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责任与国际战略的理论思考——“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2006年度国际青年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国际论文,国际关系论文,中国国际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1—0022—28
如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外交，如何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理论，迫切需要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为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于10月28—29日召开了2006年度国际青年研讨会。来自海内外高等院校和智库的近50位青年学者围绕中国的国际角色、国际责任、国际战略以及中国外交的实践分析与理论思考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
自199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取得显著成绩以来，国际社会便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取向问题，有关中国是否会对现有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中国是现状国还是修正国，中国能否被现行国际体系所容纳的讨论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① 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已经成为国家对外战略中一个重大的基础性战略问题。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互动、国际政治特征的演变等几方面因素对中国国际角色的选择具有根本性影响。在国际体系中，中国是做一个积极自主的参与者、责任者、“现状国”，还是做一个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变革者、“修正国”？② 中国是否会对现有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中国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充当什么角色？这些问题都成为此次研讨会争论的焦点。
关于中国的角色定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牛海彬认为，走出权力转移安全困境的方法是相对清晰地界定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履行中国的国际责任，展现中国运用权力的真正意图，优化国际形象；目前仍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上海政法学院陈剑峰认为，当前中国重现状、轻变革，应把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目前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号召建立国际新秩序。美国在亚太的存在，虽给中国安全造成一定压力，但客观上维持了该地区的稳定以及能源通道安全。
复旦大学潘忠岐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这一视角探讨了中国在目前国际体系中应有的角色定位。他分析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情况，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意象差距以及中国与世界秩序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等。他认为，一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意象和意象差距的变动是判断该国与世界秩序关系的重要视角。新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的总体发展轨迹是，其性质趋于易调和，程度趋于降低，变动趋势趋于平缓和缩小化；中国由世界秩序的反对者和革命者转变为批评者和利用者，并进一步转变为支持者和建设者；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已经由修正国的受动型转变为准现状国的互赖型。
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Camilla Soerensen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界定为修正国。她从情境现实主义（contingent realism）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冷战后时代的安全政策。她认为，单极体系下的中国安全政策并未体现为连贯的安全战略，而是混杂着修正导向和现状导向双重特征，具有高度的反应性。在冷战后的单极结构中，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究竟采取何种导向的安全政策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地区安全环境，尤其是地区均势的变化；二是国内政治环境，尤其是民族主义与经济考虑之间的相对变动。
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的理论家们似乎一直对大国权力的兴衰及其对国际关系的意义倍加关注，而对大国的责任问题论述不丰。虽然布尔（Hedley Bull）曾经指出，“大国宣称自己拥有或者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利，即在涉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负有义务根据所承担的管理责任对自己的政策加以调整，而且其他国家也认为大国负有这个义务”，③ 但关于大国责任的具体内涵，学术界并没有形成明确而一致的判断，似乎只有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才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大国责任的最低共识。
关于中国的国际责任，清华大学邢悦和詹奕嘉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负责任大国”成为中国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在他们看来，“负责任大国”应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拥有高效率的国家制度和富有吸引力的文化价值观，二是愿意而且有能力维护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社会的秩序。“负责任”的基本条件是维护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社会的秩序，并愿为此承担义务，付出代价。
复旦大学张家栋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国际角色和责任问题。他认为，中国正在进入当代国际体系，但在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方面仍然是一个体系外国家；中国的实力正在增强，但在反映国家实力的经济优势、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弱势国家。所以，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却不是一个强国。中国应该在发展国际地位、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强调外交战略，把它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辅助性手段。
复旦大学蒋昌建认为，在对待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这一问题上，要处理好八对关系：国际责任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系、集体责任和个体角色的关系、责任与能力的关系、责任历史正当性与现实合理性的关系、权力授让与权力置换的关系、功利型责任与伦理型责任的关系、持续性责任与脉冲性责任的关系、有条件行使责任与无条件行使责任的关系。复旦大学陈志敏认为，从历史实践和当前中国的外交行为来看，中国一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美国对“负责任大国”的界定有自己的话语霸权成分，中国要有自己的理解和界定。
