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中国论文,趋势论文,世界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即将告别20世纪，跨入21世纪。在这个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不断涌现，人们对未来的世纪抱有不同的观点和预期，但也不乏共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就是“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它不仅反映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基本走势，也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领土中心主义时代的结束，经济中心主义时代的到来。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变。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直至本世纪中叶的几千年里，世界各国之间甚至各国内部的争斗，其中心是领土的争斗。扩张和侵吞领土，捍卫和保护领土，成为各国内政外交的头等大事。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自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先进国家的基本国策就是争夺殖民地，从领土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落后国家的基本国策就是捍卫自己的领土，争取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今天，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核武器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领土中心主义的时代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经济中心主义，即各先进国家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上；各落后国家也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振兴经济、摆脱贫困和落后、争取经济独立上。因而，巩固世界和平，争取经济发展，成为一切国家的共同愿望和国策。在这个国际大环境下，世界经济明显呈现出两大趋势：经济发展的信息化和经济运行的全球化。这两大趋势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汇合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它们将以无比强大的力量推进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面貌，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将左右着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也必将融入这一潮流之中，利用它们提供的历史机遇，发展壮大自己，同时也必须迎接它们的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今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大与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与败，决定于适应和利用这两大趋势的政策和能力。
一、经济信息化
经济信息化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趋势。所谓经济信息化，就是由现代信息技术、信息设施、信息网络等组成的信息经济，从城市到农村、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迅速扩散、普及和开发，信息产业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1996年经合组织（OECD）在其《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又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认为知识经济就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是基本相同的概念。信息和知识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知识是信息的源泉，信息是知识的载体；知识本身就是信息，信息本身也是知识；信息是知识的开发、搜集和传播扩散的过程，知识是信息的创造开发、利用和加工的过程；知识的有用性在于它成为信息，信息的价值在于它的知识含量。因此，经济的信息化和经济的知识化，都是说明人类已经告别了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现在正在告别以工业为主导的社会，即将进入以知识或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社会。
知识或信息产业是由战后科技革命、特别是由微电子技术的革命发动和创立的。在微电子技术的带动下，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计算机技术、电子光学技术、光纤通讯技术、遥感技术、网络技术、软件开发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日新月异，形成了经济信息化的浪潮。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社会，在欧美和日本等先进国家已经初露端倪。现在，它们与信息产业相关的产值都已超过了GNP的50%，尤其是美国， 信息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美国2／3的工人从事与信息有关的工作。在过去的5 年里，信息技术产业为美国创造了1500万个新就业机会，高新技术在国内销售和出口方面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部门，美国经济增长的1／4 —1／3归功于信息技术， 电脑和电讯业的增长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注：1998年7月8日《参考消息》第4版。 ）美国《民族周刊》预言，在21世纪的头25年内，装配线上的普通工人会在生产过程中几乎全部消失。（注：1996年2月26日〔美〕《民族周刊》。）
经济信息化是一场深刻的无声的革命，它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创造知识的速度和数量，利用信息的能力和范围，将决定着一个国家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信息和知识这个无形的资源，在高科技大发展的今天，比起人力、资金、土地、原材料、燃料等有形资源，是最为宝贵和最为重要的资源，是战略性资源。信息或知识资源有四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它有强大的渗透性。毫无疑问，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今天和今后人类仍将靠农业和工业提供的产品来生存和发展。问题在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又靠什么？是靠人的体力还是靠人创造的机器？是靠人的体力还是靠人的脑力？人类物质财富的增加是靠大量资源投入，还是靠科技含量的增加？回答显然是要靠机器，靠脑力，靠科技投入，实现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信息和知识是机器、脑力和科技的化身，它以强大的渗透力深入到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中，成为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提高质量、加快速度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信息和知识已经不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而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它们以其强大的渗透性，渗入到一切生产要素之中，对它们进行最优化的配置，最大限度的节约，最深层次的加工，从而使生产力获得更大更新的发展。第二，它具有无限性。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源、人力、资金、土地等，对需求来说都是有限的，有的是不可再生的，稀缺是一般资源的共同特征，而知识和信息是无限的，它们可以不断地生产，不断地更新，不断地提高，永无止境，永不枯竭。第三，它具有收益递增性。著名经济学家克拉克说：“知识是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工具。”也就是说，与物化的生产要素相反，对信息和知识来说，发挥作用的是收益递增规律。迄今为止，经济增长都是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一步，资源消耗也随之增加一分。同时，迄今为止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在使用中都在不断磨损和效用下降。而信息和知识则可以不断积累、不断复制、不断传递，也可以不断使用，因此，其成本不断下降，其报酬可以递增。这个特点是任何其他生产要素所不具备的，因而可以使生产加速发展。第四，它最具有流动性。信息或知识在空间上不受地域、国界的限制，可以跨地区、跨国界直接流动；在颇大程度上也摆脱了时间的制约，可以通过通讯手段迅速传递到世界任何地区。当今世界的各个角落日益被信息流构成的网络所覆盖。从信息流的内容来看，有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从信息载体来看，既有传统的印刷品信息，电话、电报信息，又有新兴的图像、数据等多媒体信息；从信息流所依托的产业来看，有新闻出版业、邮电通讯业、广播电影电视业、咨询业以及计算机产业等等。这些信息流及其载体正在世界迅速普及，并在联网，形成四通八达的网络。这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也给后进国家接近、追赶先进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桥梁。
上述特点充分说明，信息或知识经济，是一种最富有生命力的全新的经济。近10年来，世界信息产品和服务迅速扩大。1982年全世界信息市场的销售额为2370亿美元，1985年达4000亿美元，1990年达6490亿美元，每年以8%—10%的速度递增，到2000年将超过9000亿美元， 信息产业将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注：傅桦：《知识经济时代与新兴产业发展》，1998年7月6日《经济日报》第7版。）
