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模式”笔谈【四篇】——全球化时代文化批评的新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笔谈论文,文化论文,方向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毫无疑问，我们目前正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同时也体现在政治上和社会文化上。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成为现实，几乎整个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人在谈论全球化，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相联系。因而毫不奇怪，使用这一术语已经成了一种学术时髦。应该承认，不管我们喜欢它或者讨厌它，我们都无法回避全球化这一现象。而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批评策略时，自然也应该从探讨这一现象的本原开始。
实际上，全球化的现象并不仅仅是20世纪后半叶才突然出现在西方社会的，而是已经有了一段漫长的过程。这完全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论述中见出。在那部划时代的著作中，马恩至少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由西向东、由中心到边缘的旅行过程；(2)由资本主义的崛起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划分；(3)跨国资本的崛起、资金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形成为资本的全面全球化铺平了道路；(4)由物质生产带来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出现，等等。虽然马恩并没有专门讨论知识生产和文化生产领域里的全球化现象，但他们已经在书中涉及了文化上可能出现的全球化现象，也就是各民族的文学最终将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应该承认，出现于19世纪后半叶的新兴学科——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性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因此，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并不意味着不同性质文化的同化，而是在一种全球文化大背景之下各民族文化仍保持着多元的发展走向。也即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所称的“使普遍主义特殊化和使特殊主义普遍化”（注：参见罗兰·罗伯逊：《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伦敦：赛其出版社，1992版，尤其是第六章。）的尝试，这也就是所谓的“和合”或“和而不同”。不承认文化上可能出现的全球化现象以便提出自己相应的对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态度。而当今时代出现在经济领域和文化知识生活中的全球化现象恰恰是这一过程的自然延续和在当代的发展高潮。这一点将随着中国入世之后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机遇越来越引起人文知识分子的关注。
既然我们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全球化以及这一时代的文化批评策略，那么我们就应当把文化领域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归于后工业后现代社会在文化领域的一个产物。对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隐隐约约地作了预示，但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之局限而未来得及作出更多的预测和阐释，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法兰克福学派曾对后现代社会到来之前的“文化工业”予以了尖锐的批判，他们的这种批判精神同样也为当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继承了下来。早在80年代初，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就率先从后现代消费文化入手，开始了他对后现代主义的进一步探入考察研究，在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Society)的演讲中，他指出，除了考察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外，人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停下来思考，通过对近期的社会生活各阶段的考察对之作出描述……在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被人们从各种角度描述为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传媒社会等）。新的人为的商品废弃；流行时尚的节奏日益加快；广告、电视和传媒的渗透在整个社会达到了迄今为止空前的程度；城郊和普遍的标准代替了原有的城乡之间以及与外省之间的差别；高速公路网的迅速扩大以及汽车文化的到来——这一切都只是标志着与旧的战前社会的彻底决裂，因为在那时的社会，高级现代主义仍是一股潜在的力量”。（注：引自霍尔·福斯特编：《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集》(The Anti-Aesthetic: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西雅图和华盛顿：海湾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125页。）对于这一迥然有别于现代社会的现象，詹姆逊描述为后现代社会。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他仍实事求是地承认后现代主义的不少合理因素，并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带来的也并非全是消极的东西，它打破了我们固有的单一思维模式，使我们在这样一个时空观念大大缩小了的时代对问题的思考也变得复杂起来，对价值标准的追求也突破了简单的非此即彼模式的局限，因此，“在最有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著述中，人们可以探测到一种更为积极的关系概念，这一概念恢复了针对差异本身的观念的适当张力。这一新的关系模式通过差异有时也许是一种已获得的新的和具有独创性的思维和感觉形式；而更为经常的情况则是，它以一种不可能达到的规则通过某种再也无法称作意识的东西来得到那种新的变体。”（注：参见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the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北卡罗莱纳州杜伦：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因此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所探讨后现代主义的出发点就是当代消费文化，这也是他的理论后来很容易被文化研究者和文化批评家接受的一个原因之所在。作为一种对现代主义主流的既定形式的特殊反动而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其明显的特征就是消解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限，标志着现代主义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断裂和崛起。显然，坚持文化批评的辩证态度，承认当今名流派的合理之处，以便站在一个更高的理论高度将各家理论的合理因素纳入自己的“总体”批评框架，正是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特色。应该承认，今天在西方学术界人们所热烈讨论的后现代主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始于詹姆逊的建构。而他的理论建构也是我们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和文化批评家引证最多的。