尽管不能在所有问题上形成共识，但学者们的激烈辩论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的认识，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国际责任？“负责任大国”的涵义是什么？各国对“负责任大国”的共识有多少？“负责任大国”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中国距离“负责人大国”还有多远？要对国家还是国际负责？中国要成为“负责任大国”应怎样减少国际压力和猜忌？“大国责任”由什么决定？角色定位与国家目标的关系是什么？“负责任大国”是外交辞令还是真正追求？“负责任大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如何？做“负责任大国”是否要考虑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变化？“负责任大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是什么？如此等等。
二、中国的国际战略
在当今的国际竞争中，战略能力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断提高战略能力是国家安全战略必须考虑的问题。2001年10月31日，江泽民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曾强调要营造有利战略态势，增强国家战略能力。④ 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实力增长幅度很大，国家的战略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我们要突破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和线性方法来看待战略能力问题，认识到构建结构型战略能力的重要性。深入研究结构型战略能力对于更准确地判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与态势、更全面地运用各种资源与力量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与会的几位学者分别从中国结构型战略能力、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海洋战略的构建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
国防大学唐永胜着重从国际体系与结构的角度对中国结构型战略能力及其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依据战略实力来源的不同，把战略能力区分为要素型战略能力与结构型战略能力。他认为，国家战略能力不仅是国家战略资源和实力的大小，战略能力的运用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一个国家结构型战略能力的最主要变量是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整体位置与态势。要增强我国结构性战略能力就必须改进观念，更积极地融入国际体系，注重物质与非物质领域的协调发展，并以此作为参与世界和影响世界的基础。
自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⑤ 软实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作用备受重视。中国战略能力的提高必然包含“非物质领域”的发展和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提高对中国和平崛起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软实力的成长影响着中国提升国际地位与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国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软实力”也日益进入对外政策的议程；“软实力”作为中国国际实力的一种形式，必须纳入到中国国家战略中。中国要想扩大自己在世界的影响，成为世界大国、强国，必须要有自己的“软实力”发展战略，规划“软实力”的提高。
复旦大学陈玉刚从分析全球化与软实力的关系、软实力的工具和价值涵义入手，探讨了中国软实力在构建过程中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陈玉刚认为，软实力具有价值意义和工具性意义，两种意义可以互相转化。当把软实力所体现的吸引力转化为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时，软实力具有普世性价值意义的核心就可能会受损，甚至影响其硬实力。软实力的价值意义主要来自于其包含的某些普世性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软实力内涵的精髓在于其所包含的价值、文化和制度的普世性，即可以为这个世界提供多少共享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一国软实力与其历史和传统所包含的价值的共享性和普世性成正比。在陈玉刚看来，中国软实力构建应该重视其价值意义。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两种普世性不足的路径下，剔除其糟粕性，挖掘其普世性价值，中国仅有吸引力还不够，要使拥有的软实力能为他人所仿效和追随。相对于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中国的“稳定、和谐、发展”辨证统一的价值体系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同时含有普世性意义，应该列入人类共享价值的体系之中，这些价值构成了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资源。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应该充分挖掘、深化这些价值，并使它们系统化、体系化，使它们成为我们对外政策的核心价值和理念。正如郭树勇所指出的，中国“软实力”的构建与提高，应该提升文化成长在国家大战略中的地位，把“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为中心”作为中国大战略的基本内容。⑥
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具的国家。随着世界海军的发展和海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我国的“海洋生命线”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海洋战略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上海交通大学郭树勇综合国内、国际视角，分析了中国海洋战略发展面临的十大推动因素与十大不利因素。他认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海外贸易、能源通道和外资外贸核心地带、专属经济区等权益的保护，应对地区海权大国挑战和维护国家统一，提升国内合理的民族主义与国民士气，国家对海军发展的重视和中国成长等因素对战国海洋战略发展起推动作用。但海洋人才储备的不足，传统文化对海洋战略转型取向的制约，海权与陆权、空权、天权之间的竞争，海外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各职能部门和战略协调不充足，以及相对不利的海洋地缘政治格局，政治中心与海权中心的错位等因素对中国海洋战略发展来说却是不利的。在分析正反两反面因素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国要加快走向海洋大国的步伐，在中国民众战略意识中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同时形成一种宏观的海洋战略领导与协调机制。
当然，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海权、增强海权意识和“领海”观念是必要的，但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如资源分配不当、周围国家的猜忌和怀疑、中美竞争、“海洋”的界定分歧等。但支持中国发展海洋战略的学者坚持认为，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同中国奉行的和平发展原则并不矛盾，如同发展核武器并非为了争夺核霸权一样。如果因此而引起国际恐惧，甚至受到部分国家“先发制人”的攻击，那恰恰证明，中国有迫切必要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不能因为害怕猜忌和面临不利因素而放弃加强海军力量。有学者还认为，我国不仅有必要加强“海权意识”，而且还要注意到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已由海上转移到太空，中国甚至需要思考“太空战略”。
三、中国外交实践的分析与理论思考