二、经济全球化
与世界经济信息化并行的是经济运行全球化。信息化是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全球化是世界经济运行的发展趋势。前者是后者的物质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加速因素。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报刊就开始愈来愈多地使用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文化、地球村等这样一些概念。1992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日致辞中宣称：“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从此，全球化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课题。英国社会经济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对全球化的内涵作了这样的阐述：“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括通讯、旅游及生态的全球化为基本内容，而以文化及社会、政治影响为直接后果的一种社会变化趋势，它揭示的是全球不分贫富、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国界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状态。全球化的提出，标志着地球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依存状态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注：〔中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5月号。）全球化的核心和基础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量的标志，即一切地区、一切国家和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相互渗透、相互依存，都成为世界经济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质的标志，即各国经济活动都在按国际通行的规则运行，相互间在规则上和机制上接轨。它说明延续几千年的闭关自守、以邻为壑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相互融合的时代。
经济全球化是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之时就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4—255页。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不承认边界的扩张性经济，机器大工业本质上就是建筑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过，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的近200年间， 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和规模较小的限制，由于交通运输和通讯工具落后的限制，由于各国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限制，经济全球化的水平还比较低，各国的经济交往还主要体现在商品交换的国际贸易上，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规模还很小，国际经济合作还未提到历史议程。而且，这一时期的国际交往一直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和掠夺，各国经济关系体现的不是平等和互利，而是强权和暴力。真正经济全球化的展开是二次大战后的事情，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战后推动和体现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因素有四个：
第一，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这个近现代史上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其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它一方面使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出现了以生产自动化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出现了一开始就是面向世界市场的外向型和特大型企业，包括钢铁、造船、汽车、家电、石化等部门的企业。另一方面，它使交通、运输、通讯工具革命化，出现了载重几十万吨的远洋超级货轮，大载量的超音速飞机，出现了光纤、卫星、传真等通讯工具，形成了世界性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和通讯网，空前地缩短了各国之间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天涯若比邻”的境界从理想变成了现实，这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第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跨国公司虽然在战前已经出现，但为数很少，而战后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得到了大发展。到70年代，世界上已经有7000家跨国公司，其海外分公司达10万家。现在，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已达4万家，其海外分公司达25万家。从经济实力来说， 它们占世界总产值的40%，世界贸易的50%，世界技术转让的75%，世界技术开发经费的90%。跨国公司经营的特点是以本国（母国）为基地，把全世界作为企业活动的舞台，组织国际化生产和经营，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把国际分工变成了企业内部分工，并在经营上实行多元化和多角化，从生产到销售，从贸易到金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囊括一切领域。跨国公司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灵活的经营战略，冲破一切国家的蕃篱，侵蚀一切国家的主权，打破一切国家的清规戒律，通过自己广泛的经营活动，把世界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经济全球化打下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第三，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战后初期，在美国的倡导下，为了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世界经济秩序，加强国际间的经济协调与合作，先后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它们被称为国际经济关系的三大支柱，其成员从几十个发展到150多个。它们制定国际货币、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的统一规则，对成员国经贸活动进行协调。它们制定的超国家、超制度、超意识形态的国际规则，对世界经济的运行有着规范作用，对各国的经济行为有着约束作用，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法律框架。
第四，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生产要素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就谈不上经济全球化。战后在欧亚建立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以苏联模式为榜样，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模式，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立场，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经济封锁的政策。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以苏联为榜样，实行内向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市场经济只局限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冷战结束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世界各主要国家争夺的重点从政治军事领域转向了经济领域，增强综合国力成为各国第一位的战略目标，普遍扩大了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在苏东巨变和中国、越南等国改革中，都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并都在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往，努力与国际经济接轨。这样，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不同制度和不同发展层次国家的共同体制，真正形成了世界性的无所不包的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
