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士德和士大夫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大夫论文,精神论文,略谈士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2)01-0024-04
士德一般指读书人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士大夫精神一般指从政者应有的道德操守。此二者是相通的，说士大夫精神泛指读书人和从政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亦无不可。由于士德和士大夫精神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又由于士和士大夫阶层自身良莠混杂的复杂性，故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士德特别是士大夫精神或避而不谈，或作过度批判，而对其中包含的有价值的因素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探讨。可喜的是，近年来有关探讨文章开始见诸人文期刊。本文拟就这个话题谈些粗浅之见。
一、“士”阶层的崛起和士德
“士”在商、西周、春秋时指低级的贵族阶层，春秋末士阶层崛起，逐渐成为读书人的总称。在士人中，有一部分入仕作官，未入仕作官的则归入庶民，其地位居四民之首(士农工商)。由于士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其道德品质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据《论语》载，孔子及弟子曾参、子张等曾论述过士的道德品质。孔子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又讲：“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杨伯峻译曰：“读书人而留恋安逸，便不配做读书人了。”[1](P145)曾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子张讲：“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子张》)他们强调士人应具有勇于承担、勇于牺牲和重义轻利的道德精神。另外，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贡、子路问“何为士”时，曾讲：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切切偲(si)偲(互相责善的样子)，怡怡(和顺的样子)如也。”(《子路》)杨伯峻《论语译注》曰：“互相批评，和谐共处，可以叫做士了。”[1](P143)从上述孔子及其弟子对士的论说看，所谓“士德”主要包括志道乐道、仁以为己任，见危授命、见利思义、行己有耻、勤奋治学、相互勉励、和睦团结等等。孟子和荀子对士德的论说，突出强调士人的节操、骨气。如孟子讲：“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荀子也讲：“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儒者(读书人)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秦汉以降，人们对士德、士节、士风、士操等多有论说。《吕氏春秋·士节篇》论述了士人应有的节操，“士之为人，当理(义也)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并以齐国贤士北郭骚自刎以为齐相宴婴辩白为例，说明贤士“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的高贵品德。司马迁称李陵有“国士之风”，认为他“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报任安书》)。北宋程颢提出德才兼备的士人标准，“凡选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洁，居家孝悌，有廉耻礼逊，通明学业，晓达治道者”(《河南程氏文集》卷一《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王阳明强调“士之学”应“以学为圣贤”为目标。他讲：“圣贤之学，心学也。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求之于心而不假于雕饰也……措之于行而无所不该也……”(《应天府重修儒学记》)要求士人学习并践行儒家仁义道德。明代吕坤则强调士人的责任担当意识。他讲：“世道、仁心、民生、国计，此士君子四大责任。”(《呻吟语·应务》)一般说来，贤士不仅具备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而且具有一种忧国忧民的博大襟怀和匡正弊俗的淑世情结。为人传诵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这种襟怀情结的集中反映。
古人之所以关注和强调士德，是因为士德在实现善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儒家认为士人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一方面可作为从政治国的后备贤才，即所谓“学而优则仕”；一方面士为四民之首，他们的言教、身教直接影响着百姓的道德教化。所以北宋罗从彦讲：“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风俗之美，其可得乎？”(《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议论要语》)王阳明讲“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明清之际李顒也讲“士人顾名节，国家方有好风俗。国家无好风俗，皆缘士不顾名节”(《四书反身录》卷七《孟子》)。对此墨家也有同样的认识，墨子讲“士是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上》)。历史上有德操的士人，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居乡为民，在推动治政和教化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富有思想内涵的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精神集中反映了从政者应具备的道德信念、道德良知和道德责任感。因为士大夫肩负着“治国、平天下”的重任，所以古人对其非常重视。明代吕坤讲：“世教不明，风俗不美，只是策励士大夫。”(《呻吟语·治道》)明清之际顾炎武更指出：“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卷十三《廉耻》)关于士大夫精神的积极思想内涵，古人有许多论述。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是“以道事君”。所谓“道”，指的是儒家崇尚的“尧舜之道”。孟子讲：“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他认为孝悌是仁义道德的实质，“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在孟子看来人具备了仁义道德，“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梁惠王上》)，“仁政”的实施便有了人伦政治基础。