谈到文化批评，我们必然会想到风行于当今英语世界文化学术界的“文化研究”，这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应该指出，这种“文化研究”决不等同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指向当今仍有着活力的大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在文化研究崛起的地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也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作出了及时的回应。文化研究自40年代在英国逐步出现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是从（精英）文学到（大众）文化的发展之路。6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逐步在英国步入理论家的批评视野，并逐步走出早先的利维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认知模式，更为关注当代大众文化和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到了80年代后期，在后现代主义大潮消退之后，经过后殖民主义的短暂兴盛，文化研究更是迅速包容了各种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现象，迅速占据了英语文学和文化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伊格尔顿主要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但他的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文化批评的特征，因而体现了广阔的理论视野。他也曾在80年代积极介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对后现代主义的表演性和怀疑一切的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同样，对于当今风行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研究”，他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但在承认其合法性的同时，则从马克思的文化批判角度作了冷静的分析。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近几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其中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The Contradictions ofPostmodernism,1997)的论文中，他甚至针对西方国家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热和文化热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文化主义加大了有关人类生活所建构和破译并属于习俗的东西的重要性……历史主义往往强调历史的可变性、相对性和非连续性特征，而不是保持那种大规模不变的甚至令人沮丧的一贯性特征。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在我们这里——属于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但现在似乎却日益进口到中国以及其它一些‘新崛起的’社会。”（注：参见《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28卷第1期(1997)，第1页。）这种现象足以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理论家的注意。在他看来，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必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特定文化现象统统引进自己的国家，否则便会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另一篇就是最近写作的《文化之战》(CultureWar,2000)，在这篇论文中，针对当今时代文化的概念无限扩张的不正常现象，伊格尔顿开宗明义就尖锐地指出“‘文化’(culture)这个字眼总显得既过于宽泛同时又过于狭窄，因而并不真的有用。它的美学含义包括斯特拉文斯基的著述，但没有必要包括科幻小说；它的人类学意义则宽至从发型和餐饮习惯直到排水管的制造。”对文化概念的这种无限扩张的担忧早就体现在他以前的著述中，在他看来，至少有两个层次上的文化可谈，一种是用大写英文字母开头的“总体文化”(Culture)，另一种就是用小写英文字母开头的各民族的“具体的文化”(cultures)，这两种文化的对立和争斗使得文化的概念毫无节制地扩张，甚至达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在分别分析了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化概念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注：这篇论文是伊格尔顿直接寄给我的打印稿，中译文见《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他的这种警告实际上起到了对文化研究强烈冲击精英文学研究现象的有力反拨作用，对于人们重新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认识文化的价值以及文化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无启迪。
诚然，伊格尔顿所批判的滥用文化概念的现象确实存在于西方的文化批评界，这主要是文化研究在英美两国的发展有着不同的两种取向，在有着“伟大的文学传统”的英国，文化批评基本上是一种扩大了领地的文学的文化批评，文化研究也有着一定的社会学根基。而在北美和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则有着不同价值取向：一批早先的精英文学研究学者所主张的是将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语境下来考察，并未脱离文学现象漫无边际地探寻；而更多的来自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和传播学界的学者则走得更远，他们把文化研究推到了另一个极致，使其远离精英文学和文化，专注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以及大众文化和传媒研究。当代美国的文化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极为广泛，甚至包括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大众文学文类（惊险小说、罗曼司传奇、西部片、科幻小说）、照相术、音乐、杂志、青年亚文化、学生文本、批评理论、戏剧、无线电、妇女文学、电视以及工人阶级的文学。这些文化研究的鼓吹者排斥经典文化和文学作品，公开宣称致力于低级的、大众的非精英文化产品的研究，这样一来，他们的尝试便对经典文化研究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在大众文化的氛围下，经典文学作品不再被当做独立于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自足的审美现象来欣赏和观照，而是被束之高阁，或甚至被放逐到研究视野的边缘。因而文化研究在美国的一些有着悠久人文传统的正统学科便受到抵制，倒是在部分大学的英文系和传播学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从上面对英美两国文化批评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的回顾，我们大概不难看出，文化批评不同于文化研究：前者更注重对当代文化现象作出价值判断和批判性分析，与文学批评相近；而后者则注重实证性的考察和分析阐释，并立足于个案研究，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相近似。笼统地谈论“西方的”文化批评显然会流于大而无当，即使是谈及英语世界的文化批评，我们也可见到明显的差异。而这一点恰恰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从一开始就有着模糊的认识。