麦乳精。例(12)是比拟，把风雪当作“浇灭”熊熊烈火的东西来写，但能“浇灭”熊熊烈火的东西只能是液体，应把“浇灭”改为扑灭。例(13)“沸腾的梧桐树”是移就。用“沸腾”来修饰梧桐树是把梧桐树当液体，这种联想缺乏客观基础，同时从前“幽闭”来看，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是“她们”如何寂寞，用“沸腾”则不合作者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