中国外交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主要焦点。国内外学者既从中国的主要对外关系、地区主义政策和外交谈判与政策制定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的外交实践，又围绕中国外交的新发展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思考。
北京大学余万里提出了一个分析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的理论框架。他把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概括为大国性、差异性、不确定性三个恒量以及地缘战略、经济全球化、国内政治三个变量，并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大国性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决定中美已经形成了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华东师范大学刘军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在中苏联盟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美国曾经充当过中苏共同威胁、中苏分裂的楔子和中苏平衡的维持者三种角色。在他看来，中国应该以史为鉴，超越意识形态，成为负责任的正常大国，致力于维护国际机制的稳定。香港大学王庆新在提交的论文中指出，建构主义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美国战后依靠物质力量和软实力培植日本大众的亲美反战文化来看，中国应重视建构主义所强调的通过善意和情感认同化解安全困境的逻辑，并以此化解中日关系和美日同盟对中国的牵制。复旦大学包霞琴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探讨中日关系问题，一是深入了解两国国内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变化，探寻适当的外交方式处理中日关系；二是中国在外交上要区别对待日本和美国，特别要注意日本具有“大国愿望、小国心态”的特点。⑦
韩国仁川大学李镐铁（Hochul Lee）、瑞典阿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 Mikael Weissmann、复旦大学蔡建、国际关系学院孙学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卢国学等从中国参与地区主义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影响。李镐铁认为，实力政治或均势政治、经济相互依赖、民族（国家）主义和政治领导四个关键因素塑造了冷战后中国的东北亚政策，适应性或合作性的路线更加可能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常规路线。Weissmann认为，文化与社会的地区化、经济一体化与相互依赖、跨国界的微观地区化以及非正式网络等四个地区化的表现形式以不同方式在东亚地区起到了预防冲突的作用，东亚应在现有对话平台的基础上，努力建立互信，实现东亚稳定。孙学峰认为，由于中国接受“开放的地区主义”，⑧ 不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的地区主义政策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功。卢国学探讨了APEC合作议题不断增多的原因及其对我国区域合作政策所造成的冲击。蔡建则以六方会谈机制为例，分析了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现状及其构建的可行性。
在中国外交实践方面，与会学者还讨论了中国的谈判行为和影响因素。外交学院张清敏认为，中国外交谈判行为中的连续性主要表现在：强调原则，强调私人友谊，高层领导主管谈判；变化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国际考虑、外交谈判和官僚政治相交织、外交谈判成为双层互动博弈。复旦大学蒋昌建和沈逸深入探讨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媒体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媒体外交”已成为新的外交范式。⑨ 他们认为，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决策具有五大功能。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田野利用“PEW全球态度项目”中关于中国六城市居民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民众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情况，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会在一个社会内导致对经济国际主义的积极态度。
关于中国的外交新思维和外交转型，与会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研讨。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志洲认为，中国重进世界舞台的身份标识之一，就是要有自己的外交哲学。复旦大学赵可金对中国外交新思维的转型进行了概括：从革命外交转变为发展外交；从独立自主的结盟外交转变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从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转变为参与国际社会、寻求多边合作；从外交以国家为重日益转变为外交以人为本和为民服务；从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大棋局转变为大国总体外交的大棋局。他指出，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应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国家目标、中国国内社会发育程度、中国外交制度的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的变动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邢悦和詹奕嘉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新外交”，认为中国新外交主要表现在：从利用国际机制到承担国际责任；从以大国为主的经济外交到周边与大国并重的全方位外交；从强调自身建设到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从外交为国到外交为民。来自广州市共赢经济学研究所的马国书认为，中国的外交须超越现代国家主权之间无利益共同体之三大零和体系的“国际外交”，转向全球货币利益共同体之人类共赢体系的“全球外交”。
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范式曾假设，超越国界的国际关系同国内政治是相分离的，并且不能相互渗透。章百家曾提出，研究外交政策或外交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不过，长期以来我们很少专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⑩ 复旦大学俞沂暄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她从现代国家转型的对外维度分析了中国外交与国内政治变化的密切联系。她认为，把现代国家转型作为中国外交研究的归属，须把现代国家转型看作进行时，看作能够不断接纳、融合新标准、新要求的过程，建立一种环境变化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演变的双重动态模式。她还提出“外交即内政”，从根本上说，外交与内政不是谁决定谁、谁影响谁的问题，而是现代国家转型这一进程中的两个互相支撑的方面。
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环境决定中国只能在外交观念或外交思维上作出重大调整才能适应新形势对外交事务的要求，中国外交因此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念层面都展现了一些明显不同于已往的新特征。(11) 中国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居于世界前列的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外交哲学，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大国。作为一个应有长期性国际政治抱负的大国，中国需要有某种从长远来看是合理的和有利的外交哲学。(12)
四、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