我们今天在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弘扬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如何在一个理论争鸣如火如荼的国际文坛上发出中国批评家的声音？这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文化批评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既然要进行理论建设，而且要使这种理论建设具有普遍的国际的意义，那我们首先自然应当对我们的国际同行的研究现状有所了解，这样我们的建构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否则，对国际同行已有的成果视而不见，只顾自己的“创造”，殊不知是在重复别人早已从事过的劳动，这样的“创新”必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进展而被淘汰。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毫无疑问已不再专指传统的精英文化或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了，而是具有这样两个特征：指向当代和面向大众。它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以边缘和第三世界未开发地区为主的区域研究，以后殖民地的写作和话语为研究对象的种族研究和以探讨女性文化和建构女性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或性别政治。此外，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面对影视传媒对文学的冲击和当代高科技和网络的普及，它还应当包括影视和大众传媒研究。
作为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批评家，我们更是要关注全球化给我们的文化和知识生活带来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以便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实践，及时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回顾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导致的巨大变化，我们不难看到，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过去的计划经济，反映在文化生产领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精英文化市场的日益萎缩和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对精英文化的强有力挑战。全球化则正是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实行而于90年代后半叶进入中国的，随之便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使得文化以及其产品文学的市场更加萎缩，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系科兼并，科研经费也大大地受到波及。另一方面，针对个人而言，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当代人的身份的模糊，因而使得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们都感到一种身份的危机。特别是跨国公司里的雇员的身份更是模糊，他们既从本公司牟取利润，同时又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关注全球化问题时应当注意的。我们中国的文化批评家并不惧怕全球化，我们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我们有了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空间的机遇，抓住它就有可能将中国的文化精神及其优秀成果介绍到全世界，而失去这个机遇，就有可能使中国真的成为一个“无声的”文化大国。当前，针对全球化的冲击，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仍十分担心未来的文化是否有前途，尤其是在跨国公司长驱直入，身份问题日益困扰人们的今天，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能否在全球化的法则下求得生存？我们的文化生产和文学生产将面临何种局面？如此等等，均困扰着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这些恰恰是我们从事文化批评的学者应当回答的问题。
基于对当代大众文化以及其对精英文化的冲击之理论分析，我认为，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接受的一个直接后果。它的一个作用就是使得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也就导致了一批具有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抱有对立的态度。在这方面，我的看法是，对大众文化不必采取居高临下的对立态度，而应该持一种辩证的宽容的态度，即承认它们的部分合理因素，从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分析和扬弃，这样便不致于造成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对立和冲突。
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资金的流动也会导致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渗透，带来的后果便是弱势文化逐渐向强势文化“趋同”，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国文化的“西化”之程度。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在中国文化吸纳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对西方文化作了基于本土视角的“归化”，因而使得一种新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现象出现，也即全球化的实现必须取决于本土化的接受。中国虽然是一个文化大国，但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弱国，长期以来处于世界文化主流的边缘，因而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就不足为奇了。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渗透方面，我们同样应采取一种全球化／本土化的辩证态度：使来自西方的全球化在中国的本土发生变化，并为本土的接受土壤所同化。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顺应这一潮流，以便因势利导，使得全球化为我所用，服务于我们自己的目的，也即全球化有两个极致：经济的运行是从西方到东方，而在文化上则有可能从东方向西方运动。利用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完全可能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介绍到全世界。在这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并不一定是消极的东西，关键的问题是看我们如何对待全球化的冲击以及采取何种对策。在这方面，我的态度是，我们应当采取积极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便借助于全球化的契机和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的大国，应当对世界文化的建设作出较大的贡献。而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和文化批评家，我们则应当在国际性的前沿理论论坛上发出中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强劲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