在儒家颂扬尧舜之道和“以道事君”的影响下，历史上一些开明君主如唐太宗等标榜自己欲行尧舜之道，“朕今所好，为在尧舜之道”(见《贞观政要·慎所好》)。一些有德操的士大夫如魏征等“每以诤谏为心，耻君不及尧舜”(同上书《任贤》，唐太宗大臣王珪语)。唐代杜甫的治世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左卫丞丈二十二韵》)。他希望在战乱年代，有一个开明君主，众多贤臣辅佐于他，从而把国家治理好，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所以王安石曾称颂杜甫说，“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伊尹，商汤相)周(周公，曾辅佐成王)，宁使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杜甫画像》)。传统社会在仕途上有所谓“守道”、“守官”之说，唐代柳宗元讲：“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盖亦丧其本矣。”(《柳河东全集》卷三《守道论》)有德操的士大夫将“守道”看得比“守官”更重要。
“以道事君”在传统社会也就是“事君以忠”，但这不是盲目的愚忠。孔子讲：“勿欺之，而犯之。”(《论语·宪问》)“勿欺之”是谓“忠”，“犯之”即君有不义则直言诤谏，不使其陷于不义。孟子和荀子也很强调“犯之”。孟子讲“惟大人(大德之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荀子则明确提出“从道不从君”(《荀子·子道》)。他指斥“态臣”“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荀子·臣道》)。并将“忠”区分为“大忠”、“次忠”、“下忠”：“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而“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荀子·臣道》)。
以道事君、辅君、谏君，忠而不奸，是有德操的士大夫从政为官的最基本的信条。
二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历史上有德操的士大夫谋国不谋身，有着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郑相子产在郑国推行利国利民的新政，开始受阻，但他毫不退缩，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左转·昭公四年》)。晏婴在齐国治政，强调“以民为本”(见《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事必因于民”(见《内篇问上》)，并提出“意莫高于爱民，行莫高于乐民”(《内篇问下》)。屈原为战国时楚国重臣，他目睹楚国的衰败忧心忡忡，在《离骚》等诗篇中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长叹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等。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同《离骚》一样“与日月争光”(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西汉贾谊为忧虑汉朝的兴衰存亡“痛哭”、“流涕”、“长太息”，而不考虑个人的穷达荣辱，他的名句“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后人所传诵。北宋范仲淹将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著名的《岳阳楼记》中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等震撼人心的千古名言。南宋陆游在金兵入侵、山河破碎、民族危机深重之际，不仅从军积极参加抗金斗争，而且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爱国诗篇：“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他关心人民疾苦，诗篇中有“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春日杂兴》)，“忧民怀凛凛(戒惧貌)，谋己耻营营(往来不绝貌)”(《送客至望远门外》)等诗句。他在免职闲居时仍关心人民的疾苦，“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春日杂兴》)。陆九渊讲：“大抵今时士大夫议论，先看他所主。有主民而议论者，有主身而议论者，邪正君子小人，于此可以决矣。”(《陆九渊集》卷七《与陈倅》之二)谋国不谋身、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是士大夫精神的最为耀眼之处。
三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历史上一些有德操的士大夫居官在位时，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治国理政中建功立业。如诸葛亮治蜀，政声颇著。史载：诸葛亮治蜀，下至桥梁道路、井灶厕所，无不修缮，“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陈寿：《进诸葛亮集表》)。唐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重臣则辅佐唐太宗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历史上也有一些有德操的士大夫在遭受贬谪时，继续为民造福，如苏轼、白居易修“苏堤”、“白堤”，柳宗元治理柳州等。有的厌恶官场流俗，退隐于乡野，他们或者写诗著文抒发自己的忧国忧民情怀，以及描绘自然美景、田园风光和淳朴民风，或者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真正实践了如荀子所讲的“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赞语。陆游退居乡里，与乡邻百姓相约学习、躬行《孝经》中的《庶人章》和《士章》。他在《示邻里》诗中写道：“古学陵夷失本原，读书万卷误元元。从今相勉躬行处，《士》、《庶人》章数十言。”他带头学习《孝经·士章》，并把它全文(84字)抄写在屏风上，随时提示自己。