上述四大因素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也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现在可以说，一切地区、一切国家、一切经济部门、一切企业、一切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劳务、科技、信息、人才）都直接间接地纳入到了全球市场体系之中。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一样，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标志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众所周知，人类握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也是稀缺的。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是人类面临的最为根本的问题，也是经济学面对的最为根本的课题。而决定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的根本因素，是资源在多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资源秉赋千差万别，资源构成悬殊。在这种情况下，资源流动的范围越大，资源的配置越合理，资源的利用也就越充分。而经济全球化，为各国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市场，从而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美国管理学权威彼得·德鲁克说：“过去四十年的一项毫不含糊的教训是：更多地参与世界经济已成为国内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一个国家经济取得的成就同它是否参与世界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为各国更大范围地参与世界经济提供了舞台。
三、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既给中国的经济振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对中国的经济落后提出了严酷的挑战。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迈出经济起飞步伐较晚的国家，也是资源不足的国家。具体一点说，在我国未完成工业现代化任务的时候，世界先进国家已经步入了信息社会；在我国刚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世界已经步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面临着人口众多的压力，按人口平均的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些客观条件下，中国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实行“追赶型”经济战略，“三步并成两步走”才不致掉队和落伍，才能日益接近和赶上先进国家。为此，必须在努力发掘内部潜力的同时，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实行“外向型”经济战略，弥补自己资金、技术、资源的不足。应该说，经济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给我们推行“追赶型”战略和“外向型”战略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条件。战后五、六十年代经济落后、资源贫乏的日本的崛起，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的起飞，近20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超常发展，近10年来中国电子工业和通讯事业的突飞猛进，无不是利用外部经济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今后，世界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将日益加快，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产业的层次将日益提高，即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转让的限制日益放宽，各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的速度、广度和规模都将增大，因而可资为我所用的因素将日益增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轻易可搭的便车。今天的世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的世界。它们在信息或知识产业中处于垄断地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上处于主宰地位，在制定国际通行规则上处于特殊地位。在这些领域里，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明显地处于被动地位，缺乏与发达国家平等竞争的实力，在因应和利用世界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机遇上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就我国来说：
首先，我国以信息和知识产业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我国虽然拥有了如北大方正，联想、四通、清华同方、北京科利华等这些从事高科技开发的公司，但总体上说，我国的信息资源、技术水平和知识底蕴还都不足，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能力和运用能力还较弱。至今，我国半导体产品的生产仅占世界总产值的0.5%， 不仅无力大规模打入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的绝大部分也被外国大公司的产品占领着。同时，为了用高科技改造我国传统产业，必须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必须扩大对外开放，给外商国民待遇，与国际经济接轨。这样，国外质量高、价格低的产品就必将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使民族工业受到竞争压力和打击。现在，我国尚未“复关”，国内许多产业已经面临生存困难。
第二，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联结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使各生产要素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组织对各国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增强，使国家对经济的自控能力受到削弱，从而使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特别是在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中，资本空前扩张，资本流动空前加快，资本交易更加灵活多样，金融资本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力量。目前世界上已有数额达7.2万亿美元的游资，金融衍生品种类达到1200多种。在电子化和信息化的交易中，只要在计算机上敲几个键，成百上千亿的资金就可以在几秒钟内转移到世界任何角落，监管难度甚大。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靠金融投机致富的“国际炒家”。他们利用电子化和信息化的条件，进行“全天候运作”，从股市、汇市、期货市场、离岸金融市场等不同角度对金融实力和监管能力薄弱的国家发起“立体攻击”，兴风作浪，从中获取暴利。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所以首发在泰国，其重要外部原因，就是索罗斯等国际炒家首先“偷袭”泰国所致。因此，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在给我国提供加速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失控、经济安全、经济风险等诸多问题。我国因在金融市场上尚未与国际接轨，幸免了这次亚洲金融风暴的直接袭击，但在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网络化”和“连锁化”下，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它的消极影响，并为减少周边国家的金融压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付出了很大代价。
第三，国际经济交往总是双向的，既要引进来，也要打出去。只进不出，或多进少出，国际收支就必将出现日益巨大的赤字，就必然成为不堪重负的债务国，失去国际信誉，引进资本也将日益困难。而要打出去，必须提高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和知名度。国际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国际生活空间的大小，经济实力的强弱，不仅表现在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的多少上，也突出地表现在拥有超大型的“世界级”企业的多少上。所谓“世界级”企业，就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有较大市场占有率和较高知名度，并排名在世界500 强的特大企业或企业集团之中的企业。至今，我国还没有一家这样规模的企业。这就使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还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利用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自己的能力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党中央既看到了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也清醒地认识到给我们造成的挑战。党的15大作出了“科教兴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近年来加强了对科技教育事业的领导和投入，在加速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同时加强了金融监管，并取得了成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他在1998年8月28日召开的外交部第9次使节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都回避不了。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和壮大自己。”而且总结说：“综观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总的讲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多于困难，有利条件胜于不利因素。”我们深信，在21世纪，中国经济必将有更大的飞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