外交实践离不开理论指导。在本次研讨会上，很多学者还就如何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并用理论指导中国外交展开了讨论。讨论的两个焦点分别是安全概念和国际关系理论性。
复旦大学任晓从“概念史”的角度剖析了“安全”概念的源流与发展，并阐发了“安全”概念发展变化的理论意义。他认为，安全概念的衍化、安全议程的深化、安全范式的变化要求我们应更多地从主体的角度关注安全问题和安全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苏长和认为，安全问题不仅是国际关系问题，还是政治、社会问题，关键是要对“安全”这一概念本身有自己的界定和看法，要深入思考“安全”的主体有哪些，研究“安全”的同时是否要注重“公平、正义”等问题。
复旦大学王义桅就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提出了很多颇具启发性的看法。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已出现终结和庸俗化倾向，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具有追根溯源、反思其主体性的迫切性。他从“国有际吗”、“国际有关系吗”、“国际关系有理论吗”这三个基本问题入手，探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先天不足与终极趋向。他还认为，中国外交从实践上诠释了国际关系的理论性，它既不会推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也不应该创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所谓中国学派；相反，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有自己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思考，不必刻意追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很多与会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应当注意“人”的主体因素，但我们不能总是“感性”地看问题，要有一定的理性。苏长和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中国学者注重运用西方的文献资料，但对中文文献资料的重视不够，这是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学术无足够信心的表现。
对于是否应该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或所谓“中国学派”，很多与会学者持商榷态度。在理论发展和创新问题上，余万里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介绍、引进阶段；理论研究的现状运用阶段；创新阶段。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三阶段。郭树勇和复旦大学宋国有等人认为，我们对西方理论实行“拿来主义”的同时，应跳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模式的窠臼，进行理论创新。复旦大学沈丁立和潘锐也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需要借鉴其他成熟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的同时加强元理论的探讨。蒋昌建提出，我们既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又不能就理论而理论，而要使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外交需要理论界的支持。如果中国能提出符合自身需要且国际接受的理论当然最好；如果不能，我们就需要熟悉、把握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便在话语权被西方主导的时代能与国际沟通、较量。
“国际关系研究一直试图在规范理论和经验分析理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13) 如何认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中国外交实践的关系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核心议题，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前提。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4) 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国际社会的上升大国，中国所突出强调的和平发展道路与西方社会既有的历史逻辑有着巨大差异。虽然理论具有普世性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地方性的一面，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外交行为，以三大主流范式为主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弘扬的是西方理念，展现的是西方理想，既不能够解释或不能充分解释，也不能有效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这既使我们看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的不足和适用性的欠缺，又使我们感受到了立足于中国外交，在吸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使命。
收稿日期：2006年11月
注释：
① Rex Li非常系统地比较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理论范式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解释和分析。Rex Li,“The China Challenge: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8,No.22 (November 1999),pp.443—476；另参见，Avery Goldstein,“Great Expectations: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3 (Winter 1997/98)，pp.36—73; Denny Roy,“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4),pp.149—168.
② 很多学者对“现状国”和“修正国”进行过理论区分，如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pp.19—20,23;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34; Randall 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 (Summer 1994),pp.72—107；另参见，Alastair l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Spring 2003)，pp.5—56.
③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主要篇目介绍”，《人民日报》2006年8月13日，第1版。
⑤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
⑥ 转引自秦亚青：“中国大战略：问题与思路”，载《学术界》2006年第2期。
⑦ 管克江：“大国愿望和小国心态”，载《人民日报》2006年9月7日。
⑧ 关于“开放的地区主义”概念，参见周涛：“‘开放的地区主义’释义”，载《国际商务研究》1998年第5期；张海平：“论开放式地区主义”，载《亚太经济》1998年第5期。
⑨ 钱皓：“媒介外交：国际关系中的新外交范式”，载《国际观察》2003年第6期。
⑩ 章百家：“中国内政与外交：历史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11) 韦宗友：“中国新外交：国内变迁、外部环境与国际秩序”，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4期。
(12) 时殷弘：“风物长宜放眼量——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3)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98页。
(14)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软实力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