还有一些有德操的士大夫无论出于顺境还是逆境，都很重视兴办书院、学校，著书立说从事讲学活动。程颢贬居洛阳后，广揽门徒，从事讲学活动形成了当时影响最大、人数众多的洛学。书载他居洛几十年，人们“从之质疑解惑”、“乐从之游”，“宗师之，讲道劝义”(见朱熹：《伊洛渊源录》卷二)。朱熹在知南康军时，“每休沐辄一至(白鹿洞书院)，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在潭州治郡甚劳，“夜则与(岳麓书院)诸生讲论问答，略无倦色，每训以切己务实之学，恳恻周至”。他的学生黄干称他与学生“谈论古今，商贯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晦庵先生行状》)。陆九渊一向热衷于讲学。晚年任职于荆门，环境严峻，公务繁忙，但仍于“朔望及暇日，诣学讲诲诸生”(《陆九渊集》卷三十三《象山先生行状》)。王阳明在居官期间始终从事兴学讲学活动。他先后修建了龙冈、濂溪、稽山、南宁、思田等书院学校多处。他在被贬赴贵州龙场驿当驿丞途中，还为岳麓书院学子讲学。
从容进退、穷达有守，反映了有德操的士大夫的责任担当和爱惜名节的精神品质。程颐给皇帝说书，当他遭贬外调时坚决要求致仕归田，“臣身传至学，心存事道，不得行于时，尚当行于己，不见信于今，尚期信于后，安肯失礼害义，以自毁于后世乎？”(《伊川文集》卷二《乞致仕第二状》)他的这段话语可谓对这种精神品质的一个诠释。
四是刚直不阿、清正廉洁。这是有德操的士大夫最基础的精神品质。前面提到的诸种精神品质都与此相关或建立在其基础之上。如拿“以道事君”而言，魏征之所以能犯颜直谏，先后向唐太宗陈谏200余事，反复提醒唐太宗以隋为鉴、励精图治、慎始敬终，就因为他身上具备这种刚直不阿的精神。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都是名垂青史的刚直不阿的名臣。包拯立朝刚严，敢于直谏，屡次上书论斥权贵，弹劾欺压百姓的豪强和贪官污吏。海瑞因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妄求长生，二十余年不理朝政而下狱，获释后又因力摧豪强、接受百姓控告勒令前内阁首辅徐阶退田，遭诬陷去职闲居16年后72岁时再起，又力主严惩贪官污吏。而那些为维护正义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守护民族气节而英勇牺牲的民族英雄，如秉笔直书的晋董狐、齐太史，威武不屈的苏武、岳飞、文天祥等有德操的士大夫，他们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尤为后人所传诵。
历史上有德操的士大夫为官清正廉洁。他们在“省己”、“戒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所谓“人所趋者不敢趋，人所乐者不敢乐，人所私者不敢私”(张养浩：《为政忠告》)。春秋时宋国宰相子罕拒受美玉“以不贪为宝”，东汉郡守杨震“暮夜却金”等故事向来脍炙人口。三国时诸葛亮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自励。书载：“初，亮自表后主曰：‘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岁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及卒，如其所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唐初，太宗君臣崇俭黜奢，“官吏多自清谨”(见《贞观政要·政体》)：魏征住宅无正堂；中书令岑文本宅卑湿，无帷帐之饰；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贫无正寝，死后殡于旁室(见《贞观政要·俭约》)。沧州刺史贾敦颐“在职清洁……弊车一乘，羸马数匹，羈勒有缺以绳为之，见者不知其刺史也”(《旧唐书·贾敦颐传》)。唐代诗人白居易当县吏时清廉有政绩。他常感到自己功不抵禄，写了《观刈麦》一诗。诗中在描写了农民极尽辛劳仍不得终年温饱之后，写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明代学者、官吏吕坤曾自警自励地讲：“吃这一箸饭，是何人种获底？穿这一匹帛，是何人织染底？大厦高堂，如何该我住居？安车驷马，如何该我乘坐？获饱暖之休，思作者之劳；享尊荣之乐，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负斯世斯民多矣。”(《呻吟语·应务》)包拯在盛产端砚的州府为官，卸任时砚工特制一块精砚送他以作纪念，他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见《宋史·包拯传》)。海瑞以74岁高龄病死官舍后，仅余葛帏旧衣，靠同僚捐治葬俱方得葬殓。同乡苏民怀检点其衣物，发现只有竹笼一只，内有俸金8两，旧衣数件而已。康熙年间张伯行出任江苏巡抚，为施政清廉，特拟定了《止馈送檄》一文，文中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毫一厘，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去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这类见利思义、廉洁自守的道德故事读来令人动容。
三、结语
士德和士大夫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许多有价值的因素，是任何时代都需要重视和发扬的。我们建设高水准的公民道德和公务员道德，也需要利用好这一历史文化资源。诚然，士人和士大夫阶层中也不乏利欲熏心、寡廉鲜耻之辈，这是自不待言的。同时在他们(包括有德操者)身上，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孤芳自赏、轻视群众、脱离实际等缺点。这种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理应受到批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士德和士大夫精神作出积极的评价。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2]这一对时贤提出的策励之言对于我们关注探讨士德、士大夫精神也是有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